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旻 宋文琦 梁丽婵 ｜ 农村小学生同伴攻击受侵害类型及其学校适应：基于潜在剖面分析
新刊速递 |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年第1期目录
特稿
专题：潜在类别模型在教育研究中的应用
农村小学生同伴攻击受侵害类型及其学校适应：基于潜在剖面分析
吴旻1, 宋文琦1, 梁丽婵2
1. 赣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2.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
摘要：以1489名4—6年级农村小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潜在剖面分析方法探索其攻击与受侵害类型，并进一步探究不同类型与其学校适应的关系。结果表明：（1） 农村小学生攻击受侵害可以分为4类：“高攻击–高受侵害型”“低攻击–高受侵害型”“中攻击–中受侵害型”及“低卷入型”；（2） 不同类型具有一定的“共发性”，除“高攻击–高受侵害型”外，各类型均表现出间接攻击高于直接攻击，间接受侵害高于直接受侵害；（3） 不同类型的个体在性别、年级、是否寄宿上均差异显著，男生、低年级、寄宿生更容易卷入校园欺负；（4） 不同类型的个体在学校适应上的表现有别：在积极情绪及消极情绪上，“高攻击–高受侵害型”个体得分均显著高于其他各类型，在人际关系和学业表现上，“低卷入型”个体得分显著优于其他各类型。因此，应重视农村小学生的校园欺负行为，建议根据不同类型学生的特点及适应状况，有针对性地进行干预及预防，尤其是“高攻击–高受侵害”者。
关键词: 同伴攻击, 同伴受侵害, 农村小学生, 潜在剖面分析
原文刊登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年第1期 “潜在类别模型在教育研究中的应用” 栏目
吴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赣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
梁丽婵，通信作者，心理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讲师。
目录概览
一、文献回顾
二、研究方法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四、讨论与启示
一、文献回顾
校园欺负是影响儿童青少年发展的世界性现象（ Savahl et al., 2019）。全世界平均有30%的学生卷入校园欺负，具体表现在同伴攻击与同伴受侵害行为上（Modecki et al., 2014）。同伴攻击（peer aggression）是指有目的地伤害他人的行为 （Slotter et al., 2011），主要包括直接攻击和间接攻击。直接攻击也称身体攻击，指对别人直接的身体伤害，如打、踢别人；间接攻击也称关系攻击，指通过操控同伴关系伤害他人的行为，如散布谣言、社会排斥、威胁等（Crick & Grotpeter, 1995）。同伴受侵害（peer victimization）是指个体遭受来自同伴的身体、言语、关系等方面攻击的经历（张文新等, 2009），通常包括直接受侵害和间接受侵害。研究发现，无论是对攻击者，还是对受侵害者，欺凌事件都会对儿童的心理、行为等产生一系列的严重影响（Kokkinos et al., 2014; Reijntjes et al., 2013）。例如，遭受同伴欺负会导致儿童青少年出现一系列心理社会不良适应问题，包括焦虑、抑郁等内化问题（黄晓婷等, 2017; Wettstein et al., 2013）以及攻击、违纪等外化问题（Farrington et al., 2016），甚至童年期的攻击行为会持续导致青少年和成年阶段的行为不良、犯罪活动、辍学、药物滥用等（Heilbron & Prinstein, 2008）。
同伴攻击和受侵害是两个相交的维度（Perry et al., 1988）。有研究发现攻击受侵害儿童并不是一个同质的群体，有的儿童是顺从的或退缩的，有的儿童则具有攻击性，相当一部分受侵害儿童同时也是攻击他人的欺负者（周宗奎等, 2006），甚至可能是攻击性最强的群体（Salmivalli & Nieminen, 2002）。同时，探讨个体的同伴攻击行为水平和同伴受侵害的情况，有助于发现不同类型的个体及其特征，挖掘不同类型的群体特征与需求。例如，有研究同时探讨同伴攻击和同伴受侵害，发现一些儿童青少年既是攻击者又是受害者（aggressive-victims）（Solberg et al., 2007），他们有更多的反应和主动性攻击，更低的学业表现、亲社会行为、社交能力等（Nansel et al., 2004; Salmivalli & Nieminen, 2002）。
关于儿童攻击受侵害的类型，以往研究多采用临界值判定法，即基于样本分布的平均值和标准差来鉴别不同类别个体，普遍地将儿童攻击受侵害分为4个组别：攻击–受侵害组、单纯攻击组、单纯受侵害组和未卷入组（Sterzing et al., 2020）。这一分类方法采用的“相对标准”与样本变异程度有关，因此，会导致不同研究分类的标准不同，得到的结果也不一致。潜在类别分析（Latent Class Analysis, LCA）和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s Analysis, LPA）是以个体为中心的研究取向（Person-Centered Approach）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近年来在社会学、心理学等各个领域应用越来越多。LPA是LCA在使用连续变量时的方法延伸（苏斌原等, 2015），是一种基于个体对外显变量的反应将个体分为互斥的潜在类别的技术（邱皓政, 2008）。这一方法假定存在一种可以对人群进行分类的方式，能够充分利用所有的样本数据对所有个体所属类别的可能性做出估计，实现基于外显变量的性质及程度的区别来确定不同亚类型分化（胡义秋等, 2018; 刘丹等, 2018），其优势在于可确保各潜在类别之间差异最大，而类别内部差异最小，同时可以估计不同类型在整个群体中的人数比例，捕捉到以变量为中心的研究无法观察到的群体不均等性（刘丹等, 2018; 谢家树等, 2019）。目前，国内使用LPA、LCA等方法探讨儿童攻击受侵害亚类型的研究较少，现有研究仅单独针对校园欺负受害模式（谢家树等, 2019）或攻击行为异质性（纪林芹等, 2020）进行探讨，结果发现，无论是受害者还是攻击者，个体的学校适应都较为消极。
使用LPA揭示群体中个体间的变异，为打通理论研究和实践需求的“隔阂”提供更充实的依据（何妍等, 2022），对后续分类辅导干预等有重要意义。例如，Antoniadou等（2019）在1097名希腊早期青少年样本中发现了4个类型，分别是未卷入组（75%）、攻击–受害者组（11%）、单纯攻击组（6%）、单纯受害组（8%），4个类型个体在人格特质、社交特质、社交焦虑上都存在显著差异；Hayes等（2020）对美国青少年传统及网络攻击、受侵害进行潜在剖面分析，结果发现存在4个异质性类型，分别是未卷入组（80.7%）、传统受侵害组（10.3%）、传统攻击–受侵害组（4.8%）和联合攻击–受侵害组（4.1%），研究进一步发现，无论是传统攻击–受侵害还是网络攻击–受侵害组，都比其他组报告更多的消极适应状况；Olivier等（2021）通过对3903名4—10年级学生的同伴攻击及受侵害的潜在剖面分析，发现3个类型，分别是未卷入组、仅受侵害组和攻击–受侵害组，并进一步发现攻击–受侵害组和仅受侵害组比未卷入组报告了更多的适应问题。
现有为数不多的同伴攻击受侵害异质性分类中，多关注青春期个体，较少关注儿童期个体；较多关注一般儿童，较少关注特殊处境的儿童。有学者提出，相比普通群体间的差异，处境特殊儿童青少年个体内部心理状况的差异更值得关注（谢家树等, 2019; Rutter & Sroufe, 2000）。研究表明，农村地区小学生卷入校园欺负风险更高（陆伟等, 2017; 吴要武, 侯海波, 2017），这一群体内部的差异值得关注，因此，本研究以农村4—6年级小学生为对象，拟采用潜在剖面分析方法，探索农村小学生攻击行为和受侵害行为的不同亚类型，分析不同类型的特点，并进一步探讨不同亚类型在学校适应（情绪、人际及学业方面）上的差异，这有助于全面、细致地揭示农村小学生攻击受侵害异质性类型，帮助识别不同类型的特点，以期在防治农村学校校园欺负时提供更具有针对性的方案。
二、研究方法
（一）对象和程序
本研究采取整群抽样法抽取江西省7所农村乡镇中心小学，选取4—6年级学生1500人，剔除问卷一半以上未答、规律作答和存在明显乱答迹象的11份，回收有效问卷 1489份，有效回收率99.27%。其中四年级364(24.45%)人，五年级352(23.64%)人，六年级773(51.91%)人；男生799(53.66%)人，女生690(46.34%)人；寄宿636(42.71%)人，非寄宿853(57.29%)人。被试年龄介于10—13岁之间，平均年龄11.79岁(SD =1.62岁)。
（二）研究工具
1. 攻击行为。本研究采用刘俊升等(2009)修订的《攻击行为问卷》。问卷有直接攻击和间接攻击两个维度，共10个题项。问卷采用Likert 1—4点计分，得分越高代表该个体攻击行为越多。本研究中整份问卷的α系数为0.84，直接攻击和间接攻击分别为0.74和0.77。验证性因子分析表明，两因子模型基本上可以接受(χ2 = 253.33, df = 34, CFI = 0.87, TLI = 0.83, SRMR = 0.06, RMSEA = 0.08)。
2. 同伴受侵害。本研究选用“中国6—15岁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特征调查”项目组编制的《校园同伴侵害量表》(董奇, 林崇德, 2011)。量表包括直接受侵害和间接受侵害两个维度，共7个题项。量表采取Likert 1—5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儿童受侵害程度越严重。本研究中整份问卷的α系数为0.80，直接受侵害和间接受侵害分别为0.57和0.72。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该问卷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χ2 = 18.60, df = 11, CFI = 0.99, TLI = 0.99, SRMR = 0.02, RMSEA = 0.03)。
3. 积极情绪、消极情绪。本研究采用Watson等编制的《积极、消极情绪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 PANAS)(Watson et al., 1988)。该量表题项由20个词组成，其中10个用来描述积极情绪，10个用来描述消极情绪。量表采用Likert 1—5点计分。积极情绪得分高表示个体精力旺盛，能全神贯注并感受快乐的情绪状况较多；消极情绪得分高表示个体主观感觉困惑，痛苦的情绪状况较多。本研究中整份问卷的α系数为0.80，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分别为0.80和0.83。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两因子模型基本上可以接受(χ2 = 765.88, df = 169, CFI = 0.81, TLI = 0.79, SRMR = 0.08, RMSEA = 0.08)。
4. 师生关系。本研究采用江光荣(2004)编制的《中小学班级环境量表》中的《师生关系分量表》。该量表共包括6个题项，采用Likert1—5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学生与教师的关系越好，本研究中该问卷的α系数为0.88。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该问卷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χ2 = 31.42, df = 6, CFI= 0.99, TLI = 0.99, SRMR = 0.01, RMSEA = 0.05)。
5. 同伴关系。本研究采用香港中文大学郭伯良(2003)编制的《儿童青少年同伴关系量表》。该量表主要用于测量儿童青少年在同伴关系中的自我感知，共有22个题项。量表采用Likert 1—4点计分，其中11、12、15、17、19、20、21 为正向计分，其余均为反向计分，各项目分数总和即为总分。得分越高，表明其同伴关系越好。本研究中该问卷的α系数为0.79。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该问卷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χ2 = 831.80, df = 186, CFI = 0.92, TLI = 0.90, SRMR = 0.06, RMSEA = 0.05)。
6. 学业成绩。本研究选取语文与数学成绩作为学业成绩指标，原始分数范围分别为0—100分。由于被试来自不同学校、不同班级，因此，以班级为单位，分别将两科的原始成绩转化为班级内标准分数，再加以合并代表学业总成绩。分数越高，表明学业成绩相对越好。
（三）数据分析
本研究由经过专业培训的3名心理学硕士研究生和农村中心小学班主任担任主试。施测前，集中对主试进行培训，以确保每个主试清楚测评的注意事项和突发事件应对措施。在征得学校和学生家长(或监护人)的知情同意后，再进行统一施测。主试在学生正式填答前宣读统一的指导语，4年级学生在主试逐条宣读题项后填答问卷，5—6年级学生自主填答问卷，问卷完成后当即回收。
使用Mplus 7.0和SPSS 22.0软件进行LPA和后续分析，数据分析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采用LPA方法对农村小学生进行潜在剖面分析，采用Logistic方法分析不同类型的特点；第二部分主要将第一步得出的剖面结果作为自变量，采用修正BCH法(温忠麟等, 2022; Vermunt, 2010)探讨其与农村小学生学校适应的关系。
（四）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与检验
为减少共同方法偏差风险，本研究首先采用非记名等方式进行数据采集(熊红星等, 2012)，参照已有研究的做法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考察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周浩, 龙立荣, 2004)。本研究共提取了8个特征值大于 1 的公因子，且第一个公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7.59%，小于40%，说明本研究受到共同方法偏差影响的可能性较小。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本研究的各变量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如表1所示。其中，除积极情绪外，直接受侵害与间接受侵害、直接攻击、间接攻击、消极情绪、师生关系、同伴关系和学业成绩两两相关。
表 1 各主要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二）农村小学生攻击受侵害潜在剖面分析结果
为探究农村儿童攻击受侵害的潜在类别，本研究以攻击、受侵害的4个维度得分平均值为观察变量，参考Nylund等(2007)的做法，以两类型为起点，逐步增加类型的数量进行潜在剖面分析，直到模型拟合指数中AIC(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BIC(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的值不再减小(见表2)。根据 Foti等(2012)的研究建议，本研究考察了7个主要统计结果以确定最佳拟合模型: LL(Log Likelihood)、AIC、BIC、SSA-BIC(Sample-Size-Adjusted BIC)、LMRT(Lo-Mendell-Rubin Likelihood Ratio test)、BLRT(Bootstrap Likelihood Ratio Test)、Entropy。其中，LL、AIC、BIC、SSA-BIC 的值用于模型比较，值越小则模型拟合越好；Entropy为熵值表示分类准确率，值越接近1则模型越准确；LMRT和BLRT值用于比较k分类模型和k-1分类模型，若LMR和BLRT 的值达到显著性水平(p<0.05)，表明k分类模型比 k-1分类模型的方差解释率高，否则接受k-1分类模型。在确定分类数量时，除了考虑各项拟合指标，还应考虑到研究问题及结果的简洁性、理论合理性和可解释性(Rindskopf, 2003)。
由表2可见，随着划分类别数量的增加，模型的AIC、BIC、SSA-BLC持续降低，分成4分类和5分类时较低且基本相近，5分类的LMRT值不显著，说明4分类模型优于5分类模型，而且4分类的Entropy达到最高值。因此，最终确定4类型为最优潜在类别模型。
从图1 可知，4个潜在类别学生在攻击、受侵害不同维度上均值差异明显，显示出不同的特征。类别1(C1)共有992人(66.62%)，在4个维度的均值(1.22—1.90)都最低，命名为“低卷入型”。类别2(C2)共有132人(8.87%)，在4个维度的均值(1.88—2.51)处于中间水平，命名为“中攻击–中受侵害型”，简称为“中–中型”。类别3(C3)共有330人(22.16%)，在攻击的两个维度的均值(1.45和1.66)都低于2分，但在受侵害两个维度的均值(3.05和3.60)都高于3分，命名为“低攻击–高受侵害型”， 简称为“低–高型”。类别4(C4)共有35人(2.35%)在4个维度的均值(2.82—3.63)都最高，命名为“高攻击–高受侵害型”，简称为“高–高型”。
图 1 农村小学生攻击受侵害类型剖面
采用方差分析检验农村小学生攻击受侵害类型在直接攻击、间接攻击、直接受侵害与间接受侵害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结果如表3所示。“低卷入型”(C1)个体在攻击、受侵害的各维度上显著低于其他各类型。“中–中型”(C2)个体在攻击两维度上显著高于C1和C3类型，但显著低于C4类型；在受侵害两维度上显著高于C1类型，但显著低于C3和C4类型。“低–高型”(C3) 个体在攻击两维度上显著高于C1，但显著低于C2和C4类型；在直接受侵害维度显著高于C1和C2类型，但显著低于C4类型；在间接受侵害维度显著高于C1和C2类型，与C4类型差异不显著；“高–高型”(C4) 个体除间接受侵害维度外，在其他3个维度都显著高于其他各类型。可见，分成4类可以较好地区分和甄别农村儿童的攻击受侵害程度，也说明所做的潜在类别分类是有效的。
表 3 农村小学生攻击受侵害亚类型在各维度上的差异
（三）人口学变量对不同类型的多项Logistic回归结果
本研究在潜在剖面分析的结果上，进一步探讨农村小学生不同攻击受害类型的人口学特征。以潜在剖面分析结果作为因变量，性别(女生为参照)、年级(六年级为参照)、是否寄宿(寄宿为参照)作为自变量进行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其中“低卷入型”(C1)作为参照类别，分析得出发生比率(Odd Ratio, OR)，结果见表4。OR系数反映了不同性别、年级、是否寄宿在攻击受侵害类型上相对于“低卷入型”的发生比率。以“攻击–中受侵害型”性别“男”的OR值4.65为例，男生的C2类型与C1类型人数的比值是女生的4.65倍。
结果显示，以“低卷入型”(C1)为参照组，将其他类型与其比较，相较于女生，男生更容易卷入校园欺负的不同亚类型中。相较于五、六年级，四年级学生更容易卷入校园欺负的各类型中；但五年级学生只在“高攻击–高受侵害型”上比六年级学生更易卷入。相较于非寄宿生，寄宿生更容易卷入“低攻击–高受侵害型”及“高攻击–高受侵害型”。
（四）农村小学生不同攻击受侵害类型在学校适应上的差异
本研究采用修正的BCH法(温忠麟等, 2022; Vermunt, 2010)分析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师生关系、同伴关系和学业成绩在不同类型上的差异。结果如表5所示，积极情绪(χ2 = 16.51, p<0.001)、消极情绪(χ2 = 224.00, p<0.001)、师生关系(χ2 = 541.87, p<0.001)、同伴关系(χ2 = 211.48, p<0.001)与学业成绩(χ2 = 53.34, p<0.001)在攻击受侵害的4个剖面中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高–高型”小学生在积极情绪及消极情绪上得分最高，显著高于其他各类型，在师生关系、同伴关系及学业成绩上，均为“低卷入型”小学生得分最高，显著高于其他各类型。
四、讨论与启示
（一）农村小学生同伴攻击受侵害类型具有独特性
本研究发现农村小学生同伴攻击受侵害有4种异质性类型，分别是“低卷入型” “中攻击–中受侵害型”“低攻击–高受侵害型”和“高攻击–高受侵害型”，与传统临界值判定法的结果不同。
首先，本研究的一个关键发现是，农村小学生群体中未出现单纯的攻击型，而是出现了“中攻击–中受侵害型”，这说明农村小学生中未见单纯主动性攻击群组，可能更容易出现反应性攻击类型，即受到一定侵害而做出攻击行为的类型。以往分类中报告了单纯攻击类型(李亚真, 桑标, 2017)，这些研究可能是高估了纯粹攻击者的数量，忽略了有攻击行为的学生往往也是受侵害者的事实。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学生自我报告，即从学生的角度来看，纯攻击型可能是一种孤立的现象，报告的学生普遍认为自己不是单纯的主动性攻击者，而是在受到一定侵害而作出反应性攻击的“双重受害者”。
其次，在农村小学生4个攻击受侵害异质性类型中，不同类型攻击行为、不同类型同伴受侵害存在“共发性”，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谢家树等, 2019)。各亚类型均呈现直接攻击与间接攻击的共发性、直接受侵害与间接受侵害的共发性，这提示农村小学生群体中大部分个体并不是受到单一的攻击或侵害，而是攻击与受侵害不同程度的“双重型”。从同一类型的特征来看，除“高攻击–高受侵害型”外，各类型均呈现出间接攻击高于直接攻击，间接受侵害高于直接受侵害。这表明4—6年级小学生正处于儿童期向青春期的过渡阶段，相对于直接的肢体冲突，他们更倾向使用人际排斥、言语威胁等间接攻击或侵害，这也说明农村小学生的攻击受侵害行为已具有一定的“隐蔽性”。
再次，农村小学生卷入校园欺负事件的比例较高。本研究中，卷入校园欺负的人数占比超过三成(33.38%)，高于Antoniadou等(2019)在1097名希腊早期青少年样本中发现的25%，Hayes等(2020)在美国青少年中发现的19.3%，甚至高于陆伟等(2017)在我国寄宿学生样本中发现的31.7%。这提示我国农村小学生卷入校园欺负的风险更高，需要引起更多的关注。一方面，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和农村义务教育资源布局的调整，相当一部分的农村小学生成为留守儿童或被迫选择寄宿学校，他们长期与父母分离，父母监护和教育缺位，这增加了农村小学生之间产生冲突和矛盾的可能性(Pfeiffer & Pinquart, 2014)；另一方面，农村学校教师队伍难以稳定，师资力量薄弱，管理者及教师不能及时发现和有效化解校园欺负，产生的后果更为严重和持久(吴要武, 侯海波, 2017)。
（二）农村小学生卷入校园欺负的“高危”群体
本研究发现，农村小学男生比女生、四年级学生比高年级学生、寄宿生比非寄宿生更容易卷入校园欺负，这提示男生、低年级学生、寄宿生是校园欺负的“高危”群体。首先，相较于女生，男生卷入攻击受侵害不同类型的概率都更高。根据性别刻板印象，男性比女性更具有攻击性，男孩遵从男性行为的社会压力通常比女孩遵从女性行为的社会压力更大，男孩比女孩更容易发生和容忍同伴攻击，因而男生比女生更容易成为攻击者和受侵害者(Olivier et al., 2021)。其次，与五、六年级相比，四年级学生较不成熟且易冲动，更容易采用暴力的方式解决冲突，由于低年级学生应对校园欺负的能力较弱，因而应特别关注低龄儿童卷入校园欺负现象。再次，寄宿生相较于非寄宿生更容易卷入校园欺负，尤其是“低攻击–高侵害型”及“高攻击–高侵害型”。有研究者认为，寄宿显著提高了农村学生遭遇欺凌的可能性，言语威胁、肢体冲突等校园欺负在寄宿生中更为常见(陆伟等, 2017)。我国农村地区的寄宿制学校除具有一般寄宿制学校的“全天候管理”的特点之外，还有其特殊性。与国外寄宿学校和我国城市寄宿学校的“精英教育”有所不同，我国农村寄宿学校体现的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公平教育”。然而，我国农村寄宿制学校的师资力量薄弱及管理水平不高(杨兆山, 高鹏, 2012)，未能及时发现和处理学生中高发的校园欺负行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滋生校园欺负的“温床”及防治“死角”。
（三）“高攻击－高受侵害型”个体面临的学校适应问题更严重
本研究发现，除了情绪方面，无论在人际方面还是学习方面，“高攻击－高受侵害型”个体的适应问题最为严重，这提示应特别关注这一类型。资源控制理论(Resource Control Theory, RCT)认为，个体通过制定不同程度的强制策略(如攻击)和亲社会策略(如受侵害)来获得社会资源，从而获取社会支配地位(Hawley, 1999)。RCT理论能较好地帮助理解攻击受侵害者的双重身份，即他们属于双策略控制者(Clark et al., 2020)。在情绪方面，“高攻击–高受侵害型”个体同时拥有最高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这可能是因为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变量，而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Eadeh et al., 2017)。个体由于受侵害产生负性情绪，为了改善情绪而采取攻击行为，从而获得短暂的积极情绪(刘宇平等, 2022)。因此，从短期来看，攻击受侵害者可能表现出较高的积极情绪，但从长期发展角度来看，通过攻击调节情绪将付出代价(Chester et al., 2019)，他们可能面临各种发展风险(Reijntjes et al., 2013)，只有校园欺负的低卷入或未卷入个体才拥有最好的人际关系和学业表现以及更稳定的情绪。
（四）对农村小学校园欺负防治的建议
为改善我国农村小学生的校园欺负状况，促进其学校适应，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农村小学生卷入校园欺负的比例及风险明显偏高，且攻击受侵害群体内部存在异质性分化，不同类型均表现出间接攻击侵害高于直接攻击侵害行为。这种“隐蔽性”要求农村学校应健全校园欺负防治工作制度，建立早期预警机制，及早发现校园欺负的苗头，防微杜渐，把校园欺负现象消灭在萌芽状态。此外，可通过关注校园欺负高发时段和区域，排查发现学生间接攻击及侵害行为，把校园建设成最安全、最阳光的地方。
其次，不能忽视农村小学生 “高攻击–高受侵害型”个体的“双重性”。一方面，这一类型中攻击者似乎倾向于将自己视为受害者，或个体由于受侵害引发了较高的攻击性；另一方面，在学校适应上，“高攻击–高受侵害型”个体短期内虽然拥有较高的积极情绪，但从长期发展角度来看，他们更可能面临各种问题(Reijntjes et al., 2013)。针对这一群体学校需科学甄别、谨慎对待，学校可设立心理咨询室，配备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帮助他们疏导心理问题、管理自我情绪、减少攻击行为等；也可成立丰富多彩的兴趣小组，帮助他们培养兴趣爱好来体验积极情绪。
再次，协同各方力量，提高校园欺负防治的针对性，实施“靶向治疗”(高屾等, 2018)。建立农村学校、家庭、社区的协同机制，对校园欺负防治采用“普遍预防+精准干预”的模式。针对“低卷入型”群体采用普遍预防模式，学校可联合社会工作者、公益律师等开展形式多样的专题教育宣传活动，组织农村“童伴妈妈”开展关爱农村儿童活动，营造温馨和谐、积极向上的校园氛围。针对“高卷入型”群体实施“靶向治疗”，特别关注男生、低年级、寄宿生等校园欺负的“高危”群体。学校教育应充分考虑到性别差异，优化对男生的教育策略，引导男生采取非暴力方式沟通处理人际矛盾以避免攻击行为。针对低年级学生的校园欺负防治，可结合低年级儿童的心理特点编发防治校园欺负的漫画手册，提高学生对校园欺负危害性的认识，增强自我保护能力。对于生活相对封闭、枯燥的寄宿生，学校应提高管理水平，加强家校合作，可依托网络建立“爱心之家”微信群，寄宿生的家长可以随时关注孩子的在校情况，也让孩子感受到父母更多的关爱，让寄宿生在爱的滋养中远离校园欺负，获得积极发展。
(吴旻工作邮箱：gnsywm@126.com；本文通信作者为梁丽婵：lichanlian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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