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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逝去的生命都值得书写

2016-12-09 阿德里安·博斯克 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

小编的话

十天前发生的巴西空难和两天前的巴基斯坦空难,使无数人心痛不已。空难在新闻中被凝缩为一句再简单不过的话,死亡人数是五十还是五十一对旁观者几乎毫无差别。然而,那一个人的生命,如果被详细地展现出来,也会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法国作家阿德里安·博斯克在他的小说《星座号》中就是这样做的。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七日,法国航空星座号客机飞往美国,中途意外坠毁于亚速尔群岛,三十七名乘客和十一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当时飞机上乘坐着世界拳击冠军马塞尔·塞尔当和小提琴家吉内特·内弗,因此这场空难被格外关注。两位明星之外的普通人,早已被遗忘。而作家从时间的长河中打捞起一个又一个故事,无论几行、几页,哪怕只是一个名字,让每一位乘客都在文字中得到了永生。



                           

第八章   五位巴斯克牧民

 

我们来了,我们这些牧民!

——让·吉奥诺,《星蛇》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星期三,五位来自巴斯克地区的牧民,在波尔多圣-让火车站的站台上会合。他们想着一旦发了财,便可以衣锦还乡。四个小伙子,一个小姑娘,都是农民。

泰蕾兹·埃什帕尔二十岁,还是稚气未脱的小姑娘,一双眼睛乌黑细长。她紧紧抱着她的帆布包,拼命忍住泪水。她要去美国亚利桑那州坦佩市的一家大农场做佣人。三千头牲畜,有小牛,有奶牛,还有猪。她要在那里待上十年。然后,她就带着攒下的钱回国。两个月前,她终于下了决心。然后某个星期二,她便离开了她的家人。

在五位牧民中,年纪最大的叫纪尧姆·肖隆。他二十八岁,体格健壮,外貌俊朗。他毫不后悔离开自己的国家。他一直渴望拥有宽广的平原,就是那里,加利福尼亚的平原。

让-路易·阿朗贝尔,十九岁,是这群阿尔迪代年轻人中的小弟弟。他离开了他的父母和三个兄弟。对他们而言,可以少张嘴吃饭,而他也可以追求更美好的未来。因而他的离开不会引发忧伤。他要去投奔他的叔叔。他叔叔是洛斯巴诺斯的农场主,在加利福尼亚州。他亲爱的玛丽淑,就是出发前晚他久久拥抱着的姑娘,足足要等他十年。一座小山顶见证了他们彼此之间的海誓山盟:等他一回来,他们就去买块地,就在山脚下,就在谷地里。

让-皮埃尔·阿杜利兹,他的离开没有什么损失,也没有什么收益。但他还是要去。他二十一岁,自五岁起就在阿尔迪代做佣人了。他口袋里揣着和牧民签订的合同,这足以给他带来幸福。他的四个妹妹可能有一天也会加入他这一行,至少,他希望如此。

让-皮埃尔·苏基比德,二十五岁,和阿杜利兹一样,也是去做佣人。他父母有七个孩子,他排行老大。和大部分人一样,他并没有什么远大的抱负,但能去爱达荷州的波卡特洛市,他还是感到非常高兴。他希望有一天,也许是十年后,能够在家乡拥有一座白色的房子。在屋檐下,他和那些从美国回来的长辈们聚聚,听他们讲讲马匹,讲讲牛仔,讲讲怀俄明州、得克萨斯州和科罗拉多州那里一望无际的农场。他们的嘴里甚至会冒点英语出来,以博人一乐。

五位年轻的牧民,他们出国是为了回国,他们动身出发,是为了日后在山谷安家,绕了很大的一圈,但这是他们唯一的办法。这些了不起的牧民,怀着满满的希望去美国投奔他们已经早到一步的亲朋好友,他们暂别比利牛斯山的乡间小路,去开拓陌生的山区,与农场主签订十年、十五年的合约。合约期满后,他们便荣归故里。他们既有钱又骄傲,自然成为村民眼中的“美国人”。

巴斯克牧民声名极盛,受人褒扬,因为他们热爱工作,热爱牲畜。由于在自己的家乡没有土地,他们便穿越广阔的边境,去寻找土地开垦种植。他们跨越的距离前所未有,转场放牧要进行好几个月。冬天在荒漠放牧,春天则在海拔近三千米的高山牧场放牧。报酬一百七十美元,相当不错,更何况美元还挺值钱。当时的汇率是一美元换三百五十法郎。因此,在三十至六十年代,成百上千的巴斯克农民迁居到美国,在拼命追求财富的过程中成了散居世界各地的移民。在大西洋彼岸,每个人都说自己的方言,他们组成了统一的团体,闲暇时就在谷仓里打打壁球。一些人没有回来,一些人在那里结了婚,一些人在那里离开了人世。于是他们的墓志铭上便会刻上这样一句:“荣誉属于你,巴斯克牧民”。抑或刻上格雷戈里·伊图里亚的诗句:

   来到这里中了诡计

   心生悔恨

   这个地方,恨不得赶快逃离。

火车上,五位牧民由蒙隆先生陪送着,他们大声地聊着天。三位“让先生”——让-路易·阿朗贝尔,让-皮埃尔·阿杜利兹,让-皮埃尔·苏基比德——叽叽喳喳嚷个不停,就像远房亲戚的争吵一般。三个村民很快在纪尧姆·肖隆和泰蕾兹·埃什帕尔身上找到了一位共同的表兄弟。在这个山谷,居住着一个庞大的家族。在二等车厢里,牧民们的隔间里回荡着昆特地区的乡音。这个地区位于下纳瓦拉的西部,路易·吕西安·波拿巴亲王在其一八六三年出版的著作《巴斯克七省地图》中有记载。他们不停地哼唱故乡的曲调,让-路易则高歌一曲《夏日时节,鹌鹑在麦田歌唱》。起航时的悲伤,山谷的乡愁,盖过了精彩冒险的诱惑,也盖过了内陆边境不断向前推进的诱惑。他们走后,留下了九百二十名村民待在家乡,留下了门楣,留下了有着白色百叶窗和棕色大门的白房子,留下了被努埃普河一分为二的景色,留下了穿过村庄的滔滔河水。他们的话题转向了飞机,说到飞机的翱翔,多么疯狂的事啊。

从奥斯特里茨火车站开始,牧民团便开启了探索巴黎之旅。在终点站酒店,他们拿着地图,在上面用别针标记出值得一去的景点。十月二十七日星期四,在埃菲尔铁塔的顶端,蒙隆先生把他们旅行的瞬间永远定格。在这张集体照上,从左往右分别是:两个让-皮埃尔,纪尧姆,让-路易。中间坐着的姑娘,身材矮小,褐色头发,眼睛盯着镜头,她正是泰蕾兹。照片上方,就在巴黎天空的上面,用羽毛笔签上了地点和日期。

在奥里机场,牧民们还在用巴斯克方言嚷嚷,他们聚在飞机后部,继续着从波尔多火车站起就一直未曾停歇的谈话。兴奋过后,便是飞行的焦虑。当飞机在两个云团间飞行时,话语又再次释放。塞尔当就坐在十多米远的地方,这让他们惊讶不已,久久缓不过神来。



小说讲述了“星座号”飞机失事的经过,遇难者中有世界拳击冠军马塞尔·塞尔当,他也是法国著名女歌手艾迪特·皮亚芙的情人,还有天才小提琴家吉内特·内弗。作者详细阅读了当年的遇难者名单和事故调查报告,尊重每个人的生命,无论是社会名人还是无名之辈,他都让他们说话,追忆他们平凡的故事和存在的细节,力图栩栩如生地再现每一个人。那些孤独的个体,那些破碎的故事,合起来就像一个星座一样丰富多彩,构成了种种机缘巧合,始终维系着紧张的悬念,驱使他们从各个方向走向这个共同的悲剧结局。小说充满人文关怀和人性魅力,是对逝者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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