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发现背后，都有一片深不见底的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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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在“得到”给刘苏里老师的“名家大课”写的西蒙讲稿。朋友圈我已经赠送了得到的免费阅读。这个稿子有点长，我把苏里老师的导语也放在里面，题目也是从这里提取出来的。另，这个“名家大课”里有太多好的稿子，值得订阅。
导语
赫伯特·西蒙，就是当今火得不行的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也就是人工智能的开山鼻祖。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分支，所以他还是计算机科学的创始人之一，而认知心理学又是计算机科学的基础，所以他也是认知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
但是，所有这些重要的创造，都跟更早的一项研究有关，这项研究发生在1939～1942年的加州大学，当时他担任了加利福里亚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的主任，从事地方政府研究工作，并完成了关于管理决策制定的博士论文。
1947年，这项研究结晶成了更为系统的《管理行为》这本书。《管理行为》这本书的种子，是作者在1935年读本科时写的一篇习作——《市政管理的技巧》中播下的。
再向前推，我们还可以在14和12岁的赫伯特·西蒙身上，找到他后来一系列发现和创造的轨迹。14岁时，他悟出了，“你无法依靠逻辑来改变人们的观点”，12岁时，他懂得了，“通情达理之人常有处理世事独到的见解”。这一连串的思考、体悟、研究，其实都跟一件事有关，那就是如何理解人类问题，以及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钥匙。
你看出来了吧，如果说AI是人类发现之旅皇冠上的明珠，那么，在这个发现的背后，是一片广阔无边、深不见底的大海。
在这个意义上你也会赞同这样的看法吧，就是任何重大的发现和创造，都不是一早晨的激情，或某个晚上的决心所能解决的。那些个发现和创造的结晶体，也许就跟一颗钻石那么大，它的背后，得是多大一个世界。
换句话说，缺少了那个世界，你说你手上有颗价值连城的钻石，就很让人怀疑它的来路了。
我上面对西蒙的发现和创造的倒叙，在李华芳老师的讲读中，有更为详细的版本，非常精彩。这里我想跟你说的是，读西蒙，你会有多方面的收获，而不只是增加一点有关管理和人工智能的知识和见解。这得从我准备这篇导语，给它起个名字讲起。
在说这个故事之前，我先给你推荐一本书，看完这本书，你就不用听读这篇导语了。这本书的名字是《科学迷宫里的顽童与大师：赫伯特·西蒙自传》，今年出了新版。
这本书2002年就出过中文版，名字是《我生活的种种模式》，忠实于原书名，Models of My Life。但我觉得，两个中文译本，书名都好，新版更传神一些。我给导语起的第一个名字，就跟这个书名有关，叫做“赫伯特·西蒙：在迷宫里寻寻觅觅的人生”，它来自该书的第228页，读到这一页的时候，你会发现，“迷宫”是西蒙人生的关键词。
西蒙不仅认为“人生就像是一场在迷宫中寻寻觅觅的过程”，他还认为，科学探索的过程，也像是一次次走入迷宫，碰到死角时折回来，再重新寻找另一个入口的行为。
他的“迷宫”比喻，对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和工作，都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刚才我提到过，西蒙很年轻的时候，就立志寻找解决人类问题的钥匙。他进进出出多个学科，从政治学到管理学，从经济学到认知心理学，再到计算机科学，可以说是最后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大哲，他所做的都是为了这一个目标：解决人类问题。西蒙的野心如此之大，怎么实现呢？估计99.99%的人都会认为，这根本不可能，能解决人类的一个问题就不错了。
事实上，按照李华芳老师的说法，西蒙在六个重大学科中，都有惊人的创造。依我看，还不止，也许有七个或八个甚至九个。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一个人，在很多个学科中，都占有国际级的一席之地，简直难以想象。
但西蒙做到了。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是进进出出迷宫。进进出出迷宫，得具备很多条件，比如，你得得其门而入，你得敢入，进去后你得敢于往前走，还得知道什么时候算是走到了尽头，更加重要的，是走到尽头，你还能出得来，找下一个入口。科学求索如此，工作如此，人生亦如此也。西蒙的自传，详细地记录了他进出迷宫，以及在迷宫中寻觅的事迹。
模型，Model，也是西蒙人生词典中的关键词。 他的自传标题就用了这个词，而且是复数的，Models。西蒙认为，科学的真相不可得，“没有任何一种解释是确定的”，那我们“为什么不对事件多提供几种解释呢？”
有关Models，他更重要的解释是，他要用他的实践，彻底否定一个人的人生“只有一个中心主题、一种统一思想”的成见，总之，他要使自己的人生主题，看上去“更加明朗厚重”！他不仅做到了，甚至可以说，接近完美。
我给导语起的第二个名字，叫做“赫伯特·西蒙：寻找解决人类问题的圣杯”。“圣杯”，就是耶稣受难前最后的晚餐上使用的杯子，它有很多隐喻，丢失后，寻找它的故事，多如牛毛。
我的这个标题，还是来自西蒙自己的说法。他在自传的引言中说，身为科学家和教师，我工作的中心，就是“希望找到人类决策过程中真理的圣杯”。
西蒙一边说，科学难得真相，一边又说，他的工作就是力图找到真理的圣杯。我们怎么理解他的矛盾呢？这里我不多说了，把解开西蒙矛盾的钥匙，交给你，算做导语留给你的作业吧。但我要告诉你的是，西蒙的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我。
我希望，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应该有这样一只圣杯，虽然一生寻觅也未必能有所得，但寻找圣杯的过程，却可能是支撑我们活好每一天的动力。
写这篇导语，最后我还是选择了现在这个题目：“每个发现背后，都有一片深不见底的大海”。一开头，我也谈了选择这个题目的理由，还几次提到了西蒙的人生。但我想跟你强调的是，在西蒙的发现和创造之旅中，在那片我们似乎还能看得到轨迹、边界的大海之外，还有一片真正深不见底的大海，那就是他思考、研究、探索之外、另一个丰富无比的人生面相，它们关乎西蒙的成长、爱情、交往、社会责任，以及旅行甚至休闲。
我更想说的是，酿成这片大海的，还有一片更加阔大无边的大海，它们连着一个人成长的那片土地。读西蒙，你尤其要注意这片大海的宽度和容量，否则你无法理解，在这样一个时代，怎么会出现西蒙这样的奇才？其实，还是西蒙说出来、我们才知道的，这样的奇才，在西蒙的笔下，是成群结队出现的，很长一串名字。我们不仅要为如此奇观发出惊叹，我们更要为造就自己的奇观的出现而努力奋斗。
李华芳老师不仅细致地讲解了《管理行为》这本书，他的讲解中，也触及了产生西蒙奇观背后的故事。李华芳老师可是最年轻的一辈学人。他1981年出生，今年才37岁，已经在英文顶级期刊上，发表了6、7篇学术论文。他的博士论文，《信息与捐赠：一项关于非营利组织在线交流的研究》，获得了美国公共管理研究学会的最佳博士论文奖。从他博士论文可以看出，他的研究方向是个人为什么以及如何通过公共组织有效提供公共物品，非常前沿和尖端。
1999年，华芳老师考入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毕业后，进入初创时期的浙江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一年后，去了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一干就是7年。2010年以后，他先是考入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又考进新泽西的罗格斯大学，攻读公共管理学硕士和博士，差不多跟西蒙同行。最牛的是，他一毕业就找到了一份教职，在密歇根的伟谷州立大学当起了老师。
华芳老师还是最年轻的知识分子之一。他以自己的知识和见识，对公共事务发言，在各大媒体发表了大量时评，在时评界又以“救火队员”闻名，意思是，出手稳准狠。2006，25岁那年，他跟一群小伙伴创办了《读品》，以阅读为主题，一做4年，还出了连续出版物，产生了很大影响。
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华芳老师生动的讲述吧。
刘苏里
《管理行为》第一讲：当代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赫伯特·西蒙
| 赫伯特·西蒙的成就
《管理行为》 (Administrative Behavior) 这本书的作者叫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西蒙是位很了不起的人，听到这个书名你可能觉得这只是一本管理科学或者经济学大类目下的书，其实不是，他的这本书极有创见地研究了人的行为，这就使它与我们每个人都发生了关系，它深刻地影响了至少六个学科，包括管理学、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公共行政以及计算机科学。关于这本书在哪些方面，以及怎样影响的这六大学科，我们后面都会讲到。
说西蒙很了不起，还有例证，就是他一生获奖无数。
1969年，他获得美国心理学学会(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颁发的心理科学杰出贡献奖；
1975年他拿到了图灵奖（Turing Award），这个奖对获奖者的要求极高，是计算机科学领域的最高奖项；
1978年西蒙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1986年获美国国家科学奖章（National Medal of Science），这个奖也称总统科学奖章（Presidential Medal of Science），一般都是由美国总统亲自颁奖；
1993年美国心理学学会又授予他终身成就奖；
1995年他获美国公共管理学会（ American Society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的德怀特·沃尔多（Dwight Waldo Award）奖。
此外，他被公认为是人工智能之父，是上个世纪最伟大的学者之一。
有意思的是，赫伯特·西蒙还会一点中文，还有个中文名字：司马贺。
| 西蒙的生平
下面我先给你讲讲西蒙的生平，好让你了解他是怎么开始研究管理的。
1916年6月15日，西蒙出生在美国的威斯康星州。父亲阿瑟·西蒙在他出生前12年才从德国移民到美国，在威斯康星当电器工程师。工程师的儿子从小对科学也很感兴趣，特别喜欢生物学。他在自传里回忆说，小时候还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时，晚餐的餐桌上，家人常常一起讨论时局和政治问题。要知道，西蒙出生时正值一战战火从欧洲向世界蔓延的时期，并且埋下了二战的火种。西蒙二十岁前，整个世界混乱而动荡。
在家庭中对西蒙影响最大的是他的舅舅。他舅舅当时在著名的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攻读经济学，家里有很多经济学和心理学书籍，通过这些书籍，西蒙很早就接触到了社会科学。17岁那年，他考入芝加哥大学。 刚才说了他从小喜欢生物，选择专业时也想过要学生物学，但说起来可能是天意，他是色盲，没办法做实验，这也限制了他参军，所以二战时他也没上过战场。大学专业他选的是政治学和经济学，当然还有数学这门经济学的必修课。
| 西蒙的学术之路
西蒙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时，亨利·舒尔茨（Henry Schultz）当过他的老师。舒尔茨是计量经济学家，是计量经济学会(The Econometric Society)的创始人之一，这个学会创建于1930年，如今它已经是经济学领域最著名的学会。在这位舒尔茨教授的门下，除了西蒙还有著名的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弗里德曼咱们中国人熟，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三度访问中国，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影响极大。西蒙比弗里德曼小4岁，所以他进芝大时，弗里德曼已经硕士毕业了。
从1933年到1942年，西蒙在芝加哥大学从本科一直读到取得博士学位。而他的博士论文，就是我们讲的这部经典作品《管理行为》的最初“脚本”。
西蒙是怎么搞起管理行为研究的呢？这跟他读博期间参与的一项研究工作直接相关。当然这项工作又可以追溯到西蒙读本科时写的一篇学期论文。他读本科时，为一位研究政府效绩的老师当助手。那位老师带着他用各种办法测量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用现在时髦的说法是“政府绩效考核”。
师徒二人对当时测量政府绩效的各种方法和说道都不满意，那些方法和解释只是在说政府的效率又提高了，或者针对提高效率给出一些假设的措施，但是却没有提供相应的论据，讲不出个所以然来。西蒙的这个助手最后和老师一起写了本书，书名是《测量基层政府行为》，在西蒙本科毕业后就出版了。这本书为测定政府绩效提供了有效的测量方法和理论依据，也成了西蒙研究组织决策行为的敲门砖。
这一段的研究助手经历对西蒙影响很大，不光跟老师一起出了本书，还将自己引上了组织决策行为研究的道路，并且最终成了西蒙一生的志业。可见再好的学生也需要机遇，这个机遇往往是你遇到什么样的导师。
差不多是西蒙和老师的书出版的同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个研究小组也开始研究如何测量政府绩效。因为西蒙和老师已经有了一些研究成果，西蒙的研究表现也显得颇有能力，就被选到伯克利去做这个小组的负责人。所以从1939到1942这三年，西蒙实际上是在伯克利度过的。也是在这个期间，西蒙通过了芝加哥大学博士资格考试，写完了关于管理行为的博士论文。
当然这要感谢芝加哥大学和他的导师，芝大不仅允许西蒙到伯克利担任研究项目的领导，还同意西蒙用邮寄的方式递交他的博士资格考试答卷，免得西蒙两地奔波。从这里你也能看出，世界一流大学之所以一流，不是没有道理的。
1942年，西蒙拿到了博士学位，伯克利研究项目的经费也用完了。当然，即使像西蒙这样的人才，也并不太好找工作，恰好这时伊利诺伊理工大学有个职位，西蒙就应聘了。这所大学也是名校，是芝加哥高等学府的巨头之一，另一所是西北大学。这样，他就从伯克利回到了芝加哥。
| 回到芝加哥与加入考尔斯基金会
对西蒙来说，在那个时候回到芝加哥意义重大，他的这个选择决定了他后来的一切，甚至对整个管理科学的后续发展都意义重大。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考尔斯经济研究委员会（Cowles Commission for Research in Economics）当时就设在芝加哥大学。这个经济研究机构是由美国的一位经济学家兼企业家阿尔弗雷德·考尔斯在1932年创建的，后来他们家族将它改名为考尔斯基金会（Cowles Foundation），它支持用数学和统计学进行经济学研究，对经济学的发展影响非常深远。那时考尔斯委员会经常组织研讨，西蒙也去参与。
常去的还有库普曼斯和他的学生阿罗、霍维茨、克莱因等人。弗里德曼、莫迪格里亚尼也去。这些人在几十年后全都排着队，拿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阿罗是1972年，库普曼斯是1975年，弗里德曼1976年，西蒙自己是1978年，克莱因1980年，莫迪格里亚尼1985年，霍维茨比较晚，是2007年拿到的。总之，当时芝加哥就聚集了这样一群经济学人，他们高手过招，相互砥砺，像一颗颗新星璀璨升起。
参加考尔斯委员会的活动，促使西蒙将研究重心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逐渐转到了经济学和心理学上，让他有机会重新思考经济学。这一转变对西蒙意义重大，一方面，正是这个变化，让西蒙凭他的研究成就最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另一方面，从那时起西蒙开始思考他的“有限理性”思想，西蒙的这一原创思想从微观的个人行为和心理层面，为研究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奠定了基础。下一讲我会为你讲解。
总结一下，我们简单讲了西蒙从出生到博士毕业期间的一些经历，主要是为了向你解释他是怎么开始研究管理行为的，你从中能看到有时候，一些偶然的机遇，常常帮助成就一些伟大的学者。
《管理行为》第二讲：一部关注人的决策行为的著作
| 西蒙的活动轨迹
上一讲的最后我们说到，1943年西蒙应聘了芝加哥伊利诺伊理工大学的教职，这让他有机会参加设在芝加哥大学的考斯特经济研究委员会的活动，这促使西蒙将研究重心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逐渐转到经济学和心理学上来，也让他有机会重新思考经济学。
到了1949年，卡内基梅隆大学收到一大笔捐款，并用这笔捐款设立了工业管理研究院，西蒙就跳槽了，他被请去加盟这个学院并担当系主任。他和他的新同事想把经济学和行为科学作为工商管理教育的基础。在西蒙看来，如果不深刻理解个人行为和决策，就不能推行有效的管理学教育，因为管理最终是要依靠一个个具体的人。
而恰好在这个时间点上，工业管理理论和科学技术都有了飞跃式的发展。西蒙敏锐地意识到，应该借助计算机技术，研究人如何进行决策。西蒙一开始是想用计算机程序模拟人如何解决问题，但渐渐地，他的研究重心干脆就转到了利用计算机来模拟人类认知。通过对认知过程的研究，研究人类的行为和决策。那时他就发现并坚信计算机技术可以为研究人类认知提供有效的方法。
可以说，这就是现在火爆的人工智能思想的起源。而西蒙认识到这一点，是在70年前。要说什么叫高瞻远瞩，这就是最好的例子。如今人工智能的诸多进展，都得益于当初西蒙“用计算机模拟人类认知”的想法。比如说由机器识别与分类，他的这一想法启发后来的学者从模拟认知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让机器像人一样，先学习一部分数据，利用学到的东西再去识别、分类和推断。说西蒙是人工智能之父，恐怕并不为过。
| 西蒙的学术进路
那我们回顾一下前面谈的西蒙的学术思想进路，从一开始学习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到教授这两门学科，再到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管理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特别是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西蒙的研究始终围绕着如何解决实际问题，也就是人怎么决策，人在不同的组织里怎么决策，个人的决策又如何影响组织行为，以及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更好地研究决策。他的研究横跨了六大学科，并且对每个学科都产生了巨大影响，那支撑他的底气是什么呢？就是他的研究内核，“决策”，他的研究一直都没离开“决策”二字。而要理解西蒙关于决策的思想，《管理行为》这本书是无论如何都不能错过的经典。
上一讲我们说了，他的博士论文是《管理行为》的“脚本”。《管理行为》后来再版了4次，第一版是1947年出版的，1997年，《管理行为》第四版出版。50年后的西蒙，在第四版的每一章后面都重新添加了评论，不仅回顾了学科的发展，对批评意见进行回应，也提出了后续可供跟进的方向。语言平实，但掩不住思想的深邃，这的确是西蒙的特色。
《管理行为》从第一版到今天，70年过去了，书中的内容是不是已经过时了呢？有这种担心并不奇怪，但经典之所以是经典，正因为它历久弥新。西蒙研究的是人类的组织决策，而人类组织的历史已经超过4000年。尽管组织的形式发生了很多变化，但西蒙抓住了核心议题，那就是人如何做决策。他认为，虽然管理中的具体问题和碰到的约束，会因时代变化而变化，但人类行为和决策的基础议题没有大的变化。
| 传统的管理理论
下面我们先看一看西蒙的理论与其他人的区别。有人一谈管理学，就先冲向古希腊的色诺芬，可色诺芬讲的是奴隶主管理奴隶，跟现代管理完全不搭界。学者们普遍赞成，从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入手谈现代管理，比较靠谱。韦伯的想法并不复杂，他认为官僚制可以非常高效，并且设定了一个官僚制的理想类型，那就是要具备以下几个要素：
分工，在一个组织里，你干什么，他干什么，要说清楚；
领导和下属要上下有序，有权威等级，不能领导说往东，下属却往西；
要有成文的规定和档案，规章制度，奖赏惩罚，晋升制度，要写明白；
要有专业培训；
人际关系要“非人格化”，就是说人际关系主要围绕工作而建立，同事间没必要称兄道弟，搞姐妹淘之类；
要根据能力选拔人才，不能提拔和重用那些只会拍领导马屁的人。
除了韦伯，还有一个人也不得不提，就是科学管理之父泰勒，他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叫《科学管理原理》。大意是说，做出一个产品，可以通过分解工人的动作，分析出做得又快又好的诀窍，让所有工人仿效学习，这样公司的生产率就都提高了，企业也能生产更多的产品，组织的运行就科学了。
在我看来，韦伯、泰勒，他们的这些设想都不太接地气，所以才叫理想类型。不过，大体上说，管理学理论一开始，都是奔着把人当机器的做法去的，在韦伯那里是“去人格化”，在泰勒那里叫做科学管理。但人毕竟不是机器，有血有肉，有时候勤快有时候会偷懒。每个人加入一个组织，都有自己的目的，如果非强求一个人对组织如何如何，那就离现代思维太远了点。
| 西蒙的管理理论突破
而西蒙的这本《管理行为》，就站在对以往的思维定式的批判之上，他认为如果对组织的描述都不清楚、不准确，怎么能谈什么管理准则呢？当务之急是要精确描述组织的面貌和运转情况，把这点先说清楚了，才能提出组织管理的理论。西蒙认为以前的组织理论的重要缺陷，就是没有把一个团体、一个组织、一个公司里的人描述清楚。人是怎么做决策的，人和组织的关系是什么，组织对人又会产生什么影响，组织中的人又会因此而做出什么样的决策，等等。组织里“人的决策”是如此显而易见又重要无比，居然没有得到精确的描述，西蒙认为这无论如何是不可接受的。
西蒙在《管理行为》这本书里，提出的最重要的基本假定就是决策制定的过程，是理解组织的关键。不理解人的决策就不能理解组织，而要理解组织中人的决策，就要先把这件事描述清楚，清楚之后再来谈背后的道理也不迟。
正是凭借《管理行为》对组织内个人决策的系列研究，西蒙拿到了197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诺奖委员会在颁奖公告中，对《管理行为》不吝赞美之词，重点是西蒙不断突破之前的管理学和经济学成见，把新的理论和见解带入了经济学关于人的决策研究，也为理解经济组织的运行提供了新的洞见。详细情况，下一讲我会继续跟你聊聊。
总结一下，西蒙在70年前就敏锐地意识到，应该借助计算机技术，研究人如何进行决策，这使他成为人工智能之父。而西蒙认为个人如何决策，是理解一个组织的运行和管理的关键。也就是说，要先研究人的决策问题，而不是管理的技术层面的问题。技术层面的问题好办，它远远不能与人的决策问题相比。
《管理行为》第三讲：人是理性的吗？
| 诺奖的评价
上一讲我谈到了，西蒙因为对管理科学不同以往的卓见，获得了经济学诺奖的殊荣。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诺奖委员会颁奖公告对《管理行为》的评价。诺奖委员会说，西蒙的这本《管理行为》所论述的思想跟传统经济学完全不同。
传统经济学把企业当成一个黑箱，认为反正企业的最终目标是利润最大化，至于企业家怎么做决策，多少资源用于生产，多少用于营销，如果用于营销，要用什么策略等等，都没有被认真研究和考虑。因为传统经济学理论更关心宏观上市场的效率，所以只假设企业自己是会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价格机制在宏观上市场上能起作用，那么市场就是有效率的。
而西蒙把企业当成一个不断根据资源、人员和社会环境进行调整的系统。他指出，能把企业组织起来的，是一张由内部沟通编织起来的密密麻麻的网。在这张密网中，各个员工担负着不同的决策角色，是决策把他们联系在一起，让他们相互协调。企业的良性运营，既不是纯粹靠价格机制，也不是纯粹靠权威命令。
更重要的是，西蒙在《管理行为》一书里彻底拒绝了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假设。诺奖委员会对这一点非常看重，大大赞赏了一番。为什么这一点特别重要呢？因为传统经济学利润最大化假设的背后是理性人假设，意思是说，人是理性的，他们能综合各种信息作出最优的选择。
| 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设
而西蒙却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这个假设叫“有限理性”假设。这也是西蒙理论的微观基础。西蒙认为，人不可能全知全能， 也没法做到完全理性，决策时不可能找到所谓最优选择，只能找到一个相对满意的选择。
对企业来说，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设，意味着没有办法每时每刻都找得到利润最大化的方案。现实也正是这样，人们往往要先追求过得去，差不多满意。恰恰因为差不多满意了就行，反而能够协调企业内部时有发生的利益冲突，让大家都能差不多满意，而不是每个人都利益最大化。比如说总共一百元利润，经理最大化自己的利益，想都自己拿走；员工也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也想都要走，这样企业怎么办得下去？如果大家只是找一个相对满意的分配方案，反而能协调利益之间的冲突。
所以，追求满意而不是利益最大化，是西蒙为决策要达到的结果设定的调子。为什么追求满意而不是最大化？
西蒙认为，人在决策时，起作用的是人的理性的有限性，这个限度，使人们不可能求得事事最佳，选择的往往是一个差不多满意的结果。
实际上，上个世纪40～50年代，学界占据绝对上风的，是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就是人人都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如此说来，西蒙的理论，从有限理性推导出人只是追求满意的行为，可以说是石破天惊。
好，我们从西蒙的有限理性谈到了追求满意而不是最大化，接下来我跟你仔细聊一聊西蒙是怎样具体论述的。
| 西蒙对“有限理性”的具体论述
西蒙在《管理行为》这本书中，开门见山地说管理分成两大部分，第一是决策，第二是执行，而且执行过程中也时时都有决策。奇怪的是，当时的管理学讨论中，大部分研究者注意的是怎么执行到位和有效，很少有人讨论怎么决策。殊不知，决策方向出错，执行效率越高，岂不是朝着错误的方向上越走越远？
好比说，我们在第二讲中谈到过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他讲过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怎么让工人搬砖搬得快，他甚至把工人的动作具体分解到弯下腰后怎么样直起来速度更快、又不会造成腰肌劳损，甚至每次搬几块砖是最佳效果等等，但他就是忘了问一句：为什么要搬砖呢？西蒙指出凡事目的才是最重要的，他一锤定音，没有目的的管理没有意义。
西蒙认为，人们做决策，最重要的是要先问为什么做，应不应该做。西蒙把这一类决策过程叫做“价值判断”；而一旦决定做一件事，选择什么方案把这件事快速高效地做好，西蒙叫它“事实判断”。
这个事实与价值两分的说法，听上去好像跟韦伯关于价值中立原则很相似，韦伯在他的《以学术为志业》的演讲中说过，事实世界与价值世界是两回事。但实际上西蒙的思想与韦伯的这个论述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这一点常常被其他社会科学家误解。后来爆发的西蒙跟政治学家瓦尔多的争论，就是一个例子。这是后话，我们回头再说。
那么，当我们遇到具体事情时，西蒙说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到底是什么呢？西蒙在书中举了一个例子，讲的是假设修筑一条街道，其中包含了哪些价值的和事实的因素。西蒙分析说，在修一条新街道前肯定要先确定以下几点要素：
街道的设计方案；
街道设计方案跟这个地区总规划的合理关系；
项目融资手段；
项目是采用外包方式还是由地方政府组织完成；
修新的街道跟后续维护的关系；
跟自然环境有关的其他问题。
你注意一下，上面的每一个问题，都夹杂着价值要素和事实要素，那我们怎么分辨呢？西蒙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只要把修这条新街道的目的和施工的程序区分开来，就可以部分地区分出事实和价值。但是西蒙可并没有说，在实际事务中，事实跟价值可以完全分开。
他分析说，修一条街道必须考虑修建的目的，以及会给哪些人造成怎么样的影响。换句话说，就是必须明确修这条街的社会价值。这些价值包括：
交通运输的速度和便利程度；
交通安全；
新街道布局对房地产价值的影响；
修路的费用；
纳税人如何分摊修路费用。
然后呢，与此同时，又必须考虑一些具体的事实，例如各种材料修筑的道路的平整度、耐久性和价格；从费用和交通便利角度看，备选路线的相对优缺点；以及不同融资手段的成本和费用分摊情况。
也就是说，因为修路费用是由这一地区的税纳人承担的，纳税人对是否要修，又如何修筑， 肯定有他们的价值判断，这些判断与修筑街道的目的连在一起；而当修路的目标已经确定以后，就要从事实上比较不同融资手段的成本，在能够实现目标的相同的条件下，找一个成本低的分摊费用的办法。
事实上，不仅是公共政策，任何组织的项目，其目标往往都是多重的，所以，最终怎么决策，取决于不同目标对一个组织的重要程度，目标越重要，组织会越重视，想尽办法去实现。目标一旦确定下来，剩下要决策的就是从所有备选方案中，挑出最有助于实现目标的那个方案。
西蒙正是在这个修筑街道的例子里，首次提出了什么是“满意”行为。他分析说，决策过程是一个选择的过程，任何一个人，不管是高层管理者，还是基层工作人员，时时刻刻都面临着选择。即便是普通的个体，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上，也总是面临着多种选择，但人往往不能鱼和熊掌兼得，只能选择其中之一。人们通过逐渐缩减备选方案，最终采纳一个方案，而这个方案往往不是最优的，但很可能是一个让人感到满意的方案。
总结一下今天，今天我们讲了一个问题的两个层面：一是，西蒙打破了传统经济学关于完全理性人的假设，指出人的理性是有限度的，这个理论被概括为“有限理性假设”；二是，由于理性的限度，人们的决策结果往往选择的是满意，而不是传统经济学说的利益最大化。
我们还推出了西蒙举的修筑街道的例子，说明任何组织，甚至每个个体都随时面临多种选择，正是有限理性真实地起着作用，才使人能逐渐缩减备选方案，最终采纳一个不一定是最优，而是一个让人感到满意的方案。
《管理行为》第四讲：破除管理理论中的成见
上一讲我们谈到西蒙关于“满意”的思想，相对于传统经济学利益最大化的假设，是巨大的突破。西蒙认为人的行为是追求满意，而不是利益最大化。
他提出了一个比传统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更加切合实际的假设，那就是人的“有限理性”。这一假设的逻辑是，现实中人的行为目标只是达到满意的状态，而无法追求最优，所以人的行为不可能像传统经济学假设的那么“理性”。
| 西蒙对以往管理理论的突破
这一讲我们谈的第一个问题是西蒙对以往的管理理论的突破。他明确地说，以往的研究者说得都不对，他们只是接受了关于管理准则的成见，但缺少反思。他指出对于任何一项管理准则来说，其实都是福祸相依的。
比如大部分人都相信，分工导致专业化，从而导致高效率，进而获得更多的利润。这一逻辑听起来无懈可击，绝无问题。但西蒙指出，这明显与实际情况不符，比如说，一个全国性的公司在聘用和分布工作人员时，到底应该按照地区专业化，还是按照职能专业化来雇请和分配呢？
如果按照地区化分配，可能出现的问题是这个地区眼下缺乏的或许是某种专门的技术人员；而完全按照职能化来分配，技术人员就可能要不断出差，在各个地区疲于奔命。这两种情况都不太可能提升管理效率，甚至给企业添乱。即便是有的企业只需要专业化的管理原则，到底选择哪一种专业化也同样是问题。
西蒙毫不客气地指出，要真正提高管理效率，首先要破除这些管理理论中的成见。比如说依靠数据而不是以往的管理原则，更有可能帮助组织的领导者做决策。
你要知道，在70年前西蒙就提出依靠数据，而不是管理理论中的条条框框进行决策，当然是突破性的。
| 决策过程中的“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
好，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步谈西蒙对决策过程中的两种判断，即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解析。
其实上一讲我们已经谈了西蒙对这两种判断的区分。他认为，在管理上把价值和事实分开，是“一种非常基本的区分”。而支撑西蒙这一思想的，是成形于20世纪20年代最有影响的西方哲学思潮之一，逻辑实证主义。
逻辑实证主义认为，验证一个命题是否正确，就要把命题里说的情况和实际经验相比较，或者通过逻辑推理把这个命题引导到能够和经验相比较的路子上来。
依据这样的哲学思路，那些基于价值判断的命题，即通常是涉及到“应该如何如何”的问题，就不是阐述“事实上如何”的事实命题，从而是道德命题。因为像“应该如何”这样的道德命题，无法通过以往的经验或者逻辑推论来检验到底是不是正确的。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是也常常会面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境况吗？价值观相近的人容易做出相同的价值判断，而价值观不同的人，对同一件事情的判断可能完全不同。
为了区分管理所面对的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西蒙又举了一个例子，他摘出美国陆军的一本《步兵野战手册》中的一段话，那段话说：
“突袭是攻击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无论战役大小都应该力争达到突袭效果。步兵要营造突袭的效果，必须对袭击时间、地点以及兵力部署的情况保密。”
西蒙总结说，这段话里首先包含的是一个价值判断，即“要不要突袭”。手册里说突袭是攻击成功的主要因素，可是或许有人就不这样看，有的军官也许会认为打伏击战更容易成功。只有当决定突袭了，即突袭这个决策确定下来以后，掂量那些为实现成功突袭而采取的措施是不是合适，才涉及到事实判断。在上面的例子中，事实判断是要对突袭的时间、地点和兵力部署等情况施加保密措施。
通过这个例子西蒙想说的是，管理决策常常同时包括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对决策进行评价。尽管依据逻辑实证主义原理，我们不能从事实层面推导出一个价值是不是正确，但我们总能在相对意义上，例如在目标已经被确定了的情况下，来判断手段是不是合适，也就是对决策进行事实判断。既然是事实判断，那我们就可以用经验证据来看到底是对是错。
| “政策问题”和“管理问题”
讲完这几层逻辑，西蒙就利用这一原理讨论了公共管理中争论不休的“政策问题”和“管理问题”，西蒙说，必须把它们区分开来。
在公共管理中，行政到底能不能从政治中分离出来，是一个历史悠久却从来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早在1887年，公共管理的创始人威尔逊（Woodrow Wilson）写过一本《行政研究》，这本书是该领域的开山之作，这本书里最著名的话是：“立宪难，行宪更难。”扩展其意就是立规矩难、定决策难，执行或者推行规矩更难。
所谓行政，就是行使和推行既定的决策。威尔逊认为，行政这件事，就如同在生意中搞管理，首先要把行政从“政治”中分离出来。他说行政研究的目标有两个：
一是要弄清楚什么是政府该做而且能做的事情；
二是研究用什么手段才能有效地做成这些该做而且能做的事情。而这与西蒙主张在管理中区分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的思想很相似。
要知道，那时候的行政研究方法与现在很不相同。那时，深入到行政机构内部研究组织如何运行，并不是主流。那时的经济学与管理学间的关系也与现在不同，尽管那时资本主义企业已经有了非常“耀眼”的经济现象，已经是非常重要的经济活动主体，但经济学家们并不关心企业内部的事情，而是认为企业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自然会有办法解决自己内部的问题。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传统经济学中的企业是全知全能的理性主体，能及时根据市场上的价格变化调整生产和管理，至于企业内部如何领导、如何监督产量和质量、如何激励工人等等，这些重要的管理问题，都被经济学家忽视了。
同样，尽管当时的学者们已经意识到，行政组织或官僚机构是政治的核心部分，但不管政治学家还是公共政策的研究者，都没有将它们当作研究目标。相反，政治研究从一开始就更关心原则性的问题，比如什么是国家，权力应该如何在政府内部分配等等。
威尔逊敏锐地意识到，政治学要发展就不能把行政组织当成黑箱来处理。而且对研究者真正有挑战的难题是，前面说到的所谓“行宪更难”。
后来终于有一位美国学者关注到了这个问题，这位学者是美国政治学会的第一任主席古德诺（Frank Goodnow），他与我们中国还有些关系呢，他做过袁世凯的法律顾问。他说过，政治与政府的政策制定相关，而行政关心的是这些政策执行的问题。因此他认为，将行政从政府对国家的整治中分离出来，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到了西蒙的时候，他认为政治上难免会涉及不同的价值讨论，但价值讨论无法遵从严格的逻辑推断，也往往不会有经验证据，所以很难得出一个大家都接受的定论，因而在讨论“什么是好的行政”这个问题上，西蒙并不是不讨论价值判断，而是强调要区分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
总结一下，西蒙指出，传统管理理论只有成见，即一些管理准则，而这些准则对所有组织都是福祸两相依的。因为决策必然涉及到价值和事实。西蒙明确提出，要区分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这样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决策。这种区分对公共管理同样必要，将政治和行政区分开来，就能够准确地讨论什么是好的行政，以便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
下一讲，我们专门讨论西蒙关于区分政治与行政的观点，以及由此引发的他与政治学家瓦尔多的争论。
《管理行为》第五讲：瓦尔多与西蒙大论战
瓦尔多是赫赫有名的政治学家，从耶鲁大学拿到博士学位，根据博士论文出版了《行政国家》一书，也是公共管理的必读之作。瓦尔多跟那些一心想把行政从政治中分离出来的学者完全不同，可以说是反其道而行之，一直在努力把行政绑在政治过程中，认为行政和政治完全不能分离。
| 瓦尔多对西蒙关于“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的怀疑
1952年，瓦尔多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民主行政理论的发展》，回顾和评述了围绕“行政”问题展开的讨论和进展，评到了西蒙的《管理行为》这本书。瓦尔多认为，西蒙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区分开来就能帮助更有效地决策，从方法论角度看，是站不住的，西蒙只不过服从了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对方法论的看法。
瓦尔多进一步直言，事实和价值根本不能分开来。一旦你选择一个特定事实，这个“选择特定事实”本身就包含了价值判断，这说明政治和行政本来就是缠绕在一起的，无法分开。因为，既然你提出的改善行政的建议，依据的正是“政治问责”这一原则，就已经深受特定的政治价值观念影响，“政治-行政”怎么分得开呢。
在瓦尔多看来，努力把政府行政从政治中摘出来的学者，关心的是摘出来后，行政效率更高而已。另外他不仅主张“事实和价值不能两分，行政和政治不能两分”，也对“让政府更加有效率”的说法很不以为然。西蒙的书中多处论述效率是价值中立的，而在瓦尔多看来，“效率”根本不可能价值中立，“效率”无非是众多“价值”中的一种，对政府来说，甚至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价值。
瓦尔多说，我们不能一面说效率是价值中立的，一面又说效率是行政科学的核心概念，这岂不陷入虚无主义的陷阱？说“效率”是行政的核心概念，相当于对“效率”做了重要的价值判断，怎么还能说“效率”是价值中立的呢？瓦尔多为这段话加了个脚注，正是这个脚注引发了瓦尔多与西蒙的大论战。
这个脚注注明了瓦尔多的两个重要看法：
第一，瓦尔多说，“我根本不相信存在所谓没有价值的事实决策”。你听出来了吗，瓦尔多的这句话本身就对“事实与价值两分论”做了“价值判断”；
第二，他说西蒙尽管对管理理论作出了卓绝的贡献，但贡献跟西蒙运用的方法论没什么关系。
| 西蒙的回应
西蒙读到瓦尔多的文章后居然勃然大怒。1952年6月，《美国政治学评论》就刊登了西蒙回应瓦尔多的文章。西蒙语带嘲讽地说，回应瓦尔多教授谬赞的最好办法，也许是沉默，但我没忍住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爱我，就要爱我的逻辑（Love me, love my logic）啊。你说我对管理科学有大的贡献，却又说我的贡献跟逻辑实证主义方法没啥关系，这哪儿是赞美，分明是赤裸裸的指控啊。在西蒙看来，瓦尔多的意思无非是，你的结论是对的，但方法却错了。这差不多是指着西蒙的鼻子骂他没逻辑。但西蒙怎么没逻辑了，瓦尔多却又语焉不详。
西蒙接着说，写《管理行为》的时候，我的推理是极其严格的。希望有一天瓦尔多先生在做研究的时候，能够遵循和我一样的标准。瓦尔多先生不仅弄错了我对“事实和价值判断”的说法，把它说成了“事实和价值决策”，对先生您自己提出的核心概念，也缺少清晰的定义。
紧接着西蒙又绵里藏针地说，尽管我已经在《管理行为》一书里清楚写过事实和价值的问题，这里只能略作解释。但这个解释是给那些熟悉英语语法基础和逻辑论证实质的人的。因为我们先不论瓦尔多先生的结论是对是错，单单从他和其他一些政治哲学家不严谨的写作来说，怕是连最基本的逻辑课都不能及格。
西蒙最后说，如果要攻击实证主义，最好先了解一下什么是实证主义以及实证主义者所用的技术再来。这样，我也好把你们认为是追求真理的道路上的同行，而不是敌人。
| 瓦尔多的“一招致胜”
也许是意识到自己把“判断”和“决策”弄混了，瓦尔多后面的回应表现出了风度，对自己弄错了概念公开道歉。还说，更糟的可能是自己完全误解了西蒙。然后瓦尔多又客客气气地重复了两件事：
第一，逻辑实证主义只是众多方法中的一种而已，逻辑实证主义也不等于科学；
第二，价值和事实不能分离，选特定事实就蕴含着价值判断。不过，瓦尔多也不认为关于事实和价值的争议是他文章的主要内容。
瓦尔多还说，他称西蒙是政治理论家，绝不希望是羞辱西蒙，因为明摆着西蒙就是个政治理论家。然后他加了一句说，只要西蒙抵制住不断为自己的第一本书的辩护的诱惑，当然他指的就是《管理行为》这本书，西蒙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理论家。
到这时，表面上看起来瓦尔多处于了下风，但最终他还是一招制胜。瓦尔多在美国行政学会设了一个“瓦尔多”奖，1995年他把瓦尔多奖发给了西蒙。5年后，也就是2000年，瓦尔多先生去世了。隔年，即2001年，西蒙先生也走了。这场长达半个世纪的争论，看上去结束了，但有关事实与价值能不能两分，行政和政治能不能两分的争论，恐怕还会延续下去。
当然，回头来看，谁能说西蒙不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理论家呢？但西蒙也没有像瓦尔多说的那样，放弃为自己这第一本书的辩护，实际上他后来横跨各个领域的研究工作，都或多或少能连回归到《管理行为》这本书上。那下面我们就讲今天的第二部分的内容，即西蒙的预言与跨界。
| 西蒙的预言和跨界
比如说看似不太相关的人工智能（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问题，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奠基人之一，西蒙在《管理行为》一书的第一版中就谈及计算机对决策和管理的影响。在第四版的扩展评论中，西蒙不仅对计算机的作用提出了展望，也警示了可能存在的问题。他指出：
计算机在数字计算方面的功能会非常强大，并且随着计算能力日益增强，我们还会发现新的功能；
计算机的发展使得存储在网络的数据日益庞大，怎么样才能利用好大型数据库，以较低的成本获取跟特定任务相关的信息，是需要探索的课题。你听，这个说法要换成现在时髦用语，就是火爆的大数据分析；
计算机会是个专家，像医疗诊断、工程设计、下棋和法律搜索等应用领域，计算机能都达到人类的专业水准。这可以算是西蒙对2017年阿尔法狗（AlphaGo）连续战胜所有顶尖的围棋高手的一个预言吧；
计算机能够让每个人几乎在瞬间和任何人通讯。虽然西蒙没有看到facebook、微博和微信等应用，但他提前宣告了即时通讯会随着网络的发展而出现；
计算机是一个巨型的头脑，能够思考和解决问题，还能做出决策。西蒙当时举的例子包括信用风险评估、基金投资、生产安排和公司财务风险诊断等等。果然，他提到的所有这些领域早就广泛应用了计算机决策，至少是利用计算机来辅助决策。
西蒙准确预见了人工智能的发展，而他警告的问题，到现在也没有过时。西蒙说计算机的发展带给我们的教训是：信息极其丰富，数据很大，但时间有限，也就是说人对信息的关注时间是稀缺的，并且人的理性也是有限的。因此对管理来说，最重要的是要考虑怎么能让人在浩瀚如海的信息中迅速找到与任务相关的信息，进行处理。这才是网络信息时代组织要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
正如我们一开始讲的，赫伯特·西蒙写了本《管理行为》，至少影响了六大学科，包括管理学，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和计算机科学。原来这不是吹牛，而是西蒙和他的《管理行为》的确牛到了这样的程度。
对于《管理行为》这样的经典，我们的讲解难免挂一漏万。大家还是赶快找一本，读起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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