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认知语言学(Critical Cognitive Linguistics) , 也被称为认知语言学的批评话语研究 (Cognitive Linguistic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或CL-CDS) , 是批评话语研究界最新的研究方向之一 (Hart 2010, 2011, 2014, 2018a;Chilton 2004;Hart & Lukes 2009;张辉、江龙 2008) 。批评认知语言学探究人们在理解话语中所包含的认知—符号过程以及在构建知识与行为合法化的过程中这些认知—符号过程所起到的作用 (Hart 2018a) 。与其他的批评话语研究 (van Dijk的研究除外) 不同的是, 批评认知语言学强调意义建构的概念本质, 关注模拟概念结构和过程, 这些由话语所唤起的概念结构和过程构成了所描述事件和情景的意识形态化的理解。批评认知语言学是认知语言学与批评话语研究的融合。它关注的是言语使用 (usages) 和其引起的相关联的概念结构以及这些概念结构在话语语境中所承担的意识形态或合法化的功能 (legitimizing functions) 。批评认知语言学的兴起一方面反映认知语言学研究的“社会转向”, 同时在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批评话语研究的“认知转向”。

认知语言学本身不是一个统一的理论。Geeraerts (2010)曾把认知语言学比喻为一个由许多小岛组成的群岛, 这些小岛包括“隐喻岛”、“转喻岛”、“心理空间与概念整合岛”、“认知语法岛”以及“构式语法岛”等, 每个岛上的风光不同, 但每个岛又相互关联, 有着共同的关于语言本质的主张, 这些相互关联的理论为批评话语研究提供了一组不同的“分析工具”。认知语言学中的不同理论共享一组关于语言本质的假设, 这些假设自然也是批评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假设, 为后者提供了相同的理论线索和背景 (Hart 2011, 2015) 。

在本文中, 我们首先在第2节述介批评认知语言学的目标与承诺。第3节概述批评认知语言学的各种不同的“分析工具”以及目前研究的现状。第4节论述批评认知语言学在方法论上的最新进展。第5节是结论。

批评认知语言学主要运用认知语言学中提出的理论和观点对话语做批评性研究。与认知语言学一样, 批评认知语言学也是对语言采取了一种理论视角, 在做批评话语研究时也采取了某一理论取向。认知语言学认为, 意义在本质上是概念的, 语言使用只为意义建构提供一组提示, 语言使用与其他认知能力相互作用与相互协调, 共同完成复杂的意义建构, 这些其他的认知能力就是认知识解 (cognitive construals) (Langacker 2008;Croft & Cruse 2004) 。认知语言学认为, 人的语言理解和产出是由语言符号与认知识解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注的是符号化 (semiosis) 的认知过程, 即符号的意义与人们头脑中储存的信息 (长时记忆与工作记忆) 通过认知识解相互作用构成了人的语言理解和产出过程。就批评认知语言学而言, 意义建构的过程是人的长时记忆、认知识解以及语言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 通过意义建构, 人们赋予话语以力量, 体现意识形态为特征的意义建构并因此驱动以人为主体的社会行为, 这一切均发生在人作为社会个体的头脑之中。批评认知语言学与认知语言学一样都坚守以下三个观点 (Hart 2017) 。一是符号象征性观点 (symbolic thesis) , 即我们把语言作为一个“符号组合”的系统 (Langacker 2008) , 在这一系统中, 词与句法结构与抽象知识结构配对在一起, 形成构式。二是经验主义观点 (experientialist thesis) , 认为与语言符号 (或单位) 配对的知识结构不是人天生固有的, 也不是语言系统所独有的, 而是来自经验的一般性知识结构, 包括:1) 独特的文化与社会知识;2) 我们的身体经验以及我们的身体与客观世界相互作用所获得的普遍知识, 例如, 空间认知代表身体经验最重要的一部分, 空间认知在构建概念与概念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因此在政治或公共话语分析中人们自然地利用空间知识 (Chilton 2004;Hart 2014a;Cap 2006, 2010, 2013) 。三是百科全书式的观点 (encyclopedic thesis) , 认为语言的意义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而是与我们所拥有的百科知识有密切的联系。语言中的词和构式可以通达与其相应的概念域, 这些概念域又可以通达更大的概念知识系统, 语言中的意义是开放的 (Evans & Green 2006) 。

从以上三个观点看, 不同的语言使用是不同识解的结果。识解是指我们一般的认知能力, 使我们能够以不同的方式想象和描写同一场境。我们之所以能在话语中获得意义, 是因为在话语中使用的词、词组或句子能够引起相对应的概念结构与过程, 以便构建主体间的心理表征。由于语言可用多种方式描写同一场境, 因此相互竞争的语言使用就会引起或通达不同的概念结构与概念化。正是不同识解所导致的不同理解和表达才产生出不同的意识形态、观点立场与合法化, 因此, 话语中唤起的不同概念化只构成了我们对现实的一种潜在的和视角化的理解。某一识解与其更大的知识系统和价值相关联, 以启发的方式引导读者的推理与行为, 因此写作者/说话人可以通过操纵语言 (使用不同词语、构式以及不同的识解) 达到操纵读者/听话人思维的目的。批评认知语言学的目标就是以批评的眼光考察话语中语言使用所唤起的概念结构与过程, 以便揭示其反映的信息、价值与意识形态, 揭露语言背后隐藏的不平等、权力、歧视、观点与立场。这也是批评话语研究的根本目标。

批评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最初发端于隐喻的批评性研究, 也是目前政治话语最为多产和普遍的研究视角 (Chilton 1996;Dirven, Polzenhagen & Wolf 2007;Musolff 2003;Charteris-Black 2004, 2006;Koller 2004;Goatly 2007) 。批评引喻分析由Lakoff (1996)首先发起。他指出, 由于意识形态是某种类型的概念系统, 语言使用 (尤其是隐喻的使用) 可以为意识形态提供表达手段, 成为意识形态研究的工具。除了隐喻之外, 认知语言学为批评话语分析提供了更多理论, 这些理论涉及到更多现象, 如范畴化、突显、选择与视角等。根据Hart (2017: 80) 的分类与我个人的研究, 我认为批评认知语言学可以分为以下四类:隐喻批评分析、图式图像分析、话语世界分析 (Discourse World Analysis) 以及Hart提出的批评话语研究的认知视角。在本文中, 我们把批评隐喻分析和图式图像分析放在一起论述, 因为两者存在某种天然的联系 (Evans & Green 2006) 。然后我们介绍话语世界分析中的不同理论框架, 尤其是话语空间理论和趋近化理论。最后, 我们详细讨论Hart提出的批评认知话语分析的观点

3.1 批评隐喻分析

认知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结合的最为紧密也是最成功的研究是批评隐喻分析 (Critical Metaphor Analysis) 。批评隐喻分析吸纳了概念隐喻理论与批评话语分析的观点。首先, 概念隐喻理论认为, 隐喻不只是修辞格, 而是我们的思维方式之一, 是我们表达信仰、价值和态度的手段。自从Lakoff和Johnson的《我们赖依生存的隐喻》 (1980) 出版以来, 隐喻研究出版了上百本专著和论文集, 发表了上千篇相关的论文和书的章节 (Musolff 2016) 。Twardzisz (2013:50) (转引自Musolff (2016)) 指出, 隐喻研究与批评话语分析的结合, 引起了“隐喻研究的政治化”趋势。批评话语分析的著名学者Fairclough (1989)认为, 隐喻在批评话语分析中之所以能引起大家的兴趣, 主要是因为不同的隐喻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的附着 (ideological attachments) 。

Lakoff (1996, 2002)首次采取隐喻认知模式描写美国政治。他指出, 在政治中, 隐喻塑造我们的道德。至少在美国, 许多共和党和民主党人士在谈论道德和政治时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家庭观。他们都认为, 国家是一个家庭, 但在家庭组织结构上表现出不同的隐喻认知模式。一种隐喻模式是共和党人所偏爱的“严厉的父亲”家庭 (“strict father” family) 。这一家庭模式认为, 在家庭的层次结构中, 父亲是主要的权威人物和负担家庭重担的人, 母亲支持父亲的权威, 照顾家人的生活, 孩子必须尊重父母的权威, 学会自力更生地生活。其他隐喻包括“道德是力量” (morality is strength) , “正直是优秀品质” (Being good is being upright) 以及“道德是纯洁”等 (Lakoff 1996, 2002) 。这些隐喻都符合右翼共和党人的价值观。

符合左翼价值观的是“抚养型父母”家庭模式, 这一模式最初起源于母系家庭, 后来延伸为父母在家庭中的平等地位, 父母共同负担家庭的责任, 家庭成员之间相互照顾和关心, 共同努力, 把抚养孩子放在优先地位。在“抚养型父母”模式中, 一些隐喻如“道德是同情” (Morality is empathy) 、“行为是抚养” (Action is nurturance) 以及“道德增长是身体的长高”等是民主党人偏爱的隐喻认知模式。

两种隐喻认知模式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政治世界观。根据“抚养型父母”模式, 政府向穷人提供食物和住房的社会项目被看作是帮助建立社团的投资, 而依赖“严厉的父亲”模式的共和党人则认为, 这些社会项目是娇养人民, 他们应该学会自力更生地生活。

Cienki (2005)在Lakoff提出“严厉的父亲”与“抚养型父母”隐喻家庭模式的基础上做了一个实证的研究, 他的研究基于一个4万多字语料库, 来自2000年布什和戈尔的总统候选人辩论。他预测, 布什会使用更多的“严厉的父母”的隐喻, 而戈尔则会使用更多的“抚养型父母”的隐喻。这一实证研究不仅考察双方使用的语言, 而且还探讨手势在表达隐喻中的作用。这一研究验证了作者的预测, 布什使用了更多“严厉的父亲”模式 (22个“严厉父亲”隐喻, 7个“抚养型父亲”隐喻) , 而戈尔使用了更多的“抚养型父母”隐喻 (14个“抚养型父母”的隐喻和5个“严厉父亲”的隐喻) , 但双方都使用了两个隐喻模型中的语言。布什使用了更多的与“严厉的父亲”模式相关的手势, 这些手段大多与意象图式如力量、路径、物体和整体性有关。戈尔使用了更多与“抚养型父母”模式相关的手势, 如他使用了杯形托举的手势, 表明一种形式上的“抚养”意念。

Musolff (2016)指出, 两个道德隐喻模式 (“严厉的父亲”和“抚养型父亲”) 之间缺少明确的关系, 另外它们与“国家作为家庭”隐喻之间的关系也不明确, 即一个或同一个内在的隐喻存在两个不同的模式, 或两个隐喻模式拥有一个来源域。那么, 同一个来源如何成为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域的推理基础呢?Musolff指出, Lakoff的解释预设了两个“并行” 的来源域的存在, 而不是一个来源域, Lakoff的这一隐喻模式的构建与一个来源域的分析相互矛盾, 而且在心理上是不合理的。Musolff进一步指出,Lakoff (1996)给出的用来支持其观点的语料非常少。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为了解决Lakoff (1996)在以上问题解释上的困惑,Musolff (2016)提出了家庭场境 (family scenario) 这一范畴, 之所以提出这一范畴, 是因为语料的驱动, 特别是与阿姆斯特丹大学隐喻识别程序 (MIP-VU) 标准相一致的词汇和惯用语的频率、分布和搭配有关。这些数据使我们把两个来源概念 (如爱情婚姻和家庭) 组合在一起, 因为在欧盟大家庭中“父母”常常被呈现为一对经历婚姻生活波折的情侣。

家庭 (成员) 由以下词汇表达:baby,children, cousins across the channel, custody, family, founding fathers,foundling, godparents, mother, mama, mummy, poor relations (Musolff, 2016:31) 。

爱情婚姻关系由以下词汇表达:catch, couple, courting, courtship, divorce, flirting, engagement, getinto bed with..., honeymoon, joint account, love affair, marriage, menage atrois, love triangle, wedding (Musolff 2016: 31) 。

以上这些概念和词汇会产生各种组合, 这些组合形成了三个不同的场境。一是“父母—孩子”, 主要与团结和层级—权威的主题有关。二是欧盟情侣的婚姻生活, 例如法国与德国, 以及英国作为三角恋中的第三者。这一场境包括所有的婚姻问题如通奸、分居和离婚等。三是涉及英国与欧盟之间的爱情/婚姻关系和问题。这三个场境可以解释语料库中所有作为隐喻使用的“家庭”和“爱情”词汇, 为英国媒体描写欧盟事务提供了叙事性的和评估性的场境。批评隐喻分析在批评话语分析研究中最为普遍, 数量众多, 这里不再赘述。

3.2 话语空间理论

Chilton (2004)提出, 概念化的指称性理据模式可以解释语篇中的意义建构和语用形式定位, 两者都是基于价值的主体间一致性。这一模式被称为话语空间理论。这一理论认为, 在话语中, 我们会在思维中建立某种形式的、话语所描写的世界在概念上表征的心理空间, 即话语空间。话语空间是一个三维的几何空间, 其中心是指称中心 (deictic centre) , 交汇于指称中心的三个轴是空间—社会轴、时间轴和评估轴 (包括情态和价值轴) 。在话语空间中, 我们通过在每个轴上定位话语实体之间的关系以及话语实体与指称中心之间的关系构建话语世界 (discourse world) , 每个轴表征着与指称中心相对距离的刻度。指称中心表征着说话人或听话人在社会/空间、时间、认识情态和价值轴上目前的视角。确定指称中心周围的区域即表征说话人和听话人社会空间、时间认识和价值的立场和观点。

在社会—空间轴上, 空间的标记语如I/we与they/them等座落于空间轴上某一点上, “I/we标记语在指称中心的周围范围内, 而“they/them”标记语在指称中心之外的范围内。在空间和时间轴上, 识解为“近”的实体和过程被赋予正面价值, 而识解为“远”的实体和过程被赋予负面价值。在认识情态和价值轴上, “正确”和“可能性大“处于指称中心, 而“错误”和“可能性小”则处于指称中心之外的范围。在所有的轴上, “我们—好/他们—坏”在概念上是两分的和对立的。

Chilton (2004)使用他自己提出的话语空间理论分析了克林顿总统的电话演讲, 验证了这一理论的有效性和解释性 (Chilton 2004;Cap 2017) , 证明了这一理论为批评话语分析提供了解释政治话语空间中实体和过程表征的分析工具。

Cap (2017: 96) 指出了话语空间理论的优点。他认为话语空间理论有以下优点:1) 话语空间理论认识到从指称中心中的“自我”实体到其他实体或事物之间距离的重要作用, 这种话语中不同实体和事件相对定位的构建方式对我们理解和解构政治话语是十分重要的。2) 这一理论强调从指称中心的实体到中心之外的实体的距离是相对的, 且在符号上是通过话语进行表征的, 使我们有可能探索如何策略性地使用符号表征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从而了解话语使用的策略和手段。3) 话语空间理论的研究表明, “距离”包含了几个相互作用的层面, 在空间、时间和情态的认知域中展现话语空间中实体和事件的心理表征。

Cap (2017: 96) 同时也指出了话语空间理论可以进一步改进的地方。他认为, 话语是动态的, 而话语空间表现的是政治话语空间中相对“固定的”的概念表征, 无法体现话语实体和事件动态的变化过程。话语空间理论可以表明, 相对于三个认知层面 (空间、时间与情态和价值) 人们的心理表征是如何定位的, 但它无法展示说话者或写作者如何迫于压力建立符合他们追求的话语目标的心理表征。再者, 话语空间理论只是质性的分析, 无法提供话语中系统的和定量的词汇—语法的选择, 不同的词汇—语法选择负责把其他话语实体和事件安置于距离指称中心的和可测量的相对距离的位置上, 话语空间中的安置决定了这些话语实体和事件具有不同的语用力度。话语空间理论发现一些词汇和语法表达具有意识形态、合法化和强制性的话语功能, 但它把这些话语功能任意地定位在时间、空间和情态三个轴上的静态位置上, 结果无法解释话语空间中的边缘实体或事件向指称中心的转换, 无法确定语言形式在多大数量上或在哪个层次上强加于话语消费者 (discourse consumers) 的话语策略最为有效。话语空间理论总是使用标示话语实体或事件的名词性词组或代词来分析话语空间的常规组织形式, 忽略了动词词组的使用, 而动词词组是表现概念转换的核心成分。

3.3 趋近化理论及其应用

3.3.1 趋近化理论基本概念和框架

趋近化理论(Proximization Theory) 是话语空间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趋近化是一种话语策略, 其主要目的是把物理上和时间上较远的事件与状态 (包括较远的敌对意识形态) 呈现为对说话人/写作者与听话人/读者有负面的随之发生的影响, 把距离远的话语实体 (discourse entities) 投射为逐渐地侵占说话人/听话人的近身区域, 引起他们的警觉, 从而提高防范意识并采取措施防止侵占的发生。这一策略的目的是使说话人/写作人的行动和政策合法化以消除负面的、“国外的”“外来的”与“对立的”实体的影响。

Cap (2013)指出, 趋近化是说话人在话语中有组织有策略实施的认知—语用识解。趋近化已经发展成为认知语言学、语用学与批评话语分析中的一个概念, 主要用于解释话语空间中话语实体间关系的符号转换:话语空间中边缘的话语实体逐渐被识解为中心的话语实体, 成为话语空间中指称中心的成员之一 (Cap 2006, 2013) 。

Cap (2013)在其专著中把趋近化界定为强制的识解操作, 其目的是使说话人意识到外在威胁的逐渐靠近或唤起他们自我的警觉以及使其意识到可能造成的伤害, 以便寻求防范措施的合法化。威胁是来自话语空间边缘的实体, 称为指称中心之外的实体 (outside-deictic centre或ODC) , ODC在话语空间中会跨过一定的距离或空间侵入指称中心之内的实体 (inside-deictic centre或IDC) , 即说话人与听话人。威胁可以来自三个轴线, 三轴线交汇处就是指称中心。第一个轴是空间趋近化 (spatial proximization) , 它是一种强制的识解操作, 话语空间中边缘的实体被人们识解为在物理空间上侵占话语空间中心的实体 (说话人与听话人) 。时间趋近化 (temporal proximization) 是另一种强制的识解, 预见的冲突常被看作为是迫在眉睫、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 需要人们立即反应地采用防范的措施。空间与时间趋近化包括强烈的恐惧诉求, 典型的做法是使用类比, 把日益逼近的威胁与过去的灾难融合在一起以支持现在的场境。第三种是价值趋近化 (axiological proximization) , 识解IDC的家庭价值与对ODC的价值之间的冲突。ODC的价值常被物化为对IDC人身的伤害等。

趋近化的三个方面与策略促使话语空间中话语实体价值之间象征性距离不断缩小并对说话人和听话人产生负面的影响。听话人只有采用预防性措施才能避免对自己造成伤害, 因此趋近化的话语策略构成了政治和公共话语中主要的合法化手段。

3.3.2 趋近化理论在政治话语中的应用

Cap (2013, 2016)使用其提出的趋近化理论分析美国的政治话语。政府政治话语的分析主要是布什总统在侵入伊拉克前后的政治演讲。布什总统为给入侵伊拉克寻找更充分的理由, 克服美国民众的反战心理, 即如何使美国在离其遥远的地方对遥远的民众和国家采取合法的军事行动, 这是他政治演讲的目的, 即使其采取军事行动的政策合法化。他在入侵伊拉克之前主要采取了三种趋近化的策略。首先, 布什简要的回顾了美国历史和美国理论, 并把这一回顾与伊拉克的局面联系起来, 说明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是“英明之举”和“实现美国先贤们的理想”, 以提高美国民众对军事介入伊拉克的接受程度, 这是时间的趋近化 (temporal proximization) 。其次, 布什又把美国描写成反恐的“战场”, 好像ODC要侵入IDC (美国本土) , 对美国本土造成直接的身体上的威胁。强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美国民众与世界自由民众的潜在威胁, 这一地理与地理政治的距离在语言上被识解为缩短了, 即ODC跨过话语空间靠近指称中心与IDC, 而后者必须得有所反应以应对威胁。ODC的转换由强制的推理和隐喻 (metaphorization) 实施, 这是空间趋近化。他同时把伊拉克政权描写为“谋杀”和专制的政府, 强调美国和世界对民主自由价值观的兴趣和肯定, 以此为基础造成了价值观上的“自我”与“他者”的对立和冲突, 并强调这一冲突逐渐深化为对身体的冲突与伤害, 这是价值趋近化。

在美国侵入伊拉克后, 由于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中心的空间趋近化没有再使用, 为了保持其政策的合法性, 布什改变了其话语策略, 从强调“直接威胁”的恐惧空间与时间趋近化转换为价值趋近化, 强调美国与伊拉克前政权的价值观差异与对立冲突, 以此来愚弄全世界人民。

3.3.3 趋近化理论在健康话语中的应用

Cap (2014, 2016)还把趋近化理论应用到其他类型的话语分析中, 包括健康话语、环境话语和网络空间话语。趋近化理论之所以能应用到健康话语尤其是癌症话语的分析中是因为这一话语隐喻地识解“敌人实体” (癌症) 对指称中心的“病人”构成迫在眉睫的影响与威胁, 作为反应, 病人与医疗团队对癌症发起了防预性的“战争”。从下面的分析中, 我们可以看出, 癌症话语不同于政府政治话语, 但与后者相类似。

与政府的政治话语类似的是, 外来实体 (癌症) 侵入或正侵入内在的实体 (病人的身体) 。外来实体被识解为邪恶的且非常活跃, 影响病人身体的概率很大。内在的实体 (病人身体) 具有反击的能力, 中和和抵抗外来实体的入侵。与政府政治话语不同的是, 所谓的“外来”实体并不真正是“外面的” (ODC) , 因为癌症在病人体内发展, 而身体也不是唯一的抵抗外来实体的内在实体 (IDC) , 因为它们还得到第三方的协助 (医生和医疗团队) , 而第三方并没有被外来实体所入侵。通过分析具体的实例,Cap (2014, 2016)认为, 在健康话语中, 我们得到IDC实体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 包括病人和内科医生 (医生也是施事者, 面临共同的威胁) , 以及模糊的ODC的概念, 后者包括病人身体中感染的细胞以及一系列外在引发癌症的因素 (Cap 2017) 。

3.3.4 趋近化理论在环境话语中的应用

与公共健康话语一样, 环境话语中恐惧的构建也具有策略性的特征, 构成了环境政策合法化的前提条件。在环境话语 (具体的是环境变化话语) 中, 威胁的识解更加复杂化, 因为ODC不是很明显, 需要进一步的分析与准确地界定。

在环境话语中, 存在直接外在的影响如严重的自然灾难, 也存在直接内在的影响, 如不可持续环境管理。前者被识解为空间与时间趋近性, 后者常常包括价值趋近性。价值趋近性包括把负面的价值分配给一些公共人物、机构与企业, 把它们置于普通民众 (IDC) 的对立面。

Cap (2014, 2016)使用NATO秘书长Rasmusseo一段关于环境变化的演讲作为分析语料。Rusmusseo首先把气候识解为全球威胁, 其特征非常明显, 后果非常严重, 因此, 需要采取当机立断的行动。他使用类比, 把环境威胁看作为过去的事件, 把将来的视野识解为将来的事件会对个人产生重大的影响, 增强了恐惧的感受。把气候变化威胁识解为连续的并扩展到将来, 这一表达采用空间与时间趋近性策略。环境变化话语常把预警的投射与不可测量的因素联系在一起, 例如, 不可持续的环境管理, 忽视以及公共人物和企业的邪恶意念等, 这就包括把一些负面的价值归咎于与“自我”对立的意识形态上的“他者”。对于构建意识形态的对抗, 作者利用了两极价值表征的模式。一般来讲, 在环境话语中存在着两种主要的认知识解。一种是“他者” (ODC) 的敌对姿态有助于引起身体的警觉或构成现在事件的类比。这些事件与记忆被重新置于一个语境中, 构成了目前判断与决策的背景。

国家环境政策的合法性建立于“自我”组群 (国家与民众等) 的正面形象以及“他者”组群 (中央政府与企业等) 的负面形象。对“他者”的负面概念化是极有说服力且有效的, 因为其不作为使威胁迅速的增长, 提醒了“自我”应采取当机力断的行动。威胁的趋近化既包括温室效应的空间—时间识解, 又包括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的操纵 (价值轴上的操纵) 。

环境话语与政府政治话语的不同之处在于ODC的数量比较多并且模糊, 与健康话语类似。环境话语另一特点是它额外依靠价值趋近性, 习惯于罗列敌对的负面价值, 并同时努力塑造“自我”的正面形象或趋近性, 以鼓动群众行动起来与环境污染作斗争 (Cap 2016) 。

3.3.5 趋近化理论在网络空间话语中的应用

Cap (2014, 2016)中所用的科技话语具体指的是网络空间话语。由于网络空间技术的飞速发展, 网络安全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网络高科技有可能落到恐怖分子手中可以对公共数字网络构成一定的威胁, 网络空间话语就是呼吁民众采取防范措施避免这一灾难性事件发生, 这是比较典型的寻求合法化的话语, 虽然说话者/写作者均不是政府领导人而是科学家、记者以及媒体专家等。

作者选取了Computerworld杂志两段描述空间网络安全的话语。与环境话语类似的是, 网络空间话语也是基于引起人们的恐惧心理, 警告民众威胁正在逼近。基于这一点, 作者通过语篇的词汇—语法选择区分和构建ODC和IDC以及ODC对IDC的侵入和潜在的伤害。

除了与其他语类的话语差异不大之外, 在网络空间话语中, 我们不容易界定具体的有敌意的行为者, 不同类型的行为者包括内部人、黑客、罪犯、企业、政府与恐怖分子, 这些ODC在话语空间中都有不同的定位, 有些黑客入侵内部网络空间, 也有敌对国家或组织等等。尽管有个体差异, 各种ODC的联系也是显而易见的, 建构了一个复杂的影响网络。

Cap的分析表明, 网络空间话语主要利用了空间与时间趋近化, 极少包含价值趋近化的策略, 这也许是网络空间策略的特点 (Cap 2016) 。

3.4 Hart的批评话语研究的认知视角

Hart (2014a)提出一套较全面的批评话语分析的认知视角, 他把批评话语分析与认知语言学提出的识解操作 (construal operations) (Langacker 2008;Croft & Cruse 2004) 结合在一起, 探讨话语意义的构建及其过程中产生的立场和观点, 包括视角 (point of view) 在内的某些视角—空间特征以及语法构式作为其意义的一部分 (包括模拟空间视角) 被赋予到构式所引发的概念化上, 对其有一定的制约。Langacker (2008)认为, 语言是常规化的形式与意义配对的系统, 在这个系统中, 语法构式与词汇一样也是符号化的 (symbolic) , 构式本身是有意义的, 构式的意义存在于其引发的概念结构之中。词汇和构式都作为提示 (prompts) , 激活一系列概念操作, 这些概念操作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世界中的物理、心理和社会现象。

Croft & Cruse (2004)归纳前人提出的识解操作, 并把它们分为四个领域普遍性的认知能力 (domain general cognitive abilities) 。Hart (2014: 110) 指出, 从批评的视角看, 这些识解操作在话语语境下通过不同类型的话语策略在意识形态的表达上起着重要的作用。话语表达包含语言与概念层面, 话语策略通过语言实例 (linguistic instantiations) 进行实施, 但只有通过语言实例所诱发的概念化和概念操作才能形成言后效应 (perlocutionary efforts) 。

Hart (2010, 2014, 2017)提出了识解操作以及由此操作引起的一系列话语策略之间的关系, 请见图1。

图1. 识解操作与话语策略 (转引自Hart 2017)  

图1中垂直框里的是话语策略, 包括结构架构 (structural configuration) 、框架化 (framing) 、识别 (identification) 和定位 (positioning) 。图1中水平方向的是四种语域普遍性的认知能力, 包括格式塔 (gestalt) 、比较 (comparison) 、注意 (attention) 和视角 (perspective) 。

结构架构是一种话语策略, 通过这一策略说话人或写作者可以赋予一个场境某个意象图式表征, 从而构成我们对实体、事件、情景或关系结构最基本的理解。这一话语策略通过抽象化 (schematization) 实现, 赋予一个意象图式, 把复杂场境分析为一个“完型”的格式塔。框架化关注的是参与者和过程如何被赋予了情感的特征, 因为不同的范畴或概念隐喻随着相关以框架为基础的知识投射到同一目标域之中, 从而建构了对目标域的不同认识, 产生了不同的立场和观点。框架化策略是我们比较经验能力的体现。范畴化包括图式的应用, 以某种方式抽象一个场境, 把这一场境界定为属于某一范畴 (Hart 2014a:111) 。

识别关注的是我们选择场境哪一部分进行概念表征以及该部分相对于其他部分表征的突显程度。识别策略是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注意场境不同方面的能力。Langacker (2008)把识别能力称为“焦点调节” (focal adjustment) 。Hart (2014)认为, 这种注意分配的差异最终是定位策略和视觉转换的结果。

定位是我们从某一角度“观察”的能力。具体而言, 定位策略关注的是在空间、时间和评估层面上我们所处的位置, 相对我们自已的坐标把其他行为者和行为置于何种位置 (Chilton 2004) 。这一话语策略在话语空间理论和趋近化理论中已经提到, 这里不再赘述。

图象图式是从我们经验的重复模式中提炼出来的抽象与整体的知识结构, 这些知识形成于语言发生之前 (Johnson 1987) 。它们本身不是图像, 是从儿童早期与场境接触中抽象出来的概念。图像图式是在诸如行为、力、空间和移动等我们人类的基本经验中产生的, 可以使我们根据一组有限的离散模型来感知和理解这个世界。Evans & Green (2006: 190) 对各种不同的图像图式进行详细的介绍。它们构成了概念系统的基础。认知语言学中的涉身认知观点认为, 图像图式被指派提供词汇和语法单位的意义基础, 构成了听话人最基础的经验。

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 语言利用图像图式对同一场境进行概念化, 并赋予其不同的意识形态的识解操作, 我们拥有的一组意象图式和不同的视角可以识解某一场境, 这就构成了说话人在话语中所选择的一种认知语法。在某些话语中, 说话人以不同的方式利用了这一认知语法。Hart (2014a, 2015)利用这一认知语法分析了政治抗议话语中的抽象化 (schematization) 和空间视角 (spatial point of view) 。

Hart (2014a)指出, 左翼和右翼的报纸以不同的方式构建抗议中的暴力, 主要通过抽象化中的不同话语策略。客观上同样类型的相互作用可以在主观上识解为一个行为、一个力或一个移动事件, 表现出不同的暴力程度。Hart (2014a:114-117) 举了三个例子来说明我们可以使用不同的图像图式识解同一场境 (Hart 2014a: 114-115) 。

(1) A number of police officers were injured as they came under attackfrom the protesters.

(2) Rockets of demonstrators pushed forward and were held back bypolice.

(3) About 50 riot police move in just after 5 pm as the majority ofthe protesters began to leave the scene.

例 (1) 、 (2) 和 (3) 都表达了同一个场境, 分别被抽象为行为事件、力事件和移动事件。行为事件表示从施事到受事的能量转换。在例 (1) 中, 施事是抗议者, 而受事是警察, 施事是能量的来源而受事是能量转换的目标。例 (1) 表示了整个能量传输的过程。例 (2) 是一个力事件, 缺少能量传输。抗议者是主角, 警察是对手, 主角的位置由对手决定, 主角只是趋向一个行为, 并由对手控制, 这一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一种静止状态。例 (3) 是一个移动事件, 缺少能量传输的力度和整个过程。移动事件不是交互式的 (transactive) , 没有能量传输, 也没有生命实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只描写生命施事 (主角或射体) 相对于无生命界标的移动路径, 例 (3) 没有描写抗议者与警察之间身体上的接触, 所表现的暴力程度是最低的。从以上三例, 我们可以看到, 同一客观场境可以使用不同的图象图式, 主观上会展现不同的话语策略。

这一观点对揭示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立场至关重要, 因为在话语中征集不同的意象图式来识解某场境具有意识形态的特征, 而社会行为者 (social actors) 在这些意象图式中被赋予何种角度是由其意识形态决定的。Hart (2016:117) 通过对语料的分析发现, 报纸很可能把抗议者与警察的相互作用抽象为力移动事件或行为事件 (如前所述, 行为事件表现的暴力程度最大) 。他指出, 意象图式的分布模式使警察的行为合法化, 而使抗议者的行为非合法化。

Hart (2014a: 118) 进一步指出, 不同的语法构式会引起不同的行为图式, 有些句子会引起不对称的行为图式 (asymmetrical action schema) , 体现了从施事到受事单一方向的能量传输。Hart (2014a)认为, 不对称行为图式表明了施事对受事的直接影响或伤害, 说明施事需要为这一暴力事件负责, 承担责任, 而相互的行为图式减弱了对抗性的社会行为, 使双方共同分担责任。

Hart (2014a, 2015)详细论述了语法构式如何引起空间视角 (spatial point of view) , 这主要涉及到前面提到的话语中的定位策略。Hart (2014a)指出, 视角语法中的价值也反映在视觉图像中, 同样这一价值在某些语法构式中也有一定的表现。语言依赖其他体验领域 (包括视觉和空间经历) 来构建话语。

Hart (2015)描绘了视觉话语中的视角, 并利用视角解释和分析了政治抗议的语言表征。视角是我们在一个场境中呈现读者的角度, 换句话讲, 我们利用视角来模拟读者从某一有利位置观察所描写的场景。视角包括角度 (angle) 、距离 (distance) 和锚点 (anchor) 。角度在垂直平面运作, 包括从上至下的角度和从下至上的角度, 鸟瞰和仰视一个场境。距离主要指在水平面上观察人与场境相对位置的远近, 可以分为远景、中景和近景。锚定也是在水平面上运作, 观察一个场境不同的框架, 可以从前、后、左和右四个不同的视觉框架进行, 这些不同的锚定把场境中的行为者带入视角之中。这些视角不同的层面并非固定的, 而是会相对于场境的内部结构而产生变化。不同的视角反映在语言上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的功能。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说, 一些语法构式可以编码视角, 并从这一视角构式“邀请”读者从某一视角“观察”所描写的场境。

Kaal (2015)详细地解释了空间和时间认知在社会世界构建中的作用。认知语言学研究证明, 空间和时间在感知和思维的心理组织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通过共享基本的空间坐标系统, 思想在共享的实现基础上进行交流和商榷。Searle (2010)指出语言必须遵循一个统一的原则 (a single unifying principle) 才能在趋向共享意图性的协同社会过程中起到一定的作用, 这个统一的原则就是空间和时间认知。Levinson (2003)在研究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时认为, 空间认知的优先性是人类思维基本的组织原则, 通过这一组织原则, 我们可以在心理上使世界的复杂性视觉化, 构建不同的视角, 建立不同的世界观。空间认知促进交际, 建立交际的共同地点 (common ground) , 构成社会认知和行为的基础。

Kaal (2015)指出, 空间是静态的, 不能完全代表我们的经验, 如位置变化的速度与时间框架内短暂或长久的持续时间等。时间是我们思维中必要的因素。由于时间在我们的思维中没有独特的实体, 时间需要空间作为一个来源域构建时间概念。时间的概念域是短暂的, 它激活空间思维。时间弥补了我们对空间的认知, 增加了一个连续的层面, 让我们可以判断以变化为主体感受的时间通道的经历。思维的空间和时间认知可以使我们建构连贯一致的世界观,

政治话语不仅基于物理空间而且还基于由机构所决定的时间框架以及过去、现在和将来视角的叙事性连贯体, 叙事是我们构建的类比, 其基础是认知域普遍的空间坐标系统。在叙事中, 故事用于提供叙事发展的线索, 而在话语世界中, 空间坐标系统作为一个抽象的基础, 我们可以在某一世界观框架内探索各种不同的场境。在政治话语中, 叙事的文化常规是一个显著的特征, 因为文化常规是一些大家都能接受的普遍知识, 这使得主流的政治话语获得了隐性的推测力。

批评话语分析本质上是话语分析的跨学科研究, 主要关注语篇和话语结构实施的社会符号功能。批评话语研究大部分是阐释性的, 为避免过度的主观解读, 批评话语分析非常重视把“三角测量”作为其主要的方法论原则。为了维护三角测量的承诺, 批评话语研究采用了许多方法的研究视角, 把细致的语篇分析与历史、哲学、政治理论、社会学、语料库语言学和认知科学结合起来 (Hart 2016, 2018) 。研究方法可分为定性的和定量的方法。不管是定性还是定量的研究, 批评话语分析在本质上是解释性的, 主要关注社会行为的效果是如何从语篇常规呈现的词汇—语法选择之中产生出来的, 包括解释在某一使用情景中语言结构如何实施社会符号功能或意识形态的功能。

然而, 批评话语分析受到了学者们的批评和质疑 (Stubb 1997;Widdowson 2004) , 集中在语料选取和解释的主观性问题上, 基于政治倾向的、有偏见的解释以及潜在的社会行为过度解释或解释不足等。在“三角测量” (Triangulation) 原则和跨学科研究指引下, 批评话语分析不再是只分析一些单一和孤立的语篇, 而是通过语料库和心理实验方法探讨在语篇中语言选择所引发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符号学的功能 (Hart 2016, 2018) 。

三角测量指的是在分析中使用探究的多种手段, 以便通过证据的汇聚线索多方验证结果, 其中涉及到多种语料、多位研究者、多个理论和研究方法 (Hart 2016:2) 。三角测量在批评话语研究中用来防止主观性的分析, 使分析解释更加合理和有效。Hart (2016: 3) 指出, 在批评话语分析中, 体现三角测量的方法有多种, 语料库语言学方法和心理实验方法是最近批评认知语言学采用的新方法。

4.1 批评认知语言学与语料库

目前, 三角测量所使用的最重要的手段是语料库语言学技术 (Baker et al. 2015;Gabrielatos & Baker 2008) 。使用大数据的有代表性的一组数据进行分析来发现语言使用中反复出现的模式, 进而找出某一话语实践的主导性, 从而近距离地批评分析解释分析者的研究焦点。例如,Baker et al. (2015)介绍了语料库语言学 (Corpus Linguistics) 和批评话语分析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的理论和方法框架, 并基于英国新闻中14, 000字的关于RASIM (refugees, asylum seekers, immigrants and migrants) 的语料, 通过对语料进行搭配分析, 对比大报 (broadsheet) 和小报 (tabloid) 中短语pose as量上的差别, 以及用CDA的三种工具 (策略话语、视角化、和叙事化) 对2005年《卫报》上保守党领导人Michael Howard的演讲进行分析, 指出两种方法在话语分析中的应用及各自的利弊。文章指出, 语料库方法可以提供更多量化证据, 使批评话语分析避免主观性, 而后者也可以为前者的数据发现提供更坚实的理论基础, 弥补语料库方法在话语背景等质化分析上的缺陷。作者呼吁两种方法的结合, 以互相取长补短, 促进对话语分析的深入探讨。此外,Gabrielatos & Baker (2008)也用RASLM语料研究1996—2005年英国新闻文章中难民 (refugee) 、避难者 (asylum seeker) 、移民 (immigrant) 和移居者 (migrant) 四种易混词项的话语构建。文章基于语料库方法, 不仅对数据进行了整体分析, 还通过对大报和小报的关键词进行一致性 (concordance) 分析考察了数据的共时变化, 以及通过调查特定词项的稳定搭配 (consistent collocates) 和频率随时间的变化考察了数据的历时变化。这些分析发现关于RASIM的道德恐慌主要来自英国保守党和小报, 且占据主导地位, 还发现明显偏见词项 (如非法难民) 的存在和发展以及媒体对四种词项的混淆和合并 (重叠) 。文章指出虽然语料库方法在确定大趋势以及少数个案上都有优势, 但依然需要批评话语提供更多背景和理论方面的支持。文章最后还进一步提出了语料库方法在将来话语研究中的可能性应用。

批评话语分析进一步把语料库语言学方法用于特殊结构识解的核查中 (Coffin & O’Halloran 2006;O’Halloran 2007) 。例如, 用一个参考数据库作为控制变量, 分析者可以通过这个语料库核查目标语料库中可能和语言使用有关的推论和评价。Coffin & O’Halloran (2006)结合语料库方法和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评价分析(APPRAISAL analysis) 研究了英国流行小报《太阳报》上关于2004年5月1日十国加入欧盟的 “狗哨 (Dog-whistle politics) ” (隐性评价) 式新闻报道。作者对5月1日的报道和该报此前一周与欧盟扩大事件相关的新闻微型语料都进行了评价分析, 以系统地解释这一隐性评价 (狗哨政治) 对读者的定位作用。此外, 作者还调查了4, 500字Sunnow语料库中的相同关键词, 支持了微型语料的发现。研究发现, 虽然没有直接的文字表明, 但5月1日的报道会让《太阳报》读者把欧盟新成员看做英国生活方式和福利系统的一种威胁。语料库方法和评价分析两种方法的结合为这一结论提供了实证性和系统性的证据。O’Halloran (2007)用语料库方法说明把Lakoff & Johnson (1980)在话语层面对隐喻的解读方法用于批评话语分析的语域层面存在问题。通过查询与Lee (1992)中一篇分析中相同的三个关键词的搭配和措词, 重新调查这些词的隐喻及其在文本中尤其是硬新闻文本中如何表明特定价值。研究发现,Lee (1992)对硬新闻个案中隐喻的分析和解释具有预设性和误导性, 而基于语料库的方法则可以弥补这两个缺陷。文章认为,Lakoff & Johnson (1980)在话语层面对隐喻的解读并不适用于语域中的隐喻, 作者提出“语域韵律”的概念, 并呼吁用语料库方法来检测对与语域有关的语言数据过分的隐喻性解读。

此外, 最近的研究中, 批评话语分析还把语料库语言学方法用来检测分析者间的一致性 (inter-analyst consistency) (Marchi & Talyor 2009;Baker & Levon 2015) 。Marchi & Talyor (2009)采用语料库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结合的方法对可靠性极高的三角测量法(triangulation) 进行了探索性的个案实验。文章中两个研究背景相似的作者用同样的语料库, 都采用语料库方法与批评话语分析结合的手段, 调查以下问题:英国新闻语料中, 记者如何谈论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职业?作者从两位研究者研究结果的矛盾性、一致性以及互补性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指出, 多方法多角度的三角测量法可以为研究结果提供分析上的深度和所有变量上的创意, 但其并不能为研究结果提供更多的可靠性, 只能用于保证研究的严密性。文章最后指出, 将来的类似研究中可以考虑研究者对实验的影响以及采用更多的研究者来进行实验。此外, 为了对比批评话语分析中的质性分析和量性分析,Baker & Levon (2015)中两位作者基于同样的新闻文章数据, 各自独立调查“英国报纸对不同种类男性的呈现方式”。一位分析者用语料库方法, 采用4, 150万字的报纸电子语料, 另一位则仅采用同一语料库中的51篇文章作为语料进行质性分析。文章认为两种途径下的发现只有共同点和互补项之分, 不存在Marchi & Talyor (2009)中所说的矛盾之处。作者对两种研究发现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做了总结, 指出了语料库方法在量性分析上的优势和质性分析上的劣势以及小语料的质量分析在问题解释上的充分性和数据证据上的局限性, 两种方法的结合对话语分析有积极作用。作者认为, 应该把不同形式的研究者技能作为研究中的一个独立成分, 从而形成三角测量法, 会使批评话语分析更为有效。

4.2 批评认知语言学与实验法

批评认知语言学的发展为实验法提供了可验证的理论基础。批评话语语言学认识到, 语言与社会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必需由认知作为媒介。van Dijk (2009, 2014)提出了话语—认知—社会三角, 提出认知结构与过程在语言与社会行为之间的界面上运作 (Hart 2010, 2014a;Koller 2014;van Dijk 2008) 。批评认知语言学的共识是, 在话语与社会行为之间起媒介作用的概念结构和过程是多层面的。在批评认知语言学中, 语篇和话语的意识形态或社会符号效应最终体现在其所引起的认知效应之中。

正如前几节论述的, 批评认知语言学的特点就是通过对词汇、语法和 “构式”细致的语义描写揭示话语所表达的立场、观点和态度。批评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是模拟语言使用引起的概念结构, 继而考察这些概念结构的潜在意识形态功能和隐含意义 (Hart 2014a) 。由于批评认知语言学的分析根植于与目前我们对思维的理解相吻合的以及心理上合理的语言加工模式之中, 因此更容易使用实验的方法来验证理论或应用分析上所得出的假设。Hart (2016)指出, 批评话语分析缺乏三角测量的心理实验法, 使用心理实验法的研究很少, 都是最近几年才提出来的 (Hart 2016, 2018) 。本文简要地介绍Hart (2016, 2018)的两个个案的实验研究。

Hart (2016)在自己一系列对政治抗议媒体表征研究的基础上做了两个实验研究。Hart (2013a, b, 2014a, b, 2015)发现, 在媒体报道中使用交互动词构式 (transactive construction) 和相互构式 (reciprocal construction) 反映不同的意识形态。在2010年学生学费抗议中, 他发现, 在抗议被识解为“行为事件” (action event) 的相互作用时, 抗议者是施事的, 左翼政治的报纸如英国《卫报》 (Guardian) 偏好使用相互构式, 而右翼的报纸如《每日电讯报》 (Telegraph) 喜欢使用交互构式。左翼与右翼报纸的另一区别是相互构式中的信息顺序, 他发现, 当相互构式 (两个行为者、抗议者和警察) 被使用时, 每日电讯报 (右翼) 偏好把抗议者放在警察之前, 而英国《卫报》 (左翼) 则喜欢把警察放在句首。另一个发现是交互式构式语态的使用, 当警察在暴力相互作用中是受事, 右翼报纸喜欢使用被动语态, 而当在力与移动事件中是施事时, 则偏好使用主动语态。

从批评话语分析的角度, 不同的语法构式可以指示和引起不同的事件框架。事件框架表征世界上行为者与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不同词汇—语法选择引发不同的事件框架。在词汇—语法构式中, 构成事件框架的概念成分对应于动词论元结构中所标志的语义角色。我们利用不同的事件框架, 对同一物质情景以不同方式进行概念化。交互式与相互构式可以分别引发单边与双边的行动事件框架。在单边行为事件框架中, 从施事到受事的能量传输中能量单方向的转送。在这一概念化中, 施事是这一相互作用中能量的唯一源泉, 受事是能量的承受着。在双边行为事件框架中, 双方参与者同时是能量源泉和承受者, 参与者之间能量双方向的流动, 都是施事性的。

从批评的角度, 不同的概念化分配暴乱描写中的责任。英国《卫报》偏好的双边事件框架中, 警察和抗议者共同承担责任, 而《每日电讯报》偏好的单边行动框架中, 责任仅分配给抗议者, 警察是暴力冲突的受害者。这一对比的概念化引起不同的世界观。右翼报纸中发现的单边行动事件框架反映一个世界观, 即警察被看作公共秩序的合法维护者, 与之形成对比的英国《卫报》中发现的双边行动事件框架反映了另一个世界观, 即警察被看作干预公共政治表达的权力。

根据以上的观点,Hart (2016)设计了语料, 这些语料之间的不同在于使用不同的交互式构式、相互构式以及不同的语态 (voice) 和信息顺序。请见以下四个报道:

报道1: Aprotest against local council policy turned violent yesterday in the city ofSouthfield. Protesters attacked police officers amid scenes of chaos outsideCity Hall. The protest later moved to the central square where protesterscontinued to assault police officers. Police officers used batons to controlthe crowds, which eventually dispersed around 9 pm. 10 people receivedtreatment for injuries. 报道2: A protest against local council policy turned violent yesterday in thecity of Southfield. Police officers came under attack from protesters amidscenes of chaos outside City Hall. The protest later moved to the centralsquare where police officers continued to be assaulted by protesters. Policeofficers used batons to control the crowds, which eventually dispersed around 9pm. 10 people received treatment for injuries. 报道3: A protest against local council policy turnedviolent yesterday in the city of Southfield. Protesters clashed with policeofficers amid scenes of chaos outside City Hall. The protest later moved to thecentral square where protesters continued to trade punches with policeofficers. Police officers used batons to control the crowds, which eventuallydispersed around 9 pm. 10 people received treatment for injuries. 报道4: Aprotest against local council policy turned violent yesterday in the city ofSouthfield. Police officers clashed with protesters amid scenes of chaosoutside City Hall. The protest later moved to the central square where policeofficers continued to trade punches with protesters. Police officers usedbatons to control the crowds, which eventually dispersed around 9 pm. 10 peoplereceived treatment for injuries.

实验参与者阅读完四个报道中的一个后, 以量表形式回答以下三个问题中的一个, 这些问题是随机呈现的: (1) Where would you place the blame for the violence that occurred? (2)How aggressive do you think the protesters were? (3) How aggressive do youthink the police were?

实验发现, 以单边行为事件框架对警察和抗议者之间相互作用进行概念化导致责备主要落在施事 (抗议者) 上, 例如报道1和报道2。而以双边行为事件框架对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概念化则导致责备被均匀地分配于警察和抗议者身上。同时, 警察在双边行为事件框架中比在单边行为框架中更受责备, 被感知为更加具有进攻性。抗议者在单边行为框架中可以是施事, 在双边行为事件框架中也可作施事, 但前者情况下抗议者会被感知为更加具有进攻性。

实验结果还发现, 在双边行为事件中, 警察作为施事出现不仅可以增加警察进攻性的感知程度, 而且还可以减少单边事件框架中对抗议者进攻性的敏感度。他还指出, 当警察在双边事件框架中作为施事出现时, 警察被感知为更加具有进攻性。在双边行为事件框架中, 行为者在小句的线性组织中首先出现, 在事件框架中左边受到更多关注, 因此小句中第二次出现的行为者更加具有进攻性。总之, 这一实验的结果表明, 微妙的词汇—语法差异在读者如何解读同一故事中产生了明显的不同。同时, 该研究还发现, 参与者的政治倾向在他们解读话语时也是一个影响因素。Hart (2018a)针对隐喻的合法化作用进行了一项实验研究。如前所述, 在批评认知语言学中, 隐喻是意识形态主要的标志之一, 在社会行为的合法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隐喻是一个由话语中的隐喻表达所诱发的认知符号运作, 其中来源框架被调用, 为目标框架中的意义建构提供一个模板, 从而导致某一种框架化的效应。然而, 话语中的隐喻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真正激活不同的框架从而产生不同的框架化效应仍然受到学者们的质疑。Hart (2018a)认为, 在批评话语分析中, 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才能满足三角测量的科学要求, 他选择了“市民骚乱是火” (Civil disorder is fire) 这一隐喻做了一个个案的实验研究。Hart (2018a: 287) 提出了以下研究问题:骚乱中的媒体隐喻是否对警察应对市民动乱中使用水枪具有感知的合法性?研究假设一是:在抗议的图像中出现的火是否促进人们对警察使用水枪的支持。研究假设二是:抗议的隐喻中出现火是否同样促进人们对警察使用水枪的支持。

实验结果发现, 在多媒体新闻语篇中, 火的形象以及在缺失相互竞争的图像下的“火”隐喻在警察使用水枪的合法化上起到了明显的框架化效应。这一实验表明, 语言与图像中的媒体表征可以影响公共意见。理解隐喻的语言包含与来源域相关的心理意向的激活, 最终导致框架化的效应。

本文详述了批评认知语言学的理论背景和研究现状。批评认知语言学源于批评话语分析与认知语言学的结合, 本文把其分成了四类, 即隐喻批评分析、图式图像分析、话语世界分析以及批评话语研究的认知视角, 前两者属于传统研究, 后两者属于最近的发展, 作者介绍了各类尤其是后两类研究的理论基础及在话语分析中的实际应用。本文还进一步对批评认知语言学的方法论进行了介绍, 指出该学科的研究现状, 即把批评话语分析与语料库语言学方法和心理实验方法结合, 借此来提高该领域在量性分析上的说服力。本文认为, 多方法结合的研究对批评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大有裨益, 还有待学者们的进一步探索和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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