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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红兵 | 好老师，是学生的精神故乡——怀念我的导师许志英先生【“一个人的40年”专栏之四十四】

From: 葛红兵探索与争鸣杂志 2019-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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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主管

有学术的思想 Exploration And Free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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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老师，是学生的精神故乡

——怀念我的导师许志英先生

葛红兵 | 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系《探索与争鸣》公众号“一个人的40年”专栏专稿

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

文中部分图片由作者提供

【编者按】时值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探索与争鸣》微信公众号于2018年初，开辟“一个人的40年”专栏，揭示改革开放40年来一代学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心路历程，描绘气象万千的当代中国，对过去中国以总结、对当下中国以启示、对未来中国以期冀。专栏推出以来取得良好反响，不少学界人士应征投稿，本专栏将陆续推出以飨读者。本期推出葛红兵教授对导师许志英先生的追忆。

我一直以为老师非常、非常坚强，他经历的事情太多，看到的事情也太多，想到的事情太多，内心已经坚如韧石。

我一直以为老师，他站在高处，不能与我们为伍。我一直用仰视的目光来看他，用求教、求知的语调和他说话。我不敢走到近前，和他耳语，更不敢和他对视，不敢把自己向他和盘托出。

一

那个时候，我们那样，是不是正用所谓的尊敬、所谓的恭谦伤害着他呢？

作者葛红兵教授

先生对我们是很上心的。每次我们约见总在下午，知道先生有午睡的习惯，我常常是提前15分钟左右到先生家楼下，然后在楼下等一会儿，踩着时间的节点准时上楼。但是，常常，先生已经是在等我了，茶几上放着水果糖和茶杯，茶杯里放着茶叶，先生为我们准备好茶杯，茶杯里放着茶叶，先生这样等我们的细节我记了很久，一直没有忘记，它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学生都在他的心上有分量。

那个时候，先生对我的治学有很多批评，他感觉我在当代作家作品评论上花了太多的时间，没有集中精力做五四文学研究，他感觉我在更多的其他的方面浪费了不少时间。那个时候，隐约地感觉要多写文章，多发文章，私下里是想在学问上做点儿事情出来，以为那样找工作会方便一点，那个时候，总在想，要给爱人和孩子一个交待，在外面5年，总得给他们一个交待吧。一个书生能做什么呢？能给谁交待呢？只能写文章，想用文章为自己的虚弱垫底，想用文章为自己将来找个好工作。

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些其实都不是个人的事情，是一个时代的事情，比如户口、档案制度，等等，都不是一个人奋斗就可以解决的。但是，依然非常拼命，有一种豁出去了的感觉，离开扬州，离开曾华鹏老师、李关元老师、吴周文老师、叶橹老师之后，就感觉没有根基了，非常惶惑，南京比我想象的大得多，不仅仅是少年时期在课本上的长江大桥，让你感到威压，还有得多你看不到的东西。在海门形成的恐惧感，现在更厉害，一种无处可去的不安始终笼罩着我在南京的日子。想念扬州的老师和同学们，但是，离开了，就不会再回去了，惶恐得不敢揭开记忆，不敢触碰。

写文章和朱德发先生、樊骏先生、陈伯海先生等商榷，商榷的时候口气很不恭敬，把生活的苦恼、恐惧都带到了学问上来。其实，他们都是老师的朋友，我激进论述方式，的确是不合适的。那个时候我为“五四”感到困惑，我喜欢的郁达夫、徐志摩、石评梅等等，那些作品里的生命感觉，直觉告诉我要用新语汇来描述他们，但是，又总是在外围转悠，找不到出路，隐约地感觉中国人自我意识在那个时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部分是从欧美对比来的，一部分是从日本对比来的，更重要的是从自身思维惯性的中断中来的，隐约地觉得，现在手头能看到的那些描述都还不让人满意，写了很多笔记，但是，依然没有出路。倒是，身边的热闹天天吸引着我，王干、韩东、朱文、鲁羊、吴晨骏、赵刚、朱君、茅小浪、李小山、邵建、吴炫等，他们对现实有很强的介入意识，尤其是几位作家，他们的困惑和苦恼，包括身体的、心理的、社会的，等等，很得我的一些本能的共鸣。

南京的地界，那个时候新生代们正成一气候，从上海来、从苏州来、从镇江来、从芜湖来，很多人来南京聚，饮酒和喝茶，都散发着一种气场，要革命似的，看到的人都憋着气，就要呼出了。后来，渐渐地，这些人的气也都呼出来了，风声很大。现在想来那个时候的我，也是憋着气的，暑假，我一头一尾在回家乡陪爱人和孩子，中间一个月回南京，在宿舍里光着膀子写。南京很热，夏天，常常是37、38度的样子，写一会儿，脑子就不管用了，就用冷水浇头，浇地板。

许先生对我们是很宽松的，博士入学，并不给我们安排固定的课程，平时南大中文系也没有什么行政的方面用点名什么的纪律来压迫我们，但是，我在南大的三年，从来没有缺勤过，南大的学风的确是很好的，我的同学许多也和我一样，有家小，但是，很少有人回家，大多是长年驻守在南大，很用功的那种。多年以后，我也带学生了，我常常觉得学生，无论是有家小还是没家小，来校求学，就不应该老想着回家，应该在学校坚持，无论如何，学校的学习环境应该珍惜。

我很用功，这个许先生知道。但是，我想我和许先生走岔了，我从扬州出来，开始对文学有疑问起来，信念不像当初那么坚定，相反倒是对哲学感兴趣，天天捧着海德格尔、尼采、萨特、加达默尔读，想从这些人里面找到一点解读人生和社会的入口。我想许先生对我是失望的，他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那个时候，我在文学史学研究上已经做了不小的努力，甘肃人民出版社要出我的专著《文学史学》，要我找许先生写个序，学术书出版很困难，甘肃人民免费出，自然是很兴奋，但是，许先生并不赞成出那本书。我想可能先生并不赞成我那本书里表现出来的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否定态度，也不赞成我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整体成就采取的否定态度。不过，因为对当代问题的兴趣，也因为想从哲学里找一点人生和社会的解决方案来，我在五四文学研究上做的努力就小了。

那个时候，整体的想法是，把启蒙分成两种，一种是主观人本主义的启蒙，一种是客观人本主义的启蒙，五四的启蒙，属于主观人本主义的启蒙，所以，才有尼采式的对于人的看法，五四人是个体中心的、情感中心的，这些反映在五四人的审美选择上。因为读很多哲学书的缘故，我已经很难去做具体的审美研究，很难静心去读一篇一篇小说，觉得小说没有那些论说文过瘾，兴趣是向思想史转了。写了一些人道主义问题、全球化问题、东方主义问题的札记。弄来弄去，我的论文就越来越偏离了原来的轨道了。

老师是希望我留在南京工作的，1998年的夏天，他帮我找了新闻传播学系主任丁柏铨老师，只是，我并不是自由的人，我的人事关系是有限制的，在南京工作手续无法解决。我只能离开南京，不过，这种学术上的断奶，感觉并不太强烈，无论走到哪里，老师总是在某种精神的中央，他在那里，我就有根基。有老师在，什么问题都有老师担待着。1997年，我写《人本主义文学史观反思》的时候是这样，1999年，我写《为20世纪中国文学写一篇悼词》的时候是这样，乃至后来，2007年夏天，我写关于日本问题的杂文的时候也还是如此，无论遇到什么压力，老师还在，感到自己并不孤单，因为有所从来。

但是，现在不是这样了。老师已经不在。我们成了精神上的孤儿。

老师的过世，出乎意料，可也有预感。

老师过世之前的第三天，我和我的学生们聚会，谈到老师的性格，我说到，许老师是非常内向的人，几乎从不和我们谈他的过去，也不谈他的私生活，三年南京求学，他没有和我们谈过一次他的私生活，他也从来不让去帮他处理生活上的问题，可是，最近，我看到他系列回忆文章，很感慨，许是老师的心态真的是老了吧，回忆，似乎是为了交待什么。

张生来电，要我给许老师电话，给许老师电话过去，许老师，也不像以往，以往总是谈谈学习，创作和研究，可是这次，许老师谈了很多他的生活细节，如何吃药，如何锻炼，等等，甚至，每天走路几分钟他也说了。放了电话，心里莫名地伤感，也不知道伤感从何而来。

接到姚新勇师兄的电话，是傍晚，师兄说，你知道了吗？老师过世了。我听到师兄在千里之外的广州，在叹息，我知道，师兄在流泪。我放了电话，一个人坐在黑暗里，整整两个小时，晚饭一口都吃不下。往许老师家里打电话，通了，又不知道说什么好。

给张生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许老师过世的消息，心里不知道为什么要打电话给张生，来上海，张生是我的介绍人，他把上海介绍给了我，许是心里，觉得张生是我的校友，是我在上海惟一可以商量和说话的人吧。

第二天一早，坐了火车，我的车次比凌林师兄的早，早半个小时，我9点就到了南京火车站，一个人在火车站广场上，等凌林师兄。当年在南京求学的三年，这个火车站建了三年，记忆中这个火车站总也建不好，永远在建，我来的时候在建，走的时候还在建，现在它终于建好了，非常壮观，但是，以后，我恐怕难得再来这里了。

和凌林师兄到了老师家里，老师家里的一切犹如生前。我给老师的快递还在老师的桌上，一个细节让我泪水终于止不住，老师书橱里的书都是竖着插的，我的一本散文集《现在活着》却是封面朝外平摆着的，韩师妹又对我说，老师的床头，还放着一本的我中短篇小说集。

想来，师生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微妙的，老师的弟子很多，他们都非常优秀，我想我并不是一个好学生，但是，那种精神上的血脉联系，却是扯不断，化不开，无论如何是一样深的，我到上海以后，借开会的机会，我们请了老师来上大，老师先是到复旦开了一个会，那天我先到复旦去见他，聊起现当代文学分期的事儿，老师说，他写了篇文章，观点如何如何，老师的文章马上要发在《文学评论》上，那个时候，我已经毕业4年，但是，听了老师的观点，我突然说，我前些时候刚刚写了一篇文章，也近乎是这个观点呢！想来，真的是老师的观点潜移默化，沿着老师的理路，写的文章，自然是老师的影响渗透在里面，分不清是自己的还是老师的了。

二

许志英先生和我的硕导曾华鹏先生，都出自复旦，曾先生和许先生一样，很少讲讲他们的事给我们听，所以，说是嫡传弟子，但是，对他们那一代的了解，其实，多是来自文字和课堂，学术上的联结多，而生活上的联结少。但是，曾先生的两句话却是在我的心里一直记到今天，一是，他推荐我去考许志英先生的博士，说，你不用做硕士论文了，早一点去做博士，开阔一下视野，那个时候，提前攻博，而且是跨校报考是很少的，我就说，怕是许先生不要我，我是不是同时报考两所，他就说，你考许志英老师，我推荐了，你再考其他人，我就不可以推荐了。

我点头，并不敢反驳老师的意见，回到宿舍，把老师的话翻来覆去地想了，觉得那是那一代人的友谊、信任、执着，曾老师对他的推荐是有信心的，对许老师是了解的，应该这样理解。离开扬州，去南京时，我去找曾老师告别，说到对曾老师的感激，我当时考到扬州，实在是容易的，我本科毕业就因为“哪里来哪里去”的政策，分配回江苏海门工作了，在海门服务了两年，心里还是想做学问，就跟曾老师联系，曾老师一口答应了下来，让我只管考，可是，我一个在小县城的人，除了一点儿蠢劲儿，读书的蠢劲儿，其实其他是一无所长，甚至连报考的资格都没有，曾老师找了当时扬州师院盛书记打招呼，等等，录取我是费了不小的功夫，曾老师那么清高的人，那样做，实在是为难他了，……一个人对老师的感激，怎么能说得完呢？是说不完的，然后，是曾老师的回答：“学术界，师生不说感谢的话，有感谢，就把它用到将来你的学生身上去，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曾华鹏先生

曾老师对许老师的信心，对我的临别教导，其实，骨子里是一个事儿，那就是他们那一代人对学术的虔诚，是因为学术，让他们互相有信心，是因为学术让他们互相有理解，也对他们的学生有信心。曾老师对我的推荐，并不是出于什么私情，而是对学术的公心，我到底配不配曾老师的公心呢？不好说，但是，我相信这一条，曾老师、许老师他们那一代人，是有对学术的公心的，他们带学生、推荐学生，等等，都是以对学术的虔敬的公心为基础的，也因此，我到了南大，开始接触海德格尔、萨特、尼采……尽管我孤陋寡闻，但是，我并不害怕，我对学术有信心，我是一点儿也不敢松懈，怕让曾老师这个信心落空。

然而我到了南大，成了南大文学院大概是有史以来第一个也据说后来是唯一一个的跨校提前攻博生（我这个学历还被方舟子质疑过，方舟子觉得我这个五年拿博士学位的事儿，在中国好像不好理解），我却和许老师走岔了，许老师那是正集中精力专治五四文学，他用“人性的文学”来重新定义五四文学的根本属性，并把它作为视角和方法贯彻到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研究里面去，正逐步开展整个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整体性的思潮研究，力图整体性地重写现当代文学思想史，这是个非常有前景也是非常有雄心的方向，我自然是愿意进入的，但是，我那个时候正经历非常严重的自我怀疑，中国现当代文学成就到底如何评估？我当时甚至有很大的虚无，我甚至产生了这个领域不值得我一辈子花功夫的失败感（这种失败感现在想来许多方面是我当时生活的一个投射，把对生活的焦虑带到了学术上，产生了投射性的怀疑）。

在这种失败感里，我写了一系列文章，对当时的前辈们的文学史研究成果做了全面的否定，我把几位前辈中的佼佼者归类为反映论文学观、进化论文学史观、人性论文学观的代表，等等，以他们为靶向，然后一一写驳论，其中有一篇正是以许老师的好友，他在学术界最坚定的支持者做驳论对象的，而且那个时候，我的字里行间肯定是有一股子怨气、戾气的，态度肯定是不好了，这个态度的不好，当时并不自知，反而自以为得意，觉得自己是锋利强悍，而近乎于微醺陶醉，许是想拿这点儿悍劲儿自我麻醉吧。

这个暴戾之气，后来在和朋友合写关于钱钟书的文章中更是暴露出来，在那篇文章中我们是毫不客气、毫不留情地几乎是全面地否定钱钟书，另外，对他的人格也有批评了，把学术怀疑弄到人格怀疑那里去，那时，的确觉得自己有道理，而且道理还挺充分，不过，这个路向现在看，是有问题的。

许老师要我静心下来，读五四刊物，好好做一篇五四的文章，将来，博士论文就走这个方向，我是答应了老师的。

先生过世一晃已经一周年的时候，我带儿子去南京给许老师上坟，看到先生还有师母的照片并排贴在墓碑上，先生是在师母过世满七个月的那天主动选择离开人世的，他去那往而不返之地，是找师母去了，现在，他们在那边该是永远地不分离了吧。我对先生说：我带儿子一起来看你，我记得您的恩情，我的儿子将来也会记得。我对许爱军师姐说，老师和师母的照片选得很好。说完，我泪流满面。当时，在南京的时候，我的内心是有戾气的，而且没有听老师的话，没有改，也不知道改，浑得可以。原因大概是我当时，的确没把老师的话听进去。现在回想那个时候，其实，老师给我的最大精神遗产应该是对学术和真理的追索之心，我这辈子应该做的就是“永固其心”，将它传承下去。可惜，有些东西，你当时是不知道的，只有之后才知道。如今，我也时刻在反思自己，我带学生，我是否把一颗热爱真理真相的心交给了学生？把一颗安贫乐道崇尚精神丰满的心交给学生？这是老师最应该做的事儿。

三

但我跟老师却是有隔阂的。

我毕业答辩的时候，许先生用了大约半个小时的时间在答辩委员会面前训斥我，当时我被先生的斥责弄懵了，先生发言结束，我站起来离开了答辩会场。答辩委员会主席曾华鹏先生追出来，他拽住我的手说，“红兵，答辩还没有结束！”曾先生是我的硕士导师，他把我从海门一所师范学校打捞出来，又将我推荐给许志英先生，曾先生对我厚爱到娇宠的地步，他允许我硕士第二年提前攻博（而实际上，曾先生学问和人品的万一我都还没有学到），并把我推荐给许志英先生。感谢各位答辩委员会老师对我的宽容，他们让我通过了答辩，并决定授予我博士学位。

答辩之后，据说许先生没有在我的表格上签字，“导师签字”是由丁帆老师代笔。此后学界盛传许先生对学生的严格，而我则是先生铁面无私故事中的反面典型。那年7月，我骑着三轮车载着自己的10余箱书去码头，乘船离开南京，船过南京长江大桥，我有一种和南京永别的感觉，我那天在船栏杆上俯身落泪。我从许先生那里毕业，离开南京，有好几年都不能跟先生通话，也不能去见先生。1998年冬我到南京参加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的年会（那年我和谢有顺一起被增选为文艺理论学会理事），和刘川鄂住一个屋，晚上我跟川鄂说，我去看我导师，我抱了从湖北带来的两条好烟打的到了先生家楼下，但是，在先生家楼下转悠了许久，却没有上楼。此后很多年，先生在我毕业答辩会上对我的公开训斥一直煎熬着我，先生是觉得我根本不够格做文学研究？

先生一生最重要的研究领域是五四文学，代表作《五四文学革命指导思想的再探讨》等，先生认为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是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的，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思想武器，以“人性的解放”为理论主张的启蒙运动。先生认为五四文学的指导思想是人道主义，人道主义“反映着人民大众思想解放的要求，而显示出历史前进的进程”，先生的论说策略是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做出区分，充分肯定小资产阶级在代言人民大众心声方面的意义。

先生的这一指认，对五四文学的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通过对五四文学性质的重新定义，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纪元——此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重点由过去的“无产阶级思想指导的革命文学”而转向“人道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启蒙文学”，这一转向，使得现代文学研究成为当时的显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因为这个转向而为1980年代中国“新启蒙”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有力的思想史资源和文学史作证，成为1980年代中国新启蒙运动思想源发地和精神推进器。它成了1980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最重要的部分。

先生的这一贡献不仅对现代文学学科，也对当时的思想界解放、开放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学术史价值和思想史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先生是有信念，有意志的人。先生从未放弃他的思想，相反先生以其特有的执着冒着危险坚持着这一思想，并逐步将之深化、细化为一个针对现代文学的解释框架——压迫在先生那里转化为动力，他的研究是更深入，更坚定，更细致，更体系化了。

可以说，先生为此倾注了毕生心血。

我到先生身边是1995年，我跨校参加提前攻博考试，被先生破格录取，先生给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五四文学审美精神》，先生希望我能从事五四文学审美研究，能补上他五四文学研究做了“主题”而没有做“审美”的缺憾，完成其五四文学研究的整体框架。我知道他非常希望我在这方面有所造就。

但是，我却无法承载这种厚望。我硕士期间已经开始反思共和国建国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整体欠缺，1995年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我的专著《文学史学》（该书的主要章节当时已经开始发表），在对“进化论”、“反映论”文学史观做出反思之后，我已经形成了对“人本主义文学史观”的整体质疑，这使我对先生的“五四文学：人的文学”的定位深有疑虑。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是他们一代人的成就，过去他们受到来自“上面的”批判，他们是顶住压力继续研究，坚持了这一学术见解，形成了一代人的学术气候，他们解放了现代文学研究，也在某种程度上解救了现代文学研究。现在，难道仅仅是在10年后，他们就要受到来自“下面的”——他们自己的学生的批判，这是来自学术界内部的批判，而且是来自他们自己的学生，这是一种不同于任何“来自上面的”批判的批判。

他们这么快就培养了自己的“敌人”，他们的继承人成了他们的敌人？难道我要做这个“身为自己人的敌人”？难道我真的要反对“人本主义文学史观”？反对“人本主义”文学史观，就等于要宣布一个他们为之奉献了整个学术生命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思潮”——这个来之不易的时代——是站不住脚的。

1996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1期头版头条，发表了我的《人本主义文学史观反思》一文，批判“人本主义文学史观”。编辑部还为此文加了编者按，呼吁就此展开“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反思”。后来该刊知名编委在回顾该刊10年历程的文章中还提到我的这篇文章。

多年以后，当我也相继接受了两种批判（敌人和自己人）之后，我才体会到受到这种“自己人的”批判对一个学者来说，他所要面对的自我质疑、自我否定有多痛苦，这种痛苦之深，差不多只有自我分裂才能消弭。我在《为20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受到来自“上面的”批判时，一点儿没有后悔，一点儿也没有胆怯，它并不能让我自我怀疑、自我否定。但是，我在《我们该如何纪念二战》一文受到网友批判时，却体验了深入肺腑的苦痛——我受到的是我所真爱的人的批判，我的信念、信心开始崩溃，支撑我独对世界的那种力量消失了，我开始动摇，这比都可怕，一下子坍塌崩溃的感觉——因为自我怀疑。

我当时自以为聪明地把朱德发先生作为商榷对象，以为这样可以避开和先生的直接对话，但是，实际上这种分歧是回避不了的。实际上，1996年我就已经完成了我的《文学史学》一书，提出了建立文学史学学科，完善中国文艺学框架的目标，随着“文学史学”专著的完成，我对文学史学基本概念的界定，基本原理的阐述、逻辑框架的确立工作基本完成。但是，许老师并不同意出版，当时，一家出版社愿意免费出版此书，他们要我请许老师写一个序，但是，许老师没有写。那时，我其实是不太理解许老师的，那时太年轻，总觉得自己的书有人出是好事，很想让自己的想法全世界都尽早知道。并不懂得学术需要沉淀和陈化的道理。之后，我的博士论文实际上陷入了停滞状态，苦恼弥漫着我。

那个时候，我加入了以王干、韩东、朱文、鲁羊等为首的南京“断裂”文学小组活动——这是一个松散的作家、批评家群，没有什么固定的活动模式，但却极有思想魅力，实际上，直到今天，它的影响力和意义依然没有受到文学界应有的重视。我的思想开始转向，尼采、海德格尔、萨特、弗洛伊德、福柯等成为我的重要精神资源，南京断裂文学小组的创作倾向和文学观——小叙事的倾向和观念开始影响我对五四文学的整体判断。我已经不再能接受“文学可以表现一个完整的阶级的声音”，“文学可以表现一种完整的‘人性’的欲求”的观念。在我看来人道主义和阶级论实在是一墙两面，它是同一种思想、同一种观念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文学关乎个人在世状态和理解，属于日常生活的层面，它是对日常生活的小叙事。

而五四的根本问题是面对儒教和皇权，中国人尚未真正找到“抵抗的”话语系统。思想界没有，文学界更没有。其实对于文学来说，系统的抵抗话语是否有也许根本就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每个个人的体验。

王干那个时候正在推“新状态写作”，他很有见地，看到很多有趣的问题，身边游走着一群年轻的作家，他在年轻一代的写作中看到很多“新”问题。他和何锐、宗仁发、田瑛等做“联网四重奏”，每期一个青年作家，这个作家同期在《钟山》、《作家》、《山花》、《花城》上发作品，然后由一个评论家在《作家报》上发评论。他推荐我做这个评论员，我结合这个任务，一口气写了鲁羊、李洱、丁天、朱文等十数人的评论，那个时侯只想多读小说，并不特别在意这些小说的好坏，老实说，我一直觉得对同代人要宽容，而对历史要严格。

我给这些小说很高的评价，并开始使用“身体写作”和“相对主义”批评的概念。“相对主义”批评的概念当年就引起了重大的争鸣，《文论报》《作家报》《文艺争鸣》《广州文艺》等都参与了，而“身体写作”也因为王岳川在《文学自由谈》发文批评我发在《山花》杂志上的《个体性写作与身体型作家》一文是新生代作家“强打精神的理论代言”而开始反倒是引起了一些论者的注意。但是，那个时候，除了少数几个年轻评论家开始弄新生代、新状态的评论，多数批评家和读者还没有把新生代作家当回事。其实，他们的气氛不是太热闹的。

但是南京的地界，那个时候新生代们正成气候，从上海来、从苏州来、从镇江来、从芜湖来，很多人来南京聚，饮酒和喝茶，南京都散发着一种气场，要革命似的，看到的人都憋着气，就要呼出了。后来，渐渐地，这些人的气也都呼出来了，风声很大。

不过，我当时必须面对的问题和作家们的还不一样，一天吴晨骏带了一本杂志来，指着杂志上的文章说，你看这个人在骂你，你得解释解释。

其实我已经看过，也知道，是的，我必须面对的是“读者对新生代小说的伦理指责”问题。

我开始写作《纯粹伦理学通论》，思考是否有一种身体伦理的存在。现在回想那篇文章，我在1997年的时候，已经把文学书写中的伦理和日常生活伦理区别了，后来我看到刘小枫在《沉重的肉身》中提出“叙事伦理”概念，他是把叙事伦理放在人民大叙事和个体小叙事的背景上来论述的，不过，我当时主要是从纯粹伦理的角度来看问题的，在纯粹伦理、规范伦理的框架上，提出了“自体（身体）伦理”的问题。

我把纯粹伦理(或理论伦理)、规范伦理(或实用、实践伦理)区分开来，我认为纯粹伦理是理想的、概念的，它关注终极合理性，并不要求直接的现实性。纯粹伦理由个体的、"身体性"的人出发，也在终点上回到这个"身体性"的个人，"身体"构成它的逻辑起点。纯粹伦理是一种反对传统的身心二分法的以身心一体为基础的新的伦理——自体中心的伦理：它呼唤一种崭新的自体中心的道德，这种道德将依持“人”的感觉而不依靠神的意志，依靠"人"的自我意识而不是依靠外在超越主体的威权；它坚持身体的人作为唯一道德主体的地位，坚信善就存在于我们的身体性存在之中；人不仅是身体的人,还是个体的人,自体中心的伦理的中心基点是，人类的道德实体是个人。纯粹伦理要求建构一个后上帝、后圣人的道德精神，强调人在规范伦理道德教条面前的主体地位；强调个人对于公共信念的否定权与认同权的一致；它不否定道德的共通与共同，但对于规范伦理的保守性甚至反人道性具有更强烈的主体自觉和更主动的叛逆意识。

我试图通过对纯粹理论和规范伦理的区别来解释“身体写作”中的非伦理化倾向。

后来，我又直接写了《论道德批评》一文发表在《南方文坛》，该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论道德批评》一文中，我把“审美道德”和“日常生活道德”做了区分。“身体叙事”的根本问题是它坚持的是纯粹伦理的尺度。这个尺度是绝对论的尺度，反过来，也是绝对相对论的尺度。所以维特根斯坦“善与恶本质上只属于自我而不属于世界”；“我是幸福的，或是不幸的，如此而已。我们可以说善恶并不存在”，和尼采“真的，我必须告诉你们永恒的善与恶是不存在的”这样的说法实际上是它的一体两面。人类生产力有限发展的条件下，这种纯粹伦理和规范伦理的分置可能会一直存在。而文学写作，就是在这个缝隙里寻求其伦理问题的独特的审美角度的提出。

当然，身体伦理和身体叙事的问题远未得到澄清，直到2003年，我有机会获得新加坡国家教委项目支持，和宋耕先生一起做《身体政治》的项目研究，我才大致完成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身体政治”研究对我的意义主要在于让我系统地重读了儒家和道家早期经典，用知识考古和词源学的方法厘清了“身体”的始源意义。

这些让我离老师给我既定的五四文学研究思路越来越远，甚至是无法回头。然而，一个人和老师的联系，却是斩不断的，好老师，是学生的精神故乡，老师给我的并不是一个观点，也不是一个方法，而是一种对真理真相的执着和对学术的宽容，就在此刻，刚刚，我和师兄姚新勇通话，他还在说，老师当年和他讨论到我的时候，是如何地为我辩护，老师，他是用他的宽容和爱护，真正支持了我的。

写这篇纪念许先生的文章，脑子里满是南京大学校园的景象，所有的思绪都可以从那里找到源头，然而语言终究是苍白的，“当我们试图描述自己或者建构体系，其实我们正被语言抄了后路”，德里达对卢梭的解构适用于我们每个人的自我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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