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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通讯 2019-08-05

(批评)话语分析的新议程

——理论、方法与跨学科研究

Ruth Wodak & Paul Chilton 苗兴伟导读

ISBN：9787301276457

内容简介

《（批评）话语分析的新议程——理论、方法与跨学科研究》围绕（批评）话语分析的新议程展开，体现了批评话语分析的跨学科和多方法的特征。正如Wodak在前言中所说，本书的话题安排紧扣三条主线：（一）对交际中的多重功能、交际实践和社会实践的反思以及对口语、书面语和视觉交际的分析；（二）对批评话语分析在跨学科研究中的影响进行的反思；（三）对未来议程、研究视角和批评话语分析局限性的反思。本书的三个部分在内容安排上具有较强的逻辑性。第一部分聚焦批评话语分析的跨学科特征，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阐明了批评话语分析的跨学科路径。第二部分汇报了批评话语分析对社会问题的前沿研究。第三部分通过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的研究探讨了话语分析在其他学科中的应用。本书的三个部分从不同的方面呈现了（批评）话语分析的新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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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评）话语分析的历史与议程

本书的目的是探讨（批评）话语分析的新议程，涉及（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方法论和跨学科研究。看到本书的题目，读者可能会有两个疑问。一是为什么书名中的“critical”加上了括号？二是何为“新”议程？第一个问题比较容易回答，本书的核心是批评话语分析，但批评话语分析的新议程也同样是普通意义上的话语分析乃至社会科学研究的新议程。第二个问题是贯穿全书的灵魂，有“新”必有“旧”，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需要了解（批评）话语分析的历史及其议程。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开始的“话语转向”促进了话语分析的发展和繁荣。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话语分析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已经成熟，并奠定了其自主的学科地位（van Dijk 1990，1999）。话语不仅仅是大于句子的语言单位，而且是一种社会实践，是体现为书面形式和口语形式的语言使用。van Dijk（1997）认为，话语有三个维度：语言使用、信念的交流（即认知）和社会情景中的互动。在语言使用的维度上，话语具有形式、意义、文体、修辞、图式结构等特征。在认知的维度上，话语被看作是一种交际事件，话语理解的前提是语言使用者拥有共同的社会文化信念，而话语也可以通过词汇的选择、文体的变异和修辞手段的运用来表达一定的观点或意识形态，并以此影响或改变他人的观点。在互动的维度上，话语是社会文化语境中的语言使用者在交际过程中实施的社会行为。因此，话语分析不仅关注话语的衔接、连贯、意义和结构等语言现象，而且把话语看作是建构社会现实、体现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实践。作为话语分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批评话语分析的显著特点是把话语与社会权力紧密联系起来，通过话语分析来揭示社会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改进问题的相应策略（Fairclough 2010: 9）。

批评话语分析的前身是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英国东安吉利亚大学的语言学家福勒等人（Fowler et al. 1979: 185）在《语言与控制》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批评语言学的概念。批评语言学家提出了对具有社会和政治意义的语篇进行系統分析的方法。在此后十年的发展中，批评语言学虽然在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也暴露出其自身的局限性，如过多地强调词汇和语法层面的分析，而忽视了话语的生产和解释过程；片面地强调语言在现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再生产中的作用；对于语言和意识形态关系的认识过于狭隘等。为了进一步完善批评语言学理论，突显批评语言分析在批评社会科学中的重要作用，Fairclough（1989）在《语言与权力》一书中提出了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批评话语分析学家在基本坚持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基础上，将社会批评理论与话语分析相结合，使批评话语分析发展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批评话语分析的主要流派包括以van Dijk为代表的社会—认知法（socio-cognitive approach）、以Fairclough为代表的辩证—关系法（dialectical-relational approach）、以Wodak为代表的语篇—历史法（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以Wetherell为代表的拉夫堡学派（Loughborough School）的话语心理学（discursive psychology）、以Kress和van Leeuwen为代表的社会符号学（social semiotics），等等。

批评话语分析不仅仅是分析语篇，而是批评。批评话语分析有什么特别之处？批评什么？怎么批评？Fairclough & Wodak（1997:271-280）所概括的批评话语分析的原则可以使我们很好地理解批评话语分析的基本特征。这些原则包括：（一）批评话语分析关注社会问题；（二）话语是社会权力关系生成和再现的场所；（三）话语构成社会和文化，是社会和文化再生和/或变化的场所；（四）话语从事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结构展现、加强、再生社会中的权力和支配关系，并使其合理化或对其进行质疑；（五）话语是历史的，应置于语境中进行考察；（六）语篇与社会的关系经由中介产生，话语与社会的关系是辨证的；（七）对语篇结构不仅仅描述，更注重解释；（八）话语是社会实践的形式，它揭示权力关系的隐晦性。就“批评”而言，人们往往把它与负面的评判和消极的苛责联系在一起，但批评话语分析所说的“批评”是观察问题的视角和解决问题的实践。批评话语分析的目的是揭示语篇中含而不露的意识形态意义，尤其是那些人们习以为常的偏见、歧视和对事实的歪曲，并解释其存在的社会条件和在权力斗争中的作用（辛斌 2005:7-8）。批评话语分析遵循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理论注重揭穿隐含的意识形态并暴露真实的社会关系和现实利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理论强调的是带来革命性变革的主观力量。批评致力于进步性的社会变革，具有解放性的社会功能。批评话语分析与批判理论一样，都是致力于输出和传递批判性的知识，促使人类通过自我反省从各种形式的支配中解放出来。因此，二者都以带来“启蒙与解放”为目标（Wodak & Meyer 2009:7）。

批评话语分析的议程有哪些？Wodak（2001:12）在《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第一版）中列出了批评话语分析的议程：

（一）理论的运作以及将语言维度与社会维度相联系的问题（中介问题）。

（二）语言学理论的应用：通常是将一整堆混杂的语言指标和变量用于语篇的分析，而分析的背后并没有理论概念和语法理论作为支撑。

（三） “语境”概念，其定义时而宽泛，时而狭窄：我们在分析语篇时需要多少信息？理论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四）对偏颇性的质疑：如何使语篇的解读具有合理性和有效性？

（五）跨学科和超学科研究还没有真正成为语篇分析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这五个方面既是批评话语分析的议程，也是所面临的挑战。本书所说的新议程基本上是在以上议程的基础上回应了批评话语分析所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了新的研究议程。那么，本书所说的新议程新在哪里？下面我们根据本书的章节安排，对批评话语分析的新议程作简要介绍。

二、內容简介

本书由三个部分组成。Wodak在前言中对三个部分的分工做了说明。第一部分讨论的是跨学科研究中的问题和模式。第二部分汇报了批评话语分析对社会问题的前沿研究，呈现了不同的语法、语用和话语分析手段在书面语篇和口语语篇分析中的应用。第三部分涉及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和路径与话语分析的整合，讨论了传统范式的“语言与文化转向”所带来的成果。

第一部分“跨学科与（批评）话语分析”聚焦（批评）话语分析的多学科性质，强调了跨学科和超学科视角在（批评）话语分析中的重要性。本部分包括五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跨学科、超学科和多学科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

第一章“跨学科研究的三个模式”由van Leeuwen撰写。作者认为，跨学科研究有三种模式：集中模式（centralist model）、多元模式（pluralist model）和整合模式（integrationist model）。集中模式就是以一个独立的学科为中心，其他学科处于边缘地位。这一模式以研究方法为取向，关注不同学科之间的重合。多元模式主张多元论，即用不同的学科视角或理论对同一个问题进行研究。与集中模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多元模式以问题为中心，运用不同的学科理论或视角解决问题，而集中模式以专门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为中心。整合模式注重不同学科的融合，与多元模式一样都以问题为中心，运用不同的学科理论或视角，与多元模式的不同之处在于整合模式注重通过整合研究解决问题，因为学科之间相互依赖，任何一个独立的学科都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van Leeuwen重点介绍了话语分析与其他学科的整合研究，包括话语分析与社会理论、历史学和人种学等学科的整合研究。在第二章“主流批评话语分析中的缺链——模块、合成与批评本能”中，Chilton对批评话语分析的政治倾向性的效果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如果批评话语分析没有真正的社会效果，那么它在理论上对社会科学也就没有值得感兴趣的贡献，对语言学更是如此。对批评话语分析的社会效果提出质疑的根据是批评话语分析虽然对心理表征表现出一定的兴趣，但在总体上忽略了对人的大脑的研究。认知心理学和进化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人类的大脑具有识别交际意图的认知模块和本能。为了弥补这一重要的理论缺陷，批评话语分析应该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政治语篇进行分析。第三章“超学科研究中的批评话语分析”由Fairclough撰写。作者阐述了跨学科研究的超学科视角，并强调了超学科研究在批评话语分析中的重要性。超学科的批评话语分析可以整合不同学科的资源，通过学科间的对话，取长补短，促进不同学科的共同发展。超学科的批评话语分析与Fairclough主张的话语辩证观高度契合，因为话语辩证观强调的是话语实践与其他社会生活要素之间的辨证关系。Fairclough以治理（governance）研究为例，说明了治理研究如何通过与批评话语分析的对话，促进了二者的发展。一方面，治理研究汲取了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批评话语分析通过与治理研究的对话，发展并丰富了批评理论，拓宽了研究的视野。第四章“话语生成中的语境知识管理——批评话语分析视角”的作者是van Dijk。作者强调了语境在话语生成和理解过程中的作用，并把语境或语境模型看作是由交际事件或情境的相关维度构成的心理模型。语境与话语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语境模型作为语境与话语之间的界面，是语言使用者在交际事件中建构的心理模型。知识是语境模型的关键成份，话语生成和理解过程中的知识管理既是话语处理的重要方面，同时也是批评话语分析应关注的重要內容，因为权力滥用与操控在交际中的运作方式涉及话语中的知识策略。语境模型中的知识具有认知装置的作用，因此van Dijk称其为知识装置（K-device）。知识装置用来“计算”交际事件中交际双方的知识状态，从而是交际参与者运用相应的知识策略（K-strategy）对话语作出调整。从批评话语分析的角度看，说话者为了达到操控的目的，有时将自己的信念伪装为普遍接受的知识强加给受话者，而把受话者未知信息处理为预设知识。第五章“点燃炉火——为什么惯习对批评话语分析是不够的”由R. Scollon和S. Scollon合作完成。作者认为，话语与现实世界的行为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把二者之间的联系归结为惯习（habitus）是不够的，批评话语分析需要研究话语是如何变成行为和行为是如何变成话语的。作者提出了话语循环的概念，并主张通过节点分析探讨话语与行为之间的联系。节点分析体现了实践理论的社会学研究和行为-活动理论的心理学研究在理论和方法论上的跨学科联系。作者通过日常生活中“点燃炉火”和儿童如何学习拼读单词“trilogy”的实例说明了话语与人类行为之间的联系。

第二部分“交叉学科的实施”聚焦与欧洲身份相关的话语，包括第六章至第十章。除了第十章，其他章节均源自维也纳大学话语、政治和身份（DPI）研究中心所从事的研究成果。DPI研究中心由Ruth Wodak在1997年发起成立，该中心主要关注三方面的内容，即机构内部的交际、国家和超国家身份话语的紧张关系以及奥地利种族主义问题。

第六章“欧盟话语分析——理论和应用”由Wodak和Weiss合作撰写。本章探讨了欧盟机构话语和决策实践话语的身份建构，勾勒出话语、政治和身份研究的概貌。作者提出了四点设想：第一，倡导使用“身份”一词的复数形式（identities）；第二，身份的协商依赖语境，并且与话语在交际过程中共同建构；第三，目前，话语、政治和身份的关系特征表现为，全新的并且通常混合的方式；第四，伴随着脚本、图案和形式、课程体系和医疗方案以及文献的规范化，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和欣赏欧洲地方文化、语言和产品。在此基础之上，作者探讨了在特定语境中分析机构话语的复杂性，强调建构一个将互文性、互语性和再语境化考虑在内的交叉学科理论框架，并提出了欧盟政治身份建构的三种合法化策略。最后，他们从历史角度、交际角度以及参与和表征的角度提出了有待于进一步阐释的三个复杂问题。第七章“‘欧洲身份的缺失！’论欧洲制宪会议的话语和交际维度”出自Krzyzanowski之手，探讨了在特定的历史和政治语境中欧洲身份的话语建构。作者在五个全天工作日的田野调查中，采用了两种相互联系和相互支持的数据搜集方法：首先，对全体会议进行了民族志观察（如房间设计、会议成员的座次安排等），目的是了解这些特征对于会议期间交际进行的影响；其次，对事先联系好的、参加欧洲制宪会议的官员开展了九场半结构化访谈，目的是采用话题框架建构会话的一些基本主题。在数据搜集的基础上，Krzyzanowski运用话语－历史分析框架对欧洲制宪会议全体会议中机构交际的发生方式进行了深入分析。此外，作者重点讨论了“主流声音”（即关于欧洲一系列重要构想展开方式）的特点，并结合具体语料分析了官员欧洲身份的建构。第八章“商议还是‘入流’？欧洲制宪会议的实证研究”是Oberhuber的研究成果，探讨了欧洲制宪会议话语内部的“主流”身份建构。作者运用话语－历史分析方法对欧洲制宪会议四个阶段田野调查的交叉学科分析，为了达到三个研究目的：第一，对欧洲制宪会议话语的机构、政治和法律语境进行全面的社会学研究，包括对制宪会议的源起、创立、结构和功能以及学术界、政治演说、法律文本、大众新闻报道等领域并行讨论的描述；第二，作者旨在调查作为主要机构场所的制宪会议，对于欧洲不同概念的表达、（再）协商、（再）语境化以及确定本次讨论为基础的（政治、文化、宗教、语言学等）身份的复杂过程；第三，从理论上来看，本章试图探讨实证研究对于所谓欧盟“民主赤字”的可能性贡献。此外，作者特别批评了在制宪大会期间的“达成共识”程序，因为这一程序导致了“入流”话语的实现。第九章“‘只有道德基础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民主性’——瑞典新闻媒体对2000年奥地利政治局势报道中的‘欧洲’建构”由Barenreuter撰写。本章探讨了国家身份和欧洲身份话语相互影响的方式。作者聚焦欧盟对于种族主义者和反犹太自由主义党在2000年初期参与奥地利政府的反映。本章首先阐释了国家和欧洲身份话语之间的关系如何从理论上加以说明，在此基础之上，运用由Ole Waever提出的启发式模型解释了所选话语的主要特征。接着，Barenreuter回顾了瑞典国家身份话语的发展史以及这些话语与欧洲话语之间的关系。最后，文章对瑞典四家主要报纸的文章语料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与Waever的模型相呼应。Barenreuter对于国家身份和欧洲身份话语之间相互影响的解析，欧洲身份不仅在对欧洲怀质疑态度的瑞典人心中确立了一个理想的位置，而且在一个令人自豪的民主传统国度——奥地利人们的心中找到了一个合适地方。第十章“语言、心理疗法和患者的变化——跨学科的视角”由Muntigl和Horvath合作完成。与第二部分其它章节的内容有所不同，本章把系统功能语言学和心理疗法研究相结合，目的是为了通过细致入微地关注语言在治疗过程中实际的使用情况，更好地理解并且改善心理疗法。作者基于van Leeuwen在本书第一章提出的跨学科研究的三种模式论述了系统功能语言学与心理疗法的跨学科研究。从集中模式的角度来看，系统功能语言学和心理疗法可以互为工具，互为补充；从多元模式的角度看，心理疗法和系统功能语言学互有自主权；从整合模式的角度看，系统功能语言学和心理疗法研究的融合对解决心理疗法中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兼职。作者认为，叙事疗法通过两种方法与患者变化建立联系：第一，通过在叙事疗法中运用体裁；第二，通过治疗者可以引导患者的社会行动。

第三部分“传统学科之内与之外”超越了语言学的研究范畴，将话语分析的理论和方法扩展到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本部分包括第十一章、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

第十一章“机构的人类学研究和话语分析——跨学科探析”由人类学家Bellier撰写。本章探讨了话语实践的人类学和语言学方法。作者从三个方面探究了人类学和语言学在话语实践研究中的不同路径。第一，机构的思考过程；第二，多国环境下的话语生成；第三，分析对象和跨学科的界限。作者通过对欧洲和联合国话语实践的观察，解释了不同机构的思考过程。为了理解不同的话语内容、话语生成条件和话语效果之间的关系，作者强调了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第十二章“政治身份代码在划定公众和私人界线中的作用——以潜在的反犹太主义为例”由社会学家Kovács撰写。本章重点探讨了潜在的反犹太主义。作者认为，话语既可以具有公众特征也可以具有私人特质，因此，本章关注的首要问题是人们对于公众和私人交际的界线是如何划定的。社会行为者在界定公众和私人界线时基于两点：第一，日常交际中有见地的舆论等级；第二，在特定交际层次，代表公众观点的机构平台中有见识的舆论等级。这两点决定了他们是否暴露了自己的反犹太主义立场或者选择继续保持潜在的反犹太主义观点。其次，Kovács解释了反犹太主义作为代码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在交际过程中，行为者的交际行为受到其所属群体的一系列规范的制约，公众对于这些规范的接受度就是身份代码。代码所发挥的作用表现在,它在政治－文化阵营中划定了一个标志性界限，并且这是在确立公共政治和文化身份时最容易被理解的工具之一。第十三章“社会秩序和无秩序：机构、政策范式和话语——跨学科的视角”由社会学家Tom R. Burns 和Marcus Carson合作完成。本章探讨了机构、范式和话语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作者认为，机构危机引发特殊话语。本章将认知科学的机构理论与话语分析相结合，勾勒了系统问题及其话语的拓扑关系，目的是理解机构内部发生变化的方式，特别是理解伴随着这些变化所产生的特定话语方式。一般情况下，在主要范式发生变化或者范式替换之前，可能话语、组织内部以及机构实践会首先发生变化。

三、评论

本书围绕（批评）话语分析的新议程展开，体现了批评话语分析的跨学科和多方法的特征。正如Wodak在前言中所说，本书的话题安排紧扣三条主线：（一）对交际中的多重功能、交际实践和社会实践的反思以及对口语、书面语和视觉交际的分析；（二）对批评话语分析在跨学科研究中的影响进行的反思；（三）对未来议程、研究视角和批评话语分析局限性的反思。本书的三个部分在內容安排上具有较强的逻辑性。第一部分聚焦批评话语分析的跨学科特征，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阐明了批评话语分析的跨学科路径。第二部分汇报了批评话语分析对社会问题的前沿研究。第三部分通过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的研究探讨了话语分析在其他学科中的应用。本书的三个部分从不同的方面呈现了（批评）话语分析的新议程。

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和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不断深入，批评话语分析的议程也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社会的发展也不断为批评话语分析带来新的课题和挑战，并以此推动批评话语分析的发展。因此，批评话语分析的议程具有阶段性特征。Wodak & Meyer（2009:11）在《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第二版）中列出的议程与第一版中的议程有非常明显的差别。这些议程包括：

（一）分析、理解并解释知识经济对社会不同领域的影响；与此相关，知识经济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和其他社会中的再语境化。

（二）将认知科学的路径融入批评话语分析；这需要认识论的观照和新工具的开发。而且我们要问这样的路径在哪些方面依赖于西方的文化语境，并与此相关，如何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

（三）分析、理解并解释西方政治体制中由（新）媒体的冲击、跨国的、全球的和地方的发展和相关机构所引发的新现象。更具体地说，需要细致研究的“去政治化”和“参与”等现象。

（四）分析、理解并解释新媒体和相关体裁的影响，这意味着开发新的多模态理论和方法路径。我们的时空概念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以辨证的方式与新的交际方式和体裁交互作用。

（五）分析、理解并解释批评话语分析的路径与复杂的历史进程和霸权叙事之间的关系。身份政治在所有的层次上总是蕴涵着过去经历、现在事件和未来视域的交融。互文性和再语境化等概念与跨学科路径有着内在的联系。

（六）通过整合定量和定性的方法并呈现对过去或当前研究过程的可逆推的、自我反思式的陈述，来避免“摘樱桃”式的研究（挑选与假设最吻合的例证）。

以上这些议程与本书的“新议程”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于从事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者而言，一方面需要了解批评话语分析在不同阶段的议程和前沿问题，另一方面需要具备问题意识，时刻以社会问题为导向，注意从社会中寻找研究课题。批评话语分析议程的变化和更新反映了批评话语分析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发展和进步，但无论批评话语分析的议程如何变化，都改变不了批评话语分析直面社会问题的初衷。

跨学科研究是话语分析发展历程中的一个显著特点。本书将跨学科研究列入（批评）话语分析的新议程，充分体现了跨学科研究在（批评）话语分析中的重要地位和本书对跨学科研究的重视。话语分析一直注重不同学科之间的融合和交叉（van Dijk 1993；Chouliaraki & Fairclough 1999；Weiss & Wodak 2003），只是不同的话语分析学家所有的术语有所不同。van Dijk倾向于使用“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ity）来强调批评话语分析所要求的多学科联合研究。Fairclough则倾向于使用“超学科”（transdisciplinarity）来强调批评话语分析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对话和共同发展。Wodak主张运用“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ity）来强调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批评话语分析中的运用。学科交叉和融合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趋势，批评话语分析顺应了这一趋势，并通过学科交叉丰富了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方法和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