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李健吾永远鲜活在我的心中
对李健吾先生最早的接触来自他翻译的《包法利夫人》，简练犀利，别有韵味，忠实地传达了原作的风貌。之后又了解到他还是近代著名作家、戏剧家、文艺评论家。小编今天和大家分享一篇李健吾先生的女儿所作的文章。这篇温暖的文章寄托着深深的怀念，为我们呈现了这位文学大家的可敬可爱。（因篇幅有限，本微信对原文有删减。）
父亲离开我们几十年了，可是，我似乎觉得他始终就在我们的身旁，他的音容笑貌始终是那么鲜活，仿佛他还依着朝北小卧室的门框，笑容满面地望着孙儿女们在房间里玩“丢手绢”；仿佛我半夜里起来上厕所，看见他还贴着电视专注地在看女排比赛；仿佛他又在得意地夸口：我生炉子的本事比年轻人强……
父亲是那样一个热情洋溢的“可爱的老头”（我女儿对她外公的评价），一个单纯的、没有一点架子的书生，一个热爱各种文化艺术到极致的不老的人，所有这些特点都使他不同于周围的人，使他永远存活在我的记忆之中，而且，分开的时间越长，越想念他，写这篇小文，不是给他写传，就是因为想念他。
留法归来的李健吾
一个真正的书生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不是成天趴在书桌前看书写文章，就是白天上午下午，在学校教书，晚上一杯浓茶，写半宿文章。他的生活圈子不是文学界同行中的朋友或学生，就是自己家人，思维和生活都十分单纯，加上他的热情和外向性格，使他常常显得傻，我妈就骂他“书呆子”。
他的傻气最突出的表现是在“文革”开始不久，他被以“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揪上台后，中学生到家抄家，把他留作纪念的唯一的一张母亲的照片给撕了。尽管痛彻肺腑，可是，他事后每天早早去学院生炉子，回到家后又得意地说：“我生炉子的本事比年轻人强。”
他是一名中国书生，读着文天祥的历史长大，讲究气节，在关键的时候，有足够的勇气，决不违背良心。1945年4月，因为他改编的话剧《金小玉》上演后轰动上海，日本人注意到了他，一天晚上，到家来抓他。进了日本宪兵司令部后受尽他们的威吓和灌凉水的刑法，他却始终没有提供任何延安和重庆方面朋友的姓名，只是在受死亡威胁的时候，对宪兵说：“告诉我的孩子们，他们的爸爸是个好人。”
好人，这就是一个不想在政治上钻营，在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时数学得零分，而历史和语文得满分，之后终身教书写文章的一个书生对自己的评价标准。他也就是以这样的标准全心全意地拥护了新中国。
1977年，“文革”结束，在北大曾有过大字报，对毛主席表示不满。我把这个消息在饭桌上说出后，我清晰地记得，我爸放下了碗筷，沉沉地叹了口气，说：“这些年轻人啊！他们没有经过旧社会，他们不明白，毛主席建立新中国这件事是什么样的功绩啊！”
在他的头脑中，旧中国时期，民不聊生，内忧外患，而新中国是中国的新生，他爱这个国家，这就是为什么他能不记个人所受的任何委屈，在事过之后，仍然满腔热情，满心快乐地对人对事。
他傻，有时傻得气人，但是对大是大非，其实他不傻，尽管他会说错话，甚至在正式发言中会把党组织说成党部（国民党时代的语言）。我们，他的儿孙们都爱他，一个真诚而可爱的书生。他走后，我们都怀念他。
李健吾（左一）和朋友们
对朋友，他热情似火
也许是和父亲成长的环境有关，父亲十四岁就离开了父母，是在师友的圈子里长大的，而老师也是他的朋友，他离不开朋友。在我写这篇文章时我父亲和朋友们相聚在我们家里时的朗声谈笑就不断浮现在我的眼前。
父亲为朋友帮忙，常常是倾尽全力，不讲条件。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为了帮助于伶所带的原上海救亡演剧队在上海重新立足，以留法学者的身份上下疏通，终于得到法租界的允许，以中法联谊会戏剧组的名义，使上海剧艺社得以正式成立。剧艺社穷，他又放下学者架子，帮助筹钱、找场地，自己并不宽裕，他甚至变卖母亲带过来的陪嫁。其实他从来不是地下党的成员，但是忙前忙后，俨然以主角自居。
父亲对朋友从不讲势力，从不顾及自己的安危。在沈从文潦倒的日子里，他去他家看望他。我爸和我妈都很喜欢曾被打成右派的吴祖光先生，说吴祖光先生为人正直，敢说真话。在恐怖的“文革”年代，许多人唯恐躲避不及，他却向巴金和汝龙伸出了手。所以，在爸去世后，汝龙称赞他：李健吾有一颗黄金般的心。
我父亲晚年，似乎比年轻的时候更想念朋友。七十岁以后，他受颈椎疾病的折磨，两腿迈不开步，因为想念朋友，他曾经每天下午伏在书桌边，读朋友的来信和给朋友回信。后来身体稍能活动，就开始特别惦念远方的朋友。其实，他的冠心病已经十分严重。
作为一个人，能像我爸那样珍惜友谊，对朋友赤诚无私，在这个世界上，也算是难能可贵了，这个特殊的品格也就永远鲜活地留在了我的心里，包括他快乐的朗朗笑声。
在他去世后，巴金在《随想录》里表达了对他真情的怀念，白岩在文艺报上发表的《真情似火李健吾》一文内充满了似火的真情。一个人在去世后，能被朋友们如此怀念，值了！现在，这些朋友都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他们之间真诚友谊的交往，应该可以留作历史佳话。
他着了迷似的爱好文学艺术
父亲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国文和历史就好，还特别好胜、活跃，赶上五四时期，学校里学生自己组织话剧团、写作社团，从此和文学戏剧打上了交道。我觉得，他不是简单地用职业来对待他的工作的，他是着了迷一样地爱戏剧，各种剧目，爱文学，各种文种，或者说，他承认的职业只是教书，其他都是爱好，而教学的内容又是他最爱的。
父亲翻译和研究法国戏剧家莫里哀，历经几十年，终于在晚年把莫里哀全集全部脱稿，遗憾的是书的最后出版他没有赶上。他痴迷莫里哀，给学生讲课，他会连说带演，有时候，他先乐得趴到了桌子底下，入了迷的学生一下看不见老师了！
父亲爱话剧，改编和创作剧本不说，还亲自演戏。1945年3月，在他的《金小玉》里客串了一个角色，为这个，还闹了个笑话。我父亲不会抽烟，演的却是一个能抽烟的副参谋长。下戏都在半夜以后，一天清晨，可能还不到四五点钟，我给吵醒了，就看父亲昏迷着，由一辆黄包车给送了回来。据说是给烟迷晕了，雇黄包车时昏昏沉沉地告诉人家：“去上海殡仪馆。”（我们住的弄堂在殡仪馆的旁边）
父亲写文学评论、写戏剧评论，从来不看人，兴之所来，只谈作品在他身上引发的感受。写的时候，常会引用外国名著、名人或与其他作品和作者对比，笔锋犀利，言语跳动，别有一格。
现在的绝大部分人都是把工作看成挣钱的饭碗，可是对父亲来说，他把他投身的事业看成是他生命的一部分，融在他的情感里，和他的血液流淌在一起。他的性格外向，而他对各种门类文学戏剧的爱好，使他在我们心里留下了一个感情丰富、十分可爱的老人形象，永远不灭。
由于父亲的这些特质使得凡是和他有过接触的人都不会忘记他，特别是和他生活在一起多年儿孙们，他会永远鲜活地留存在我们的心中。
初写于2006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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