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妍 袁柯曼 张明明 边玉芳 ｜ 父母控制亚型及其对青少年适应的影响：基于潜在转变分析
新刊速递 |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年第1期目录
特稿
专题：潜在类别模型在教育研究中的应用
父母控制亚型及其对青少年适应的影响：基于潜在转变分析
何妍1, 袁柯曼2, 张明明2, 边玉芳2
1. 《心理技术与应用》杂志社，2.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
摘要：父母控制是指父母在对子女实施教养活动的过程中，用以控制、管理子女的较为稳定的行为方式，对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发展和社会适应具有重要且直接的影响。本研究使用初中生的两年追踪数据，基于以个体为中心的研究方法，探讨我国父母控制的亚型、转变特点及其对青少年适应的影响。主要发现如下：（1）父母控制可以分成三种亚型：低心理控制-中行为控制（低-中控制）、中心理控制-中行为控制（中-中控制）和高心理控制-高行为控制（高-高控制），在两个时间点都是中-中控制亚型的家长比例最多，分别约占六成和五成。（2）父母控制亚型会随着时间产生转变，从初一到初二，近七成的父母控制亚型保持稳定，约有三成出现转变。初一的中-中控制亚型约有三分之二在初二时没有变化，约两成在初二时变成高-高控制亚型。（3）父母控制亚型对主观幸福感、网络成瘾、亲子冲突等适应结果有显著影响，其中高-高控制亚型最不利于青少年适应的发展，低-中控制亚型最有利于青少年适应的发展。本研究为不同类型的父母控制进行精准干预奠定了实证研究基础。
关键词: 父母控制, 青少年适应, 潜在剖面分析, 潜在转变分析
原文刊登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年第1期 “潜在类别模型在教育研究中的应用” 栏目
何妍，《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杂志主编，长期从事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家庭教育等领域的研究及应用。
边玉芳，通信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致力于儿童青少年社会性发展、家庭教育、心理评价与促进等领域的科学研究。
目录概览
一、问题提出
二、研究设计
三、研究结果
四、讨论
一、问题提出
（一）研究背景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关系到孩子的终身发展，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福，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父母教养行为是家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孩子的一生发展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父母控制是一种常见的父母教养行为，是指父母在对子女实施教养活动的过程中，用以控制、管理子女的较为稳定的行为方式（杨慧芳, 刘金花, 1997; Mousavi, Low, & Hashim, 2016），对孩子的心理发展和社会适应具有重要且直接的影响（Barber, Olsen, & Shagle, 1994; Yan, Zhang, Ran, Li, & Niu, 2020; Guo, Gao, Wu, Ying, & You, 2021）。尤其是青春期阶段的孩子正处于“分离-个体化”的特殊发展时期，个体独立自主的需求增加（Deci & Ryan, 1985），此时父母不当的控制型教养行为会阻碍青少年自主需求的满足，对其心理发展具有消极影响，青少年容易出现更多情绪、行为和人际关系方面的适应问题（Grolnick, 2003; Yan et al., 2020）。
此外，在我国父母控制具有一定的“中国特色”，受东方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和儒家传统教养文化的影响，我国父母对自己的角色定位是管教子女，这种“管”包含着关心和爱（Chao, 1994），但也容易造成父母权威、控制和子女孝顺、服从的教育模式（Chao & Tseng, 2002; Mousavi et al., 2016）。许多跨文化研究也发现中国父母倾向于表现出更多的控制型教养行为（Ng, Pomerantz, & Deng, 2013; Wang, Pomerantz, & Chen, 2007; Zhang, Wei, Ji, Chen, & Deater-Deckard, 2017）。因此，探讨我国父母控制的类型和特征及其对青少年适应的影响，有助于有针对性地对不当父母控制进行干预和辅导，对促进我国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研究综述
父母控制分为心理控制和行为控制两种形式（Barber et al., 1994）。其中，心理控制是指一种侵入子女内心世界、无视子女情感的控制型教养行为（Barber, 1996），会阻碍儿童青少年独立表达、自我意识等方面的发展，最终干扰其自主性的发展，与情绪、行为、人际等多方面的消极适应有关（Barber et al., 1994; Scharf & Goldner, 2018; Sun, Liang, & Bian, 2017）；而行为控制指的是父母给子女施加各种规章制度，并通过询问、观察等方式去主动获取子女行为、活动等方面信息的控制型教养行为（Barber, 1996; Wang et al., 2007; 李丹黎, 张卫, 李董平, 王艳辉, 2012），强调对子女日常活动、行为的指导和规范，适度的行为控制与儿童青少年的积极适应相关（Barber, Stolz, Olsen, Collins, & Burchinal, 2005; Wong, Zhuang, & Ng, 2018; 叶宝娟, 杨强, 胡竹菁, 2012; 宋静静等, 2014），但不适度的行为控制，如过高和过低的行为控制都与孩子较高的问题行为相关（Mason, Cauce, Gonzales, & Hiraga, 1996）。
父母心理控制和行为控制虽然统一在父母控制的概念之下，都属于控制型教养行为，但两者也存在一些不同之处。首先，两者的性质不同，心理控制是一种消极的教养行为（蔺秀云等, 2014），而行为控制是一种“偏积极”的教养行为（程佰健, 2017; Shek, Chai, & Dou, 2021）；其次，心理控制主要影响儿童青少年的内化问题或情绪适应问题（Plunkett, Henry, Robinson, Behnke, & Falcon, 2007; Rogers, Padilla-Walker, McLean, & Hurst, 2020），而行为控制主要影响儿童青少年的外化问题或行为适应问题（Galambos, Barker, & Almeida, 2003; Zhu & Shek, 2021）。然而，心理控制和行为控制并不是割裂开的，许多研究证实两者存在相关关系，如Wang等人（2007）研究发现中国儿童报告的父母心理控制和行为控制存在正相关关系，且在对儿童的影响上，两者之间可能没有明确的界限。以往研究大多单独探讨父母心理控制或行为控制的特征及对孩子适应的影响，并且以心理控制的研究居多，但心理控制和行为控制是关系密切的教养行为，常常被父母同时使用，单独考察可能会产生误导性的研究结果（Caron, Weiss, Harris, & Catron, 2006），也有研究证实父母可能会同时采取多种控制策略，对孩子的问题行为进行管束（Galambos et al., 2003）。因此，本研究同时将父母心理控制和行为控制纳入研究，深入探讨两者的特征及对儿童青少年发展的影响，以期对我国父母控制的现状及影响有更为全面的把握和系统的了解。
父母在教养子女的过程中，尽管大多会同时使用心理控制和行为控制这两种形式的教养行为，但可能会有所侧重，并对儿童青少年的适应产生不同影响。Galambos等人（2003）研究发现，为了预防孩子的外化问题行为，父母可能会采用“过度管理”的策略，同时表现出高水平的心理控制和高水平的行为控制。Caron等人（2006）的研究进一步发现，父母对不同控制形式的使用影响儿童的适应问题，当父母同时使用两种控制时，心理控制对儿童内化和外化问题的预测作用更大；但当心理控制水平较低时，行为控制与内化问题无关，而与外化问题负相关。因此，有必要探讨心理控制与行为控制的不同组合对儿童青少年适应结果的影响。
有关父母控制类型的研究，20世纪60-80年代曾出现过类型化和模式化的特点，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多种控制类型（Schaefer, 1965b；Baumrind, 1971；Maccoby&Martin，1983），但由于父母控制结构的复杂性，并没有建立起统一的得到研究者普遍认可的父母控制模式或概念，因此，父母控制对儿童影响的研究结论常常前后矛盾或模棱两可（Barber et al., 1994）。Barber等人（1994）将父母控制从操作层面区分为心理控制和行为控制两种形式，使得父母控制具有了完整的内涵和统一的模式，也为进一步探究父母控制的亚类提供了基础。
随后，有研究探讨了高水平和低水平的心理控制与行为控制组合对儿童青少年适应结果的影响（Caron et al., 2006; Gomez, Gomez, DeMello, & Tallent, 2001），但这些研究多基于总体样本的均值和标准差确定切分点，对心理控制和行为控制不同水平进行简单划分和分组，在群体层面反映和揭示父母控制对儿童青少年适应影响的一般性和普遍性规律，其缺点是忽略了个体的异质性、独特性，不能揭示不同异质性亚群体的差异，结论的可推广性有待提高。整体交互系统也指出，从个体到环境的各等级系统既相互联系又都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而存在（Magnusson & Stattin, 1998），并且作为整体存在的个体常常是异质的，应该重视以个体为中心的多角度完整分析（辛自强, 2013）。那么，父母使用的心理控制和行为控制都有哪些可能的组合类型？不同组合类型对儿童青少年的同一适应变量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父母控制的组合类型是否会随时间的发展发生转变？针对上述问题，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 LPA）和潜在转变分析（Latent Transition Analysis, LTA）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思路。
潜在剖面分析和潜在转变分析都是以个体为中心的数据分析方法，可以通过潜在类别确定心理或行为发展的个体差异或异质性（Bergman & Magnusson, 1997; 王孟成, 2014）。以往研究普遍采用以变量为中心的分析方法，仅能简单基于总体样本得分在群体层面进行简单分组，削弱了研究结果的深度与现实指导性，而潜在剖面分析更能够帮助关注个体间的变异（Molenaar & Campbell, 2009），通过同时纳入父母心理控制和行为控制的多种表现形式，充分挖掘信息，精准地将父母控制进行分类，获得被试在父母控制不同维度上的作答特点及类型，实现考察父母控制在自然状态下表现出来的更系统、全面的组合方式及发现中国父母控制特有类型；潜在转变分析则可以通过两个时间点上被试所属类别的变化情况，分析父母控制亚型随时间发展的转变情况，有利于把握父母控制的发展变化规律和转变特点，进而为不同类型的父母控制进行精准干预提供实证基础（Nylund, Bellmore, & Graham, 2007），为打通理论研究和实践需求的“隔阂”提供更充实的依据。
已有研究对父母教养方式的亚类及其对青少年适应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如Kim等人（2013）对父亲和母亲的教养方式进行潜在剖面分析，发现母亲教养方式分为四个亚型，分别是积极教养水平高、消极教养水平低的支持型，积极教养和消极教养水平均高的“虎妈”型，积极教养和消极教养水平均低的容易型，以及积极教养水平低、消极教养水平高的粗暴型；父亲教养方式则可分出支持型和容易型两个亚型。Zhang等人（2017）使用潜在剖面分析方法将中国母亲的教养方式划分为专制组、权威组、平均水平未分化组和高水平未分化组四个亚型，并基于三年的追踪研究探究上述亚型跨时间的稳定性，使用潜在转变分析方法发现母亲教养方式的亚型大体长期保持稳定，最多的转变发生在平均水平未分化组和其他三组之间的转变上。这些研究都为我们使用以个体为中心的视角和方法探究父母控制异质性亚型、转变特点及不同亚型对青少年适应影响的差异提供了参考。
（三）研究问题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从个体为中心的研究视角出发，选取主观幸福感、网络成瘾和亲子冲突分别作为衡量青少年情绪、行为和人际适应的结果变量，探讨父母控制的异质性亚型、亚型转变特点及其对青少年适应的影响。本研究的主要研究问题如下：
（1） 中国父母控制有哪些异质性亚型？
（2） 这些异质性亚型是如何分布的？
（3） 父母控制的异质性亚型是如何转变的？
（4） 不同父母控制亚型对青少年适应状况的影响如何？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依托“儿童青少年社会性发展追踪研究”项目进行抽样和数据收集，调查对象是北京市13所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对其进行为期两年的追踪测评。问卷采用纸笔作答的形式，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整群抽样，第一次问卷调查于2015年4月（T1）完成，发放问卷2488份，回收有效问卷2462份，问卷回收有效率为98.95%；第二次问卷调查于2016年4月（T2）完成，部分学生由于转学、请假等原因未能参加第二次问卷调查。完成两次问卷调查的学生共2110名，被试流失率14.30%。T1学生平均年龄为13.86岁，标准差为0.54岁，其中男生1057人（50.1%），女生1044人（49.5%），性别缺失9人（0.4%）。
（二）研究工具
采用Wang, Pomerantz和Chen（2007）编制的父母教养方式量表中的父母心理控制、父母行为控制两个分量表测量青少年感知到的父母控制水平。心理控制分量表包括引发内疚、爱的收回和权威专断等三个维度共18个题目，其中，10个题目测量引发内疚（如“父母告诉我他们为我做的所有牺牲”），5个题目测量爱的收回（如“如果我伤了父母的心，他们就不和我说话，直到我重新让他们高兴”），3个题目测量权威专断（如“父母说，等我长大了，我就会感激他们为我做的所有决定”）；行为控制分量表包括主动询问和行为约束两个维度共16个题目，其中，8个题目测量主动询问（如“我的父母问我都有些什么校外活动”），8个题目测量行为约束（如“我的父母要求我告诉他们我怎样花我的零用钱”）。该量表采用5点计分，设置的选项分别是：1=非常不符合；2=比较不符合；3=有些符合；4=比较符合；5=非常符合。计算各维度平均分、心理控制分量表平均分（简称“心理控制总分”）、行为控制分量表平均分（简称“行为控制总分”），分数越高表示青少年感知到的父母控制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心理控制三个维度在两年测查中的α系数在0.80-0.89之间，行为控制两个维度在两年测查中的α系数在0.84-0.88之间。
采用Campbell（1976）编制、“中国6-15岁儿童青少年心理发育特征调查”项目组修订的主观幸福感量表（董奇, 林崇德, 2011）测量青少年主观幸福感水平，共9个题目，其中，8个题目测量总体情感指数（如“过去几周我对生活的感受是有趣的”），1个题目测量生活满意度（即“过去几周你对生活总体的满意或不满意程度如何”）。该量表采用7点计分，主观幸福感总分由权重为1的总体情感指数维度平均分与权重为1.1的生活满意度维度得分相加而成，得分越高表示青少年体验到的主观幸福感越强。为了方便比较和图示，主观幸福感得分线性转换到1-5分范围。在本研究中，该量表在两年的α系数分别为0.94和0.93。
采用Young（1998）编制、“中国6-15岁儿童青少年心理发育特征调查”项目组修订的儿童青少年网络成瘾量表（董奇, 林崇德, 2011）测量青少年网络成瘾状况，共8个题目（如“你是否难以减少或控制自己对网络的使用”）。该量表采用2点计分，每个题目选“是”计1分，选“否”计0分，8个题目加和求总分为网络成瘾得分，得分越高表示青少年网络成瘾的程度越高。为了方便比较和图示，网络成瘾得分线性转换到1-5分范围。在本研究中，该量表在两年的α系数分别为0.81和0.82。
采用Moss等人（1981）编制、方晓义和董奇（1998）修订的亲子冲突问卷测量过去6个月中与父亲、母亲发生冲突的频率和强度，均涉及学业、做家务、朋友、花钱、日常生活安排、外表、家庭关系和隐私等8个方面，共16题。其中，频率维度的选项设置为：1=从未发生；2=总共一两次；3=每月几次；4=每周几次；5=每天几次；强度维度的选项设置为：1=从未发生；2=比较平静；3=程度一般；4=比较激烈；5=非常激烈。计算平均分，得分越高说明亲子冲突的频率越高、强度越大。在本研究中，该量表在两年的α系数分别为0.95和0.94。
此外，本研究还采用背景问卷了解被试的人口统计学信息，包括性别、年龄等基本情况。
（三）数据分析
考虑到研究中涉及多个变量且均为青少年作答，因此建立双因子模型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Podsakoff, Mackenzie, Lee, & Podsakoff, 2003），本研究的三个适应变量加上父母控制的5个维度共8个因子，在8个因子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的基础上加上方法因子作为全局因子建立双因子模型（顾红磊, 温忠麟, 2017），两个时间点的结果见表1，加入方法因子后的拟合指数没有明显变好，表明两个时间点均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温忠麟, 黄彬彬, 汤丹丹, 2018）。
本文的主要统计分析是潜在剖面分析和潜在转变分析，使用Mplus 8.2完成，其余统计分析使用SPSS 25.0完成。
三、研究结果
（一）父母控制的基本情况及其与青少年适应的相关
T1和T2两个时间点父母控制及其各维度的描述统计如表2所示。使用配对样本t检验探究父母心理控制和行为控制在两个时间点的差异，结果发现，父母心理控制在T1和T2两个时间点的差异显著，t = −3.14, p < 0.05, Cohen’s d = 0.07，效应值小于0.2，可以忽略（Cohen, 1988）；父母行为控制在T1和T2两个时间点的差异不显著，t = −0.47, p > 0.05，因此，结果说明两个时间点父母心理控制和行为控制基本没有发生变化。
表 2 父母心理控制和行为控制及其各维度的均值和标准差
T1和T2两个时间点心理控制和行为控制的各维度和总分与青少年适应（主观幸福感、网络成瘾、亲子冲突）的相关详见表3。根据表3，T1和T2心理控制各维度的相关系数在0.45-0.73之间，心理控制总分与其维度的相关系数在0.74-0.96之间；T1和T2行为控制两维度的相关系数均为0.50，行为控制总分与其维度的相关系数在0.86-0.87之间。T1和T2心理控制总分和行为控制总分的相关为0.41和0.36。结果表明，两次测量所得结果一致，父母心理控制越高，行为控制也越高。
其次，对于每个适应变量，不仅考察其与父母控制各维度的相关，而且考察其与父母控制的整体相关，所以除了报告相关系数外，本研究也报告多重相关系数R，它反映了一个变量对多个变量（作为整体）的相关程度。只要一个变量与多个变量中的一个相关显著，多重相关就显著，所以对多重相关没有必要给出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两个时间点青少年适应与父母控制的相关系数表明，主观幸福感与心理控制各维度和总分显著负相关、与行为控制各维度和总分显著正相关；两个时间点主观幸福感与父母控制5个维度的多重相关系数分别为0.28和0.37，与心理控制总分和行为控制总分的多重相关系数分别为0.25和0.33。
两个时间点网络成瘾与心理控制各维度和总分显著正相关、与行为控制各维度和总分负相关（T1显著但效应量较小，T2不显著）；两个时间点网络成瘾与父母控制5个维度的多重相关系数分别为0.30和0.29，与心理控制总分和行为控制总分的多重相关系数分别为0.26和0.28。
两个时间点亲子冲突与心理控制各维度和总分显著正相关、与行为控制各维度和总分显著正相关；两个时间点亲子冲突与父母控制5个维度的多重相关系数为0.44和0.50，与心理控制总分和行为控制总分的多重相关系数为0.38和0.47。
总的来说，心理控制与积极适应变量（主观幸福感）显著负相关、与消极适应变量（网络成瘾、亲子冲突）显著正相关。心理控制越高，主观幸福感越低、网络成瘾和亲子冲突越高。而行为控制与适应变量的关系比较复杂，行为控制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与亲子冲突也是显著正相关，而与网络成瘾相关较弱，即行为控制越高，主观幸福感和亲子冲突也越高。
（二）父母控制的潜在剖面分析
为了探索分析父母控制亚型，采用潜在剖面分析法，使用父母控制的5个维度内疚引导、爱的收回、权威专断、主动询问和行为约束作为指标。
确定分类个数是潜在剖面分析的一个重要步骤，不同的分类（即潜在剖面）个数对应于不同的模型。确定最佳分类个数时，Collins和Lanza （2013）建议比较信息指数、熵（Entropy）和模型可解释性。信息指数包括AIC（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BIC（Bay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aBIC（adjusted Bay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数值越小表示模型拟合越佳。熵（Entropy）取值范围在0-1之间，越接近“1”表明分类越准确，超过0.8模型可以接受（Lubke & Muthén, 2007）。更加具体衡量分类准确性的是分类准确性概率。此外还要看类别概率，即每一类的人数比例，如果某类人数比例过小（如小于5%），这说明该类的典型性不足，分类不够合理。分类之后，根据变量的类均值高低，可以概括各类的特征进行命名，以便做出解释。各个指标的分类结果出现不一致时，将综合考虑以决定最后的分类个数。
对于T1和T2两个时间点的数据，LPA相应的1-5类的模型拟合结果见表4，两个时间点上，模型表现相当一致，经过综合考虑信息指数、熵、分类准确性、类别概率和分类可解释性，发现分成三类比较合理。
表5呈现的是父母控制LPA分类后各类（行）成员归属3个类别（列）的平均概率，对角线数值是分类准确性概率。T1三类准确分类的概率分别为92.0%、92.9%和94.4%，T2三类准确分类的概率分别为91.2%、91.1%和93.9%，说明父母控制分成三类的模型在两个时间点都具有良好的判别能力和可靠的分类结果。
父母控制的每个潜在类别对应一个父母控制亚型。两个时间点三个亚型的父母控制各维度平均分和标准差分别见表6和表7，图1和图2可以直观看出三个亚型在各维度上的平均得分情况，据此可以对父母控制亚型进行命名。
图 1 T1父母控制潜在剖面图
图 2 T2父母控制潜在剖面图
本研究所采用的父母控制量表各题目是1-5计分，中间值为3分，分值范围为1-5分，按尺度划分为低中高的分界点是2.3和3.7。各维度得分按平均分计算，可以把低于2.3分的称为低分，高于3.7分称为高分，介于2.3-3.7的称为中等。类1在心理控制的三个维度上平均分都远低于3，而行为控制两维度平均分略超过3，可以将类1命名为“低心理控制、中行为控制”，简称为低-中控制。类2在心理控制的三个维度上平均分在3上下（2.3-3.7之间），而行为控制两维度平均分也超过3，但都不超过3.7，可以将类2命名为“中心理控制、中行为控制”，简称为中-中控制。类3在心理控制的三个维度上平均分超过3.7，而行为控制两维度平均分均超过4，可以将类3命名为“高心理控制、高行为控制”，简称为高-高控制。
两个时间点单独进行的潜在剖面分析都支持三类别模型，而且每类各维度两年的平均分比较接近，说明本研究潜在剖面分析分类结果有跨年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分类结果中不存在低-低控制亚型，说明绝大多数父母对孩子的行为控制处于中等及以上水平。
（三）父母控制的潜在转变分析
在T1和T2的潜在类别都分为三类为最佳的基础上，进行潜在转变分析，分析两个时间点间不同亚型之间的转变情况。
潜在转变分析所得的两个时间点的分类结果和分时间点的潜在剖面分析分类结果不完全相同，潜在剖面分析中两个时间点的分类标准是各自确定的，以使得各自模型的拟合函数达到最小值；但潜在转变分析中必须设置各维度的类均值及方差跨时间点相等，使得前后两个时间点的类有可比性（温忠麟等，2023）。根据潜在剖面分析的三类结果，将潜在转变分析也设置为三类，模型对应的熵为0.84，说明模型分类准确性可以接受。
为了说明潜在转变分析三类结果的可信性，表8比较了分成2-5类的潜在转变分析模型拟合指数，3类的潜在转变分析模型较为合理。表9是潜在转变分析三类在各维度上的平均分，可以看出与表6和表7所列各类平均分都略有出入，但根据平均分大小对于类别的命名维持不变，即分别是低-中控制、中-中控制和高-高控制三组（见图3）。表10为父母控制在不同转变类型上的人数比例，例如，T1和T2都是低-中控制的占了14.1%，T1为低-中控制、T2为中-中控制的占了4.7%，T1为低-中控制、T2为高-高控制的占了1.0%，T1为低-中控制的共有19.9%。即在全体被试中，有14.1%保持在低-中控制不变，有4.7%从低-中控制转变到了中-中控制，只有1.0%从低-中控制转变到了高-高控制。从最后一列（T1各亚型比例）和最后一行（T2各亚型比例）可知，低-中控制的比例（括号中数字为人数）略有增加（从19.9%变成22.1%），中-中控制的比例明显减少（从57.3%变成49.3%），而高-高控制的比例明显增加（从22.8%变成28.6%）。
在T1时间点，低-中控制的比例约两成，高-高控制略多于两成，其余为中-中控制（接近六成）。在T2时间点，低-中控制的比例略多于两成，高-高控制接近三成，其余为中-中控制（约五成）。
表11是潜在转变分析的转变概率矩阵，从中可以看出亚型间的转变概率。青少年从初一（T1）升到初二（T2），父母控制亚型可能有变化。T1的低-中控制组，有71.1%会保持不变，23.9%转变成中-中控制，5.0%转变成高-高控制。T1的中-中控制组，有12.3%转变成低-中控制，66.5%保持不变，21.2%转变成高-高控制。T1的高-高控制组，只有4.0%转变成低-中控制， 28.4%转变成中-中控制，67.6%保持不变。
总的来说，各亚型近七成会保持不变。对于两端的亚型，大约有三成会往另一个方向转变，主要是向临近亚型转变。特别需要关注的是中-中控制，如果没有保持，更大概率会变成高-高控制。
（四）父母控制亚型对青少年适应的影响
为考察父母控制亚型对青少年适应的影响，用方差分析检验不同父母控制亚型的主观幸福感、网络成瘾和亲子冲突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结果见表12。T1父母控制亚型对青少年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F = 15.9，p < 0.001），多重比较检验发现，就青少年主观幸福感水平，低-中控制组显著高于中-中控制组，中-中控制组显著高于高-高控制组；父母控制亚型对青少年网络成瘾有显著影响（ F = 32.0，p < 0.001），多重比较检验发现，就青少年网络成瘾水平，低-中控制组显著低于中-中控制组，中-中控制组显著低于高-高控制组；父母控制亚型对青少年亲子冲突存在显著影响（ F = 131.9，p < 0.001），多重比较检验发现，就青少年亲子冲突水平，低-中控制组显著低于中-中控制组，中-中控制组显著低于高-高控制组。T2时间点结果与T1时间点相似。此外，T2父母控制亚型对青少年适应的影响更强，表现为三个适应变量的 F值、最大均值与最小均值之差及其效应量分别都比T1时间点的大（详见表12）。
综合两个时间点父母控制亚型对青少年适应各变量的影响分析结果可知，父母控制亚型对青少年适应有显著且实质性的影响。高-高控制组中青少年的适应最差，在三组中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最低、网络成瘾和亲子冲突水平最高。低-中控制组中青少年适应最好，在三组中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最高、网络成瘾和亲子冲突水平最低。
四、讨论
（一）父母控制亚型及其分布
本研究中两个时间点的父母控制五个维度之间都有中等程度的显著正相关，说明同时使用父母控制的五个维度进行潜在剖面分析或潜在转变分析是合适的。通过潜在剖面分析，本研究发现家长群体中存在三种父母控制亚型：低-中控制、中-中控制和高-高控制。其中，最多的是中-中控制亚型，在两个时间点均有一半以上，其次是高-高控制亚型，最少的是低-中控制亚型。两个时间点的潜在剖面分析和潜在转变分析都表明三类型模型的拟合指数较好，分类准确性较高，说明这三种亚型可以很好地体现中国父母控制的典型类型。
通过潜在剖面分析没有分出低-低控制亚型，说明中国父母比较重视对孩子的行为控制，与前人研究结果相一致。有研究发现，中国父母比欧美父母对儿童和青少年施加更多的行为控制（Chao & Aque, 2009; Chiu, 1987）。这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国自古就有“养不教父之过”的传统。Chao（1994）的研究也认为，在东方集体主义文化中，父母认为自己有责任对子女进行管教，尤其在行为控制所涉及的行为与规范约束方面，中国父母几乎都会对子女的言行表现有一定的要求与管控，这种“管”包含了对子女的关心和支持等积极成分，因此子女也对父母控制持一种更积极的态度，父母行为控制程度和频率也会相对更高。
其次，大约八成的父母控制亚型都是中-中控制或高-高控制亚型，除了低-中控制亚型外未分出其他两种控制水平高低不同的亚型，体现出心理控制和行为控制的一致性和相伴性特点。一方面，说明中国父母对子女施加了程度较高的心理控制和行为控制，这是因为中国文化强调父母权威和子女顺从，他们更倾向于采用较高水平的监管和控制，确保孩子能够维持家庭和社会所期许的人际和谐目标（Lieber, Fung, & Leung, 2006），并且随着我国越来越重视家庭教育，家长更逐渐意识到教育子女的重要性，进而表现出更高水平的控制。另一方面，这一结果还表明中国父母倾向于对心理和行为施加相似力度的控制，与前人研究发现一致，例如，有研究发现亚洲父母倾向于在行为和心理上都更加控制孩子，以引导孩子遵循社会规范（Fung & Lau, 2012; Rudy & Halgunseth, 2005）；还有研究发现当孩子表现出的越轨行为逐渐增加时，父母会同时使用更多的心理控制和行为控制（Scaramella, Conger, Spoth, & Simons, 2002）。
需要说明的是，数据中并不是真的没有三种亚型之外的其他类型，比如中-高控制类型，而是按潜在剖面分析和潜在转变分析的模型选择规则，没有分出这种类型。
（二）父母控制亚型的转变特点
潜在转变分析结果显示，从初一升到初二，父母控制亚型会有变化。原来低-中控制的，约有七成保持不变，超过两成变为中-中控制，还有少量变成高-高控制。原来中-中控制的，近七成保持不变，约有一成转变为低-中控制，约有两成变为高-高控制。原来高-高控制的，近七成保持不变，近三成转变成中-中控制，还有少量变成低-中控制。总的来说，各类型大概七成左右会保持不变。对于两端的亚型，大约有三成会往另一个方向转变，主要是向临近亚型转变。最终结果是，低-中控制的比例略有增加，中-中控制的比例明显减少，而高-高控制的比例明显增加。这说明，两极分化倾向明显大于趋中回归效应（温忠麟, 侯杰泰, 2003）。
值得注意的是中-中控制组中的父母如果没有保持，更大机率是向高-高控制组转变。因此，在实践中除了对高-高控制亚型的父母进行干预外，有必要对中-中控制亚型的父母进行干预，以避免其发展成为高-高控制亚型。
这样的结果与西方研究结果呈现出一定的文化差异，Pomerant和Wang（2009）的研究指出，随着孩子进入自主需求增强的青春期，西方父母逐渐减少对孩子的控制，把更多的自主权交给青少年；而我国父母却加强了对孩子的控制。这可能是因为，初一和初二阶段的学生处于青春期早期，在这个阶段学生面临身心发展的变化，亲子冲突更多，问题行为凸显（刘蓓, 魏志民, 邢晓沛, 王美芳, 2012）。对于中国父母来说，面对孩子的问题行为，最常用的措施就是“管”，即采取一定的控制行为（Chao, 1994），往往会导致在青春期中国父母会加强对孩子的控制。还有一种可能的原因是，中国特有的“中考”招生制度导致了东西方研究结论的差异，初二的学生面临即将通过中考“升入高中”的升学压力，父母为了孩子能取得好成绩，也会提高对孩子的控制水平。
（三）父母控制亚型对青少年适应的影响
本研究首次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使用个体为中心的分析方法确定了对青少年适应影响最有利和最不利的父母控制亚型，拓展和补充了以变量为中心的研究。本研究发现，父母控制亚型对青少年适应有显著影响，低-中控制亚型对青少年适应的发展最有利，而高-高控制亚型最不利。具体来说，低-中控制亚型的青少年积极适应（主观幸福感）得分最高，消极适应（网络成瘾、亲子冲突）得分最低；高-高控制亚型的青少年积极适应得分最低，消极适应得分最高。中-中控制亚型的青少年积极适应得分、消极适应得分都介于低-中控制和高-高控制两种亚型之间。
上述结果说明，心理控制作为一种消极的教养行为，高心理控制下青少年适应状况较差，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Barber et al., 2005; EI-Sheikh, Hinnant, Kelly, & Erath, 2010）。而行为控制作为一种偏积极的教养行为，如果过度或不足，青少年适应也较差（Mason et al., 1996; 李丹黎等, 2012）。本研究的相关分析也表明，心理控制与青少年主观幸福感显著负相关，与网络成瘾和亲子冲突显著正相关，这与以往的研究相一致，验证了心理控制是影响青少年适应发展的消极教养行为（Affrunti &Woodruff-Borden, 2015; Barber et al., 2005; 蔺秀云等, 2014）。根据自我决定理论，父母心理控制会妨碍青少年的自主表达和个人意志，使其自主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从而造成他们心理社会功能的削弱（Deci et al., 1985; Soenens & Vansteenkiste, 2010）。本研究中心理控制对青少年适应的消极影响支持了父母控制的“文化普适观”，即父母心理控制在不同文化下都因为妨碍了青少年自主需求的满足而具有相似的消极影响（Wang et al., 2007），说明心理控制对青少年适应的影响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
本研究中父母行为控制与青少年主观幸福感有稳定的正相关，支持了前人关于行为控制具有积极作用、与个体的积极适应相关的结论（Barber, 1994; Barber et al., 2005; Bean, Bush, McKenry, & Wilson, 2003; Li, Li, & Newman, 2013）。但是本研究也发现父母行为控制与青少年亲子冲突的正相关关系，并且行为控制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相关较弱。以上研究结果说明，行为控制并非完全是一种积极的教养行为，前人的研究也同样说明了这一点，比如父母行为控制水平过高和过低都与青少年较高的问题行为水平相关（Mason et al., 1996），高水平的行为控制与儿童的消极行为和适应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Barber & Xia, 2013）。该研究结论提示我们行为控制的实施需谨慎，把握好强度才能发挥积极作用。
本研究的相关分析还发现，父母心理控制与行为控制对青少年三类适应状况的影响各有不同又相互联系，但总体上又符合发展心理病理学领域的重要规律，即“殊途同归”（equifinality）和“同途异归”（multifinality），前者指的是在个体发展的开放系统中，不同起始条件可以引发同一种结果；后者是指相同起始状态可能导致不同发展结果（Cicchetti & Rogosch, 1996; 李丹黎等, 2012）。
具体到本研究中，“殊途同归”指的是心理控制和行为控制均能作用于青少年的同一种适应结果（如亲子冲突），说明行为控制和心理控制一样都能对青少年的适应产生消极影响。“同途异归”指同一种控制形式对不同适应变量有不同的影响，比如行为控制可以对青少年的主观幸福感有积极影响，但同时对青少年的亲子冲突有消极影响。
（四）创新、不足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采用以个体为中心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方法，通过两年的追踪调查数据，探索了我国青少年父母控制的异质性亚型、跨年转变特点以及对青少年适应的影响，即我国父母控制存在低-中控制、中-中控制和高-高三种控制亚型，其中后两种“高风险”亚型约占八成，而且对青少年适应状况均有消极影响。以上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深入了解中国父母控制的特点，同时也丰富了父母控制特点的分析，为父母控制跨文化比较提供一定的依据。此外，这一研究结果也为“高风险”父母控制干预对象的遴选、干预目标的确定提供了科学依据，对实践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然而在研究中仍然有一些局限和不足，有待未来的研究进一步深入探讨。一是本研究以家庭为单位，探讨的是整体的父母控制异质性亚型及其影响，未对父亲控制和母亲控制进行单独探讨；二是采用追踪设计从时间发展的维度探讨父母控制亚型的转变特点，但追踪时间较短，只有两个时间点，将来的研究可以考虑拉长追踪的时长、增加测量次数，或许能更好地反映父母控制亚型的发展变化规律以及对青少年适应的历时影响。
（何妍工作邮箱: bnuheyan@126.com；本文通信作者为边玉芳: yufangbian@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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