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书党人札记：2018年 | 2017年  

The Death of Truth 

本书属于“有时间可以一看，没时间就算了”的类型。 

本书可以算是美国“公知”评论集，基调是阿伦特在《集权主义的起源》里打下的：

The ideal subject of totalitarian rule is not the convinced Nazi or Communist, but people for whom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fact and fiction an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rue and false no longer exist.

-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这是本书的基调。整本书都是用文明的用词骂骂咧咧，来说明alternative fact的问题，对理性消退表示担忧，对大家是非不分痛心疾首。

骂骂咧咧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骂总统。例如在第15-16页，作者写道：

If a novelist had concocted a villain like Trump - a larger-than-life, over-the-top avatar of narcissism, mendacity, ignorance, prejudice, boorishness, demagoguery, and tyrannical impulses - she or he would likely be accused of extreme contrivance and implausibility. 

有时候也挺羡慕的，制度环境不同对作家写什么怎么写的确影响太大。这么一堆词，都赶上报书名了，还能公开出版，怎能不让人羡慕呢？你换个地，早就自我阉割了。

作者还表达了对理性消退和大家是非不分的忧虑，这可能一直是专属于知识分子的忧虑。还可能标榜着良心和高贵。比如在第124-125页，作者在提到社交网络和新媒体公司的角色时，特别之处它们为fake news推波助澜。

但这其实是新媒体的老问题，商业公司追求利润最大化，因而较少考虑accountability的问题，如何使得商业公司既能赚钱，又不违背公序良俗，站着把钱挣了，难道仅仅是这个时代的问题。 

在公共管理中，同样存在“（部分）公共性事务”由私人部门供给，如何保证公平公正公开，让私人部门负起责来，是监管部门的头痛事。监管总体而言分三类，一类是自我监管，有时候靠上天，在中国是老天爷在看着你，在美国可能是上帝在看着你，基本都属于第一类监督；第二类是靠竞争对手，这是市场带来的一个极大的正外部性，有时候不是企业不想偷工减料，只是有对手企业逼着，才不得不提供了好产品，最后尝到了甜头，就一直往上走，提高了质量；第三类是第三方监督，正式的靠法律和政府监管，非正式的有媒体和大众。从这个角度讲，这本书大概属于第三方监督。

本书笔底情感充盈，使得说理部分反倒比较弱。但诉诸情感的策略往往能赢是因为System 1起作用，且大部分人是Type I类型的人。关于Type I，请参见：Li, H., 2019. Communication for coproduc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 doi:10.1080/23812346.2019.1695711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大量引用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奥威尔《1984》，赫胥黎《美丽新世界》以及波兹曼《娱乐至死》。我发现这几乎是美国写时政评论的最喜欢引用的作家。当然本本经典，也值得大家一读再读。尤其是在当下中国，读着读着就意味深长了。

Michiko Kakutani, 2018, The Death of Truth: Notes on Falsehood in the Age of Trump, Tim Duggan Books.

Misbehaving 

这个书评前面写过了《错误的行为：作为老师，试试把总分从100分提到137分》。这里补充的是我重读时候想到的与自己研究相关的一些碎片。

我尽管早就知道塞勒的这个区分“行动者与计划者”想法与卡尼曼关于系统1和系统2的想法是一致的，但看到塞勒将所有功劳归于卡尼曼，不吝惜任何溢美之词赞扬卡尼曼，还是觉得很有感触。塞勒更进一步，把这个和斯密关于“激情”和“公正的旁观者”联系起来。真心希望学界能这么友善。

我关心这个当然是因为我自己关于Type I和Type II的区分。不同的是，我更关心的是两类人不同的行为，而不是一个人身上的两种决策系统导致的“系统性偏离理性决策”的行为。我的理由是nudge是有成本的，尤其是考虑scale的时候，成本可能很高，而不是真的“轻推”低成本。这个我正在想和写。但不可否认，两种类型也完全是受卡尼曼和塞勒启发的结果。

Thaler的Nudge是对system 1的Nudge，而我的贡献是多出来的信息对System 2 - Type II的影响（激励）。个人对两种等效信息的理性不一致反应，和同一种信息对不同人有不同的作用，是不一样的两个问题。我聚焦在后一种上。延伸出来的推论是，对不同的人要用不同的信息去激励。

如何从信息不对称到沟通策略针对不同的人（Type I & II）要有不同的信息，又如何将这个应用到公共组织与个人之间的互动上。 

塞勒，2016，《“错误”的行为：行为经济学关于世界的思考，从个人到商业和社会》，王晋译，中信出版社。

A Practical Guide for Policy Analysis

这本书我最早是在Rutgers的时候，炜炜姐推荐的。我一直没有认真读一下，这次为了给学生选教材，研究了一下，发现还挺好的。

尤其是在普及基本概念的时候，这本书简约但不简单。举个例子，本书对市场和政府失灵的概括就很精当。市场失灵有三个原因：

1. 公地悲剧；

2. 外部性， 气候急剧变化就是一个典型的公地悲剧和外部性结合在一起的问题；

3. 信息不对称，柠檬市场和逆向选择问题，例子是盗版，尤其是网络时代边际成本低于平均成本，报纸和杂志为什么会在网络时代衰败，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个。

在市场之外，还有一些私人问题会变成公共“麻烦”。例如大范围家庭关系的变化，留守儿童或极高的离婚率，单亲家庭等等。又比如很勤勉但未能从市场繁荣中获益。比如市场化改革导致的分配不公平问题。又比如系统性对少数族裔的歧视。

市场失灵绝不意味着政府干预就是合理有效的。作者在第3页写到：“in most, though not all, situations in which no actual market failures can be identified, people’s private troubles cannot typically be ameliorated by even the most well-intentioned governmental interventions. Even when some amelioration is possible, there are usually many adverse side effects.” 

的确如此，有些时候政府可能不愿意（unwilling）或者没办法（incapable）干预。policymakers lack capacities and politicians have their own interests and thus are unwilling to solve the problems. 从公共选择理论去看，没票仓的事，政客都不会有激励；而另外一些事情，因为成本太高而不能得到有效推进。

所以作者随后写到：“The incentives that government faces from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may not lead it to maximize efficiency or promote a just distribution. Just as real world market may fail to realize the competitive ideal, so government may fail to advance the social good.” 市场会失灵，政府也会失灵。

作者概括政府失灵的原因也很精当：

1. 直接民主导致所谓的多数人的暴政，a majority imposing high costs on a minority； 

2. 代议制的问题，虏获The influence of organized interests and the excessive discounting of policy effects that occur after the current election cycle； 

3. 官僚制的问题， 相互扯皮（抵消），人浮于事（笨重），未能及时就民众所需而调整。

那么政策分析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应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diagnosing and remedying both market and government failures. 当然我研究非营利组织的，或许要说这政府与市场之间，为非营利组织留出了空地。市场无利可图，政府关心不足，正好是非营利组织弥补缺口，大展拳脚的时候。

这本书号称practical，其中一项令人印象深刻的实用建议叫guesstimation，译成中文大概就是拍脑袋的意思吧。当然人也不是全无根据地拍，而是说要依据之前的记录，例如基于一段时间内的平均的incremental值，来预测未来的数值。或者取各地平均之类的。这些也恰恰是联邦政府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经常使用的“拍脑袋”方法。所以也真的是很实际了。

Bardach, E., & Patashnik, E. M. (2016). A Practical Guide for Policy Analysis: The Eightfold Path to More Effective Problem Solving (Fifth). Thousand Oaks, CA: CQ Press.

Social Finance

此书是领域内的前沿作品，尽管是一本编辑起来的作品，但集中了名家如Richard Steinberg，DennisYoung和业界人士如Jacob Harold，内容既有理论基础又富有实践意义。

整个社会影响力投资的理念在中国还是比较新的，到具体操作层面，就更加付诸阙如。尤其是对如何测量社会影响力，如何应对社会投资风险和看待社会投资的回报，以及如果为社会影响力投资定价，对中国未来的社会影响力投资领域而言，可能都有可供借鉴的地方。

书中提到慈善资本主义的相关争议，让我想起件事，邹至庄教授在《贫富不均问题如何解决》（见《经济学家茶座》第42辑第8-9页）中提到过慈善资本主义的一个设想，我后来写了一个相关的呼应叫《慈善资本主义是否可行》，也发在《茶座》上。所以中文世界倒也不是全然没有涉及此书讨论的议题。（我最近还上了一次“茶客风采”：一个经济学帝国主义者的自白）

这本书的最后一章谈是不是有一种合作模式能替代资本主义，这一争论对经历过公社和改革开放的中国读者来说，倒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不过这也恰恰说明了这本书谈的议题很新很细，但回应的却是很老很大的议题。

这本书牛津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即使在欧美社会影响力投资也不是一个全面普及的概念，国内也有些许零星的介绍，但毕竟不成体系。我相信此类书籍也是非常匮乏的。本书的读者既可以是商学院和公共管理学院对社会影响力投资感兴趣的学者和学生，还可以是中国社会影响力投资的从业者，包括商业公司和非营利组织的工作人员。

若说本书有什么不足之处，恐怕是在于每一个章节尽管独立，但几十页篇幅很难将一个分支问题彻底讲清楚。而且由于作者队伍既有学界又有业界，写作风格并不是很统一。当然这可能是所有编辑成册的书籍的通病。

Nicholls, A., Paton, R., & Emerson, J. (Eds.). 2016. Social Fina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