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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之痕——站在2018年的回望

陈卫平 |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系《探索与争鸣》公众号“一个人的40年”专栏专稿

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

文中图片由作者提供

【编者按】时值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探索与争鸣》微信公众号于2018年初，开辟“一个人的40年”专栏，揭示改革开放40年来一代学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心路历程，描绘气象万千的当代中国，对过去中国以总结、对当下中国以启示、对未来中国以期冀。专栏推出以来取得良好反响，不少学界人士应征投稿，本专栏将陆续推出以飨读者。本期推出陈卫平教授一路求学、求知的若干历史细节，包括对改革开放后首届研究生招考、1980年代“文化热”和学术评奖等方面的回忆。

子曰：“四十而不惑”。改革开放在2018年进入了不惑之年。“不惑”意味着扫除了迷茫疑惑，清醒坚定地奋力前行。因此，站在2018年改革开放进行时的现场，不时会钩沉起40年来路上的记忆印痕。它们是昨日的故事，也是历史大潮的细节。

 回望之一：改革开放后的首届研究生招考

2018年的现场：上海，5月16日，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冯契学术成就陈列室”揭幕，我担任讲解。

陈列室展现了冯契作为当代中国著名哲学家的形象：他的生平以及“智慧说”理论体系。1979年3月，改革开放刚刚启程，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决不是改头换面抄袭旧书本所能完成的工作，而是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冯契的哲学原创正是这段话的生动例证。不过，最触动我个人记忆的，是陈列室里冯契和改革开放后首届研究生在一起的照片，我身在其中。1978年恢复了研究生招生，我成了冯契先生的弟子，那年我27岁。回望40年前的考试，印象最深的有三件事：1、报名需要单位介绍信；2、考外语可以携带辞典；3、中国社科院要求考生提供一篇论文。它们深深印烙于脑海，和当时的经历有关。

1977年10月传来了有关恢复研究生招生的中央文件，我决定要报考。1976年夏天，我作为华东师范大学（当时因与其它学校合并，称为上海师范大学）政教系的“工农兵学员”毕业了，不久到了学校党委办公室担任秘书工作。报考研究生意味着要丢弃这份也算安稳体面的工作（当时是没有在职研究生的），之所以下这样的决心，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觉得自己的个性不适合做秘书工作；二是“工农兵学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几乎成了开后门上大学、“白卷英雄”的代名词，遭到社会轻视；三是“科学的春天”的来临，我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心里激荡着像陈景润摘取哥德巴赫猜想皇冠那样，献身科学研究、学术研究的豪情壮志。

然而，报名需要单位介绍信把我的“豪情壮志”卡住了。学校党委副书记老季要我服从工作需要，打消这个念头。办公室的领导老孙帮我疏通了几次，无功而返。眼看报名截止的日期越来越近，我如坐针毡，沉不住气了。一天午休时，我硬着头皮“打”上门去，老季坐在办公桌后面，看着手里拿的文件，抬头瞧了我一眼，又继续看文件。我刚要开口，只听她说：“你是新党员，回去好好学习新党章，要有组织纪律观念。”这岂不是说我这党员不合格吗？心里本来就憋屈，听了这话，气上加气，我高声地冲口而出：“新党章新党员要学，老党员也要学，要学我们一起学！”这下把她惹火了，霍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厉声说道：“小陈，你这是什么态度？！”于是，我们两人都放大了嗓门争吵起来。办公楼里其他同志闻声赶来，把我拉了出去。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心情非常沮丧，觉得这件事肯定没有希望了。没有想到“不打不相识”。第二天刚上班，老季来到我的办公室，当着其他同志的面，和声细语、诚恳坦然地向我道歉：“昨天我不应该发火，缺少修养啊。考研究生的事情我们再商量吧。”这让我见识了什么是老干部的胸襟和气度。

几天后，老孙带来了同意我报考研究生的“约法三章”：一、必须报考本校（原本我想报考中国社科院）；二、不能请假复习迎考；三、不要影响到其他同志。当时华东师大政教系只有冯契先生招收中国哲学史专业研究生，于是我就报考了这个专业。这一年大概有不少人由于拿不到单位介绍信而无法报名，所以第二年就取消了这条规定。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开放就是在不断破除束缚人的发展的限制中前进，并得到人们广泛拥护的。

考外语可以带辞典，这对我来说可谓是老天开眼。我在中学上了两年英语课，“文革”爆发，停课闹革命。然后去北大荒当了近5年的知青，学过的英语差不多全忘了。倒是为了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中苏边境冲突，学了几句“这里是中国领土”之类的俄语喊话。进入大学，以“开门办学”为主，三年里每个学期除了头尾各有一星期左右在学校，其余时间都在工厂、农村，英语课名义上是有的，但几乎没有上过。因此，英语考试本来是我最犯愁的。可以带辞典，愁云顿时扫除了，觉得至少英译汉可以八九不离十：每个单词的意思在辞典上查明白了，还愁译不成中文？于是，我主要集中精力准备基础课和专业课的考试。英语开考那天，看到英译汉部分占40分，心中暗喜：只要这部分拿到35分，其它部分蒙对一半，就过及格线了。因此，忙不迭地翻辞典，内容与爱因斯坦有关，感觉大体意思能顺得下来。据说当年全国录取的1万多考生（报考人数6万多），只有600多人的英语成绩超过70分。所以，得知了自己的成绩是67.5分，既有点得意，又深感庆幸。这样的好事以后再也没有了。如此破天荒的规定折射出的时代内涵是：改革就是要开放，打破闭关自守，走向世界，尽管对此缺乏充分的准备，但中国还是义无反顾地迈开了打开通往世界大门的急切步伐。

中国社科院要求考生提供论文，这是其它招生单位所没有的。我虽然报考华东师大了，但觉得如果能有论文发表，岂不更好。因此，3月份拿到准考证后，就想着要写篇论文。那年华东师大招收的中国哲学史专业，侧重于近现代方向。当时，思想界正在进行“拨乱反正”，就是把被“四人帮”颠倒的是非再颠倒过来。几经考虑，选定写严复，主题是通过论述严复哲学与西方自然科学的关系，说明自然科学是哲学发展的重要动力，批判“四人帮”所谓哲学代替自然科学的谬论。投稿目标是《光明日报》恢复了不久的“哲学”版，这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发表哲学专业论文的园地之一。在“文革”后期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中，严复被“四人帮”视为“法家”，出版了一些他的著作的选本。我把它们从图书馆借来，囫囵吞枣地读了一些，连开了几个夜车，“大作”告竣了。

此文后来发表于1978年6月6日《光明日报》“哲学”版第85期，题目是《自然科学是推动哲学发展的革命力量——严复的哲学思想与西方的自然科学》，约3000字，拿到了生平第一笔稿费15元，相比当时45元的月工资，这显示了学术的“价值”。编发这篇稿子的王强华，印象中是“哲学”版的负责人。我现在还留存着标有“四月二十八日”日期的文章清样，这是王强华在《光明日报》上海记者站（当时设在汉口路《解放日报》大楼里）交给我的。40年后还能记得这样清楚，是因为他当时给我看了后来载入改革开放史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的清样，并问我读后的感想，我说文章最厉害的，是引用了毛泽东批评教条主义的话，即不要以为“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当时我不知道这篇文章的政治背景，是指向“两个凡是”的，巧的是在刊登我文章的那天，《光明日报》的头版发表了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明了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与“主张只要照抄照搬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原话”是对立的思想路线。改革开放始于批判“四人帮”的拨乱反正，尔后走向不以经典之是非为是非的思想解放，是有其必然性的，因为“四人帮”惯用的就是用经典的语录来包装他们的所谓理论。

 回望之二：1980年代“文化热”与汤一介先生

2018年的现场：杭州，4月21日，“致敬国学：第三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启动仪式暨“西湖论道——新时代的国学使命”高峰论坛，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凤凰网、敦和基金会、一点资讯联合主办。我是论坛嘉宾之一，主持嘉宾对话的是敦和基金会执行理事长、秘书长陈越光。

此前我和越光兄并不相识。由于写过严复的文章，因而比较关注研究严复的动态，记得越光兄在1980年代出版过论述严复的著作《摇篮与墓地》，是“走向未来”丛书的一种。论坛结束后，向越光兄询问，证实了我的记忆没有错。不久，他寄来新作《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以下简称《书院》）。阅读此书，1980年代的“文化热”和中国文化书院创院院长汤一介先生恍如就在眼前。

在改革开放第10个年头，有本名为“中国文化热”的著作写道：“80年代，在中国大地上骤然掀起了一股文化热。从南国到北疆，从沿海到内陆，八方交汇，上下议论，文化问题成为大家共同关心的聚焦点。”《书院》指出：“八十年代在思想文化领域中，有著名的三大民间文化团体：‘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中国文化书院和‘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这三大文化团体是“文化热”兴起的重要思想库。越光兄在1980年代曾任“走向未来”丛书副主编，1991年开始担任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因而他很自然地从1980年代“文化热”潮流中来审视中国文化书院的足迹：“判定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于1985年成为热潮，是这一年缘起于学术界的‘文化热’转向了社会，中国文化书院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种推动作用具体来说，是指中国文化书院在1985年3月举办了第一期“中国文化系列讲习班”，讲习班地点在中央团校，为期20天，200名左右的学员来自全国各地，为他们演讲的有梁漱溟、冯友兰等十多位著名学者，《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和海外媒体作了报道。

我参加了这期讲习班，至今还保存着那时的听课笔记以及书院的几本教学用书，对讲习班的学习氛围有切身感受：相比每人200元的高价学费，食宿方面可谓是住陋巷、饭疏食，但极少听到抱怨声；春寒料峭，而大家学习情绪十分热烈，课后饭余的讨论无处不在，并且常常由最初几个人的切磋而发展为一群人的争辩；即使不上课的日子，也很少有人去游山玩水，不是捧书苦读思索，就是书写心得体会；看到《书院》所说的“最早发起创立书院的几位年轻人”，不时为讲习班事务而忙绿。总之，身临其境，觉得讲习班颇有点书院的气象。大多数学员并非来自研究思想文化的高校和学术机构，但对文化问题却如此关心，这是“文化热”转向社会的生动写照。

1980年代“文化热”的重大主题是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今天的“致敬国学”是从那时的“反思国学”走来的。所谓“反思”以重估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为重心，居于主流的看法是把传统文化视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包袱。因此，如何看待传统和中国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的反传统，成了1980年代“文化热”的思想尾声：1989年由中国文化书院等单位举办的“‘五四’与中国知识分子”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就以《传统与反传统》为题目；无独有偶，1989年出版的上海纪念改革开放十周年理论讨论会论文集《第一次大潮》（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中，王元化的论文题目是《论传统与反传统——为五四精神一辩》；可谓南北呼应。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文化书院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与上述的主流看法不完全一致。它以“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为宗旨，这既包含了批判传统文化尤其是渗透其中的封建主义思想意识对于现代化的阻碍，又包含了在现代化进程中重新激活传统文化的探索，因而“中国文化书院是八十年代‘文化热’中唯一提出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文化团体”。这意味着中国文化书院把批判的“反思”和弘扬的“致敬”相统一。上述的第一期讲习班的演讲内容体现了这一点，这也是我们聆听讲演的学员能够领会到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怎样对待本国历史？怎样对待本国传统文化？这是任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解决好的问题。”从“反思国学”到“致敬国学”，就是40年来思想界思考如何解决好这个问题的心路历程。

中国文化书院和汤一介先生是分不开的。这为学界所公认。《书院》认为，中国文化书院汇聚了一批“五四”以来历经历史动荡的学者，“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坚守学术尊严与梦想的传承”。在汤先生身上，如果说他把中国文化书院作为“我自己的事业”，是继承了“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那么，他对成为哲学家的“心向往之”，则是体现了“五四”知识分子以学术创造为志向的学者本色。我第一次见到汤先生，就是在1985年的讲习班上，但并没有生疏感。因为我的老师冯契在西南联大求学时，常到汤用彤家里请教，与还在读中学的汤一介相识。汤一介在中学生时，与同学结伴离家出走，试图奔赴延安，但行至贵阳被拦截回来，而冯契恰是从延安来到昆明的，汤一介对他格外关注，实在情理之中。

1994年华东师大庆贺冯契八十华诞，汤先生在贺信中写道：“我常想，您的那篇刊于《哲学评论》上的《智慧》可以说对我启发最大。当然，我走上哲学研究这条道路原因很多，而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智慧》一文对我的影响。我有一个想法不知对不对，解放后我们这些对哲学有兴趣的人大多去研究哲学史了，其实我们，特别是您，应该是一个哲学家。几十年来，说实在的，我们国家没有出哲学家，这是很遗憾的。因此，我有一个建议，不知合适不合适，我希望您能再顺着《智慧》来发挥您的智慧，把您的哲学体系建立起来，为我们国家的哲学走向21世纪作出更为光辉的贡献。”这里给冯契的建议，其实也是汤先生自己的心声。他说：“1947年，我选择北大哲学系，就是想做一位哲学家，能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来探讨一些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但是，后来社会上的普遍看法是：只有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领袖，才能被称为哲学家。“这样的思想紧紧地缠绕着我们的头脑至少30年。”于是，只能做“哲学史家”。

改革开放破除了这样的思想枷锁。表面上看汤先生此后似乎还是在做哲学史的研究，其实在这背后，有着构建哲学家的理论体系的思考。不是吗？从他对于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主要价值和诠释方法的哲学史梳理中，依稀可以看到接续这些传统而构建的哲学体系的大致轮廓：以真、善、美统一如何可能为中心，以“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为主干，以“普遍和谐观念”、“内在超越精神”、“内圣外王之道”为辅翼，以“中国解释学”为方法。他在生命最后十年转向倾力投身《儒藏》事业，并非是在做哲学家之路上的停顿，而是在这条路上的新觉悟：为“中国哲学在21世纪的‘反本开新’中‘重新燃起火焰’”奠定不可或缺的基础。汤先生从“哲学史家”走向“哲学家”，是40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学术创造力迸发的侧影。

回望之三：有关学术成果评奖的两件事

2018年的现场：8月10日，上海社科评奖网公示上海市第14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名单。一位学生短信报喜，说我的论文得了一等奖。

得到这个消息，心里并没有多少喜悦之情。这并非是自己已修成淡泊名利之境界，恰恰是因为它对我失去了求得名利的“含金量”，作为临近退休之人，已经没有了以此作为晋升职称或申请什么人才“帽子”的砝码的需求。同时，近些年有点觉悟：奖励是种荣誉，而社科获奖是需要本人申请的，自己伸手要荣誉，似乎不很光彩。不过，由此倒是从记忆中捡拾起有关学术评奖的两件事：一是上海首届社科评奖的一项获奖成果；一是2000年夏天的“长江《读书》奖”论争。

就在8月10日那天，我收到了仇金泉（1980年代初任上海科学学研究所副所长）自编的《东隅桑榆集》，很感意外。我们已经30多年不通音讯了。和他相识相交，缘于1981年至1982年大约两年时间的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研究。《东隅桑榆集》以诗词配照片，记载了老仇（当初我就是这样称呼他的）近80年的人生历程，关于1980年代初开展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研究，有这样的诗句：“产业结构诸侯象，谈和效益国力强。献计长江三角洲，区域蓝图或褒奖。首肯批自中南海，心血不负苦心郎。”说的是当时在行政区划的体制下，各省市的关系如同是诸侯，产业结构无法得到优化，极大地阻滞了现代化事业，有鉴于此而进行的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研究，获得了两方面的褒奖，一是得到了国务院多位领导人的肯定，一是在1986年获得上海市首届哲学社会科学论文奖；更重要的是当年的心血没有白费，今天长三角一体化正成为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不断地予以推进。老仇的书中配有首届上海哲社奖证书的照片，上面写着：“项目 开展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规划的研究”，“作者 仇金泉 陈卫平 姚诗煌 罗祖德、朱新轩”，老仇在书中注明：《开展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规划的研究》载《自然杂志》1982年第2期。其实，刊登在《自然杂志》的这篇文章，署名的作者是仇、罗、朱三位，我和姚诗煌不在其中。那么，后来获奖者为何成了5人呢？

上海科学学研究所1982年4月5日报送的《研究与建议》第9期（总17期）上，登有《太湖流域经济地位的历史分析及其协调发展的几点建议》，作者是我们5人。就是说，上海哲社获奖成果虽与《自然杂志》的文章同名，但实际上是包含了上述《研究与建议》的文章。老仇是这项课题的主持者，他1963年毕业于中国科大原子能化学系，罗祖德和朱新轩毕业于我校地理系，是自然辩证法（现在称为科学哲学）专业的老师，姚诗煌是《文汇报》负责科技方面的记者。1981年我刚研究生毕业，所学专业与这个课题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是罗老师让我参与进去的，所做的工作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从史籍中寻找材料，证明长江三角洲曾作为浑然一体的经济区域，对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如长三角在唐代为江南道管辖的一个大区，即江南东道，是唐代财政收入的主要依靠；二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寻找相关的论述，说明区域经济对于发展生产力的积极意义。每次课题组（当时没有这样的名称）讨论后，主要是姚诗煌把大家的意见形成文字。就是说，这项获奖成果主要完成者是仇、罗、朱。我的作用微不足道，不知怎么会是名列第二的获奖者，名列于我后面的3位，无论资历还是在这项课题中的贡献都在我之上。对此的唯一解释只能是：当时对获奖者的排名较为随意，获奖者也不太计较。

上海哲社评奖已经进行到14届了，首届评奖的这项获奖成果无疑有着时代的印记。这项成果最早规划了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一体化的蓝图，实际上发出了重视上海在改革开放中的“王牌”作用的呼喊，同时提出了很多先进的理念，如协调发展、保护生态等等，此刻应当向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有这般远见卓识的前辈敬礼！这项成果在当时被归入“软科学”之列，这个名称现在很少听到了，代之以的是“智库”。从“软科学”到“智库”，显示了40年来的改革开放不仅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在精神层面上的引领作用，也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在决策层面上的咨询作用。我现在还存有当时国务院多位领导对这项研究的长篇批示的复印件，从中可以看到他们对此非常重视，考虑设立“计划经济委员会分会”来着手进行。国家高层领导的这种态度，无疑鼓舞了“软科学”的研究者。上海科学学研究所在改革开放中涌现出了夏禹龙、冯之浚、刘吉等著名智库专家。另外，我作为配角却在获奖者中排名第二，表明在学术评奖刚实施时，不具有后来那样强烈的与单位和个人名利紧密挂钩的功利性质，获奖不是评价学术成果具有高水准的必备指标。

对于1990年代，曾有“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评价。学术凸显的重要表现是注重学术规范化，审视已经常态化的学术评奖，自然是其题中之义。2000年夏天的“长江《读书》奖”论争，集中反映了这一点。当时中华读书网曾为此主办了“百位学者谈长江《读书》奖风波”的专题讨论，自2000年6月27日发布首篇文章起，截止8月31日，在短短一个半月内，共发布了近80篇专题讨论文章。这些文章结集为35万字的《学术权力与民主——“长江读书奖”论争备忘录》，在当年8月由鹭江出版社出版。该书的“编者前言”称：“无论是参与者之多还是学术影响、社会反应之大，像‘长江读书奖’这样寓有多重意义的学术讨论，实际上是可遇不可求的，至少是不多见的”。确实，这样集中讨论学术评奖的问题，在这40年里仅此一次。

“长江读书奖”由香港李嘉诚基金会资助，三联书店《读书》杂志承办，而评奖结果揭晓之后，掀起了轩然大波，质疑评奖的公正性，原因是评奖主办方的负责人和某些评委的成果获了奖。对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进行评奖，是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事物。应该说，如何确保其公正性一直是学术界和社会舆论所关切的，政府主办的评奖在不断地改进评奖办法，以更好地体现公正性。以上海而言，第2届哲社评奖在1994年举行，当时表示公正性的做法还是很初级的，仅规定凡是申报评奖者的评委，在统计表决票数时，必须减去1票。后来，在程序设计上不断改进，尽力将申报评奖者和评奖过程相隔绝，不仅申报评奖者不能担任评委，还采取了请外省市的学者担任评委、在数据库中随机确定评委等措施。

“长江《读书》奖”的争论之后，似乎达成了这样的共识：为了确保评奖的公正性，申报评奖者不能同时充当评委。应当说，近20年来，无论是政府主办还是民间主办的评奖都已经做到了这一点。我在“长江读书奖”论争中，也写了文章，主要观点是：通过制度设计可以将不公正尽可能减少，但无法完全排除；因此，我们只应把学术评奖看作是尊重学术、鼓励学术创新的举措，没有必要赋予其很多功利色彩。然而，现实是评奖的功利色彩越来越强烈，其突出的新表现是获奖成果与单位学术声誉的评价紧密关联。

“长江读书奖”这场当初声势颇大的争论，如今大概不会有多少人记得了。但是，这场争论所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依然存在：学术评奖如何推动建立良好的学术生态？奖励有二义，即给予名利和树立典范；因此学术奖励除了功利主义一面之外，还有另外一面，即引导人们认识取得创造性地学术成果需要怎样的精神境界。如果对于功利的追求压倒了精神的升华，评奖制度反而会助推学术生态的恶化。因此，回望“长江读书奖”的论争并非只是讲段陈年旧事而已。

白驹过隙，光阴荏苒。回望是为了前行，站在2018年向前眺望：改革开放进行时奏响的音符，将谱写出新时代更加铿锵雄壮的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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