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的学者式写作，阎连科的世界性写作，刘震云的哲学式写作，李洱的知识分子式写作，某种程度上都是一种流放文学。他们的肉身出走，而文学经过淬火之后回归。河南作家，站在中国文学地图的腰眼上潘采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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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图虫创意）“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本·萨瑟在2020年说：“现代战争是用半导体打的””“芯片就是21世纪的原油”，在经历了过去几年的全球“芯片荒”之后，将1973年石油危机拿来做半个世纪后的譬喻，已经不是新鲜事。2022年3月，英特尔

以色列耶路撒冷老城圣殿山（图片来源：图虫创意）“以色列人将外部不利的环境加以转化，结合以色列文化特有的“无惧权威、扁平式领导”的民族风格及政府政策，塑造出拥有高度创意与企业家精神的社会。”2023年三四月以来，以色列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抗议总理内塔尼亚胡政府的司法改革方案。内塔尼亚胡迫于抗议压力，提出推迟改革，以达成妥协，但未获得抗议民众认同，游行示威目前仍在持续。以色列新近的政治动荡，连同与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的武装冲突升级，引发了广泛的国际关注。我们结合关于以色列研究的国际成果，对以色列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做一个概览。一以色列作为二战后新生的“出乎意料的”（unexpected）小国，看似弹丸之地，但却是多年引发国际关注的热点国家。以色列自1948年建国（独立战争）以来，多次与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发生战争，攫取了大片领土，其领土面积从最初的约1.5万平方公里，扩展到约2.5万平方公里；人口从1948年不足百万，增长到目前将近一千万人；而其经济，更在中东地区“鹤立鸡群”，是该地区唯一进入OECD俱乐部的发达国家，GNP排名居世界第28位（国际汇率）或第49位（PPP），人均DGP达到5.5万美元（国际汇率，世界第14名）或5.2万美元（PPP,世界第29位）。众多以色列经济史著作，探讨了以色列当代经济发展历程。以色列经济学者、希伯来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瑟夫·泽拉（Joseph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奥威尔说，思维的浅陋让我们的语言变得粗俗而有失准确，而语言的随意的零乱又使我们更容易产生浅薄的思想。在我看来，这种僵化、暴力、粗糙的语言表达出来的是对思考的仇恨，是对思想者本身的恐惧。”回到正题，我要感谢广西师大出版社的邀请，让我有机会非常深入地去阅读张维迎老师的书《理念的力量》，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每一页我都划下很多下划线，有很多共鸣之处，尤其是这本书的名字，《理念的力量》，作为一个哲学工作者，我非常喜欢这个书名，可以说是感同身受。为什么？因为每当有人语带嘲讽地问我，说：“你们学哲学有什么用呢？”我就会回答说，我们学哲学的虽然看似无用，其实是有大用，所谓无用之大用。现在张维迎老师给我提供另外一个说法，就是理念的力量。《理念的力量》张维迎/著理想国|西北大学出版社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金屋、银屋，不如自己的草屋”。今天，家的意义不再仅仅是遮风挡雨、防御外来者入侵的庇护所，而是彰显屋主人个性及其精神世界的故乡。然而时光倒流五百年，这样的想法简直难以想象。每个人都渴望有一个舒适的家，或者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然而时光倒流五百年，落地这样的想法简直难以想象。从家的设计可以窥见出社会文化的发展与变迁，在不同语境下，“舒适”与“隐私”的概念也有所改观，其背后也可以推敲出个人层面的情感细节。建筑学家维托尔德•雷布琴斯基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2022年，倏然划过。2022年，目睹世界进入波动和撕裂，体味生活陷入困顿和失序，犹疑和不解以更高的频率和烈度，缠裹了我们的心绪。每当此时，在书籍中求索答案，寻找安详，就是一介读书人的幸运，我们始终愿意相信，字里行间有时隐时现的牧歌田园，埋首书页中，时光的流水总是潺潺可听。无论如何，世界还在扰攘，生活还要继续。当我们回首2022，不应感慨这一年是虚度的，它一定在我们的生命旅程中留下了什么，在未来某个时刻，定会反哺于我们。在此，观察家·书评邀约10位读书人，以“2022我的读书生活”为题，写下一年来的书历，为2022点下一个句读。阅读他人，关照自身。在一屏一纸间跋涉，偶尔共情，便是山河故人。~~~2022我的读书生活阅读，会给自己一种警醒，也是一种自我规训，就是要让自己成为自己，而不是其他什么人。——朱学东自由而无用的阅读2022年，我个人的阅读，与前两年包括2019年乃至更早些年相比，并无太多不同，不过是循着自己的生活节奏，继续在既定的轨道上漫步而已，无非是阅读的数量多寡和内容不同之别。在阅读偏好上，与此前我的私人阅读也无太大改变。到撰写这篇文章时，2022年，我共计读完88本图书，比去年略少了些。其中，2022年出版的新书大概占一半左右。新书除了个人偏好，还有为完成自己参加的好书评选，或者推却不掉的为朋友的书写序或书评的责任。阅读偏好仍在政治、历史、思想史及其他人文社科图书方面，当然，偶尔会夹杂些小说，我是最近这几年才恢复小说的阅读，属于严重偏科的阅读者。中国古典作品中，我选择了历史、笔记、饮食以及诗词，类似睡前枕边书，常翻常新。这一年，我放弃了对《资治通鉴》的研读，开始研读《史记》，作为历史，同时作为文学作品。而诗词歌赋，不仅读，还抄写。阅读的习惯，依旧享受纸书，喜欢在书上乱涂乱写。我把这种涂抹称之为自己的精神隐私，是阅读过程的一种私人对话。所以，我很自私，只向别人借书，却不愿意把书借给别人，怕泄露自己的精神隐私。也只有到万不得已才会翻看电子版PDF版。阅读时间和场地的分布，毫无规律，随意性大，居家、地铁、行旅途中，以及任何等候时间十分钟左右，我都会翻读随身携带的书。是的，即使出去买醉，我也会随身带本书路上读。阅读过程若有得，我也会在朋友圈或者流水账里分享。我觉得分享是一种美德，是一种指引。我常常从朋友的分享中获益，去阅读朋友推荐的书。多一个人读好书，就像多一个人读奥威尔，这个世界就会多一份希望。2022年新出版的那些书中，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不少。诸如《中国历史文化地理》、《毁灭与重塑：20世纪的欧洲》、《新月与蔷薇：波斯五千年》、《1913华北见闻》、《朴：童庆炳口述自传》、《阴影中的人》、《破碎的生活：普通德国人经历的20世纪》、《活在洪武时代：朱元璋治下小人物的命运》、《好不愤怒：女性愤怒的革命力量》、《椿树峁》、《人生小纪：与李泽厚的虚拟对话》、《无国界病人》、《希特勒的末日》、《胡小石中国文学史讲稿》等。当然，还是有不少好书，我已经在手，却因时间原因，还没来得及展读。《椿树峁》谢侯之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2022年，已经倏然划过。不知读者是否和小编有一样的心境，2022年，目睹世界进入波动和撕裂，体味生活陷入困顿和失序，犹疑和不解，以更高的频率和烈度，缠裹了我们的心绪。每当此时，在书籍中求索答案，寻找安详，就是一介读书人的幸运，我们始终愿意相信，字里行间有时隐时现的牧歌田园，埋首书页中，时光的流水总是潺潺可听。无论如何，世界还在扰攘，生活还要继续。当我们回首2022，不应感慨这一年是虚度的，它一定在我们的生命旅程中留下了什么，在未来某个时刻，定会反哺于我们。在此，观察家·书评邀约10位读书人，以“2022我的读书生活”为题，写下一年来的书历，为2022点下一个句读。阅读他人，关照自身。在一屏一纸间跋涉，偶尔共情，便是山河故人。~~~2022我的读书生活这些触发主题阅读的时点或事点有时候有公共性，有时候私人属性多一点。每当阶段性回看自己的阅读轨迹，除了那些读过的书外，那些触发阅读的时点和事点，也大多会让人心生某种感触，成为标记时光流逝的某种啮痕。

（图片来源：图虫网）在王赓武看来，华夏文明很大程度上是黄土文明。我们的祖先在驯化了土地的时候也被土地所驯化。这一被土地所束缚的文明，倾向于安土重迁，习惯于因循守旧。新世纪以来，不论是学术界，还是出版界，对学者作家的学思历程与生命历程一直充满兴趣。不论是齐邦媛的《巨流河》，还是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抑或是何兆武的《上学记》《上班级》，出版之后都有巨大的反响。与这些回忆录相比，历史学家王赓武在《家园何处是》《心安即是家》这两部回忆录中所呈现出来的世界更加波澜壮阔，也更加让人唏嘘不已。几乎所有的回忆录，都会提到文化乡愁与家国情怀，王赓武也是如此。在他的回忆录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他对中国“浓得化不开”的家国情怀，又可以看到他以异域之眼对故土的反思与审视。可以说，王赓武的一生，一方面纠结于家国认同，另一方面，又用海洋性思维来审视他所眷念的中国文化。家国情怀与情迷中国1930年，王赓武出生于荷属泗水，母亲丁俨出自名门望族，父亲王宓文毕业于中央大学，大学毕业后受朋友鼓励来到东南亚，以教授南洋华侨子弟的中文为业。由于出生于异国他乡，王赓武的父母一直致力于让他尽可能地认识中国。母亲把王氏家族与丁氏家族的亲人逐一向他讲述，这种建立在血亲基础上的宗法制社会，让人想起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提到的“差序格局”的概念。童年的王赓武在英属马来亚的怡保看到清真寺、庙宇和教堂时，好奇父母为何不进去参拜，母亲的回答是她不相信这些，她相信的是祖先崇拜。这种“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也是儒家思想的行事作风。如果说母亲丁俨是从家族与信仰的层面让王赓武认同于中国的话，那么，父亲王宓文则是从教育层面让其认同中国。在王赓武的青少年时代，身处英属马来亚的父亲既教授他四书五经，又教授他古典文学。于是，从《诗经》到《古诗十九首》再到唐诗，从《大学》到《中庸》再到《史记》，都成了他学习的内容。这种经典的文史教育给他打下了坚守的国学根底，为他将来的汉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可以说，青少年时期的王赓武，无论是身份认同还是文化认同，都坚信自己是中国人——虽然落脚于英国的殖民地，但始终坚信他们一家三口终将叶落归根。诚如他在回忆录中所说：“等待回到中国以及重返马来亚，这两者形塑了我的人生，影响远比我意识到的还要深刻。”《王赓武回忆录（上、下卷）》王赓武

（图片来源：图虫网）对于自己，梁漱溟的定位既是佛家的也是儒家的，“我可能比其他的普通人不同的一点，就是我……在雾中远远地看见了孔子是怎么回事，王阳明是怎么回事……我的程度只是这么一个程度。”手中这本《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起码有两个难得。《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梁漱溟

（图片来源：百度）泰勒所谓的“普京主义”是“超级总统主义”和非正式的“帮派力量”理解的结合。这套“密码”在稳定政治体系、重振经济和恢复俄罗斯大国地位方面是有效的。但是，泰勒强调，俄罗斯最终需要从“普京主义”的个人化统治，向基于规则的法治体系过渡，这在普京任内尚未实现。“普京主义”（PUTINISM），是指国际研究中对于普京二十年来治理俄罗斯的政策、理念的总结，包括普京主义（Putinism）、普京经济学（Putinomics)等概念、术语。在俄乌冲突——这场所谓“普京一个人的战争”——瞬息万变而又胶着滞结的当下，我们结合国际研究的成果，对于“普京主义”做一个概览，以期更全面地理解俄乌冲突及俄美、俄欧对抗的政治经济背景。一普京自2000年执政以来，已经二十余年。中国学者庞大鹏等研究者在《俄罗斯政治经济外交（2000—2020）》一著中，对于普京自2000年执政以来的政治、经济、外交进行了简略的介绍和评述。《俄罗斯政治经济外交（2000-2020）》庞大鹏、柳丰华、徐坡岭等

Sloane）。贝尔在入学的第一年就直接通过了第一学年科目的考试，进入二年级的学习。后来他学习了量子力学和相关的哲学问题，并深深受到了德国伟大的物理学家玻恩（Max

​（图片来源：百度）《速生》激起法国读者的集体怀旧，还有对更广阔的生与死的共鸣。​11月3日，法国文学最高荣誉龚古尔奖依惯例在巴黎市中心的德鲁昂餐厅开奖。布丽吉特·吉罗（Brigitte

应该建立一个中国纹饰库，这绝对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儿，为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国设计，做一个基础工作，对设计师来说就有了依据，你要参照宋瓷的颜色，准确权威的汝瓷颜色调出来给你用，你要用唐代的宝相花，分门别类的宝相花任你选用。有一种紧迫感，时时压着陈大刚。在中国收藏界，陈大刚是一个稍显另类的存在，很难说他是收藏家还是个学者，虽然文博圈里的人多奉他为“大神”——他收藏着很多件传世的丝织品珍宝。陈大刚开办过国内首家专业纹饰研究馆，举办过多次和丝织品展览，他总是在各种场合，孜孜不倦地向人们讲述他的藏品，讲述它们的价值所在，这和一般收藏家刻意保持的低调，形成了反差，他从不认为自己手里的文物是归他所有——只是暂存在他手里而已。由丝织品收藏，陈大刚涉入了对中国纹饰的研究，痴迷其中渐渐忘我，他想搞清楚关于纹饰的一切……越研究，越生出疑问，要去解释这些疑问，又发现了新的天地，再去研究，又出现了更多疑问，这样的螺旋一圈又一圈，缠绕了他很多年。到头来，他越来越焦虑、越来越着急，因为这些问题或者没有答案，或者连寻找答案的研究者也没有。不疯魔，不成活。这是一种典型的学者心态，那些纹饰连缀而成的中华文明史，还有很多空白，那空白像一个个未完成的填空题，摆在那里，如芒刺背，他想填上，可他的心力、体力和财力都不允许。这些年来，陈大刚四处奔跑，推动中国纹饰从博物馆、从收藏者手中走向大众，希望中国传统纹饰从古物中复活，为现代人的生活提供美的源泉，这件事已刻不容缓。陈大刚着急什么呢？自己手里的这些宝贝藏品，还没有被充分认知和欣赏，他希望把它们尽可能地展示出来，让人们到他那儿去汲取灵感，去做设计，将传统文化的美，反哺给社会和大众，哪怕仅仅只是抄袭。好在，对传统纹饰的研究，正从浮光掠影，进入到辨析和研究的时代，陈大刚孤独地行走了25年，渐渐迎来曙光，而这段时间，恰好也是文物收藏由少到多，文博研究由冷到热的时光。其实，甲骨文的“文”字，就是一个站立着的人形，上面是头和左右伸展的两臂，下面是两条腿，中部胸间则是个花纹图案。文，即指“文身”。后来，“人”站立着没变，胸前的花纹省略了，后人増加了偏旁“纟”，产生了形声字“纹”，即花纹、纹理，因文字是用刀刻的，又引申为文字、文书。殷墟甲骨文里的“文”字文，是“纹”的古字，文和纹本就相通。而文字，何尝不可视作甲骨上花纹呢？它牵系着华夏文明演进的线头，几经迁延，不知跨越了多少年、多少个世代，携带着历史的默默温情，一直传习到了今天。关于中国纹饰的种种，我和陈大刚先生畅谈了一番。纹饰源流经济观察报：如果追溯一下中国纹饰的源流，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陈大刚：中国纹饰起源于丝织品。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目前推断应该是从结绳记事开始，因为丝织品柔软更易于操作，便于表现纹饰。河南荥阳青台村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碳化了的丝麻织品残片，距今约5630年。而和丝绸相关的，碳化了的丝织品残件，则是8000年前就有了。新疆出土的实物——西周的织锦，有简单的条纹，那也是纹饰。而更早的商代的青铜器则有丝织品的印痕，那时的丝织品非常珍贵，用青铜器作陪葬品时，要先用丝织品包着，出土丝织品的印痕就碳化了，包括三星堆也出土了碳化的丝织品。所以说中国纹饰是很早的，商代初期铸青铜器，也是先根据织绣纹饰做成模范再浇筑。汉

Paradox）”）的论文，没有“合理性”。现代统计学的奠基人之一——英国人罗纳尔德·费舍尔（Ronald

（图片来源：图虫网）从一位日本央行亲历者的角度分析日本经济繁荣与衰退的39年，从全球视野反思日本经济和货币政策。研究日本经济衰退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这方面的国内外著作颇多。其中，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的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出版的《大衰退：宏观经济学的圣杯》(2008)一书，针对1990年至2005年的日本大衰退进行了详细考察，从分析日本企业在经济衰退之后如何修复受损的资产负债表入手，创造性提出了资产负债表衰退的重要论断，为解释日本经济长期陷入衰退的问题提供了独特视角。无独有偶，日本学者兼媒体人池田信夫在出版的《失去的二十年：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真正原因》(2012)一书中，从日本的现状、历史、经济学角度出发探讨了日本经济衰退的内因，通过一些基本事实证据和经典案例分析，不仅颠覆了过去部分研究的错误认知或误区，而且将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问题放置到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领域，从多视角进行考察。可见，日本国内的学者对本国经济长期陷入衰退的研究兴趣浓厚。由于日本经济金融发展的经验历史颇为典型，作为后发国家，中国对日本经济衰退的研究也表现出了较强的兴趣，如王洛林等编著的《日本金融考察报告》(2001)和蔡林海等编著的《前车之鉴:日本的经济泡沫与“失去的十年”》(2007)等，二十年来持续的研究也表明了研究日本经济的重要性。最近一段时期，有关日本经济金融的研究在持续增多，一方面是由于日本长达三十多年的经济金融发展历史和实践具有典型意义，无论是资产负债表的衰退还是日本房地产泡沫，以及众所周知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财政赤字货币化等，日本都有比较充分的实践；另一方面是基于日本从作为后发国家成长为发达国家的历史进程中，既有后发国家工业化的普遍共性，包括出口贸易导向，也有作为后发国家实现追赶的超越的经验，但最终却走向了长期的衰退。如何理解日本经济的内在逻辑和外部冲击是一个值得持续跟踪研究的重要课题。日本央行第30任行长

（图片来源：图虫网）我想对那些身处逆境中的孩子们说，要坚信教育是可以改变命运的，但必须突破我们现有的格局、拓宽我们的眼界。2017年，一个名叫庞众望的“寒门学子”以当年河北省高考理科“状元”的成绩被清华大学录取的故事，曾被当作励志故事广为传播。有人感佩于他的自强和善良：母亲高位截肢、父亲患有精神类疾病、姥姥和姥爷体弱多病，自己还有先天性心脏病，但他一边照顾母亲、挣钱补贴家用，还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自己小学和中学的学业。有人有感于他的坦诚和自信：面对记者都有顾虑的问题，他却坦然回答：“我从来没有觉得我的家庭有哪里拿不出手的，我的妈妈那么好，我的姥姥姥爷那么好，我家里每一个人都那么好，我觉得别人应该羡慕我才对。”有最新的消息说，庞众望已经留校直接攻读精密仪器方向的博士学位。但是，很多人可能没有想过的是，换一个角度看，庞众望还算是“幸运”的：他考上的是全国瞩目的清华大学，有名校的光环做背景，还有清华大学校长亲自登门送录取通知书的美谈加持，所以他得到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他有了表达自己的机会，他的未来之路同样应该会有阳光照耀。但是，假如他考上的不是清华大学，而是一个偏远省份农业地区的二本甚至三本院校呢？他还可以获得全社会的关注吗？他还可以获得表达自己的机会吗？他的未来之路还会有阳光照耀吗？黑龙江绥化学院教授、作家艾苓2022年出版的新书《我教过的苦孩子》，从对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群体所做的近20年的追踪记录中，选取56个人的口述，试图对上述问题做出回答。我和艾苓教授聊了聊。

（图片来源：图虫网）我们甚至可以说，柏拉图在大约2500年前就理解了后真相状况。而他在现代社会中最勤奋的学生就是李普曼。最纯粹的“现实政治”如果把李普曼不仅当做记者，而是认定为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的大家，我们更需要了解李普曼的思想脉络。围绕权力政治，人们一直进行着广泛的尝试来理解国家的兴衰。在世界大战的推动下，政治学家和战略家在1930年代发展了一种理论，并在1940年代流行起来，相信它是观察世界的唯一现实方法。也因此，这个理论流派的通称是“现实主义者”。他们的直接追求是国家利益：一个放弃自我保护作为政策主要动机的国家，会冒着生存的风险。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Hans

（图片来源：图虫网）人对生活的理解，和与饮食的理解是相通的。我并不觉得高价料理高级，也就并不觉得喜欢吃高价料理的人更高贵。人活着，不就是活给自己看的么。难不成这人也要评个米其林三星，让谁尝尝？1893年，22岁的国木田独步从自由新闻报社离职——其实也不算是离职，按照现在普遍三个月试用期的说法，他只做了两个月的工，算是被劝退。独步拿着3日元的薪水，站在门口考虑了一会，最终决定全买了牛肉吃了。将近130年后，蔡澜写了一本书，叫《过好这一生》。这是一个以吃闻名的人，但这一回，不都是关于吃。但还是关于另一种味道。人味儿。《过好这一生》蔡澜/文湖南文艺出版社2022年6月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只熏鸡蔡澜一开始打动我的，是把“不食人间烟火”改成了“大吃人间烟火”。有俗气，有侠气，也有淘气。我喜欢。上个世纪80年代，进关出关，几乎必须经过锦州——沟帮子——大虎山这条线。那会儿还远没有高铁，火车的速度很慢，停靠站时间也长，大站甚至能停到十几二十分钟之多。这种慢也造就了铁路沿线经常有售卖当地特产的小贩，甚至可成一景。当今无论大小站，站台总是空落落的，让人独在异乡也平添了一点愁肠。当时每次坐火车路过沟帮子，车还没停稳，就有十几二十位大爷大妈围上来，挎着的篮子里是油纸包了的熏鸡。那时候的熏鸡走地鸡居多，熏出来是枣红色，鸡脑袋做了一个回头望月的架势咬着翅根，鸡爪子塞在屁眼儿里，内脏处理得极其干净，离老远就能闻见一股冲天彻地的烟熏香气，细闻还带着丁香、肉桂和八角的甜。鸡肉非常瓷实，像现在的鸡那般能轻松地一撕两开是完全做不到的，只能顺着茬一丝一丝地往下撕肉。那时候的人坐绿皮火车非常喜欢带一只熏鸡，一瓶白酒和一小塑料袋油炸花生米，人还没落座，这几样就像上供一样往小桌上一码，火车一动，撕一丝鸡，咂一口酒，嚼一粒花生，循环往复，美之极。那时候很多人都有一个绝技，这几样东西的量是固定的，但甭管路程多远，总能在几乎到站的同时把这三样全处理干净。踩着人们的埋怨蹭到车厢连接处，用唯一没沾满了油的小拇指拧开水龙头洗洗手，再挪几步撒泡尿，站在车门前拧拧脖子，打一个和汽笛差不多长的饱嗝，就算是一段通常，但也完美的旅程。这几样吃食当年的我虽然心向往之，但一个都买不起。所以在我儿时为数不多的，在绿皮火车上“咣当咣当”的记忆中，过道另一头靠着窗口总有一个皮肤黝黑的，穿着某厂或深蓝或浅蓝色工作服，蓝黑裤子绿胶鞋的，剃着平头的“撕熏鸡大哥”。在当时的我的印象里，平头大哥就是绿皮火车上的king。AKA熏鸡王。几个月前，有个主题是“归乡”的征文活动，邀请我参加。我看了几篇其他人写的稿子，多数都是家乡发展多么好，收入怎么改善，生活如何幸福。我问组织者，我能写熏鸡么。他愣了一会儿，说不能。我说熏鸡可好吃了。他说那也不行。我说那我就不参加了。大抵人最幸福的时候有两个：一个是吃到没吃过的美味，另一个是吃到家乡的味道。我一直认为人们对“妈妈的味道”是苛求的，而且是最严苛的那种——只有妈妈能做得出来，其他人怎么可能复刻。那不能叫幸福。真吃到“妈妈的味道”那一刻，即使身在万里，也叫归乡。所以我为什么要写熏鸡，因为闻到熏鸡味儿了，家，也就不远了。个中滋味，自己知道几个月前我就想写一些关于吃和活着的东西。西方有种说法叫live&life，大概是说维持生存是一种吃法，但只有吃到某些“好东西”，这一辈子才不算白活。道理很对，但苦于西方饮食系统和我国差距颇大，用米其林体系评中餐，恐怕理解不了为什么一盘锅包肉就三块，哪怕你做到佛祖跳墙，东北人也是要掀桌子的道理。我和编辑撒谎说写了两稿，其实写了二十稿都不止。越写越狂躁，去门口菜市场啃大饼泄愤。文字和人都羞于见人，一拖拖了好几个月。然后看到蔡澜写“当今，吃蚶子是要冒着危险的，很多毛病都会产生，肠胃不好的人千万别碰。偶尔食之，还是值得拼老命的。”笑了一中午。有同事问为何如此高兴，答曰：这才叫高级。这是做人的高级。之前看某本介绍饮食的书，开篇即写“富豪权贵能够享受高级料理，普通人则只能吃寻常餐饭。因为富豪权贵有钱建得起大厨房，资助烹饪创新，所以高级料理将是本书主要关注的内容……”极气愤。粗茶淡饭怎么就不高级了，寻常可见的饮食怎么就不高级了。待看蔡澜写道：“当今食肆，不管是中餐西餐，一要卖高价，就只懂得出这三招——鱼子酱、鹅肝酱和松露酱，好像把这三样东西拿走，厨子就不会做菜了。”再大笑。所以“高级料理”，无非就是“高价料理”罢了。但“高价”未必“高味”，更未必“高级”。但这种人之间是要对频道的，确有些人只觉得这些高贵，觉得“人间至味是最贵”，那还真不如清蒸黄金，爆炒银元算了。所以我之所以写不出来，大抵也就因为人对生活的理解，和与饮食的理解是相通的。我并不觉得高价料理高级，也就并不觉得喜欢吃高价料理的人更高贵。可能吃高价料理总要“绷着”，蔡先生因为看多了、看透了而拒绝“绷着”，我则是因为干脆就是个泥腿子，绷不起来而已。但人活着，不就是活给自己看的么。难不成这人也要评个米其林三星，让谁尝尝？无非常人新冠疫情成为常态后，人们的旅行显而易见地少了许多。儿时先生常教“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当时以为这是两句话，现在才知本是一句。既要读万卷书，看看别人的生活；也要行万里路，走走自己的生活。我很讨厌许多“伪传记”，尤其是并非本人亲述的作品。外人看自己的生活大概就像看菜谱上的照片，知其形色而不知其味，又如何与外人讲得。但蔡澜这老头儿不同。这是一个几乎一生都活在聚光灯下的人。年轻时做电影监制，年长时再做起关于自己的表达来，得心应手。也几乎不用其他人来编辑，只要整理，归纳——我相信，这些事如果让他自己做，未必会比这些人要差。但这又是一个让很多营销号和自媒体恨得牙痒痒的人。他著名，但做出来的事无非常人。开个小店，卖些好吃的，仅此而已。几年前蔡澜在北京开了个点心铺，自媒体蜂拥而至，无非想抓些“爆点”，例如售价太贵，质量太差，口味太次……结果两年过去了，这店几乎已经变成了很多人的惯常下午茶铺，其中也包括我。大概因为确实定价不贵，出品稳定，一些小点还因为蔡澜本人觉得“没那么好吃”改良了一下。营销号气势汹汹地来，最终打包了些点心走，也是有趣。其实做人和做菜一理，标价贵的未必就是好东西，标价低的也未必就很差。总归名要副实最好。再“端着”，也无非是自提身价，人家来吃过两口，觉得不值，就再也不来了。但名副其实本身，也是基于无数经验和权衡的结果。所以想活成蔡澜，并不容易。毕竟“大吃人间烟火”也好，“喜为五斗米折腰”也罢，前提是吃了还能消化得了，折了还能挺得起来。像我这样的凡夫俗子，就着书边儿，整一口就挺好。

（本篇图片均来源于：中信出版社）艺术最重要的是存异，是不一样，是创造性。而敦煌壁画无疑是艺的典范，它创造出来宗教化的境让人忘掉了细节，轻而易举地就把观者带入了一个另外的时空。文人画曾在中国画坛一统江湖千余年，独领风骚，没有其他画类能与其争锋，直到光绪二十三年，几经兴衰的敦煌莫高窟重现于乱世。敦煌的现世迅速吸引来了大批在世界各地探寻文明的西方人，他们千里迢迢地来到这个中国西北边陲的古城，之后的考古、盗掘、诱买，行之昭昭，数以万计的敦煌珍宝被掳去了异国的厅堂。生逢乱世，莫高窟不知是幸还是不幸，虽然千年的宝藏被这些西方来的不速之客劫掠瓜分，但在“文明人”的追捧下，中原那些狭隘的文化正统们不再自以为是，顺着西方的视线突然发现了敦煌的伟大。之后自东而来的名流雅士络绎不绝，“敦煌学”也渐渐成为一门显学，敦煌艺术也从隐居于西北一隅的山间石窟，走到了中国佛教艺术的C位，一夜之间，人们才惊觉它是可以与文人画分庭抗礼的另一极。文人画独步世界，但敦煌壁画，震铄古今。《敦煌如是绘》敦煌画院

题记：2022年9月14日，北大国发院承泽论坛第6期在承泽园和线上同步举行。本期论坛由北大国发院传播中心和贝页图书主办，北大国发院本科教学中心、MBA中心和EMBA中心协办。北大国发院院长、国发院BiMBA商学院院长、南南学院执行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刘守英先后发表演讲并进行圆桌对话。对话由《经济观察报》执行总编辑文钊主持。本文根据对话内容整理。文钊：姚洋老师和刘守英老师作为经济学家,给自己也给当代经济学研究者设定了非常高的使命，要用中国人自己的方式去解释中国经济的成功与发展。请两位老师再详细讲讲，应该如何以自己的方式进行解释？姚洋：我们从新古典经济学里学到的分析方法，比如成本收益方法、博弈论方法，还是可以用来分析中国现实的。只不过不应该把西方理论直接套用到中国现实上，而是应该还原到方法层面。想解释中国制度变革的成功，也许应该这么说：这个制度为什么能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西方人的思维模式是二分法，非黑即白，而中国的制度演进是不断寻找最适应当时情况的制度。所以在我看来，我们的理论可以说是一种“寻找适应性的制度”。这大概是我们成功的逻辑。这个问题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有比较深入的讨论，但是现在中国可能到了一个新阶段，需要我们构建新的理论把制度说清楚。我们的重点不能只放在中国怎么成功，因为支持西方理论的人会说：这只是个过程，中国最终还是会走到开放制度，只是给他们的理论再增注脚。因此，我们现在应该说——过去四十多年，包括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际上一直在形成一些不同的东西。这个“不同的东西”到底是什么？需要我们去研究。但首先我们应该对此有自信——中国已经形成了“不同的东西”，而且这个“不同的东西”是可以长期存在的。这当然是对西方学者和西方制度的一大挑战。有人认为现在中美之争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学者在向美国挑战，但这一想法也是西方的自我矮化。如果我们自信地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东西，就应该大声讲出来，这不仅关乎民族自豪感，也是对人类负责、对历史负责。说远一点，中国过去这么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在我看来最关键的成功之处就是回归中国传统。大家可以仔细想想，我们政府这些年的做法的确是在回归中国传统。传统是有生命力的，我们要想办法使之现代化。我们要勇于把这些“不同的东西”讲出来，这样才能赢得世界尊重。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有一位汉学家，自己把很多中文文章翻译成英文，其中包括我的不少文章，特别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我跟他联系过，问他有没有基金支持？他说没有，完全自愿。这说明这些内容给了他触动。所以，只要我们自信地以一种西方能听懂的语言把我们自己的东西讲出来，可以在世界上占一席之地。如果不讲任何道理而生硬自夸，只会让人反感。这是不同的取向。刘守英：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中国这些典型事实跟已经成功过的典型事实不一样，所以需要我们花很大功夫去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研究中国问题，首先应该花功夫明确这些问题的独特性究竟是什么。如果简单套用一些借用的概念来研究中国问题，在用的时候就会发现不匹配。我们以前对很多“拿来”的概念不进行深入思考，看到产权在先发国家有效，我们就以为清晰产权就可以轻易建立；市场有效，我们就以为市场就能轻易搞完整；民主程度提高有效，就可以把民主照搬过来。然而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与经典理论不符的制度在中国用起来还不错？中国为什么是当下的存在？举一个例子。1980年代我参加遵义的全国试验区土地大会。两派观点非常明确，讨论很热烈，一派认为唯私有化才能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另一派认为一定要把土地国有化，但没有几个人赞成集体所有制。我们到农村去调研，农民既不清楚也不在乎到底土地是要私有还是国有，他们关心的是集体所有制被成员权以后带来的问题。所以我们后来提出的成员权集体所有制，是有别于原来的传统集体所有制，是以成员的资格来获得土地权利的一种制度安排。这时候我们看到的问题，就是现实中的集体所有制跟理论上的集体所有制是不同的，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同。所以同一件事情在中国的走向和在西方的走向可能并不相同，中国现在发生的很多事无法用移植来的概念简单解释或解决。二战以来，没有一个国家成功走通了制度移植之路。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亦如此，最极端的时候是“五四”时期，不仅提出制度移植，还提出把文化全部改变。中国共产党走的既不是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道路，也不是完全西化之路。因此，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公共讨论都需要花很大功夫，去仔细研究中国现存事实的道理。我并不是说中国的事实都合理，因为任何一个社会的制度只要被锁定，就会出问题，如美国现在这样。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只要是在为找到解决现有问题的方案而不断变革，这个国家和制度只要在往前走，就是有它的道理。任何一个制度，哪怕是现在认为最优的制度，只要被锁定不变，终究会出问题。对于中国问题的复杂性，我们要多去观察，多去问为什么。不要简单地定性对错，要讲清道理何为。这是理论研究和公共政策都要花功夫去做的。但要防止“你的制度不行，我的制度就是最好的”这种简单的“大词主义”。制度不是非黑即白，所有制度都一定要不断往前走，不断解决现实问题，这个制度才有希望。文钊：在两位老师看来，现在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是由哪些原因导致的？姚洋：经济增长不可能速度永远都超过10%，这不符合经济学原理。经济学总有负反馈因素，一个国家不可能永远疯长。中国的减速从中期来看是个自然的过程。现在总有人说改革还不够，还要继续改革，重启改革，等等。我经常反问他们：“还改什么？”他们却答不出来。很多人其实把体制问题和政策问题混淆了。比如，农村集体土地入市，修改过的新版《土地法》其中一条是集体建设用地可以入市，同等对待，但这几年一直未能推行。这是体制问题吗？了解背景的人都知道，这是管理问题。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所以中国现在很多问题都是政策问题或行政问题，而非体制问题。刘守英：无论是从历史看，还是从国别看，经济高增长的时段最多是二十多年。这是规律性的，所有赶超型、后发型国家均是如此。韩国、日本等东亚经济体大约维持了28年左右约6%的增长，后来就自然减缩。我们现在要研究的问题是，从原来10%的增速降到5%、6%的增速，对我们整个社会而言是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以前过惯了10%的日子，现在如何适应5%的日子，这非常关键。现在很多人还在用10%时期的思维去解决5%时期的社会问题，这不可取。很多人仍相信能回到高增长阶段，即使回不到10%，只要努力也能回到8%，所以还在思考如何把增速拉高，这种想法非常有问题。10%到5%，规律性地下台阶之后，应该思考的是如何过好5%的日子。原因在于：第一，增速已经拉不上去。我们有研究，以土地为例，以前，地方政府的确缺地，但现在各地方真不缺地，有地卖不出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社会发展到此阶段，土地需求自然下降。中国企业不可能一直靠低价土地来维持在世界上的竞争优势。其他很多东西也一样，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而生变。第二，我们要避免“休克性”政策。现在一些政策之间相互“打架”，结果可能会把事情搞“休克”。比如，从2014年以来，采取“开前门堵后门”，允许地方借债。虽然堵住了土地抵押融资，但最终造成了新问题。因此，问题不能说是不改革，是改了很多，互相矛盾。因此，增速降下来之后，我们一定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政府和市场主体要会过低增速的日子；第二，对于当下的政策如何转过去一定要深入研究。不能认为一睁眼就能转到彼岸，没有这种事。我们整个体制转型的过程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不断解决问题，往前走一步，然后找到新的耦合和适配性，再往前走一步。文钊：刘老师常讲“以地谋发展”的模式不可持续，但如果试图以雷霆手段走出这一模式，又会导致很多连锁反应。这条线怎么改？应该如何看待现在的土地财政问题、高房价问题，以及房地产的低迷情况？姚洋：2014年修改《预算法》，我个人看来其实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做出的“妥协”。1994年的《预算法》不允许地方政府借债，地方政府不能有赤字。但二十年来地方政府早已赤字，借债很多，所以中央政府不得不修改《预算法》，允许地方政府借债。因为地方政府有非常大的融资冲动，要融资就得用土地抵押，所以大规模开发土地，形成了这一循环。现在土地需求量下降，此循环失灵。要解决此问题，需要给地方政府找到其他税源。很多人反对征收房地产税，认为这是存量，不能动，应该征流量税。我不是研究税收的专家，但我看到房地产税在其他国家是地方政府税收的重要来源之一。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于既有财富征税的效率损失最小。我个人仍坚持认为，这是我们地方财政唯一的出路。地方政府每年卖地收入有好几万亿，占地方财政收入一半，不能突然取消，所以这一轮房地产调控，地方政府坚决要保住房地产，因为房地产如果倒下会对地方政府有极大影响。我的判断是，经过此次下调，房地产业可能会有一次大调整。2018年“去杠杆”之后，我们的金融体系经历了一次大调整，如今的房地产行业恐怕也将经历这样一次阵痛。文钊：我们改革的时候讲“摸着石头过河”，基本方式就是大胆尝试，摸索出一条大概的路径，成功之后得到政府认可，然后逐渐成为法律法规落实下来，再进一步推广；而这些年我们更强调“顶层设计”。是不是不同的发展阶段适合不同的制度演进方式？刘守英：改革开放以来，适应性的制度变革都是先由基层首创，在小范围内试用效果好，然后专家学者去考察论证，上层决策认可后再普遍化，最终法制化。这是中国改革的一个基本逻辑。这个逻辑适用于正处于巨大变迁的社会。如果社会处于很稳态，大家基本知道将发生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都能从顶层、用法治进行规范化。相反，如果这个社会并不是很成熟，处于剧烈变革和转型状态，很多变化不可预期，地方差异性也非常大，就要承认地方差异性和地方变化的动力，发挥地方的主观能动性，来寻找更可行的制度。所以我们整个改革的基本逻辑就是：出现问题，解决问题，好的解决办法再变成政策。这是有道理的。在我看来，首先，我们现在基本经济制度的定型很重要，定了之后就不要在这方面继续“折腾”。但这不等于不改革，在制度实施中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去完善，然后再往前走；其次，有些在战略上看好、看得准的东西需要把住，这样就可以避免试错的成本过大。改革的早期阶段，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哪个方法好；但在目前阶段，基本制度的“四梁八柱”已经定了，我们不要再去动。在基本制度定型，有些看好的顶层设计的前提下，仍要重视地方的活力，不要放弃地方解决问题的这套经验。姚洋：我非常赞同守英的看法。我们过去一直在摸索，现在恐怕要把一些制度固定下来。可能我们和其他很多人的观点不一样，因为社会上很多人说中国还是要改革。但是事实上，我们1990年代已经完成主要的改革，后来我们都是在吃改革的红利。我们老谈“改革疲劳症”，那是因为我们现在该“立”了，而不是还要“破”。“立”的根本性问题就是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定下来基本经济制度。现在看来，要想定下来，还有很多理论创新要做。为什么去年提出“共同富裕”之后会出现那么大的争议？因为我们对于基本经济制度还没有形成共识。有些观点走极端，说要回到1956年，但如果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能够确定下来，就不会有这些误解。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要解决就只能从顶层设计开始。因为理论不能是各自为政，然后拼在一起，而是要确定有一致性的理论，以替代原有理论。这件事的难度超过以往的任何改革。文钊：您讲的理论是指哪一个层面的理论？姚洋：我们讲的多种所有制并存，按要素分配和按劳分配共存，都是结论，都是“苗”，不是理论根基，因为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推不出来这样的结论，这是最关键的，我们的结论悬在空中，但没有根。现在我们学者要做的，就是要把“苗”嫁接到“根”上去，这是我们的挑战。整理：白尧

（图片来源：图虫网）“在我们周围暴风正在成形。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本区域可能不会像目前这样和平与稳定”。国际社会对新加坡的评价很有代表性，而新加坡也常年在全球的科技创新、贸易、金融和投资等领域占据着很高的地位，并在军事、安全以及政治领域也具有独特的话语权。因而，许多人如同《新加坡：不可思议的崛起》的作者——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海洋史教授、全球海事研究中心主任、东亚与太平洋研究专家约翰·柯蒂斯·佩里

（图片来源：图虫网）从经济学角度看，银行究竟在经济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三位诺奖得主又是怎样论述银行的作用和影响的？他们在各自的研究生涯中，又有哪些有意思的经历？在被称作“诺贝尔奖”的六个奖项中，经济学奖并非根据诺贝尔本人的遗嘱设立，而是瑞典银行（注：瑞典银行是瑞典的中央银行，但它在扮演央行角色的同时还兼做商业银行的业务）为了纪念诺贝尔而在1969年创设的，其全称叫做“瑞典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其颁发给获奖者的奖金也不是来自诺贝尔的遗产，而是由瑞典银行赞助的。自这个奖项设置以来，它已经颁发了五十多次，总计奖励了八十多位在经济学各领域贡献最为突出的学者。但有意思的是，这个银行设立的奖之前却一直没有颁发过给专门研究银行问题的人。今年，这个“惯例”终于被打破了。当地时间10月10日中午，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三位美国经济学家：布鲁金斯学会经济学家本·伯南克（Ben

（图片来源：百度）世界就是一个大杂烩。而无论是人种，还是知识、技术和人才的大杂烩，通过交流，交换和交互，人类才能实现进步。今年诺贝尔生物医学奖获得者斯万特·帕博的身上，有很多八卦。他是一个私生子。妈妈是从爱沙尼亚逃到瑞典的难民，然后逆袭成了化学家，在他父亲实验室里工作。父亲的名字叫苏恩·博格斯特龙，是1982年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获得者。“父亲有另外一个家庭。”这是帕博自己说的。小时候，他爹经常带他到小树林里去散步。后来他知道了自己原来是个私生子，然后威胁父亲要打上门去。博格斯特龙答应公开，但是从来没有兑现。2004年博格斯特龙死后，帕博的兄弟们才知道他的存在。虽然他父亲很乱，但是他自己更乱。他公开承认自己是个双性恋。1980年代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有个德国籍的女朋友，却偏偏喜欢研究所里另外一个“有着男孩气质”的女孩。为了女朋友，他远赴德国，然后就没有女朋友了。在他成为德国一个研究所的所长之后，他招募了一个专家，这个专家的老婆，就是那个有男孩气质的前同事。然后他们俩就在一起了……对，这个叫琳达·维吉兰特，两个孩子的母亲的科学家，还没有离婚，他俩搞婚外恋。他觉得这样不对，让琳达去和丈夫说……但是琳达一早就和丈夫说了。前夫祝福了他们：因为他也找到了新的爱情。帕博就这样和琳达在一起了，然后他俩生了个孩子。现在还在一起。2010年，帕博领导的尼安德特人基因组图谱公布的时候，他接到了《花花公子》的采访要求……对，就是那本著名的成人杂志。但是《花花公子》并没有要求拍他的裸照，而是想知道尼安德特女人长啥样。他觉得这辈子惟一可能上《花花公子》的机会就是这次了，于是就同意了。最后这个报道一共有四页，题目是：《尼安德特人之爱：你愿意和这样的女人睡觉吗？》，配图是一个浑身脏兮兮、健壮硕大的尼安德特女人，挥舞着长矛。▲帕博的研究团队（图/Frank

图片来源：图虫网科学最初只是探索客观物质世界的一种方式，但随着宗教的衰落和实证主义的兴起，科学的力量已经扩展到整个存在，外部现实是唯一的现实，客观的科学知识成了唯一的知识。十一期间，读了《人类仰望星空时》，一本相见恨晚的好书。很少有书能让我做笔记一页做不下，故给了8.5的评分。这可不是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虽然在我看来同样是优秀甚至伟大的作品。作者乔·马钱特知识领域广博，从仰望星空这一人类的原始本能出发，从宗教、历史、科技等多个角度，深刻的论证了我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人类仰望星空时》【英】乔.马钱特/著

图片来源：图虫网何谓“超越突破”？它是指人从社会中走出来，寻找不依赖于社会的终极价值，由此获得生命意义的觉醒，构建出了一个稳定的应然世界。一旦经历这一“突破”（breakthrough），文化本身便有了不死的可能。在金观涛早年填写的一份表格中，有一栏调查“学术上的师承”，他曾写下三个字：“无师承”。他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虽然以一流的成绩考上顶尖的学府，但刚一就学便遭遇了运动；也曾在墨水瓶都冻住的数九寒天，刻苦自学高等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八十年代，他不得已暂时放下科学哲学的研究而捡起人文历史，又在大历史与观念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后来，他又到美院担任客座教授，指导学生从事书画背后观念的研究——如此丰富的人生阅历造就了他同时兼具自然科学、人文历史与艺术等广泛学科领域的视野。《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探索大历史的结构》是金观涛先生探索传统社会与现代性问题的心血之作。在定稿之前，他曾用八讲的篇幅撰写讲义，像写就《中国思想史十讲》那样，先给学生讲一遍，然后不断根据反馈来删改、补充、调整。历经多年沉淀，遂有今天这本沉甸甸的著作。不过，也恰恰因为这本著述过于厚重，或许会让一些非专业读者有难以“破壁”之感。《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探索大历史的结构》金观涛/著东方出版社2021年6月旧的问题与新的方法当下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大历史研究逐渐衰微的时代，几乎一切历史研究都变成了叙事研究，一切宏观大历史的研究都被贬抑成了“不能脚踏实地的虚妄”。当历史学家愈发拘泥于历史细节的争论，历史学本身似乎丧失了拔地而起、纵览全局的气魄与能力。而造成这一后果的首要原因，在于判别史料真实性与思考历史展开机制的基本原则的缺失，也即我们丧失了一种观察和判别历史的标准——所有带有锚定效应的“标准”都被我们近乎本能地大加排斥，甚至被悉数解构为“权力话语的碎片”。这种偏见越是不能被矫正，历史学与社会理论的研究就越无法解释、理解和预测人类的状态。这种困境最典型的代表，是“传统社会—现代社会”的线性二元史观。它意味着在人类进入15世纪以前，存在一个可以截然区分于现代社会的、铁板一块的传统社会，仿佛古巴比伦文明、贵霜帝国、明清时代的中国都可以被统统纳入传统社会的范畴。这种狭隘立场限制了历史学研究的视野，更使得人们对于“传统”与“现代”这两种事物的理解出现了双重失焦。因此，想要寻找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地图，首先要找到可以根本立足的方法。新方法的引入可以为一些经久不衰、争议不断的旧问题带来全新的思路。将系统论方法运用到比较文明史的研究中，一直是金观涛与刘青峰的努力方向。从早年的《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他们寻找并完善了一套独特的历史研究方法论，集中概括为“观念史—系统论史观”。一方面，它意味着存在一些可以普遍适用于不同文明、不同社会的基本系统论原理。例如：每一种文明都拥有处于稳态或演化之中的社会系统，每一种社会行动的持存皆以其它类型的社会行动为前提，由此形成相互耦合的、各有条件与功能的子系统；随着无组织力量的增加，功能耦合系统的稳态必然被削弱乃至解体，而那些历经时间考验依然得以存续或重生的社会类型，就尤其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了。将这一原理用于解释古文明向轴心文明的过渡，尤其具有说服力——轴心文明何以出现？归根结底，它是古文明不断演化和筛选的结果。在《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一书中，曾运用系统论原理分析玛雅、埃及与两河流域文明消亡的历史过程，并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绝大多数古文明在起源以后都必然灭亡，而唯有那些出现了不死的观念、可以由个体来承载的文明，能够逃脱最终灭绝的宿命。这就涉及方法论的另外一部分，即观念史研究了。如果说系统论对古文明演化机制的揭示无需诉诸文字的破译和观念的重演，那么观念史研究则显然可以涵盖更广泛的文明类型。事实上，我们不可能重演任何一位古人的思想，而只能尽力还原那些普遍观念，即社会化了的思想。在此可以设想一个“普遍观念”与“社会行动”互动耦合的关系网，正如金、刘二位老师在《观念史研究》中提出的：“一旦观念实现社会化，就可以和社会行动联系起来。我们知道，任何社会行动都涉及普遍目的的合成，需要众人进行价值和手段的沟通。没有普遍观念，由个人的行动组织成社会行动是不可思议的……在某种意义上讲，社会行动可以视为观念的实现。”这一关系网，实际上就蕴藏着不同轴心文明诞生的机制——任何一个古文明，都存在普遍观念与社会行动的耦合，然而这样一种互动网络是脆弱易解体的，唯有那些经过残酷淘汰、可以无需借助社会而是由个体作为承载的文明，才能够延续下来。这正是不死的轴心文明与不同文化大传统登上世界历史舞台的深层原理。四种终极关怀的诞生早在十九世纪初，法国的东方学家亚贝尔—雷慕沙（J.

Leiris）的话：“我有两个心愿：事件变成写作，写作成为事件。”埃尔诺之所以成为埃尔诺，正是1982年她在书写关于父亲的《这个地方》（La

​​图片来源：图虫网新冠肺炎疫情为这一时代划上了休止符，那个充分全球化的时代已经是昨日的世界，明日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上篇：昨日的世界理解二战之后的全球化1972年，一名苏联粮食进口商来到纽约。他衣冠楚楚，讲一口几乎听不出口音的漂亮英文，直接约见嘉吉公司的负责人，表示苏联希望采购一批美国小麦。嘉吉很开心有机会跟苏联人做生意。他们所不知道的是，这位苏联进口商与所有他能找到的粮食进出口商都搭上了线，很多人专程从伦敦、巴黎、甚至布宜诺斯艾利斯飞过来跟他见面。苏联人很慷慨，与所有进口商都签订了采购小麦的合同，共采购2000万吨小麦，相当于美国一年产量的三成。等到嘉吉听说苏联人的“豪买”之举之后，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所有进出口商手里的小麦现货加在一起远没有那么多。进出口商都打着先谈生意后采购的算盘，大量的缺口需要从粮食期货市场采购，在两个星期之内就把全球小麦价格推高了六成，也推高了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这一后来被戏称为“小麦大盗”的事件，在新书《交易的世界》（[英]哈维尔·布拉斯、[英]杰克·法尔奇/著，中信出版社，2022年8月）中被详细记录。苏联人因为粮食减产，不得不在全球市场上采购小麦。精明的苏联进口商很清楚全球大宗商品商的软肋——他们太过保密，相互之间根本不通气，所以低价购买到了足够多的粮食，让大宗商品商承受粮食市场波动的风险，占了大便宜。此外，苏联人还善用美国农产品退税的政策，变相赚取了三亿美元的补贴。​[英]哈维尔·布拉斯、杰克·法尔奇/著中信出版社2022年8月这一事件突显了二战之后全球化的特征。一方面，虽然冷战尚未结束，苏联却并没有完全隔绝于美国主导的全球贸易秩序之外。相反，苏联的进出口商人对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门儿清，苏联与美国的交易也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少。另一方面，它也彰显了我们所熟知的全球化的根本特征，即全球经济深度融合，自由贸易不仅加速了制造业的分工，也彻底改变了全球农业，依赖分工和规模化的农业大幅推高全球产量。而且这是一个守规则的市场，包括大宗商品交易商在内的各种跨国公司是这个市场的主角，即使是美国冷战中的对手也可以参与游戏。经济发展的多样化，商品（包括粮食这样大宗商品）的日益富足，交易的频繁，是我们所熟知的全球化时代的根本特征。美国治下的和平与英国治下和平的不同我们通常用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图片来源：图虫网）中国、印度的政治经济发展，究竟处于怎样的状态？究竟是“龙象共舞”，还是“龙象相争”？近二十年来，印度经济后来居上、“印度制造”有可能替代“中国制造”的说法一直存在。近年来，随着中美贸易战加剧、美国对华制衡和遏制的加强，中国与世界经济脱钩的趋势越来越令人担忧。“印度制造”取代“中国制造”，“印度象”取代“中国龙”，似乎也越来越成了现实隐忧。中国、印度的政治经济发展，究竟处于怎样的状态？究竟是“龙象共舞”，还是“龙象相争”？我们结合近年来中国、印度政治经济比较研究的重要成果，对于中印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潜力和前景、问题及挑战等，进行一个概览。一印度经济在世界上占据重要地位。按照购买力平价和汇率衡量，印度经济规模分别位居世界第三和第六（2017年数据），并且是世界主要大国中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之一。2008-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印度经济增长对全球增长的贡献率仅次于中美两国，并且成为世界上吸引外商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从1947年独立到1980年代初期，印度经济整体上保持增长，但却饱受“印度式增长速度”的困扰。这一时期，印度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很大，波动区间在-8%到9%。这一时期，GDP的平均增速只有3.5%，人均GDP增速只有1.5%。1980年代，在初步的经济改革政策指导下，印度经济取得了连续10年的增长，在1991年的国际收支危机中终止。1991年，拉奥政府在经济危机中上台，开始了印度的“改革开放”进程。印度沿着全球化、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目标，推行经济改革，调整产业政策、推进开放型经济，逐渐开放国内市场，实行对外经济合作。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兴起，印度政府致力于发展服务业经济。2000年时，印度总理瓦杰帕伊提出了使印度成为“知识大国”的主张，力图抓住“新经济”时代发达国家人力资源短缺造就的机遇，使印度成为提供外包服务的世界性知识经济大国。印度的IT软件产业、医药和生物科技产业获得了长足发展。2004年，印度“经济改革之父”辛格执政后，印度致力于沿着纳米科技、人工智能等新科技，促进知识密集型高端服务业发展。2014年印度总理莫迪提出“印度制造计划”。国际社会关于“印度制造”将取代“中国制造”的观点逐渐获得关注。今天的印度经济发展，更多地依赖服务业而非制造业，依赖国内市场而非外贸出口，依赖消费而不是投资，依赖高端技术产品而非贴牌加工品。印度被称为“印度大脑”、“世界办公室”，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服务业经济模式的典范。二三十多年来，与中国、印度经济发展的现实相伴，关于中国、印度的政治经济比较研究，也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在《印度：经济发展与社会机会》一著中，对于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过程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森指出，印度1991年的经济改革，把注意力集中在开放经济和拓展市场上，但缺乏对于社会政策包括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保障进行根本性变革，是其重大缺陷。而中国、韩国等东亚经济体在进行重大经济变革时，在提供社会机会方面，比印度做得好得多。森赞扬了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历程中的历史性成就。他认为中国与印度命运相似，曾经同样贫困而不幸。而中国寻求社会变革和改造的方法，曾经对印度产生多深远影响。中国在1978年开启的市场经济改革、融入世界经济的政策，也在印度获得了广泛反响。中国在改革前在教育、卫生保健、土地改革和社会变化方面取得的成就，对改革后的绩效做出了巨大贡献，使中国保持了高预期寿命、高识字率等成就，为基于市场改革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支撑。不过森也指出，向中国学习，也要注意分析其“负面的经验”，印度要有鉴别地向中国学习。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印度裔经济学者普拉纳布·巴丹在《觉醒的泥足巨人：中印经济崛起评估》一著中，也剖析了中印两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模式，揭示了两国经济发展面临的诸多结构性、制度性问题。巴丹指出，相对于印度，中国的经济增长成就斐然；而印度的民主制度也可能阻碍经济发展。印度民主制度的一个根本性冲突，在于民粹主义民主逻辑对于民主治理形成了威胁。在印度，任何有争议的重要决策都要经过大量的辩论、煽动、街头动乱和冲突，惊人的延宕后，得出的结果往往却是不完美的妥协。在印度，如果大量穷人身处一个独断专行的选区内，他们并不总能成功地让政客实施旨在大规模减贫的政府计划，或提供教育和医疗等基本社会服务。像印度这样的社会与经济不平等泛滥且冲突不断的多元化社会，很难组织起集体行动以推动长期的持续变革，同时给长期投资带来了民粹主义障碍——而这样的长期投资，可以缓解印度基础设施的严重不足。这种竞争性民粹主义，通过短期的迎合和施舍以赢得选举，却会伤害长期投资，特别是物质基础设施的投资，这正是印度经济发展的瓶颈。同时巴丹也指出，这种混乱及妥协，却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软弱无能的印度行政当局的合法性。而对多元化和异议的容忍，是印度这个极度异质化社会的安全阀。印度的民主体制也面临更大的压力，让人民享受发展的好处，减低动荡带来的民众损害，使发展更为持续。同时，印度的民主也为反对资本家暴行和工业化副产品的集体行动提供了更大的空间。此外，民主也提供了更多的政治机会，来缓解社会不平等。巴丹总结说，中印两国自改革以来，在经济发展方面做得相当好，展示出了卓越的适应能力，但是要高瞻远瞩地关注可能阻碍中印未来发展的结构脆弱性及社会和政治不确定性。两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前景如何难以预测，尚需观察。《印度：经济发展与社会机会》【印】阿玛蒂亚·森

（图片来源：图虫网）时至今日，西方世界面临的通胀问题已经成为了全球金融市场最为瞩目的现象，费雪担心的货币幻觉已经在各种花式防水之后成为了所有人的痛觉。在过去的几年中，我经常在抖音上刷到这样的短视频，视频的标题十分醒目——美国政府又又又发钱了！视频博主们会一边炫耀道，最近又收到了政府的支票，一边到超市采购让大家看看美国的物价。伴随着一波波的发钱，显然超市里的东西也越来越贵了，到了今年，短视频的主题大致都变成了——在物价飞涨的美国，打工人吃一顿饭要多少钱？与此同时，也没人再提发钱的事情了，毕竟通胀已经处于失控边缘，再发钱无异于火上浇油。事实上，这正是我们身边发生的经典的经济现象，政府的大规模补助固然可以减轻眼前的生活压力，但却也埋下了债务和通胀的种子。从货币学派的经典理论来说，通胀永远是一个货币现象。同时，大量的现实案例也告诉我们，当通胀真的来临时，通胀预期与工资上涨会循环出现，这会带来恶性的通胀，一旦恶性通胀出现，货币政策将面临长期的紧缩压力。关于货币的幻觉在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看来，普通人对于货币存在着一种认知上的不足，这种不足被他称为“货币幻觉”。在上世纪20年代出版的经典著作《货币幻觉》中，费雪就描述了一种景象：绝大多数人仅仅从货币面值来作判断购买力，却往往容易陷入通胀而不自知，而这种不自知会导致通胀被轻视或者忽视。一个经典的案例是，一件衣服去年卖100美元，在过去的一年中，通胀上升了50%，如果今年店主以130美元的价格卖出这件衣服，到底是亏了还是赚了？经济学家给出的答案是，由于通胀上升了50%，去年100美元的购买力在今年必须要花费150美元来实现，因此即使获得了看似更多的130美元，但实际购买力还是下降了。仅仅关注纸币的面值，而忘记了通胀对购买力的影响，这就是一种经典的关于货币的“幻觉”。在笔者看来，政府任性“发钱”则带来了另一种货币幻觉——消费者觉得自己瞬间“有钱”了，同时也会自我暗示这样的“发钱”会成为常态。但不幸的是，越来越密集的无脑发钱，不仅带来了物价的上升，也带来了有意愿就业人口的萎缩，最终成为了恶性通胀的诱因。而由于通胀上升，政府也不能再随便“发钱”，经济也因此大概率再次陷入衰退。“发钱”的背后存在着另一个理论魅影——现代货币理论（MMT），目前市面上流行的关于现代货币理论的著作由美国经济学者兰德尔·雷出版，但这一理论却有着更加广泛的学术基础和历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发钱”是希望激起大家对于未来收入预期的增长预期，从而可以从较长时间内推动消费增长，以此来推动经济发展。从这个角度而言，现代货币理论又与费雪的“货币幻觉”有着一定的共识，即货币可以作为载体来影响消费者的预期并改变其消费行为。《货币幻觉》【美】欧文·费雪/著曹乾/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3时代的沟壑《货币幻觉》和《现代货币理论》这两本书同时以货币为主题，但在时间上却差了近一个世纪。费雪首次提出“货币幻觉”在1928年，而现代货币理论尽管孕育很久，但成体系的理论学说的建立却在过去的数十年。正因为时代背景存在巨大差异，不同时期的经济学者才对货币现象作出了看似截然不同的解读。上世纪初期，在经历了连年的战争后，物价飞涨，导致了纸币的购买力开始下降，但在那个时代，却很少有人真正理解通胀。在费雪看来，货币混淆了真实购买力，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政府在无形中征收“通胀税”。与此同时，各国政府也往往更愿意宣传其他国家的通胀问题，却有意掩盖自身的通胀现象，这也造成了人们往往忽视身边的通胀。在一次德国之旅中，费雪随机访谈了24个德国人，仅有一个人发现通胀与德国马克贬值之间的关系，而绝大多数人认为物价的上升是供需失衡或者战争等偶然因素导致的。这其中的差距是巨大的，如果通胀是因为贬值带来的，那么通胀会与贬值互相缠绕而不断出现，因为本国的通胀水平较高，也意味着物品的价格更高，在这种情况下，进口商品更加便宜，但进口增多会导致本币进一步贬值。而如果通胀仅仅是供需矛盾的产品，那么通过改善国内条件就可以从根本上压制通胀。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其看到的只是以本国货币标准的物品价格，而这样的价格即使出现了些许变化，也容易被忽视。久而久之，这就带来了巨大的通胀问题。为了避免货币幻觉带来的通胀，费雪很真诚地提出，希望回归“金本位”。这样的想法的初衷当然是好的，但对于需要在战争中庞大支出的各国政府来说，失去了发钞的权力，则意味着其政权的垮台。而与费雪的“天真”相比，现代货币理论却一直在迎合主政者的思路。从很大程度上而言，现代货币理论为央行的大规模“放水”和财政的大规模支出背书。对于普通选民而言，免费红包当然是越多越好，而政治家为了拉选票，也经常会在选战中作出慷慨的承诺。从经济学角度而言，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但对于短视的政治家而言，眼下的只要拿到选票，未来的风险就留给未来吧。而在现代货币理论的加持下，政府“发钱”让所有人都很开心，何乐而不为呢？与此同时，对于现代货币理论的拥趸来说，其学说的建立背后正是长时间的经济和通胀低迷。越来越多的央行开始把通胀作为一个实现目标，而非控制目标，这背后的根本原因是通胀的长期缺位。比如说在日本失去的三十年中，通胀几乎都是零或者负值，由于没有涨价的预期，年轻人不愿意购买房产，导致了大量的房产成为无法流通的沉淀商品，而由于资产无法变现，即使有钱（房产），很多人也无法消费。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通过一切手段鼓励通胀的产生，似乎是解决经济低迷问题的终极法宝。《现代货币理论》L.兰德尔·雷/著张慧玉、王佳楠、王爽/译中信出版社2017-01“放水“催生恶性通胀为了让通胀回归，现代货币理论的鼓吹者认为，政府应该不遗余力地加大财政刺激的力度，直至通胀出现明显的趋势性上升。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尽管现代货币理论并未被主要央行公开采纳，但在实际操作中，大规模的“放水”却屡见不鲜。面临着长期的低通胀和不断出现的经济下行和金融风险，“放水”似乎成为了过去30年中以美联储为代表的西方主要央行的惯用手段。“放水”往往起步于货币政策宽松，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央行选择降息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这样可以鼓励生产，从而使经济走出低谷。但在过去的数十年中，由于利率越来越接近于零，降息对于经济的刺激力度开始越来越小，与此同时，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发达国家的通胀也开始出现了结构性的疲软，这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发展中国家的全力生产和出口。一方面，通胀目标越来越遥不可及，另一方面，经济低迷和金融市场波动则越来越常见。货币政策宽松的有效性也开始被广泛质疑，即使欧洲和日本实施了“负利率”，市场也并不相信通胀能像央行官员们照本宣科地那样到来。于是，在“现代货币理论”的引领下，政府开始放大招——通过直接的大规模财政刺激来推动消费。在现代货币理论看来，个人的消费倾向越来越低，类似于减税这样的政策开始显得越来越无效，因此财政政策应该走向前台，并实施更加“显性”的刺激政策。无论是通过“发钱”还是通过“直升机撒钱”，其真正的目标是为了刺激需求。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现代货币理论”的核心是通过大规模的实质性增加居民消费来带动生产，最终实现通胀和经济增长的目标。显然，在过去几年中西方国家不断采用大规模财政刺激，并通过直接补贴来修复疫后经济，可以被看成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大胆的经济政策试验。不幸的是，“发钱”固然一时爽，但很快大家便发现了问题——消失已久的通胀像猛兽一样归来了。货币学派再次成为了胜利者，最终通胀仍然是一个货币现象。而按照时下更为流行的行为学角度来看，由于存在着集体无意识和从众心理，对于通胀的恐慌式描述将大概率成为市场的主流声音，这也意味着通胀的治理也将十分棘手。本币的“幻觉“当然，尽管两本著作在不同时代背景下产生，也推导出了不同的结论，但仍有一些思考上的共识。比如说费雪提出，由于本币贬值而出现的通胀往往容易被忽视，这其中就出现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本国居民往往不得不使用本币，因为通过劳动获取的工资是本国货币，缴纳各种费用也需要使用本币，这事实上意味着政府通过自身的权利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强制征税。有趣的是，现代货币理论的核心也是建立在本币的基础之上，由于政府控制着本币的印钞权，因此只要债务是以本币形式存在的，那么债务的增加似乎并非限制性的因素。与此同时，现代货币理论也提出，如果通胀成为问题，那么政府可以通过增加税收来遏制通胀。但在笔者看来，这样的逻辑简直可笑，通胀本身类似于税收，政府通过印钞来推升经济和通胀，但一旦过多的货币供给推升了通胀，那么又需要通过实际的税收来控制通胀的过快上升，对于消费者而言，这意味着一边被通胀收割，一边又要被政府收割。与此同时，在现实中税收也不是一个被人喜欢的东西。需要考量的一个因素是，如果通胀已经上升，那么加税这样一个并不被大多数人喜欢的选项，能否真正如现代货币理论设计得那样可以顺利推出？事实上，更可能出现的情形是在通胀产生后，政府往往会通过大规模的财政补贴来安抚人民，而非理论设计中的增加税收。这事实上只是在短期内压低了名义通胀的表现，却把债务留在了未来。另一个问题是，如果本币因为大幅度一国通胀而出现贬值，那么债权人可能会要求该国发行以更具有信用的外国货币发行的债券，这也意味着本币如果持续贬值，那么可能无力偿还未来的外币债务。从这个角度而言，现代货币理论似乎只适用于美国这样的具有全球债务融资能力的经济体，而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简直是饮鸩止渴。换言之，理论与现实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鸿沟。时至今日，西方世界面临的通胀问题已经成为了全球金融市场最为瞩目的现象，费雪担心的货币幻觉已经在各种花式防水之后成为了所有人的痛觉。从美欧经济体的表现来看，通胀治理的长期化也基本成为定局，滞涨也已经成为市场主流的判断。通胀对于资产价格的伤害也显而易见，美国8月通胀数据公布后，市场也再次认识到了通胀的粘性之强，纳斯达克指数也在9月13日一天跌去了5%，投资者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当然，除去大规模放水外，恶性通胀出现的背后，“去全球化”、政治和军事对峙加剧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比如说，德国和俄罗斯在“北溪一号”的问题上，从一开始就没有很强的谈判意愿，反而双方不断通过各种方式加速分歧，最终“北溪一号”彻底断供。德国宁愿本国经济受损也不愿意使用来自俄罗斯的天然气，而俄罗斯则宁愿彻底断气也不愿意在制裁问题得不到解决前寻求斡旋。世界从合作走向分裂，不仅意味着供应链的重建将可能再度推高原材料的价格和工人工资，也意味着寻求价格洼地的难度变得越来越大。通胀作为一个经济现象，其背后却累积了无数的其他政治因素，这才是值得我们今天认真思考的地方。这也意味着通胀的未来走势将十分复杂，货币政策是否能够独当一面，则是留给市场的另一个棘手话题。----公众号【经观书评】

（图片来源：图虫网）图书出版和销售，是社会心理脉动的晴雨表。它也是我观察世界的一个独特的窗口，通过它，我能估摸到一个广大人群的兴趣、偏好、担忧、向善和愤怒所在，这很有意思。对于爱书的人来说，走进万圣书园就像哈利·波特走入对角巷：一踏上那条咯吱作响的木质楼梯，迈进书籍错落的殿堂，似乎就进入一个魔法结界——外面的嘈杂悄然遁去，纸墨与咖啡的香气中时有低语传来，店员踩着梯子忙上忙下，读者在分类独到的书架间安静地翻阅着手中的书籍。这种宁静而又不失生机、在自己的领域里各得其所又互不干扰的氛围正是我们所期望的，可惜，许多同样以此为理想的书店与书店人，却倒在了疫情、流量、商业模式面前。如何让一家书店在风吹雨打中一直保持着它原本该有的样子？万圣书园的负责人刘苏里做了概括：一是热爱，二是专业，三是要成体系。对于体系二字，刘苏里认为“很多人的理解都太简单了。”他说：“如果不是出于作为读者对书的痴迷，我早就做不下去了，当人家专门来找某个领域的书，而你却没有，还能叫专业书店么？”我们和刘苏里先生聊了聊。访谈“元素周期表”经济观察报：坊间传闻说，您30秒就可以判断一本书的质量，是真的吗？如果是，面对那么多不同专业的书籍，这项绝技是怎么练出来的？刘苏里：这件事确实是个真事，是在前互联网时代锻炼出来的技能，甚至有时还不需要30秒。这跟彼时的状况有关，那时的订货会就是出版社摆地摊，两天的时间，你要看几百个出版社的几万种书，不仅要看完，还要下订单，我猜，这件事的处理速度不比当年的计算机慢吧？怎么做到的呢，我们心里有一张类似“门捷列夫化学元素周期表”的知识图表，订书时只能看书名、作者、译者、目录，少部分品种会停下来了解它在该学科、领域中的位置。作为一个卖书人，要知道哪些“元素”是已经被发现的，哪些元素是未知的，未知的便是采购目标。比如有一本书叫《黄郛传》，写蒋介石幕僚黄郛。这本书不怎么样，但之前没有，填补了这段历史知识的空白，聊胜于无，如果是《蒋经国传》，那就另当别论了。要做到这点，一方面是要对书有天然的亲近感——看到书眼睛放光。另一方面就是通过业务训练——当时订货有一个词叫“隔山买牛”，很多时候看不到书的，只知道书名、作者、开本、定价，就要判断订不订，订多少。经济观察报：这套功夫大概是看了多少书才练出来的？刘苏里：其实我没看过坊间传说的那么多书，浏览的多些。此外，我跟很多作者、译者、编辑和营销负责人相熟，他们都是很好的信息来源。现在到了互联网时代，似乎不再需要这套技术了。对于一些不知名的新作者，我们仍然要去鉴别和发现他们，判断作品价值、担负相应的风险——退货成本相当高，占压流动资金，增加库房压力。但万圣有个确定不移的原则，有些学术类的书，明知不好卖，但必须保有它。经济观察报：并不好卖但必须保有的书，在万圣的书籍的种类里，占比有多大？刘苏里：60%左右。坦率说，我们每年有30%的品种的书1本都卖不掉，还有30%的品种，一年只能卖1本。但没有这些书，就不是万圣，读者为什么到你这儿来，你的存在价值，就在于有些书偶尔卖掉一本。对万圣来说是偶尔卖掉，对读者来说，则是来这儿总会有收获。总的概括下来，这个“偶尔”有时促成的销售，可能不是一本书，而是一堆书，哈哈。经济观察报：这算是你们的营销策略吗？刘苏里：不是，这是专业。万圣号称专业学术书店，问这个没有，问那个也没有，学科体系缺胳膊少腿儿，那专业性体现在哪儿？现在网络发达了，人们也不可能摆脱专业人员的工作，还要听他们的意见。这么说吧，作为一个专业独立书店，有些必备的书能卖不能卖还在其次，但学科体系要努力健全，这是专业书店追求的目标。经济观察报：如果从读者的角度考虑，我当然希望可以在万圣找到任何一个知识板块的书。刘苏里：我们尽可能做到吧。万圣有物理空间的限制，地方还是小了；其次是沉没成本，60%的书一年卖1本或卖不掉，这种商业模式多少人敢做？如果它真是营销手段，为什么大家都不干？不是半疯根本就干不了这事儿。天赋当然很重要，但天赋是给你锦上添花的那一块，重要的是你对这件事的痴迷程度。我不焦虑经济观察报：有个词叫信息焦虑，面对海量的知识与信息，人们往往会觉得茫然无措，您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感受？反正我每次到万圣来，都有这种感觉。刘苏里：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我从来没有这种感受，信息量再庞大10倍我也不会焦虑。第一，你有没有获取和处理信息的方法和系统？第二，信息无穷无尽，你是不是有无穷无尽的热情？对很多人来说，做到第一点就很难。我持续不断跟大学里的人交流，觉得国内的大学教育存在很大问题，从教授方式到内容再到体系，都有很大的欠缺，这导致大学生“成品率”太低，学校辜负了他们。“系统”这个东西就像燕子垒窝，也像盖房子，是一层一层积累起来的，如果你的基础有问题，鸟窝是搭不起来的，楼也盖不高，甚至会垮掉，那你能不焦虑吗？如果有你一个相对牢固的知识基础，能达到什么程度，是有定数的。拿我来说吧，我在该读小说的年龄读的很少，因此长期对小说无感，万圣的文学区全是我太太焕萍建立起来的，最近几年才开始注意这个板块。为了掌握文学板块动态，我的一个简便办法，是打电话给作家朋友，跟他/她聊韩少功怎么样？张承志怎么样？余华怎么样？阿乙怎么样？谁是罗伯·格里耶？勒卡雷啥地位？等等，他们先给我说一轮。第二点，对无穷无尽的新信息，你的热情能持续多久？其根本在于方法和系统，我个人经常强调，你脑子里头有没有持续思考、要解决的问题？解决掉一个问题后会不会生出新问题，你的问题是不是系统化的？如果你的系统是有效的，它自动屏蔽掉无关的信息，让你不必为此焦虑。你大概率会在某个时段特别关注某件事，但关注本身也要有知识框架，否则不知如何进入，如何思考和分析。有句话可能会让很多人接受不了，甭管在哪儿，真正喜欢知识和思考的人，不会超过5%。从书籍到产品经济观察报：您面对这么多的信息与书籍，是如何条分缕析，把它们打造成板块条线清晰的产品的？刘苏里：这件事不是我一个人完成的，我们有一个很优秀的伙伴团队，比如将近10年中，我们都设有学术总监这样一个职位，体系成熟后，这个职位的职能演变成主要负责上书和调整书。我太太焕萍是学图书管理专业的，不仅熟悉书，还熟悉分类，万圣的图书的分类完全打破了传统的分类原则，很多分类别处见不到，比如“主义之争”、思想家、三农问题、边疆问题……我们没有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这些分类概念，有的是中国革命史、中国建国史、美国、俄国、日本、以色列等国家的研究。你看，这就是一张“门捷列夫周期表”，采购员要了解，要会往里填东西，不断丰富这张表。经济观察报：除了周期表，问题意识也是您提出的，一家书店怎么寻找解决问题的书？刘苏里：一般来说，你想看什么方面的书，就会有意识地搜集，我的任务，是尽其所能了解学术研究各大门类的历史以及其前沿研究，还要追踪前沿学科，比如意识研究，脑科学，宇宙大爆炸……听起来有点儿可笑，但没办法，这是职业要求，兴趣不大也得看，也得跟人聊。比如，我最早听说“区块链”是在2015年，那时候很多人还不知道这个事儿，我到处打听什么是“去中心化”，为什么各国政府都反对它……有意思的是，每个人说的都不太一样，到今年才有年轻的才俊彻底给我讲明白了这件事，七年哪！何谓体系经济观察报：您似乎很早就说过一句话，打倒一个书店很容易，但打倒一个体系很难。这个体系是什么？这个体系是怎么来打造的？刘苏里：这话说的很早了，大概2007年，中青报记者采访时说的。这件事有些复杂，以前谈过一些，都不系统，今天我也只能简单说两句。我六七岁开始买书，知道一个读者怎么看待一个书店——最好的状态是，进书店时没人打扰，需要的时候，会有人帮助我。作为读者，我曾有过非常不愉快的经历，从此不再进一家著名的书店。万圣的店规，是不允许店员没事儿盯着读者，不能阻止读者抄条、扫码比价。万圣曾长期不允许安摄像头——进店的100个人中，假定偷书贼只有两三个，那为什么要监视另外97个读者，让97人为那两三个人付代价？后来丢的书实在太多了，还主要是以此谋生的专业偷书贼，没办法才安上监控设施——这是典型劣币驱逐良币的例子，我们为此一直惴惴不安。面对供应商，如果你的付款信用不好，采购频率不均衡等等，都会对一家书店形成长期影响。你总有遇到困难的时候，像现在，谁来帮你度过难关？跟房东的关系也一样，平时信誉好，疫情期间房东才会为你着想。对支持我们这么多年的供应商和房东，一直心存感激之情。大家都是相互的嘛，这一点在遇到困难时特别重要。此外还有跟作者、生产者、编辑之间的关系，更不要讲跟企业经营有关的一大套外部环境。我们发布的文字，店里的装饰、布局，以及卫生清洁，都透露出不同的信息。万圣内部有分工，主要员工各管一块儿，友善协调。总协调是张焕萍同学，她躲在幕后。哈哈。所有这一切的总和才叫体系。多数书店恐怕没建成体系，或者说，那些可以支撑起大厦的关键部件有所缺失。再者，一栋好的大楼一定有抵抗风吹雨打的能力，但前提是你要做好日常维护。相忘于江湖经济观察报：有人说对于读者的态度是既不迎合也不拒绝，那么最近这几年来，他们对你们的期待有什么变化吗？刘苏里：我们之前讨论过这个问题，60%左右的书，一年都卖不出去1本，或者只卖1本，要是只想迎合读者，万圣早不在了。我们是想尽量把一件和读者的兴趣、偏好关联密切的事儿，做成它原本该有的样子，比如把那张知识体系的周期表补全。将近30年，我们几次迁址，我们搬哪儿，读者跟到哪儿，都成老朋友了。但读者就是读者，“老朋友”这层关系并不带到书店经营中。还有，即便你是我们的私人朋友，我们怎么卖你的书，也有原则，否则丧失掉一个书店的公共性和客观性。坚持住这点很难，它一直是万圣持守的原则之一。我们与读者的关系非常密切，但有一点，谁对谁也没有必然的义务，相忘于江湖才各自轻松。我希望万圣给人的印象，是它的专业性和持久性，最好和我、和我们无关。举一个例子，“醒客咖啡”将近三年才做到营收平衡，就因为开办的目的是想跟书店的气氛相匹配。生日聚会、毕业典礼之类的热闹活动，一律不接待，因为那会打扰读书、码字、小声讨论问题的人。正因为有些钱不挣或少挣，才使万圣更长时间地保留下来。晴雨表经济观察报：您经营书店时间这么长了，读者对知识的需要，随着时代的变化，是否会有比较明显的变化？20年前的读者、10年前的读者、现在的读者，他们的阅读诉求会有什么不同？刘苏里：长时间看，这个变化还挺明显的。普遍说，读者的阅读趣味和时代变化有很大关联。我的口头禅是，图书出版和销售，是社会心理脉动的晴雨表。它也是我观察世界的一个独特的窗口，通过它，我能估摸到一个广大人群的兴趣、偏好、担忧、向善和愤怒所在，这很有意思。最近两三年，有两类书的销售变化非常明显，一是中国古代经典和传统文化的，显然跟官方引导造成的气氛有关。一类跟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相关的书籍，像工人运动史、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传记等等。有趣的是，它们本来是万圣一个较大的“产品”，买的人少，却从不缺少，现在被这样关注到了。对国别史，读者的兴趣也在增加。这跟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关联得特别密切，一些很大部头的书出来，专业人士买，普通读者也买。我觉得这与两个因素相关，一是一些人有商贸、文化交流、旅游、留学的需要，他们要了解世界。那另一个因素，我感觉我们的读者有一部分人产生了大国国民意识，注意力不再只局限于旅游、做生意，而是转向了解世界的发展趋势，希望了解它是怎么走到今天的。最明显的是日本主题的书，从现在往前推15年，日本的书还很少，大概在2013年前后，日本主题的书在出版的数量上、宽度和深度上大大加速，仅次于美国。中国开放了很多年了，为什么直到十几年前才出现这个现象？书籍是社会心理脉动的晴雨表嘛！更多的人开始关注大门的异动，才珍惜起一点点打开的进程，才知道跟整个世界的沟通、理解，这并不一定是个想当然的事情。这种体察，有很强的私密性，别处不是随处可见的。于我个人而言，重要性不亚于每天读书。经济观察报：开放的问题，其实是涉及与西方交流的问题，通过书籍的相互了解，肯定是一个重要的渠道了。从这个方面说，现有的书籍能满足读者需求吗？刘苏里：跟西方如何交流，我感觉这个问题现在不但没解决，还有回头的迹象。我们最直接的感受，是引进版图书数量上的萎缩。从80年代开放初期，我们经历了一个对世界从不了解到了解的过程，图书引进持续了30多年。引进版图书占到万圣销售量差不多六七成吧。同时，也要看到问题的另一个侧面，就是在全世界的知识生产体系里，我们在知识、思想、观念这方面的生产能力仍然很弱，中国需要引进，需要交流，否则怎么追赶？引进版图书不能萎缩，更不能停下脚步，广大读者的需要，其实反映了人们的心态。要知道，中国开放的几十年，受益于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也受益于外部世界的思想、观念、理论、方法，科学、教育、文化和技术。外部世界不只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还增加了中国人的财富，特别是提高了中国人自我检省能力和归属感。这个进程不能中断。---观察家

（图片来源：图虫网）凯恩斯治理经济萧条所讨论的理论前提，是对社会来说是正确的标准，对个人则不一定正确；对个人来说正确的标准，对社会又不一定正确。【重读经典】1929年，起始于美国的经济危机造就了凯恩斯，也造就了凯恩斯主义。凯恩斯革了古典经济学供给会创造需求的命，他认为之所以发生经济危机，是因为有效需求不足，应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干预经济、刺激需求。凯恩斯的经济理论由此被市场经济国家普遍接受，甚至在一个时期成为西方宏观经济政策的主旋律，并且带来了战后相当长时期的经济持续发展，被誉为通向繁荣的经济学，凯恩斯本人也被誉为经济学界的哥白尼。经济理论研究永远是第一层次。凯恩斯还高屋建瓴地论述了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政策设计之间的关系。凯恩斯的这些满含智慧的光辉思想，凝聚在他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里，是经济学界公认的经典。然而，斗转星移，昔日十分辉煌的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却随着其消极性的不断涌现，备受诟病。危机、新政和凯恩斯我们曾经浓墨重彩地介绍过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面对世界上所有富裕的国家都是市场经济国家这一现象，我们由衷地钦佩斯密思想之伟大的时候，更不能忘记凯恩斯，是凯恩斯使得自由市场经济和国家宏观调控有机结合，产生了自斯密和李嘉图以后无人匹敌的影响。当然，我们还将讨论凯恩斯主义在今天何以备受争议。1933年3月，罗斯福在遭受惊涛骇浪般袭击的经济形势下就任美国总统，并宣布着手治理经济萧条，宣布实行以需求管理为核心的新政，建立旨在加强管理的机构如联邦紧急救济署、公共事业振兴署和农产品信贷公司等。新政的基本内容有：整顿和重建紊乱的银行、金融机构；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举办公共工程，增加就业机会，刺激人民群众的购买力；用奖励和津贴的办法、甚至包括缩减耕地面积来缓解农业生产的萧条；对于农民和小农户，减少他们无法偿还抵押贷款而遭受的财产损失。纵观罗斯福着重于需求管理的反萧条措施，其基本特征是：（1）鼓舞民众信心，罗斯福在就职演说中讲过一句十分精彩而著名的话：“我们唯一畏惧的就是畏惧本身。”后来，他一再重复这样的意思。（2）一反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强调国家计划和需求管理，包括直接对农业生产进行干预。（3）摒弃了传统的财政平衡的做法，接受了财政赤字或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观点。（4）扩大信贷，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剌激私人投资。（5）向国外转嫁经济危机，包括宣布美元贬值、组织美元集团等。在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加强需求管理的措施之后，从1933年开始，美国经济的确有所复苏，尽管速度比较缓慢。罗斯福的一系列“新政”，既是一种政策举措，也是一种实际操作，这需要经济学的革命即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形势给凯恩斯提供了机遇，可谓时势造英雄。事实上，用增加政府支出——特别是公共事业支出来解决失业——来加强需求管理的思想，在大萧条期间已为人知，胡佛总统就曾经作过尝试，在凯恩斯的名著出版以前，罗斯福的全部新政都渗透着这一思想。然而，如果没有凯恩斯、特别是其追随者对其思想“前仆后继”、精雕细刻的解释，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只是一种偶然的应急措施，而不会成为一种治理模式，更不会成为各国政府面对经济下滑时下意识地政策选择。在凯恩斯以前，芝加哥大学的一些学者如雅克布·奈特、亨利·西蒙斯、保罗·道格拉斯、富兰克·奈特等人都曾发表演讲、著书立说，主张用扩大政府开支和通货膨胀等手段来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缺陷，但真正使这些思想成为划时代的经济思想，成为一种支配宏观经济政策的主流经济思想的，毫无疑问就是凯恩斯。凯恩斯其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年生于英国，他的父亲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是一个很有名声的经济学家，或许是集中了几代人的智慧，才造就了凯恩斯这样的人物。有趣的是，凯恩斯出生那年，卡尔·马克思与世长辞了。两位经济学家存世时间如此接近，都对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马克思满怀理想，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写着《资本论》。凯恩斯感觉到的却都是此生可乐，他的一生从容、愉快，总是驾轻就熟地著书立说，成为享誉世界的“繁荣生长的资本主义”的设计师。凯恩斯起初在剑桥大学学习数学，后来研究经济学，并在剑桥执教，他曾几度担任政府要职——例如在财政部工作。凯恩斯一生著述甚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便是他于1936年1月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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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海的尽头是草原》剧照如果一个人养孤儿是善良，两三个人都养是巧合的善良。但是一个民族把3000个孤儿从很远的地方接到身边来，在自己也并不是宽裕的情况下养活他们，就是一个民族内心深处对生命的在意。由尔冬升执导的民族情感大片《海的尽头是草原》，在与《哥，你好》《独行月球》等喜剧电影争分中秋档电影票房的大战中，拿下了口碑，赚足了眼泪，赢得了社会效益。该片取材于“三千孤儿入内蒙”的真实事件，是一个关于孩子，关于额吉，关于草原的故事：从1959年到1963年，内蒙古先后接收了约3000名来自上海及周边地区的孤儿，是安置“上海孤儿”最多的省份。这段悲壮凄婉的往事，催生了很多优秀的文艺作品，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为此所创作的电视剧、电影、舞台剧、话剧、以及图书、绘画……数不胜数。一导演尔冬升毫无悬念地用字幕为我打开了《海的尽头是草原》这部电影，和宁才导演的《额吉》，彭军导演的《海林都》等几部同题材影视，用了同款打开方式。当看到银幕上出现运送上海孤儿的火车在原野穿行，车里的孩子哭的哭闹的闹时，我揣测接下来会有一个发烧的孩子，会有保育员忙碌的身影……果然！“三千孤儿入内蒙”能成为母题，被反复创作出文艺作品，是因为这个故事已被人们接受并认可，大爱值得反复歌颂，但如何追寻新角度，是创作者应该思考的问题。同题材创作不能老坛灌新酒，不能大同小异，要另辟蹊径，要有新元素让人眼前一亮。好在尔冬升没让我失望。影片用了让我如坐针毡的近半个小时后终于透过宏大的背景，把镜头对准平凡的个体，将国家民族认同的叙事任务内化成家庭伦理，家国情怀被落在草原母亲那句轻描淡写的口头禅——“huerhei”。这句口头禅，虽然在演员变口时被弱化了一些含义，但我却因此而认领了主创团队对这片土地的敬畏与善意。huerhei是蒙古语，最接近的汉语翻译是“可怜的”，但却不是“可怜的”，它的真实意思与“可怜的”差了10个“悲悯”的距离。而且，在不同的语境中，huerhei有着不同的意义。蒙古人看到刚出生的孩子说huerhei，是“怜爱的”“可爱的”意思，是对新生命的祝福；看到有人离去，也会说huerhei，是惋惜和遗憾的意思，是对离去的这个人一辈子的总结和肯定。影片中，马苏扮演的萨仁娜多次说到huerhei。第一次用时，萨仁娜还是一位年轻的额吉，看到这么小就离开父母、行单影只的杜思珩，蕴藏在她身体的母性因子瞬间泛滥，“huerhei”脱口而出。这是一个母亲发自内心对弱小生命的担忧，那时的杜思珩像一株被连根拔起的小草，命运带给她的恐慌让她不得不过早地穿上盔甲，与全世界为敌。huerhei在影片中最后一次出现时，萨仁娜已是百岁老人，当她听到杜思珩生母去世的消息时再次感叹，她说：“huer－hei，我们并未见过，但我们共同抚养了一个女儿。她把这么美好的孩子交给我，让我做她的母亲……”此时的萨仁娜是和善的、坦荡的。杜思珩也年近花甲，她正以为了救她而被流沙夺走生命的哥哥那木罕之名，幸福地生活在草原上。从huerhei第一次出现到最后一次出现，萨仁娜完成了从“个体额吉”到“草原母亲”的形象塑造，杜思珩也完成了与世界、与他人、与自己的和解。老年萨仁娜的那句huerhei，让众人瞬间泪眼朦胧，这句看似普通的台词，包含了草原上的酸甜苦辣，是承受，是接纳，也是悲欢离合，它让我想到了辽阔的草原，想到绵延不绝的爱……电影《海的尽头是草原》海报二huerhei在影片《海的尽头是草原》中的作用，很像电影《额吉》中琪琪格玛口中那句minihu，minihu翻译成汉语是：“我的孩子”，是草原上的女人对孩子的统称。《额吉》的主角是那个叫雨声的上海孤儿，是额吉琪琪格玛口中的minihu。这部影片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多次出现的一个镜头：梦境中，男孩锡林夫（雨声）站在苹果树下仰头祈祷，树上挂满果实，系着蓝色的飘带。苹果和苹果树对锡林夫具有特殊的意义：他还叫雨生的时候，生母骗他说去买苹果，然后再也没有回来，他由此得了梦游的怪病，经常梦到母亲、梦到苹果。当锡林夫回到上海，见到亲生父母，一家三口围着一筐苹果，默默地吃，谁也没有说话，母亲在低声抽泣，他们在咀嚼苹果的同时，也在咀嚼自己的命运。锡林夫走出梦魇成长为真正的牧民，是额吉的言传身教。额吉给被押解的老喇嘛送去一杯水的善举，在锡林夫的心里种下善良。当队长想重新分配锡林夫和妹妹锡林高娃的领养家庭，琪琪格玛卸掉牛车，抡起扁担阻拦。队长说：这是国家的孩子。她把孩子护在身后，大声说：现在他们是我的孩子。此举在锡林夫心里种下的是担当。丈夫离世后，琪琪格玛独自扛起生活的重担，没有丝毫抱怨，锡林夫看在眼里，在心里种下坚韧。面对锡林高娃的亲生母亲，琪琪格玛藏起自己的爱，将鲜奶洒向天空为养女祈福，这又在锡林夫心里种下了豁达。当锡林夫上学时因为琪琪格玛与喇嘛划不清界限而遭到不公平时，琪琪格玛又说锡林夫是国家的孩子，不应该被她牵连。此时，锡林呼终于由衷地说“我是你的孩子”，完成了对这片土地和这个额吉的情感认同。小男孩儿、苹果树以及广袤的天地这个特定情感场景，与现实中额吉的爱相呼应，观众与之共情，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与额吉合声：minihu——在草原上，牛奶是女人挤的，羊圈是女人打扫的，孩子是女人带大的。但你却很难记住她们具体的名字，因为她们被统称为——额吉。她们勤劳、善良，隐忍，她们崇尚生命，认为每个生灵都有活的权利，额吉的怀抱不仅仅属于自己的孩子，也属于别人的孩子，此外还可以接纳一只羔羊、一峰骆驼，一朵花，一棵草甚至是一匹狼。有专家说《海的尽头是草原》故事中有哲学味道，男主角陈宝国的扮演者杜思涵寻亲的过程，是从生命的终点走向生命的原点；而他寻找的人物是孪生妹妹杜思珩，也可以理解为他在寻找他自己。“哲学味道”这个观点我是接受的。《海的尽头是草原》和《额吉》《海林都》一样，都选择用古老的民歌把故事推向哲学高度。《额吉》选择的《劝奶歌》，只有简单的三个音节，没有一句语义明确的歌词，但从额吉的口中唱出来，母驼听懂了，万物听懂了，它像魔咒一样超度了孤儿们破碎的心。《海林都》选择的《摇篮曲》，但保育院被狼群围困时，老额吉饱含着母性情怀的旋律和音色，让狼群转身离开。《海的尽头是草原》选择的是《天上的风》，是一首充满哲思古老民歌，歌中唱道：天上的风啊飘忽不定生命的躯体不会永恒长生的水呀有谁品尝让我们珍惜此刻的时光寥寥数句，就把一辈子都想不通的“惜缘，随缘，珍爱生命”唱明白了。有人说，《海的尽头是草原》以“成长”主题为核心，建立起了一套较复杂的共同体叙事。其实，所有的电影都关乎人物成长。如果这部影片讲述的就是一个生在上海、活在草原的女孩，追随额吉成为额吉的故事。那《额吉》讲述的就是一个生在上海，活在草原的男孩，在额吉言传身教的感召下，成为男子汉的故事。三相对于《海的尽头是草原》和《额吉》，电影《海林都》找到一条相对新鲜又相对简单的叙事形式，就是大量运用老歌。观众耳熟能详的《敖包相会》《北京的金山上》《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歌曲，你方唱罢我登场，很快就将观众带入故事。影片从两个方面展开叙事。一方面是从童娅和南方这两个上海孤儿被接纳、被抚养，一方面是对草原由天然拒斥到半拒斥半接受，再到最后全部接受的认同过程。两条线随着叙事的需要交替出现，提出并解答了爱谁、谁在爱、为什么爱、以及怎样爱等一系列问题。片中的童娅（即萨仁）是个漂亮伶俐的小姑娘，父母被打成右派后，收养人怕受牵连，将童娅送进了孤儿院。“我是坏人的孩子”——这样的恐惧让她失声，来到草原后一直不说话。新婚的阿柔娜领养了她，视如己出，让她渐渐打开心结，当阿柔娜因为乌兰牧骑的工作要离开她时，童娅突然不顾一切地大声喊出来“妈妈”。清脆的童声延宕在绿绿的草原上，震惊了所有人的心，像一个持续的主音将“爱之歌”唱响。片中的南方（即巴根那）是个倔犟的孩子，他因为“我有妈妈”而拒绝被收养，后因一句智慧的“那你就收养奶奶吧”而与多兰奶奶结缘，在莫尔根老师的细心教导下慢慢成长。几年后，莫尔根惨遭批斗命在旦夕，南方不顾一切为恩师求医……这就是草原孕育出来的“国家的孩子”，慈爱和正义早已在身体里生根发芽。影片的最后，阿柔娜怀孕了，她有了自己的孩子，在伴随两个上海孩子的岁月中，自己成长为母亲。《额吉》《海林都》《海的尽头是草原》三部电影，都没有曲折离奇的情节，没有激烈的冲突，没有大是大非的矛盾。在艺术效果上，三部片子都在追求一种诗化的风格和含蓄的意境，大量的运用空镜头、摇镜头，将草原的万种风情展露无遗，行走的白云，辽阔的草场，以及用悲凉沧桑的马头琴做背景音乐……导演们都想把美景与含蓄的意境结合在一起，形成一条文化反思的艺术渠道，希望观众在音画的联想中，感悟草原上的人们的生存智慧，感悟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相处哲学。于是，三部片子同样选择了马以及学习马术的设计。在《额吉》中，儿子在赛马上摔下来，父亲再次把他扶上马背，说：若不这样摔下来几次，很难成为真正的男子汉。《海林都》的片尾，当得知阿柔娜怀孕，男主与马共舞，表达自己的喜悦。《海的尽头是草原》，则用一匹马的灵性来推进故事发展。同时，三部片子都选择了婚丧嫁娶中的颂赞，选择了嘎拉哈这个道具……所不同的呢？是调性。《额吉》像长子，草原是它的家，它轻车熟路；《海林都》像孩子，草原在给它生长的力量；《海的尽头是草原》则像游子，见过了外面的世界，对草原即亲近又陌生。就故事而言，《额吉》说的是海上孤儿与草原母亲；《海林都》说的是上海孤儿与乌兰牧骑；《海的尽头是草原》说的是上海哥哥来草原寻亲。但无论如何，“三千孤儿入内蒙”的故事，依然还停留在内蒙古，对草原来说，这是一个传递大爱的故事，但对于上海来说，则是一段疼痛的伤疤，我们反复诉说这段故事，会让故事的另一方——上海怎么想？《额吉》的导演宁才曾这样说：他采访过上海孤儿，也采访过草原母亲，他不认为这是件什么值得宣扬的事。如果一个人养孤儿是善良，两三个人都养是巧合的善良。但是一个民族把3000个孤儿从很远的地方接到身边来，在自己也并不是宽裕的情况下养活他们，就是一个民族内心深处对生命的在意。就像其中一位草原母亲说的：孩子们需要一个妈妈，我又很想收养他们，我很想成为他们的妈妈，然后就这样了。我觉的这种自然而然是值得我们歌颂的，这种“对生命的在意”是值得我们歌颂的。所以我在想，关于“三千孤儿入内蒙”这段历史，我们已经拍了这么多歌颂“人间大爱”的故事，是不是应该再拍一部与与上海、与全世界都有关的电影，歌颂一下那种——不动声色的爱。---观察家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如果说书店是一台戏，书才是主角，卖书的只是陪衬人。在智能互联网时代，书店倒闭的新闻在信息应接不暇的今天已经激不起多大的水花了。和当初遍地开花的网红书店相比，闭店结业更像是一场悄无声息的告别，承载着梦想的精神食粮最终落得论斤称的下场，多少令人唏嘘。在电商价格战冲击、购买多元化的背景下，实体店经不起优胜劣汰的考验相继关门，据不完全统计，自2020年以来已有上千家书店倒下，而事实上，疫情只是加速了这股“闭店潮”。水涨船高的租金、客流量低下、资金链断裂向来是传统实体店的困境所在，面对诸多危机突围谈何容易。在众声喧哗之后，是成是败，只有店主一人默默扛下所有。《破产书商札记》里就有这么一位古董书商，他像很多书店经营者一样，抱着最大的期待，做最坏的打算。作者威廉·扬·达泠爵士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此书敏锐的历史直觉，体现在它对人文主义者的评价，总在螺旋和进退之间。勒高夫不同凡响地说出，人文主义在某种后退中，于自命不凡，孤独骄傲中，产生了思想杰作，知识成果。“12世纪的城市知识分子感觉自己与其他城市居民相似，像是一个手工工匠和专业人士。他们的职能就是研究与讲授自由技艺。”这是法国史学家，年鉴学派第三代著名学者雅克·勒高夫对中世纪知识分子的印象概括。他的早年成名作《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展现了不同凡响的史学见识。其史料丰富庞杂，描摹论证兼于历史想象。这部精薄之作，具有明显的框架、论纲属性，可谓一部“西方知识分子诞生”导论，对中世纪史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此作也奠定了勒高夫其后史学研究的路径，《炼狱的诞生》(1981年）、《圣路易》(1996年），都延续了这种历史社会学的视野方法。一《中世纪的知识分子》看重社会经济关系的决定意义，生活细节场景的再现价值，它从精微观察里推导出一种思想史的总体性。城市复兴，劳动分工与知识分子诞生，在书中形成三位一体的论述系统。勒高夫所论知识分子，并非现代意涵的知识分子，它特指中世纪以教学传授，贩卖知识为职业的人——被形象谓之“贩卖词语的人”。教士阶层，可视为他们的原型，但本身还不算知识分子。教士大多身兼各种角色，临时充当教师、学者和作家；精神性工作对于他们，既非唯一活动，也不是自发目的。“一个知识分子，这样的人只会与城市一同出现。”它意味知识分子的诞生，要求与城市功能细分匹配，是一个阶层不断剥离演化的结果。而这类城市也区别于10世纪左右，以军事或宗教因素集聚而成的城堡或主教城市。在加洛林王朝时期，知识观念与财富收藏并无二致。书籍多为精美手抄本，成为奢侈品，其流通近乎停滞。它们大多不为阅读，只象征经济财产。修道士的抄写也并非求知，大多是为苦修赎罪。这些趋向虽不利于知识传播，但客观上却积累了古典的遗产。它们将在12世纪激发复兴可能，这也像后来文艺复兴的预演：创造新事物，成为新人。12世纪著名教学中心沙特尔，更看重柏拉图和维吉尔，相比教父著作(patristic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关于近代中国，也不是只有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那同样是一个各种学说思想争鸣、一较高下的时代。我们还需要更深入了解沈从文“乡下人”的身份，以便更深入了解近代中国，以及近代中国的乡村变迁。这不是一本很容易看进去的书，它看上去既不像文学批评，也不像阅读札记，更不像人物传记，确切地说，它是三者的结合。作者孙德鹏天马行空的联想和仿佛梦呓般的个人感悟，也很可能吓退一部分读者。一些文字会时不时跳上前，成为阻碍我们继续阅读的拦路虎，比如第三章“记忆”的开头：“时间的监狱是球形的，没有出口，唯一的入口在梦中。确切地说，我想是破晓时分的梦。起初我梦到一片荒原，像南英格兰威塞克斯的乡间模样，多雨、泥泞，偶尔点缀些绵羊之类的软弱生灵，人烟稀少。不远处，有哈代小说中的古老街道，都是百年的宅院，除了人的离去，眼前的一切都凝结了。黄昏的景色很美，有一种粘稠感，但缺少生气。可是，只要我们在这条接到上站得足够久，就有机会与哈代先生攀谈，他会告诉我们身处某一国度但偏远地区意味着什么，或许，他还会告诉我们怎样走出荒原。”……《乡下人：沈从文与近代中国（1902—1947）》孙德鹏/著大学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5月不用再举例了。这些像意识流一样有感而发的句子，充斥在《乡下人：沈从文与近代中国》的字里行间。它们像许多漫无边际、毫无规律和方向可言的云，飘在喜欢的人那里，会成为好看的风景；而在不喜欢的人那里，则会成为痛苦的源泉，以及笼罩整个阅读过程的阴云。读者在书页间跋涉得那么辛苦，难道是要作者来聊自己的梦吗？而这一切和沈从文又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作者的某些叙述，有些个人化了。尽管如此，这本书仍然有可称道之处。哪怕即使是它的弱点和不足，也在告诉我们：沈从文的传记可以有另外的写法，不一定都必须如金介甫的《沈从文传》或者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前半生》那个样子。他专列一章，花大量的笔墨分析沈从文和契诃夫、列夫·托尔斯泰等作家作品中的乡下人形象，试图讲述“乡下人”代表更普遍的人性，但如果拿掉该章，对全书也没有影响。或者，如果换一个角度，比较沈从文和其他民国作家、学者、知识分子在乡下人思想和创作上的异同，或许对我们了解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有更多帮助。书中一再强调沈从文“乡下人的情结”，这不是作者孙德鹏的发明，已是很多沈从文的研究者的共识。但孙德鹏希望借助“乡下人”这个意象，来讲述近代中国的诸多问题。在五四运动之后，在很多新的思想观念进入中国之后，沈从文正是以此来认识他的湘西，他所身处的世界。“在进化主义的语意场中，似乎没有乡下人的位置，他们被遗忘了。在都市知识人眼中，他们不足以成为改变国家的力量，也不足以成为善恶的主体。与国体问题、政体问题的重要性相比，他们还来不及去思考乡下人的处境。避开时髦理论，真正把乡下人的生活植入历史记忆的，是一位自称乡下人的作家。”

（图源：图虫创意）今野晴贵认为日本的IT行业之所以成为了“吸血企业”的重灾区，是因为在企业管理中，员工被灌输和接受了属于强技能的“优势劳动者”的IT劳动者应该成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自我雇佣者，寻求保障被认为是落伍的。在大众印象中，日式企业最大的特点，是提供给员工长期稳定的“终身雇佣制”和保证升迁待遇的“年功序列薪资制”，如此塑造出的“家”公司助推了日本经济在战后的飞腾。然而，这样的传统日式管理文化已经成为明日黄花。在日本劳动社会学学者今野晴贵所著的《吸血企业：吃垮日本的妖怪》一书中，他发现，在2008年金融风暴席卷日本之后，“吸血企业”和其用工方式取代了传统日式管理方式，并且在日本迅速扩散。《吸血企业:

（图源：图虫创意）这些报道体现的“政治动员”和“宣传战”的思维即是战时“总体战体制”服从国策、大力维护“国益”政治动员的延续，也是近代日本报界内含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极度依附政府下畸形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学者对抗日战争的“宣传战”研究较为关注，成果也多。这些研究主要研究时间断限集中在了战争时期，而对于日本报界是怎样逐渐从明治维新时期争取民主政治的先锋逐渐异化为战争宣传帮凶的这一关键问题却鲜有关注。渤海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安平教授的新著《近代日本报界的政治动员（1868-1945）》，从政治动员这一角度切入，以丰富的日方资料为基础，详尽的梳理了从明治维新到二战时期日本报界从被动裹挟到主动参与战争的过程，并对二战后日本报界政治动员思维延续下来的表现和原因进行了分析。《近代日本报界的政治动员（1868—1945）》安平

（图源：图虫创意）不论如何，从族群、地域集团来解释北美开国以来的政治斗争，是一把打开政治史的新钥匙，如同陈寅恪采用关陇集团概念，在魏晋南北朝隋唐研究领域那样别开生面。美国草根领袖之一，最新当选俄亥俄参议员的J·D·万斯，进入耶鲁法学院时发现，自己是200多名录取者中唯一一个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中西部地区的优秀孩子，长大后免不了文化隔阂，小县城乡下人的口音、乡土气息的打扮、保守的宗教态度，都会遭到城里人的排斥。这些高材生去东西海岸的大公司入职，要花很多力气才能融入，他们要尽力洗去自己家乡的红脖泥土气。J·D·万斯第一次感受到老家亲戚和体面中产精英不同是在法庭庭审中，他出生在俄亥俄州，中学时母亲卷入一桩民事纠纷，万斯去法庭旁听，听到法官、律师说着标准的英语，不带一丝俄亥俄方言土味。而以前这种英语，只在新闻电视台听到。一个分析中国国情的专业人士，肯定不会忽视东南沿海发达省份与内陆中西部农村的地域文化差异。同样，分析北美社会两极分化的时候，也不能把眼光只盯在蓝领和中产的阶层差异。很遗憾，知识圈人士较少注意到美国的地域差异，只是浮光掠影地批判华尔街和硅谷如何扩大贫富差距，停留在表面。《阿尔比恩的种子》翻译引入中国，实乃一大幸事，有助国人深入洞察大洋彼岸。大卫·哈克特·费舍尔极具开创性地提出，北美殖民地的群体有不同的来源。而《美利坚的民族》在费舍尔的理论基础上，做了更进一步的研究，作者科林·伍达德把时间线延长到19-20世纪，考察范围更广。《美利坚的民族》[美]

译理想国|海南出版社2021年9月以“育儿惩罚”为例，这一理论包含广阔的社会现象。对于怀孕女性的歧视，被视作“母职惩罚”，在职场中随处可见。根据阿莉莎·夸特的统计与观察，从

（图源：图虫创意）自由主义远不是取代马克思主义和在历史终结处占统治地位的一种意识形态，它将成为另一块倒塌的多米诺骨牌。黑格尔、马克思与福山1988年秋季，一位在兰德公司攻博的研究生约我去听一场与黑格尔有关的苏联政治改革工作论文讨论讲座，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青涩的福山和听到他娓娓道来的为纯粹荣誉之战，这时离戈尔巴乔夫1988年12月7日宣布苏联不会再干涉华沙成员国的事务至少还有一两个月。

Ord）于2020年出版，2021年被翻译引进中国的《危崖:生存性风险与人类的未来》一书估算，人类在接下来一个世纪中遭遇生存性灾难的概率约有1/6。也就是说，与骰子掷出某个特定数字差不多。

图源ICphoto伟大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首创了“创造性破坏”（Creativedestruction）一词，它被认为最符合经济现实，却无法进入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创造性破坏”建立在悲观主义基础之上。无论是卡尔·马克思还是维尔纳·桑巴特（WernerSombart）都将“创造性破坏”看作一出“自己挖的坑自己跳”的悲剧，是无法克服的“自毁系统”。熊彼特的悲观面貌稍微好一点，他觉得创造性破坏最终将“埋葬”资本主义制度，其中有一种非常值得尊敬的东西，叫“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所谓企业家精神，就是用新的技术、新的模式对原来市场上存在的商品、组织和服务进行“冲击”。他们的胜利意味着别人的失败，他们是“创造性破坏”的来源，熊彼特认为，“他们是悲剧轮回的英雄”。现代经济学家抛弃了熊彼特的“资本主义悲剧轮回”，集中在“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在传统的经济学增长模型里面，只有生产要素投入的模型，到了索洛那里，才确认了技术的重要性。在保罗·罗默的内生增长模型里面，技术创新已是最重要的变量。不过，他们思考方式都没有超越熊彼特。在熊彼特看来，创新都是通过“新进入者”发动，然后取代“老家伙”。而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技术是外生的，意思是不知道技术是怎么来的，也许是“天上掉下来”的。保罗·罗默不满意这么处理，将技术当作是经济主体内在产生的创新想法。新想法一旦产生，就具有正外部性，其溢出效应，就能极大地提高效率,不仅创新者得好处，相关不相关的人都能间接受惠。所以，一定要为这个好东西设置“租金，就需要“专利制度”，来保护“内生增长的源泉——创新的想法”，否则的话，所有人都会选择“搭便车”和“山寨“，整个社会就没有人愿意创新，企业家精神就会萎缩。现在，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Aghion）出场了。一首先，阿吉翁认为“创造性破坏”是乐观的，不是悲观的。他认为，创造性破坏会带来改变人类进程的爆炸性增长。1820年之前人类的经济增长其实是停滞的，工业革命之后的人类历史完全是另外一条经济增长轨迹。人类的物质生产不断加速，这一切都是因为技术创新带来的“创造性破坏”。其次，阿吉翁在1990年与合作者豪伊特（Howitt）写了一篇非常重要的论文，《以创造性破坏为增长模型》（AModelofGrowthThroughCreativeDe－struction）。这篇论文最核心的观点是，创新是一个与旧事物“搏斗”的过程。跟前贤的论述不同，创新并不是一出来就是正外部性，而是受到旧的利益者千方百计地漠视、打击、扼杀。而创新也不断地打击旧的技术、旧的利益。大家是一种“厮杀”与“挣扎”的关系。创造性破坏的力量菲利普·阿吉翁

无论如何，这是丝绸之路首尾端的两大巨擘第一次接榫，更重要的，这同时也是罗马至少两代皇帝的心照。事实上，罗马的安敦尼王朝始终没有放弃沟通中国的努力。

《燕丹子》是一部生动描写战国末年荆轲刺秦王这一事件始末的杂史著作。作为中国小说发展初期的作品，《燕丹子》以其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慷慨悲壮的情感基调、曲折多样的叙事方式、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和华美古雅的语言风格，呈现出不同于早期古典小说粗陈梗概的另一番景象，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明人胡应麟称之为“古今小说杂传之祖”。

他能不能让曾经的污点“过去”，已经没有人界定，也没有人在乎了。他已经成为了棋盘上那个死到临头、还没有被吃掉的棋子，他再也爬不到人生的“尖儿”，也再也“成”不了了。

图源ICphoto在很多人心目中，陶渊明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存在、中国最著名的隐逸诗人代表。但田晓菲通过《尘几录》，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复杂、更矛盾、也更充满活力的陶渊明。这也许是一个更真实的陶渊明。一据田晓菲自述，写作《尘几录》这本书，来自于2000年春天，她在康奈尔大学东亚系任教。在为一个研究生班备课的过程中，她重读陶渊明的诗。她用的版本是山东学者逯钦立编辑校注的《陶渊明集》。她评价这本书，“这个版本的好处，在于收录了大量异文。一般来说，这些异文没有受到古往今来的学者们太多的重视。”田晓菲这句话对我刺激也很大。数年来，我读陶渊明，用的是不同于田晓菲的另一个版本：袁行霈写的、由中华书局出版的《陶渊明集笺注》。这本书也同样收录了历代以来有关陶渊明的异文。很惭愧，当时的我并不觉得它们有多重要。但田晓菲注意到了。在《尘几录》引言里，她回忆往事：“在阅读的时候，我偶然注意到，在不止一次的情况下，采取异文而不是采取普遍接受的正文，不仅会改变整行诗句的意义，甚至可以使整首诗篇截然改观。那么问题来了：既然作者亲自校订的原本已不可复得，那么，是什么促使一位编者选择某一异文而拒绝另一异文？从晋到宋的五六百年之间，多少异文由于抄写者和编者无心的忽略与有意的排除而失落？而开始提出和思考这些问题，究竟意味着什么？”正是怀着这样的疑问，田晓菲开始像一个侦探似的抽丝剥茧，在历史和文字造成的迷宫里不断寻找、甄别、调查，试图发现真相。她最后发现：在文本平滑稳定的表面之下，律动着一个混乱的、变动不居的世界。这就是手抄本文化的世界。这个世界，一般读者无缘知晓，因为它只在少数残存的早期异文中留下些许痕迹，而就连这些痕迹，也常常遭到编者无情地删除。这个发现如此重要，以至于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读者都忽略了。而如今，它正被越来越多学者注意到。另一本书《有诗自唐来：唐代诗歌及其有形世界》（此书去年在国内出版）也同样展现了和《尘几录》类似的、少为人知的世界：在这里，每一首诗都因其抄写者和读者的差异而变得“独一无二”，而诗歌正是从这样纷繁复杂的抄写文化中一步步向我们走来。《尘几录》田晓菲

《人世间》作者：梁晓声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年2017年12月梁晓声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思想者。我想他有这样的自我认知。今天交流的话题是作家梁晓声和他的作品。起因是刚刚播完第一轮的热剧《人世间》。这部剧是一部好剧，热度很高，人气很旺。我因为看了剧，才看了小说《人世间》。由小说《人世间》，重读了之前读过的几部梁晓声的小说，比如《雪城》《今夜有暴风雨》《年轮》等，顺便也读了他的其他一些作品，比如《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忐忑的中国人》《中国文化的性格》，还有一部分他的散文集，比如《愿余生随遇而安》《我心灵的觉醒》《人间清醒》《读书是最对得起付出的一件事》等等。大部分是快速阅读，有些部分可能读的细致一些。我今天的分享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从《人世间》到《人世间》就是从电视剧的《人世间》到小说的《人世间》。电视剧当然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改编。即使如此，就我个人体会，我还是觉得两者之间有些区别，这种区别可能带给我们不同的对于人生的感悟，或者说，从一个观剧者的角度来说，我们喜欢电视剧的处理，但是从一部严肃的文学作品的角度来说，我想小说赋予作品的力量可能要更强大。第二部分是，梁晓声的“人世间”之前我对梁晓声了解的不多，所以借着这样一次阅读，也了解了一下作家本人的经历。或者说，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从他的作品中，特别是散文作品和其他一些采访中了解到的作为一个人的梁晓声，他的人生经历，个性特征。第三部分，梁晓声岂止《人世间》《人世间》这部小说是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而且是当年得票最高的获奖作品，当然可以称之为梁晓声的代表作。但是我的感觉，梁晓声用作品构建的那个人世间，要丰富和广大的多，所以我说梁晓声岂止《人世间》。这是就作为一个作家，他的作品所体现出来的深度和广度而言的。第一部分：从《人世间》到《人世间》小说《人世间》长达115万字，从1969年写到2016年，跨越了50年。这是梁晓声长达数年创作的作品，出版于2017年。2019年获得第十届茅说盾文学奖。小说简介说，作品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地描写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和百姓生活的跌宕起伏，艺术而雄辩地展现了平民百姓向往美好生活的人生努力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进步，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与时代相匹配的现实主义巨著。电视剧《人世间》是一部制作精良诚意满满的好剧，也是这些年来少见的现实题材的电视剧。这部剧集让我们重温普通中国人所经历的那段岁月。从文化革命到改革开放，特别是东北作为老工业基地经历的阵痛。我虽然不是东北人，但是那些几乎从历史中翻刻到屏幕上的生活场景是我熟悉和亲切的，那些剧中人的经历也让我不时地回想起自己的父辈和兄长们。不过我们要比照小说去看的话，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不同的感觉的。就我自己来说，有这样几个体会。第一就是对于时代背景的处理。如果我们去看小说的话，小说《人世间》中对于时代变迁和那些关节处做了更详细的描述。时代和人物的关系，时代对人的命运的影响可能也更凸显一些。他对时代背景的铺陈是非常充分的，对一些重大的历史背景对于城市，对于百姓，对于普通人的生活的影响，有些是直接叙事的方式表达的。这可能是很“梁晓声”的表达。电视剧对时代背景的处理是比较柔性的，大部分没有非常直接地去呈现，而是将其隐藏在了人物命运的后面，点到为止了。一些年份，电视剧可能就是在某一集的开始字幕打出来说某某年。当然这可能和长度有关。小说115万字，剧集最后是58集，按照导演李路的说法，粗剪了88集，精简是72集，送审是66集，最后压缩到了58集。这里面压缩掉的内容是很多的。这种处理，对于人物的塑造当然也是有影响的。比如说秉昆。他是底层的老百姓，但是在小说中，他可能也并非是只关心自己身边事的一个人。当然小说和剧中的人设本身也不一样。比如说小说中他还是个杂志的编辑。所以在小说中，他的反对“四人帮”的行为是一种自觉自为的行为，他觉得应该那样做。他和编辑部的两位老人不约而同，共同策划、刊发了那组作品（天安门诗抄，他的师父还专门跑了趟北京收集素材。秉昆的东西是吕川托朋友交给他保存的）。剧集中他并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只是因为看着老编辑约稿，一趟一趟跑，出于帮忙的想法，把姐夫的诗稿给了编辑——是好心但也是无心之举。但是梁晓声在小说中这么写，跟他一以贯之的对于那个时代的认识是相关的。如果看过梁晓声的其他一些作品，我们知道他那样写的理由，知道他对这段历史的态度，对文化革命，他的立场鲜明，绝不含糊——他在一部作品的序言中专门写到这个，也在很多作品中有表述，大家可以找来看看。但是就秉昆而言，对于这个细节，剧集中的处理其实一样精彩——可以这么理解吧：他只是一个一心想过好自己日子的小百姓，哪里管得了国家大事。即使如此，也没有所谓的岁月静好。暴风雨来了，他一样也躲不过。借用一下那句话：时代的一粒灰，落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第二呢，是对于作品底色的处理。在剧集中，我体会着最大的善意和温情，在烟火味道中，品味善与爱，品味所有人性的光辉，这种光辉因人生的苦难磨折而更显其珍贵。作品的善意不仅是对周家、对周秉昆的哥们姐们。我的体会，这种善意体现在，对于其中一些人命运的改变。比如说小说中赶超的妹妹去南方后来得了艾滋病，回到当地之后觉得人生无望自杀了。电视剧中她回来了，选择了新的生活，日子也过得不错。比如对周家老大周秉义的结局的处理，电视剧的处理是含蓄的，以秉义给家人的一封信结束他的戏份，当然这封信也可以看做人生的总结以及大哥对全家和对后辈的嘱托。小说中，秉义离世后，他的妻子很快找到了另外一个可以依托的人，她将和那个人度过余下的岁月。冬梅和秉昆在街头相遇，匆匆作别。秉昆流泪了。作者在这里写道：“……因为哥哥周秉义的离世，他们和曾经的嫂子再不会有持续的往来了。如同两条道上的车，扳道工任性地搬了一下道岔，互相挂行了几十年，而现在分开了。各上各的道了”。比如对“六小君子”，其实小说中这些朋友有聚有散。比如小说中的向阳跟着女老板，但是公司出问题了也牵连了他。比如德宝夫妻和大家伙儿的友谊。小说写，2015年正月初三的聚合，说想通知德宝聚会，可是德宝和春燕都换手机号了。然后郑娟说，别管他俩，总有他俩想咱们那一天，会来找咱们的。其实秉昆知道是德宝写举报信举报他大哥。秉昆心里明白咋回事。当然小说没有写他们就此断绝了往来，但并没有给个大团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