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王国维戏曲论文奖颁奖典礼暨学术研讨会纪要(上)

11月18日，2019年王国维戏曲论文奖颁奖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与中国戏曲理论的发展”学术研讨会在王国维先生的故乡浙江海宁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国艺术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韩子勇，浙江省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徐晓，海宁市副市长沈勤丽，海宁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曹毅，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馗，嘉兴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王一伟等领导，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专家学者、王国维戏曲论文奖获奖代表及本地文化工作者近百人参加会议。

 开幕式现场

开幕式由沈勤丽副市长主持。曹毅部长在致辞中指出，国学大师王国维是海宁众多文化名人中的杰出代表，希望通过举办全国性的戏曲理论学术奖，能进一步弘扬王国维先生的治学精神和学术思想，用学术的影响力来坚定文化自信，呼应时代脉搏。徐晓书记表示，王国维戏曲论文奖成为重要品牌，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了广泛且深刻的影响，这是值得自豪的事情。希望大师的家乡能不断举办这样高品质的活动，弘扬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并进一步地挖掘地方人文资源，为海宁的文艺事业大发展大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韩子勇在讲话中总结了本届获奖论文的整体面向，他强调，不少获奖学者对王国维的戏曲研究提出了新认识，且以新的视野和方法对地方戏、少数民族戏曲进行了多角度研究；高校教师和在校硕博研究生作为学术研究的新生力量，也显示出了对当代戏曲发展研究更具深度的理论思考和学术创新的活力，充分展现了该奖在搭建学术交流平台、促进戏曲理论研究与实践相结合以及推动戏曲学科人才建设等方面的前瞻和引导作用。

18日上午开幕式后，进行第一场学术研讨会。王安葵、康保成、朱恒夫、朱伟明、徐宏图、孙萍、王宁等7位学者围绕“戏曲理论建设70年研究”“王国维与戏曲史学研究”“剧种理论与剧种艺术体系研究”等议题做了主题发言，王馗所长主持研讨会。

王安葵（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戏曲理论70年的成就也应进行总结，只有在总结已有成就和经验的基础上，学术研究才能更好地继续前进。戏曲史料的考据和挖掘这些年收获颇丰，现在需要从两方面继续做，一是认真研究一下新的成果哪些能够成为大家的共识，以后则不必做重复的考证；二是考据的成果和新发现的材料如何应用到史论研究上。戏曲史论著方面，康保成先生提出：“什么是中国戏剧史领域里的‘新材料’与‘新问题’？”我认为这是在关于戏剧史研究的总结性论述中要解决的问题。戏曲史书写不仅要靠掌握充分的史料，而且要有史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戏曲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在探索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走过曲折的道路，但总体看来，它对民族艺术的传承发展是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的。对于戏曲改革一直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有的论者搜索出一些负面的材料，包括当时就是作为批评的例子并已在之后的改革中克服了的例子，以此作为否定戏曲改革的例证，这是不公正的。许多从事过戏曲改革工作的老同志还健在，其中有的人还受过错误的批判，但他们对所从事的戏曲改革事业是无怨无悔的，听一听他们亲身的感受，会更深切地了解戏曲改革的艰苦过程及其意义。戏曲理论的进展，一个主要方面是体现在一些重要理论家的著作中。对这些理论家的研究有待深入。李学勤先生提出对重要的学者的著作需要读他的全集，我认为这很重要。只看他们的个别观点甚至片言只语是不够的。“体系”的建设是近年戏曲研究的一个热点，这也是田汉、梅兰芳、周信芳、张庚等老一代戏剧家的遗愿。近年许多团体和个人提出了一些体系研究课题，这些课题很重要，同时研究任务又很艰巨。它需要集体的努力，但最后又必须凝聚为领军人物的学术思想，不是把一些子课题汇集到一起就可以完成的。70年我们取得很大成绩，需要认真总结，以增强我们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在此基础上需要继续努力前进。路漫漫其修远兮，要靠我辈上下而求索。

康保成（广州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105年前，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先在《东方杂志》连载，随后出版单行本，成为一代学术经典，使后学者难以超越。其原因大概有三。第一，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评价，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始终遵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且按照几个“相互参证”的研究方法进行，《宋元戏曲史》也是如此。第二，王国维建立了一个崭新的中国戏剧史的理论框架和学术体系。他提出的“以歌舞演故事”，是迄今为止最贴切、最简洁的戏曲定义。他认为“元曲是最自然之文学”，此后不登大雅之堂的戏曲进入到了学术殿堂。第三是需要重点强调的，即王国维提出了“真戏剧必与戏曲相表里”的卓越命题。什么是“真戏剧”？与“真戏剧”相对应的不是“假戏剧”，而是不够成熟、不够纯粹的戏剧。这句话包含了两个意思，第一是“戏剧”与“戏曲”有别。有人认为王国维常常把“戏剧”与“戏曲”混称，其实他非常清楚二者的区别。书名是《宋元戏曲史》，但第一章是《上古至五代之戏剧》，可见他是把二者明确加以区分的。第二表明了他的戏剧发展阶段论。从“歌舞之兴，岂始于古之巫乎”到“以歌舞演故事”，可大体表明王国维的戏剧观，而“真戏剧必与戏曲相表里”则反映了王国维的戏剧史观。他认为中国戏剧起源早、成熟晚，戏剧是在不断进化、发展的。总之，王国维不唯上，不唯书，不随风倒伏，不人云亦云，并且运用了科学的研究方法。这使他的戏曲研究难以超越。

朱恒夫（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教授）：“剧种”一词，较为晚出，它肇始于上海在1950年创办的《戏曲报》，此词创立之后不久，就得到了学术界和社会的认同。剧种的定义应为：有着个性鲜明的主要声腔音乐、系统的表演程式与由人演唱的民族的戏剧形式。“种”本是生物学的概念，指生物在生态和形态上具有不同特点的分类的基本单位。移用到戏曲上，就是戏曲种类的意思。戏曲何以要有“种”的区分，是因为戏曲不像话剧、舞剧、歌剧那样，只是一种艺术表现形态，而是在它的内部，存在着多种艺术表现形态。就各剧种历史与现实的表现形态来看，只有声腔音乐与表演程式，具有不可替代的特点，能体现出不同剧种的性质。只有将剧种之“种”提挈出来，才能在纷繁复杂的众剧种中厘清戏曲的发展轨迹与各个剧种的来龙去脉。诸种戏曲形式因其艺术形态的不同而被分为不同的种类，而种类的差异皆由于“种子”的不同。现存戏曲剧种的总量虽多，但是“种子”却不多，主要的有弋阳腔、昆腔、秦腔、皮黄腔等。戏曲的剧种主要有高腔系统、梆子腔系统、皮黄腔系统、昆腔系统等。另外，还有由说唱曲艺如道情、滩簧、肘鼓子而形成的道情戏、滩簧戏与拉魂腔等，由民间歌舞而嬗变成剧种的秧歌戏、花灯戏、花鼓戏等，由巫教、道教、佛教的祈禳、还愿的娱神仪式演变成的傩戏、端公戏、打城戏等。“外来剧种”从源发地传播到外埠去的原因有三点：一是声腔美听，能拨动广大区域内的人甚至海内外绝大多数华人的心弦；二是剧种的源发地所在的文化区域较为广阔，剧种在这一文化区域内传播，没有任何语言、风俗、音乐及其他审美上的障碍；三是随着移民而到新的地方。

朱伟明（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湖北是中国的戏曲大省，不仅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数量众多的剧种，而且在新中国70年戏曲发展中，做出了独特贡献，具有重要的地位。湖北戏曲成为独立的学术研究对象，始自上世纪50年代，经过70年的积累，湖北戏曲研究在以下方面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其一，文献收集与整理成绩斐然，重要的代表性成果有《湖北地方戏曲丛刊》《中国地方戏曲集成•湖北卷》等；其二，戏曲表演艺术与舞台艺术研究等特色鲜明，与此相关联的是，湖北戏曲教育与改革的研究成果亦不断出现；其三，戏曲音乐、声腔研究取得新进展，代表性的重要成果有《湖北戏曲声腔剧种研究》《汉剧音乐研究》等；其四,戏曲研究立足于本土，关注学术前沿，实现创作与研究共同繁荣。新中国成立以来，湖北戏曲研究成就显著，主要可以20世纪80年代为分水岭，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戏曲研究者密切关注创作实践，集中探讨戏曲实践中亟需明确的问题诸如剧目改编、现代戏、民营剧团等；第二阶段是80年代中期以后，湖北高校教师成为一支引人注目的戏曲研究力量。湖北本土学者在学界的影响逐渐扩大，一批博士毕业后进入戏曲研究领域的青年学者，开始崭露头角，本土学者的学术实力正在彰显。简而言之，新中国70年湖北戏曲研究的发展历程，正是一部新中国戏曲研究学术史的缩影。

 第一场研讨会现场

徐宏图（浙江艺术职业学院研究员）：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第十四章《南戏之渊源及时代》中对南戏的渊源、时代与诞生地问题提出看法，成为南戏研究方面的三个著名论断。关于南戏的渊源，王国维认为南戏源于古曲(古剧)，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唱曲及宫调联套，据他统计，南戏所用南曲543支，出于古曲者凡260支，近乎一半；二是故事，他举《荆》《刘》《拜》《杀》及《琵琶记》五种戏文故事均来自古曲为例；三是表演，包括脚色行当等多有沿袭古曲者。关于南戏诞生时代，王国维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出于南宋”一说，同时又很注意南戏的滥觞期，他说：“南戏之渊源于宋，殆无可疑。至何时进步至此，则无可考。”这里的“宋”当包括滥觞期在内的北宋，可见南戏也有可能诞生于北宋。关于南戏诞生地，王国维说：“唯其与温州相关系，则不可诬也。”接着又说：“至以戏文为永嘉人所作，亦非无据。”此处的“永嘉”即温州，于是他举《祖杰戏文》《琵琶记》《韫玉传奇》等均为温州人所作为例，得出南戏诞生于温州的结论说：“宋元戏文大都出于温州，然则叶氏‘永嘉始作’之言，祝氏‘温州杂剧’之说， 其或信矣。＂前者指明叶子奇《草木子》所说“戏文始于王魁，永嘉人作之”，后者指祝允明《猥谈》所说“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剧’”。

孙萍（北京外国语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教授）: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至今，戏曲舆论和研究环境对喜（富）连成社科班的关注，主要是将其作为传统的、守旧的戏曲教育机构来看待。民国时期众多报纸和戏曲专门刊物，加诸富社之前的定语大多为“硕果仅存之旧式科班”“全国唯一旧式科班”之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今的70年间，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对于富社及科班戏曲教育的相关研究不被重视，大多数将其与现代戏曲教育视作截然分开的两个发展阶段，并没有呈现系统性、完整性、规模性的研究成果。由这样的刻板印象出发，或容易引申延展出对富社教育体系的诸多误读。事实上，富社在长达44年的办学历程中，其育人和管理理念一直伴随着时代潮流发展进行着自我调适与健全，并没有作为一座传统的孤岛顽固地进行着无原则的“坚守”。如果以一种历史的眼光对富社进行全面深入的剖析，会发现其追随时代大潮、向现代教育方向迈进做出的努力与功绩。国家社科基金2019年度艺术学重大项目《富连成人才培养体系研究》将以富社的为适应时代做出的求“新”求“变”，与其近半个世纪中在某些问题上凛然坚守的“不变”为研究焦点，以全方位、多角度、活态化地向世人呈现富连成社“不为发财致富，只为替祖师爷传道”的精神品质、艺术成就和办学思路，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为当今戏曲人才培养模式和戏曲舞台创作实践提供参考与启示。

王宁（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当代戏曲在不同时期，存在不同的矛盾主体：第一期，1949年-1966年，即所谓的“十七年”。当代戏曲的“十七年”，某种程度上就是摇摆和往复的17年，贯穿始终的是一条新、旧博弈的主线。而在这一主线背后，其实又暗含着艺术与政治、市场与行政的博弈。但整体看来，新与旧构成了这一阶段的主要矛盾。第二期，1966年-1978年，这是当代戏曲的“畸变与艰难探索期”，主体矛盾则体现为政治和艺术的冲突。这一时期的样板戏是以牺牲戏剧多样性为代价，借助政治氛围和体制力量，赢取了特殊时期艺术和政治的高度统一，同时也尝试了政治化戏剧所能达到的艺术高度。第三期，1978年-2001年，是戏曲的“回归和初步复苏期”。当代戏曲在十几年的“偏移”之后，又重新回到“十七年”的轨道，并呈现出逐渐复苏态势。在矛盾角度，则显示为从政治到艺术、从行政到市场、从新到旧的初步回归。第四期，2001年-2019年，这是当代戏曲的“全面恢复及持续繁荣期”。2001年昆剧入“非遗”的重大意义，可能还得在若干年后才能得到完全彻底的认识。她对于当代戏曲的影响广泛而深刻。在此意义上，2001年之后中国戏曲的繁荣不仅是全方位的，而且是有深度的。因为从中可以听出这样一个声音：戏曲不仅仅是戏剧，更为重要的，她是文化，是承载着民族记忆和民族精神的文化。整体看，70年的新中国戏曲走过的，其实是一条“回家”之路，完成的是一个回归，从迷途到戏剧的本体回归，回到戏剧、回到戏曲本身。70年中国戏曲反复叩问、反复作答的其实只是一个问题：乡关何处？

 获奖代表上台领奖后合影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戏曲研究》主编王馗研究员作总结发言，他指出：王国维先生奠定的中国戏曲理论研究，在百余年间形成了体系化的研究体系，其秉持的“真戏曲”的研究突显出更加鲜明的民族个性，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经由戏曲研究与戏曲实践相结合而形成更加契合戏曲本体艺术的研究局面，戏曲的持续繁荣发展与戏曲理论研究的更趋深入拓展正是70年来戏曲领域的重要成就。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持续发展和新时代戏曲艺术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戏曲理论研究的困境也进一步突显出来。一，戏曲研究更加需要理论联系实际，这需要研究者全面驾驭戏曲文本文献、图片声像以及活态传统与历史记忆，之前形成的高校与文化系统两种各具体色的研究格局要进一步融合，取长补短，共相推进戏曲史论等多元领域的拓展。二，戏曲研究在前辈学术成果领域基础上，更需要进一步拓展研究视野，深化成果的推进，避免研究领域的重复。三，近70年来开辟的戏曲研究新领域，如目连戏、傩戏、宫廷戏曲、近现代戏曲等等，更需要长效推进。四，多元学科视角下的戏曲研究更需要娴熟把握研究方法，真正展现多元观照下戏曲文化的多元侧面。这些学术工作要求，其实质是将戏曲作为有着千百年文化命脉的活态艺术进行研究，也是延续了王国维先生宏观而深刻把握学术真谛，并以此建构民族化的理论体系话语体系的学术实践，在今天，这种学术传统的恪守与发扬是持续推进戏曲研究长足发展的重要前提。

（摄像：杨立超、王静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