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书聚焦当代汉语的欧化现象，既包括原创汉语也包括翻译汉语，尤其关注非文学的翻译语言，不仅从语言层面考察语言接触下当代汉语的各种现象，也尝试从概念体系、话语方式、文学的角度讨论语言接触下汉语的变化。笔者采取的是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方法和比较的方法，比如翻译汉语与原创汉语的比较，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的比较，不同时期现代汉语的比较，从共时对比中发现的差异会再进行历时的对比考察，同时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运用不同规模的多个共时和历时语料库进行研究。本书一方面旨在帮助读者深入了解我们每日使用的现代汉语，对现代汉语的过去和现在有较为全面的认识，以便能够对围绕现代汉语的各种问题和困惑有更为清晰、全面的认识；另一方面，对汉语欧化现象的研究是不同语系之间语言接触研究的典范，对语言接触研究有特殊的意义，印欧语与汉语接触的方式、汉语欧化的特点、方式、结果和限度等问题都将丰富语言接触研究的内涵。本书适合翻译学向的研究者，相关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翻译工作的从业者，以及对语料库翻译学感兴趣的读者借鉴参考。

第1章  绪论

现代中国是在近一个世纪剧烈的社会动荡、猛烈的思想交锋和激烈的社会变革中，从封建的、皇权至上的、封闭的旧中国脱胎换骨而来的。翻译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甚至可以说，现代中国是通过译介实现的，翻译参与了建构包括概念体系、话语方式、文学样式、科学技术、文化风尚等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我们现代社会赖以维系的不少概念，我们的学术、司法话语体系，我们现代人阅读的文学、新闻的样式都是直接或间接借助翻译而最终形成的，因而可以说翻译对构建现代中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承载着现代中国方方面面的现代汉语书面语，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同样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言和古白话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现代白话文，一种以古白话为摹本，夹杂了欧化语法，且融入了大量外来词、方言词和文言词的新的书写语言。现代白话文走过的历程，按学界惯常的讲法从1919年算起，恰好将近一百年，其间翻译对现代白话文的面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而在一百年后的今天，细审现代白话文在翻译影响下的变化是有历史意义的： 一方面可以让我们深入了解我们每日使用的现代汉语，可以对现代汉语的过去和现在有较为全面的认识，并能了解其未来的发展趋势，以便能够对围绕现代汉语的各种问题和困惑有更为清晰、全面的认识；另一方面，对汉语欧化现象的研究是不同语系之间语言接触研究的典范，对语言接触研究有特殊的意义，印欧语与汉语接触的方式，汉语欧化的特点、方式、结果和限度等问题的探讨都将丰富语言接触研究的内涵。

本书的研究重点是当代汉语中直接或间接受翻译影响的语言现象，以及语言承载的概念体系、话语方式和文学在翻译影响下的演变过程。具体来说，本书的主要研究目标包括：

（1） 翻译汉语与原创汉语有何不同？既包括句法层面的，也包括篇章层面的。

（2） 当代汉语中有何较为典型的欧化现象，这些欧化现象是如何演变的？与汉语原有的结构和表达此消彼长的过程是怎样的？

（3） 翻译在现代汉语概念体系、话语方式和文学样式的建构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1.1研究历史和现状述略

迄今为止，关于翻译对汉语影响的讨论已经有相当的数量，经过梳理，可以看到其中有两条清晰的主线： 一是从语言学视角进行的研究，二是从文学、话语和文化视角进行的研究。我们将分别进行综述。

1.1.1语言学视角的研究

早在1921年，就已经有语言学家开始关注汉语的欧化趋势，陈望道在发表于《民国日报》副刊《觉醒》上的《语体文欧化的我观》一文中阐述了欧化的必要性：“中国原有的语体文，太模糊而不精密。又有许多处所，说法很不方便，文法需要改进之处也很多。所以凡是思想精密、知道修辞、了解文法的人，一定不会反对语体文的欧化，而且认为必要。”他同时也对欧化提出了限制条件：“一是原有文法的扩张……二是原有文法的颠倒和离合。”语言学界对欧化汉语的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不断地涌现，主要涵盖了两个方面： ① 外来语及新兴构词法；② 新兴结构、表达及句法。

1.1.1.1外来语及新兴构词法

对外来语最早讨论的是胡以鲁，他发表于1914年的《论译名》一文，全面讨论了音译和意译的问题，他反对“音译”的提法，认为应该称之为“借用语”，并详细论述了为什么不能多使用借用语，而要以意译为原则。胡氏的文章引发了关于音译、意译的一场争论，先是主张意译的章士钊发表了《译名》（1914）一文，不同意胡以鲁反对音译名称之说，认为意译不易作界说，因此主张音译。紧接着容挺公在同年发表了《致甲寅记者论译名》（1914）一文，反对音译，主张意译。章、容的论争持续到1915年暂告一段落，四年以后，朱自清在《译名》一文中重提了音译、意译的问题，主张以意译为主，并附写原名，以矫译名歧异弊。（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通讯》编辑部，1984）50年代张清源（1957）的《从现代汉语外来语初步分析中得到的几点认识》一文避开了音译、意译之争，转而讨论了汉语中为何需要音译词及音译词受到的限制等问题，做了很有价值的尝试。

第一个对外来语词进行分析并对其范围进行界定的是罗常培，他在1950年出版的《语言与文化》中把外来的语词称为“借字”，并对其进行了分类分析。学者们对“外来语”的名称历来有不同看法，如孙常叙称之为“外来语词”，吕叔湘称之为“外来语”，周祖谟称之为“外来词”或“借词”。我们认为“外来语”这一名称更为妥当，首先，“借字”“借词”中的“借”字不好理解，“借”往往是短期的、临时的，而且有“借”需有“还”。但实际上外来语进入汉语以后，均已成为汉语词汇的组成部分，而且大多经过了汉化，不但“借而不还”，而且也无法“还”。其次，“外来词”未能包括“语”，这样，很多中外文化交流的内容就未能反映出来，而“外来语词”则稍显累赘，中间似乎可以加进一个“的”字，不适合作为专门的术语。因此，我们在讨论中将使用“外来语”这一名称。对于外来语的研究，有些学者认为应该局限于音译词，如高名凯、刘正埮（1984）等，与之相对的如马西尼（1997）则认为不论是语音模仿或是语义模仿，新词都反映了外来语言文化的影响，因此，主张以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外来语。在这一点上，我们更赞成潘文国先生（2008）的看法，即区别外来语与非外来语的标准是“翻译”还是“转写”，整词整语翻译过来的是非外来语，利用各种语言手段对外来语成分进行分析后加以“转写”的是外来语。

最早对外来语做系统研究的是高名凯和刘正埮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1958），紧随其后的是由当时的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组编著的《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1959），该书不仅有相当大的篇幅讨论外来语，而且对欧化句法也有所涉及。在之后的将近四十年当中，未有系统的相关研究出现，直到1991年史有为的《异文化的使者——外来词》一书出版，该书从文化交流的角度，并结合历时和聚类两个维度提供了一个外来词的概貌，内容翔实，称得上是一本小型的外来词词典。紧随其后，1993年出版了马西尼的《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一书，该书通过对史料细致的挖掘，全面描述了19世纪外来语进入汉语的轨迹。此后外来语研究再次繁荣起来，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讨论了外来语方方面面的情况： 如朱永锴、林伦伦（1999）考察了近20年来中国大陆的新词语特点，注意到了汉语中夹杂英文字母的现象；邵志洪（1999）特别关注了词汇语义层面，认为汉语中不少外来词对现代汉语的词语语义也产生了影响；史有为（2000）在前书的基础上又从理论的角度更全面地探讨了汉语的外来语。2004年以后，对于汉语外来语的研究开始向纵深发展： 潘文国（2004）等回顾了有关外来语的历史纷争，重新审视了意译、音译、音意双译等问题；冯天瑜（2004）从“新语”生成和使用的角度讨论了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的过程；郭鸿杰（2005）则根据外来语受到汉语改造的程度不同，把外来词分为“典型外来词”和“边缘外来词”；周荐（2005）把目光投向了外来语的译介方式；胡开宝（2005）则从英汉词典历史文本出发，对外来词进行了讨论;杨锡彭（2007）对于外来语的讨论包括了字母词、外来语的汉化等内容；上文曾谈到的潘文国发表于2008年的《外来语新论》一文更是包含了不少新观点。此外，近年来，新版本的现代汉语外来语和新词词典、汉语辞源也陆续涌现，如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编撰的《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2001），黄河清编写的《近现代辞源》（2010），何九盈、王宁、董琨编写的《辞源》（第三版）（2015），刘海润、亢世勇编写的《现代汉语新词语词典》（第二版）（2016），这些辞典的出现为外来语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在翻译影响下新型构词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词缀的研究（吴东英，2001；郭鸿杰，2002），主要包括前缀“非”“反”，后缀“家”“化”“主义”“性”等。还有些学者把汉语双音词的增多也归因于欧化的影响（王力，1985），这一点还有待探讨。不难发现，关于构词法方面的研究多数只停留在罗列例子的阶段，缺少对汉语构词机制的深层挖掘。

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关注了字母词的现象。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是刘涌泉（1994），他在《谈谈字母词》一文中阐明了字母词的概念、性质、种类，并就字母词是不是汉语词、词典该如何对待字母词等问题展开了讨论，这标志着字母词概念的确立。近二十年间对字母词的研究可以说是相当丰富，主要涵盖字母词的概念性质（周健等，2001；刘涌泉，2002；胡明杨，2002；邹玉华，2010）、字母词的分类（王吉辉，1996；付义荣，2003；邹玉华，2010）以及字母词的规范问题（刘建梅，2002；李行健，2004）。此外，大量的字母词已经收入汉语的新词词典，还出现了专门的字母词词典，如刘涌泉的《字母词词典》（2001）、沈孟璎的《实用字母词词典》（2002），这代表字母词已经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认可度。

也有学者关注了在与外语接触过程中“旧词新义”与“旧词新用”的现象。曹炜（2005： 177)认为由外语“嫁接引申”而来的新意义，与汉语原有词义既可能有较为紧密的关联，也可能关联不明显；方欣欣（2005： 87)认为他源性的“旧词新义”是语言接触过程中“词义借用”的结果。相对于“旧词新义”，“旧词新用”是对外来词语“语法意义”（侯昌硕，2008： 107）的借用，即词语原有的用法发生了变异。

1.1.1.2新兴结构、表达法及句法

王力是中国系统研究欧化现象的第一人，他以超人的洞察力，从实际语言的变化出发，在《中国语法理论》《中国现代语法》两部书中专辟一章，对“欧化的句法”进行了精彩的讨论。他采用描述的方法，把20世纪初几十年间涌现的新兴结构、表达法及句法与中国传统的白话文进行比较，新白话的例子主要来自新文学的作品和当时流行的报纸，古白话的例子主要选自《红楼梦》，由于这部作品完成于18世纪后半叶，且是以当时的北京方言写成的，可以认为是没有欧化痕迹的范本。王力从七个方面讨论了汉语的欧化： ① 复音词的创造；② 主语和系词的增加；③ 句子的延长；④ 可能式、被动式、记号的欧化；⑤ 联结成分的欧化；⑥ 新替代法和新称数法；⑦ 新省略法、新倒装法、新插语法及其他。这七个方面中，除了关于复音词的讨论外，都是有关结构、表达法和句法的。自从王力的欧化研究以来，半个世纪过去了，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多是一些中国香港、台湾和外国学者，中国大陆再也没出现超越他的研究，这不免是一种遗憾。

台湾学者F. F. Tsao（1978）通过从报纸和文学作品中收集语料，分析了三种结构：“被”字句、数词“一”及与量词的连用、可能式。他在研究中使用了语料库的方法，但是对研究方法和数据的分析过程没有描述。Tsao关于汉语欧化研究提出了颇有价值的见解： ① 在讨论语言的动态变化时，对语言共时性和历时性的考虑缺一不可；② 借用句式和当前语言发展趋势一致与否将决定这种欧化趋势能否会扩展，即这种借用的结构是否会受到汉语的规限。

C. C. Kubler（1985）较早地运用了语言接触理论对白话文的欧化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从巴金先后两个版本的《家》中收集了例子，从词法、句法两个方面讨论了其中欧化的现象。他的研究基本没有脱离王力的框架，从某种意义上是为王力的研究提供了进一步的佐证，其中有三个新观点： 一是“形容词+的+代词”结构，二是“在”表示进行时，三是“在”状语的后置。我们对后面两个观点都表示质疑，因为无论是“在”表示进行时，还是“在”状语的后置都可以在古代汉语中找到用例。Kubler的研究是继王力之后一次有意义的尝试，但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语言接触理论是基于印欧语建立起来的，Kubler并没有考虑汉语的特殊性，而是直接把语言接触理论套用在了汉语上；其次，巴金是一位欧化倾向很浓的作家，只选他的作品，语料太过局限，并不具有代表性。

E. Gunn（1991）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风格创新》一书中，对于语言的欧化也有专门的讨论，他特别关注了1898—1942年这个时期汉语中的新用法。台湾学者J. L. Hsu（1994）则运用了社会语言学的理论考察了中国台湾地区的汉语欧化问题，他得出的结论是欧化语言主要局限于书面语体，流行于各种新闻媒体，且一般出现在比较正式的语言环境中，较多地在专业人员和年轻人中使用。此外，由于中国香港地区的特殊的双语环境，为语言接触下的语言变异提供了良好素材，关于英语对作为方言的粤语词汇和句法影响的研究陆续涌现（D. Li, 1999；石定栩、朱志瑜，1999，2000；谢耀基，2001；石家栩，朱志瑜、王灿龙，2003）。

郭鸿杰（2005）从近几十年来的词典、报纸、杂志以及文学作品中收集了大量语料，从词汇转类、词类内部的小类专用、语序变化、介词及连词的频用四个方面描写了近些年来英语对汉语的影响，是继王力之后首次就英语对中国大陆现代汉语影响所进行的较全面的研究，但由于整个研究缺少参照文本，因此对欧化现象的判定主要依据个人的观点和印象，是研究的一个缺陷。

贺阳（2008）对现代汉语中动词、形容词、代词、区别词、数量词、介词、连词、助词的欧化现象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其中包括多个欧化结构的发展，如“N的V”结构、“PP的V”结构、“在N的V（之）下”结构、各种共用结构、“被”字结构，也包括第三人称代词、“之一”“关于”“对于”“就……而论”“当……时/时候”“和”“如果”“的/地/得”“着”等欧化表达的使用变化。贺阳的研究例子详实、分析细致，是近年来欧化语法研究中最为有见地的作品，略有遗憾的是，该研究在语言变化中外因与内因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分析上未能深入下去。事实上，已经有学者对汉语的欧化提出了质疑，A. Peyraube（2000）举出了相当数量的反例，证明前人关于欧化的一些例子在中国与西方接触之前已经存在，他认为把大量的语言变化归结为欧化的结果，是因为没有成功地从语言内部找出原因，他的结论是汉语的欧化是相当有限的。Peyraube的研究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不能把所有从语言内部暂时无法解释的语言变化都归结为语言接触的结果，只有弄清了语言变化的内因，才能更客观地看待语言接触的作用。此外，很多看似是欧化的语言现象可能早已经存在于汉语当中，相应的一些看似地道的汉语表达未必不是舶来品，因此研究现代汉语的欧化现象一定要有古代汉语作参照。

朱一凡（2011）结合了历时和共时语料库，研究了1905—1936年间出现的各种欧化表达和欧化结构。通过与古代汉语语料的对比，作者将欧化结构分为翻译引进的外来结构和翻译激活、扩展的汉语结构。翻译引进的外来结构包括成分共用结构、新记言方式等，翻译激活、扩展的汉语结构包括“被”字结构等，并讨论了翻译影响下汉语变化过程中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机制、欧化对现代汉语的发展所发挥的作用以及欧化限度的问题。该研究关于翻译影响汉语的方式、欧化及其限度的讨论颇有新意，但囿于研究的时段和手段，无法有效地回答原创汉语中的欧化现象到底是否来自于翻译、欧化结构演变的过程等问题。

赵秋荣、王克非（2014）和赵秋荣（2014）运用历时复合语料库，其中包括类比语料库（1910—1949）、双语平行语料库（1930—1949）和参考语料库，分别考察了现代汉语重述标记的变化和数量词的变化。赵秋荣、王克非（2014）的研究发现翻译汉语中话语重述标记的使用频率高于原创汉语，其使用频率在“五四”后曾出现过急剧的增加。通过复合语料库内部的相互比对和联动研究，较好地证明了现代汉语的重述标记确是受了翻译的影响而产生的。此外，赵秋荣（2014）研究了“一个”在现代汉语白话文不同发展阶段的出现频率、结构特点和译源结构，结果发现翻译汉语中“一个+名词”的结构受源语影响，使用频率增加，使用范围扩展，词汇组合能力增强，扩展出了“一个+抽象名词”“一个+形容词/动词”的表达。笔者认为历时、多类型语料库的运用将为翻译语言接触研究提供新的研究契机，以前只能靠推测和语感提出的假设如今可以通过实证的手段加以证实或证伪，这必然会推动该领域的研究进一步向前发展。

综合现有的研究来看，会发现多数研究者在考察现代汉语的欧化现象时，锁定的研究对象是原创汉语，少有学者会关注翻译汉语，其中的潜台词是认为翻译汉语本身不具有研究的价值。对此笔者持有不同的意见，从现代人日常阅读和接触到的汉语形式来看，翻译汉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从幼儿阅读的翻译图书、成人阅读的翻译小说到翻译自外媒的新闻报道，翻译汉语无所不在，将翻译汉语排除在欧化汉语的研究之外是不妥当的，因为翻译汉语已然是现代汉语重要的组成部分。近年来语料库翻译学界不少学者所从事的翻译语言特征的研究对欧化汉语研究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鉴于这部分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笔者将在第2章第2.1节中另行讨论，本书的第2章也会就翻译汉语展开研究。

1.1.2文学、话语和文化视角的研究

汉语的欧化，在新文学运动兴起之时就已进入了文学革命者的问题视野。近代以来，人们普遍意识到汉语在表达新思想、传达新精神时，暴露出词汇和表现力的贫乏，通过翻译“改造”传统汉语，促使汉语现代化，是“五四”时期一些知识分子为贫乏的白话文开出的一张药方，旨在使汉语更精密、更具有表现力。傅斯年在1918年《怎样做白话文》一文中，就明确提出了白话文应该欧化的主张，他的主张得到了胡适、陈独秀、鲁迅等的赞赏，纷纷撰文予以支持。“五四”时期对于“欧化”的支持既有比较激进的如鲁迅，也有比较冷静的如郑振铎、周作人等。白话文的欧化在“五四”时期曾得到趋新知识分子较为广泛的认同，意见分歧往往只是在欧化的方式和程度上。而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对于欧化语言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大，梁实秋通过批评鲁迅的硬译，对欧化提出了异议，瞿秋白更是称欧化文是“非驴非马的骡子文”“不人不鬼的新文言”，以“听懂”为标准批判白话文的欧化问题。

这一时期关于欧化汉语的讨论是最集中的，20世纪中叶以后有关这方面的讨论往往散落在一些学者的文章当中，激烈的争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较为温和的批评和探讨。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余光中，他对恶性欧化的批评见于《论中文之西化》《早期作家笔下的西化中文》《从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中文的常态与变态》以及《翻译和创作》等文章中，他对于翻译公式化的批评、翻译文学对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功与过的评价都很中肯。此外，香港学者思果先生（1994）关于“畸形欧化”及其对创作的影响也有过精辟的论述。从文学角度进行讨论的学者，多数本人就是翻译家、文学家，或兼有两种身份，往往是根据自己翻译和创作的实践，抒发对于“欧化”问题的感想，他们的讨论缺少系统的研究，所以结论往往只是依靠个人的经验或直觉，难免有失偏颇，但是这些学者敏锐的观察力为语言学家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开启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因此他们对欧化汉语研究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

近年来陆续出现了一些利用西方先进理论审视“五四”时期文学现象的研究，多是从文化的角度进行研究，其中也都涉及欧化问题。刘禾（2002）利用萨义德的旅行理论和后殖民理论重新审视了1900—1937年这一历史时期的重要文学、文化事件；王宏志（2000）从文化语境出发，探讨了“五四”时期有关欧化争论的深层次原因；叶子南（1998）在《论西化翻译》一文中，则是从可接受性、价值轴、共时文化交流等方面对翻译中的西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讨论；张卫中（2006）则突破了文化研究的范畴，从语言本体论的角度，认为20世纪初汉语的欧化意味着中国人认知方式和世界图景的转换；周光庆在《汉语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潮》（2001）一书中另辟蹊径，探讨了新词的引进和创造与新思想的互动。

此外，也有一些从比较文学角度进行的研究，王宏志主编的《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2000）一书中，多位作者从不同角度考察了各个时期翻译作品对中国文学的影响。高玉在《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2003）一书中探讨了“五四”时期西方文学、文化和思潮如何催生新文学，继而改变中国文学的面貌，并讨论了语言、文学和文论的关系。其他一些较新的尝试有刘进才的《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2007），该书重点描述了国语运动、新文学运动和新白话运动三者之间的互动，并专辟一章从历史文本出发，探寻了白话语言欧化的必要性和限度、翻译中的语言欧化问题等。而袁进（2007）则重新审视了欧化白话文的起源，讨论了一度被低估了的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沈国威（2010）的《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一书从中日文化交流、互动的角度，系统阐释了近代汉字新词创造、接触、交流、定型的历史规律，作者将词语的问题放在大的历史社会环境中进行讨论，比单纯的语言角度的研究视野更为广阔。朱一凡（2011）在《翻译与现代汉语的变迁（1905—1936）》一书中，从文化研究的视角讨论了20世纪初翻译是如何在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参与了现代汉语的构建的。彭定发（2011）在《翻译与中国现代学术话语的形成》一书中，讨论了严复、梁启超、王国维、胡适和金岳霖等人的翻译思想以及他们对中国现代学术话语形成的影响。德国学者郎宓榭、阿梅龙、顾有信（2012）编写的《新词语新概念》一书从词语和概念的跨文化迁移入手讨论了“知识翻译”的问题，内容涉及近代中国政治学、逻辑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数学、语言学、修辞学、哲学等学科概念与知识体系的嬗变，是一部对近代中国翻译史、语言史和思想史都有重要意义的论文集。

综上所述，近几十年来海内外关于欧化的研究涵盖了语言、文学、话语、文化多个层面，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① 不少研究过于强调语言变化的外部因素，而忽略了语言变化的内因，少有将内外因相结合展开的研究；② 共时研究多，历时的综合研究较少；③ 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④ 从文学、话语、文化角度探讨的，对语言本身闭口不提，相反从语言角度入手的则往往就语言论语言，把语言放在真空里来看，不能结合相应的文化背景；⑤ 针对文学语言的研究多，考察非文学语言的极少；⑥ 多数研究只关注原创汉语，并不把翻译汉语放在考察范围内，而翻译汉语如今已然是现代汉语的一部分。本书的研究不可能解决现代汉语欧化研究中存在的所有问题，笔者只能努力从自己的学术背景出发对此领域的研究做一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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