作为一种文人理想，乌托邦本身并没有罪 | 冰读2016
▲ Ruth Orkin《漫画读者》
专制主义统治从来也不给民众真正参与政治实践的机会，在那里，公民社会从来只见“萌芽”，不见开花、结果。除了抽象的思辨、偏激的抗议外，文人与民众又能做些什么？
付强
四川外国语大学大外部
S.A.阿列克谢耶维奇 著 吕思宁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16年1月
这本书的“广场感”很强。读者真的如同置身于广场，淹没在人群中。哀婉的倾诉、愤怒的诅咒、无奈的啜泣、惊惶的低语……政治光谱上的所有声音如同压抑许久的雨水倾泻而下，让人透不过气。这种感觉对于经常上网的中国人是何等熟悉！
▲ 作者S.A.阿列克谢耶维奇照片
我猜，这本书的某些章节也许会合了国内某些人的口味(他们总是选择性记忆选择性失忆)，他们大概又会摆出一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嘴脸，然后得意洋洋地对自由主义再来一遍政治鞭尸。
然而在我看来，就像不能把古拉格群岛的出现算在马克思头上一样，苏联解体后的各种乱象与惨象也不应该由“自由主义”——或某种“西方歪风“——来负责。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旧制度给大革命提供了它的许多形式，大革命只不过又加进了它的独特的残忍而已。”这句话也完全适用于苏联。
作为一种文人理想，乌托邦本身并没有罪。但把理想变成囚笼、让龙种生出跳蚤的并不是苏联人民。
如果不是苏联政府近乎敲骨吸髓式地汲取民间财富，为了军工阶层的利益压制民生，人们对金钱的态度何至于如此病态疯狂？如果不是苏联政府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大肆鼓励告密与谎言，用铁腕与恐怖将原本的公民变成了禁锢在自私自利孤岛上的原子化个人，社会道德何至于沉沦致斯？如果不是苏联政府长期以来对少数族裔的种种倒行逆施（任举两个例子，三十年代把“粮仓“乌克兰变成饿殍遍野的人间地狱以及将车臣等八个民族集体流放），何来极端民族主义的反噬？
▲ 苏联解体时的照片，来源于网络
上述社会弊病不是苏联解体的“果”，而恰恰是苏联解体的“因”。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现在对解体后悔不迭的民众当初会自发走上街头昼夜阻挡“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坦克。之所以解体前的苏联社会还维持着表面的秩序与道德感，只是由于民众的小恶在“利维坦”巨大的阴影下噤若寒蝉而已。一旦国家的锁链有所松动，长期积郁的人性之恶势必猛烈发作，整个社会亦陷入人人为敌的无政府状态——这样的实例中国人未必陌生。倒是可以借孔夫子的话问一句：“虎兕出于柙，龟玉焚于椟中，是谁之过欤？“
托克维尔说，沉溺于抽象思辨缺乏政治实践的启蒙派文人影响了法国大革命的气质，使革命沾染了浮夸、偏激的风气。问题是，专制主义统治从来也不给民众真正参与政治实践的机会，在那里，公民社会从来只见“萌芽”，不见开花、结果。除了抽象的思辨、偏激的抗议外，文人与民众又能做些什么？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并称“姊妹革命“，前者所付代价极小，成果颇丰；而后者代价极大，收效甚缓。吾恐合法兰西举国文人，不能为此错也。
说到改革的各种“后遗症”，俄罗斯人有切肤之痛，不少人声泪俱下控诉贪婪的资本主义模式将国家和他们自己拖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然而人们往往忽视，无论是改革前还是改革后，经济的“过程正义”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如秦晖所言，“整体上没有遵循’最初财产来路清白，此后财富积累通过自由交易实现’的原则”。苏联解体后诞生的第一批资本寡头绝大多数都是原政权的党政官员。拿一场起点不公平、规则也不公平的伪“自由化”改革作为批判自由主义的靶子，要么是耳食之人、向声背实，要么是浑水摸鱼、别有用心。
中国是俄国的一面镜子，俄国也是中国的一面镜子，大概这就是《二手时间》得以畅销的原因吧。我想起秦晖教授《传统十论》中有几句话，权作结束语：
摆脱旧体制的束缚与失去旧体制的“保护”应当同步。不能允许有的人摆脱了束缚，却仍享受着保护。有的人失去了保护，却仍受到束缚。前者垄断着机会，后者承担着风险。前者享受着成果，而后者付出代价。
尼尔·麦克格雷格 著 吕思宁 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6年4月
《莎士比亚的动荡世界》是一本合乎“《万象》Style”的读物，无学术腔，有趣味性。
作者尼尔·麦克格雷格撷取二十件与莎剧相关的历史遗物，勾勒出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英国社会生活的实景，从而引出一代英国普通民众的自豪与荣耀、焦虑与苦痛、傲慢与偏见，同时也让读者对莎剧的理解在不觉间加深了一层。这样的写法挺像邓云乡先生的《红楼风俗谭》、《红楼识小录》。虽云“识小录”，却是以小见大。
鲁迅在和朱光潜辩难时，曾说过一番很有见地的话：“鼎在周朝，恰如碗之在现代，我们的碗，无整年不洗之理，所以鼎在当时，一定是干干净净、金光灿烂的，换了术语来说，就是它并不‘静穆’，倒有些‘热烈’。”希腊雕刻“现在之见得‘只剩一味醇朴’者，原因之一，是在曾埋土中，或久经风雨，失去了锋棱和光泽的缘故，雕造的当时，一定是崭新、雪白，而且发闪的……”
把这番话用到莎士比亚戏剧上似乎同样合适。尼尔·麦克格雷格 的书擦去了莎剧因岁月流逝而形成的“古雅”包浆，现出其热辣鲜活的本来面目。
▲ 莎士比亚环球剧院
莎剧是趋时趋新的，莎士比亚在历史剧《亨利五世》中加入爱尔兰平叛的”时事”，将英国人首次环球航行后产生的民族自豪感融入《仲夏夜之梦》，把民众对苏格兰女巫颠覆国家的焦虑投射到悲剧《麦克白》中……莎剧本是拿来在舞台上演出的，为求卖座，在戏里加入一些情色、粗俗、恐怖乃至偏狭民族情绪等等“商业元素”在所难免。“无边色语萧萧下，不尽荤段滚滚来”。莎剧是裹挟着泥沙的文学洪流，不是至清至纯的一潭死水。
读这本书，莎士比亚戏剧中一些为人忽视或晦涩难解的细节也在历史背景的映照下变得清晰起来。比如，哈姆雷特装疯时，奥菲利娅特意强调了哈姆雷特头上没有戴帽子的细节。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的英国议会专门颁布了法令，规定6岁以上的男子在星期天和节假日必须佩带羊毛帽，不戴帽者即视为违法。当时剧场中的观众马上就能和奥菲利娅产生同感，意识到哈姆雷特很可能是精神出了问题。
最后略谈一下此书的文笔，最欣赏第十九章的最后一段。这一章介绍的是天主教殉道者遗物——保存着教士欧德孔的一只眼睛的银盒子。虽然根本没有参与“火药阴谋”，无辜的他仍被处以极刑。在冷静叙述了莎士比亚时代民众喜欢围观处决现场的传统后，作者的视线忽然又回到了这个残忍时代的见证——那只早已“枯萎如梅脯”的右眼上：
“注视着这只小小的银盒子，我脑海里不由得时时浮现出爱德华·欧德孔的右眼最后看到的景象。当时的他已经被吊了起来，身负重伤，但人还没有断气。所以几乎可以肯定，他最后看到的一定是一群男男女女在那里你推我挤，每个人都竭力想要看得更清楚。最后，行刑的刽子手朝他逼近了，手里拿着那把准备将他开膛破肚的刀。”
寥寥几句就写出了牺牲者的无助和围观者的冷血，真是让人毛骨悚然的一笔！
肯·福莱特 著 于大卫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年5月
肯·福莱特的长篇小说《巨人的陨落》是今年夏天在火车上读完的。近闻这本小说得佳评无数，有人还绘声绘色地讲述了自己因沉浸在小说情节中以致于在上海地铁内反复错过站的经历。
不过照我看，此书如果作为漫漫长夏或长途旅行中消暑解闷的读物是蛮不错的，如果演员选得好，把它改编成英剧一定也很好看——十有八九还会通过广电总局的审核。但若将其赞为“史诗巨著”则未免过誉。
用词平易、语言流畅本是通俗小说的特色，否则一部千余页的小说有多少人愿意去读呢？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在遣词造句上只能千篇一律。小说里有些用词简直成了公式：一写到“兴高采烈”就用elated，凡是“陶醉”几乎必用“drink in”，“脾气暴躁”频用“tetchy”，而“激动”或“紧张”差不多总是“heart miss a beat”。
在篇幅如此巨大的小说里，几乎找不到多少新奇的意象或巧妙的句式。索姆河战役中英军在向德军战线冲锋前还要精心摆好阵型，此时作者写道：“They were ranged as perfectly as skittles in a bowling alley.”（他们像地滚球球道上码得整整齐齐的一堆撞柱）可惜这样的妙喻如凤毛麟角，太过于稀缺。 归根到底，肯·福莱特只是一位技巧娴熟的文字“匠人”，而绝非什么“真正的大师”。
▲ 战争期间的德国城市
当然，修炼成为合格的文字匠也非易事。在技术层面，《巨人的陨落》的的确确值得中国不少作家和影视编剧们好好借鉴，比如，历史细节的准确还原。历史小说成功的一大关键就是细节的真实。从上世纪初威尔士小镇的风土人情与矿工的井下生活到巴黎与伦敦上流社会的礼仪服饰，甚至一战战场英德双方武器配备与型号，作者显然都经过严谨而周密的考证。“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这种扎实的内家功夫是那些想象力过剩又喜欢投机取巧的写手模仿不来的。
但历史小说中，历史背景的渲染与历史细节的镶嵌终究是为了人物刻画，而在有些时候，肯·福莱特把这两者的关系搞反了。比如，作者花了不少笔墨刻画沃尔特和莫德这一对地下恋人在一战爆发前对和平的渴望与幻灭，但是读者读后，谅必对当时大国外交的波云诡谲印象深刻，而沃尔特和莫德的人物形象反而变得模糊不清。主人公竟成了历史事件的活动背景板，岂非本末倒置？
肯·福莱特一口气刻画了五个国家的六个家族，要将这么多人物串联起来，巧合和偶遇总归是不可缺少的，但这部小说“芝麻掉进针眼里”的事明显偏多了一点，巧合多则失真。
似乎是为了展现一战全景，作者笔下的沃尔特俨然已成德军中“最忙碌的人”：只见他时而出现在东普鲁士前线为歼灭突前俄军建言献策，时而又出现在索姆河前线亲自侦查敌情，为挫败英军攻势立下汗马功劳；时而高屋建瓴力陈将美国拉入战局的致命恶果，时而又慧眼独具亲自将列宁这颗“致命的子弹”护送回国；接着又深入虎穴，了解前线俄军动向。直至化装成卖洋葱的俄国农夫，潜入彼得格勒探听虚实，最后又重回西线，率领突击队完成德军最后的攻势……
▲ 列宁在演讲
这简直就是文革时期“高大全”英雄的德国版嘛！为了让他笔下的全能英雄们时刻身处戏剧性的历史事件现场，肯·福莱特的某些描写明显违背逻辑与常理。比如，小说中沃尔特在护送列宁返俄途中，对列宁等人的日常起居和政治讨论进行了详尽的观察。这番描写既勾勒出了列宁的性格，也反衬出沃尔特的深刻洞察力。
然而作者忽略了一个基本常识：列宁等人和德国政府不过是互相猜忌又相互利用的短暂同路人，他们怎么可能当着德国军官的面肆无忌惮地大谈政治呢？这是连普通人都不会犯的错误吧。
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说得很清楚：“车厢的地板上划了一道粉笔线，这就是俄国人的领地和那两个德国军官包厢之间的分界线，那两个军官是来护送这批活的烈性炸药的。”
再如，一战前的格里高利至多就是个有朴素正义感、满脑子“美国梦”的普通工人，一战期间的格里高利也不过是个谨守“安全第一”原则的兵油子而已，而回到彼得格勒之后的格里高利同志在很短的时间内如同张无忌练了“乾坤大挪移”一般，思想境界与政治悟性可谓一日千里。比起温和的加米涅夫，他更能看穿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比起暴躁的托洛茨基，他更能体悟列宁夺取冬宫的深远用意，列宁在夺权当夜出现在斯莫尔尼宫也要靠他的劝说......
无怪乎小说中另一个“神人”沃尔特和他没谈上几句话，便暗觉：“此人虽然只是个中士，分析起时局来却似乎颇为老道。”这样脱胎换骨般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莫非格里高利同志惨死在沙皇子弹下的母亲传给他的“革命基因”在关键时刻显灵？读到小说的这一部分，不免有一种穿越感，以为自己是在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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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荡思想 · 追求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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