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业余经常看一些国产剧集和网文，以前看的多，现在看的稍微少一点了。其实，从个人兴趣上看，我更喜欢日系二次元内容，对国内流行的剧集题材不太感冒（注：纯属个人兴趣爱好，不代表本人认为孰优孰劣）。但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要对国内娱乐内容行业形成比较全面的认知，不能不看国产影视剧，也不能不看构成了它们剧本半壁江山的国产网文（注：网文对剧集的影响更大一些，电影相对较少）。而且，相对于美剧、日剧和日系二次元番剧而言，国产剧集讲的是中文、反映的是当代华语文化圈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对于一个中国人而言，总归是亲近一些的。然而，最近几年，在观赏热门国产剧集和网文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越来越强烈的“文化冲突”，乃至“价值观不适”。从现代视角看，很多剧集及其背后的网文的思想十分保守，甚至可以称之为反动。作为一个从初中就开始读《红楼梦》《三国演义》（虽然读得不精）的人，我感觉当代很多编剧和作者的思想甚至比四大名著时代还要保守。试举例如下：对封建等级制度和人身依附关系相当痴迷，例如“主子”与“奴才”的区别，“上位者”与“下位者”的区别，以及堪称中文互联网公害的“嫡庶神教”。主人公不是致力于打破或逾越封建等级，而是适应它，乃至乐此不疲。即便是穿越背景的主人公也是如此！赤裸裸地表现对财富和权力的迷恋，尤其是权力，因为拥有权力就意味着自动拥有财富。为了争夺权力可以不择手段，可以放弃人类的一切正常感情，乃至视人类道德于无物。当然，剧集为了过审，不能那么赤裸裸，还会伪装一下；网文则往往毫无顾忌。把人压迫人、人羞辱人、人残害人的行为，视为最大的“爽点”。“今天你对我爱理不理，明天我让你高攀不起”——这样的观念已经算文明了。现在流行的是“今天你对我爱理不理，明天我把你全家杀光”。比杀人更可怕的是人格侮辱，手段之残忍令人不寒而栗。从“嫡庶神教”还能推导出一整套“出身决定人的一切”，“哪怕天大的功劳和才华都不能冲破出身拘束”，以及“地位稍高一头的人可以肆意蹂躏地位稍低的人”的邪恶价值观。不可否认，许多作者反对这套价值观，但大批作者和读者乐此不疲，还在不停地开发新版本。即便是《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和林黛玉，其思想的封建程度都没有那么高。贾宝玉会跟丫鬟打闹，在晴雯生病快死时去探望，从来没有歧视过自己庶出的妹妹贾探春。林黛玉会捐出自己的衣服给金钏送终，与紫鹃情同姐妹，并且从不劝说贾宝玉通过科举谋求权力。《红楼梦》当然也描述了贾府森严的等级制度、复杂的内部斗争，但是从来没有对其进行歌颂，反而尖锐地指出这一切只会导向“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结局。所以曹雪芹能成为一代文学宗师，而贾宝玉和林黛玉能够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最光辉的情侣形象之一。至于《西游记》就更不用说了：孙悟空第一次参见玉皇大帝时就只“唱了个大喏”，吓得旁边的神仙们魂不附体。面对前来劝和的如来佛，他勇敢地喊出“皇帝轮流做，明日到我家”的口号。这种伟大不羁的反抗精神，直到数百年后仍在激励众多的改编作品——《大话西游》中的紫霞仙子称孙悟空为“盖世英雄”，《悟空传》中的孙悟空则说“我要这诸佛，都灰飞烟灭”。至于孙悟空放弃反抗、修成正果、晋升“斗战胜佛”之后的事情，好像没人有兴趣改编。如果贾宝玉津津乐道于自己的妹妹是嫡出还是庶出，沉迷于在大观园里面强化封建人身依附，利用自己的主子地位羞辱、打击乃至残杀下位者，那么《红楼梦》将成为一本很烂的小说。如果孙悟空通过谄媚巴结玉皇大帝向上爬，维护而不是反对天庭的等级制度，最后露出残忍卑劣、小人得志的獠牙，那么《西游记》根本流传不到今天。讽刺的是，这样的作品在今天却有可能赢得数百万读者的青睐，甚至被改编成热门剧集！我甚至可以想象剧集上映时的微博热搜：“社会我宝哥，人狠话不多”，“今天你对猴哥爱理不理，明天猴哥杀你全家”，“庶女贾探春的自大可笑一生”，“孙悟空做了什么让玉帝对自己连升三级”……不可否认，早在十几年、二十年前，上述不但保守、而且反动的价值观就是存在的，我们可以在早年的热门网文以及一部分影视剧中找到它们的影子。然而，它们既没有成为主流文艺作品，也没有得到主流观众的普遍喜爱。当时市面上流行的思想在今天看来，大多可以被打入“圣母”“白左”之列。男女主角穿越到几百年前，是为了粉碎人压迫人、人残害人的体系，至少要与它势不两立；智勇双全的主人公获得权力，不是为了让人“高攀不起”或者“杀人全家”，而是为了为更多人造福。沉醉于当大老爷、过腐朽的生活、对下人颐指气使的主角（及其作者），会被大多数人嘲笑而不是钦羡。十多年前，当《泰坦尼克号》以3D形式再次上映时，我和周围的很多人都去看了。我又想起了自己上初中的时候，同班同学对杰克和露丝的美好爱情的赞美（尽管当时我们对爱情只是一知半解），以及对露丝脱离豪门的大无畏行为的歌颂。可是现在，如果我们再去翻社交媒体对《泰坦尼克号》的评论，会发现最新的主流观点是“露丝太傻了”，竟然为了一个穷小子放弃身家亿万的未婚夫。哪怕电影结尾告诉我们，那个未婚夫在1929年破产自杀了，人们还是认为露丝应该跟着他，好歹有十多年的福可享。至于未婚夫不尊重露丝、乃至对露丝施加家庭暴力？这种缺点跟钱比起来算什么？不仅对文艺作品的态度如此，在现实中也是如此。就在前几天，有人信誓旦旦地对我说，他不相信有女人能拒绝亿万富翁的潜规则，如果拒绝了，那肯定是价钱没谈好。我十分震惊，并反驳他：我就认识拒绝了亿万富翁（还是大型上市公司的创始人）的潜规则暗示、不惜跳槽到竞争对手的女生，对方过得很好，有自己喜欢的人，而且从未后悔自己的选择。对方以散发着恶臭的语气说：“反正她肯定真的后悔了！没人不愿意为了几千万张开双腿，不管是女人还是男人！”散发着恶臭的不仅是这一个人。去主流社交媒体平台（名字就不点了）看看，你会发现，认为“没有人能拒绝亿万富翁的潜规则”的观点排名非常靠前，获得了近乎一面倒的点赞；提出这种观点的人进一步认为，这种事情哪怕在道德上也是无可指摘的，“纯属人之常情”。有人反问：“如果是你的女朋友遭遇这样的事情，你还会这么认为吗？”得到的回答竟然是：“还有这种好事？”（因为他默认这样可以为自己带来几千万的封口费。）这已经不是比《红楼梦》或《西游记》的版本更落后的问题了。哪怕是《金瓶梅》里的西门庆大官人，看到上述价值观都会沉默、流泪。持有上述价值观的人，在看到《命运石之门》里的冈伦太郎为了救青梅竹马不惜毁掉时间机器时，肯定会疑惑“青梅竹马有什么好，发明了时间机器的人，还会缺女人吗”；在看到《女神异闻录5》里的怪盗团冒着巨大风险去给腐烂的大人物“改心”时，肯定会质问“为什么要改心呢，跟他们合作乃至敲诈勒索不是更好吗”。如果有人真的对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复——因为只有人与人能进行正常的交流，人与长得像人的东西是没办法交流的。那些长得像人的东西非常喜欢重复一句话：“大人只讲利益，小孩子才讲对错。”如果是这样，我宁可只与小孩子打交道。在我周围，有数以百计的朋友跟我一样，讲对错、讲价值观；他们也看重利益，但决不会把一切简化为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我为自己拥有这样的朋友而骄傲，也为某些人周围竟然没有这样的人而悲哀。在《命运石之门》中，阿万音铃羽（打工战士）执行任务失败之后，曾经悲愤地写下“这样的人生毫无意义”。她的意思是说，任务失败、无法改变未来，只能继续接受邪恶的“机关”统治的人生，是毫无意义的。我想借用这句话：那些热衷于封建等级制度、赞美人身依附关系、迷信权力和财富大于一切、认为人生的乐趣在于压迫和侮辱其他人的人（或者叫“长得像人的东西”），其人生是毫无意义的。他们是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的？这个问题太大了，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但他们的思想毫无疑问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提倡的。自从五四运动至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已经进行了100年以上；从晚清知识分子“睁眼看世界”开始算起，经历的时间就更久了。《雷雨》被收入了高中语文课本（至少在我那个时候是如此），那个选段集中表现了周朴园的伪善、鲁侍萍的善良单纯、新一代人的反抗性与软弱性，由此深刻地表现了“一切人压迫人的等级制度和文化都会灭亡”的主题。同一册课本还收入了《林黛玉进贾府》，这段文字详细描述了林黛玉在贾府“步步小心、事事留意”的谨慎态度，以及贾府风平浪静表象之下的暗流涌动，但是唯独没有歌颂贾府的封建家长制以及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权力。在高中期间就读过这两篇经典文章的人，怎么会变成“嫡庶神教”的信徒，幻想着成为“主子”、压迫“奴才”，认为谁拳头大谁就有道理，甚至觉得“没有人能拒绝亿万富翁的潜规则”？要知道，《红楼梦》里的鸳鸯可是两次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贾赦纳她为妾的要求，宁死也不做主人家的姨娘！为什么有人认为现代受过教育、见过世面的职业女性连三百年前的一个家生丫鬟都不如？为什么直到今天还有人想做新一代的贾赦，幻想着像贾赦逼迫鸳鸯一样，逼迫和羞辱地位低于自己的所有人？只能说，知易行难，不论学过多少东西，都不能保证人不变质。我对于改变某些人（数量未必很少，可能已经是主流）不抱任何希望，但有一个希望是殷切的：我们不能成为那样的人！或者说，我们不能成为那些“长得像人的东西”。这句话出自《进击的巨人》漫画的开头部分，虽然我没有看完这部漫画，但这句台词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足以证明《进击的巨人》具备深邃的思想性。真正的人类创造了伟大的文明，涌现出了无数的盖世英雄，致力于打破一切等级制度和文化，相信世界上有比财富和权力更重要的东西，对于压迫、侮辱他人毫无兴趣。我们是真正的人类，以前如此，今后也应该如此。我们不能成为“那样的人”。与大家共勉！

前几天，淘宝开始接入微信支付，中国最大的电商平台（现在可能要加上“之一”）和最大的即时通信平台终于实现了全面的互联互通。曾几何时，“腾讯系”和“阿里系”平台的互联互通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在监管层、商家层、用户层都牵涉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现在却以一种相对平和的方式实现了。这也意味着过去十多年互联网平台画地为牢、阻断信息和商品流的“二选一”历史画上了句号。在互联网平台之间的关系缓和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平台方作为一个整体与品牌方/商户之间的关系，也在不声不响地逆转。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多条赛道上，亲眼目睹这种逆转——“世界大潮，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互联网平台对商家予取予求、凭借规模优势和网络效应而为所欲为的时代结束了，尽管不是每个人都意识到了它的结束。很多人已经忘记，在2010年以前，互联网平台在与商家、与用户的博弈中，其实还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因为在PC互联网时代，平台的竞争壁垒还不够牢固，用户习惯尚未养成，传统品牌的根基相对于互联网行业而言要深得多。但是，在2010年以后，随着互联网渗透率的激增，各条赛道上的平台企业充分确立了优势地位；移动互联网以APP为核心的特点又加剧了平台的“马太效应”，使得用户对平台的依赖度日益提升。于是，互联网平台一边以用户为筹码，要求商家“二选一”；一边又以商家为筹码，逼迫用户“二选一”。那是平台呼风唤雨的黄金时代，也是品牌最弱势的时代。2021年以来，潮流再次转向：反垄断和互联互通的监管要求让平台有所忌惮、不敢再明目张胆地压榨品牌，但这只是一方面。与此同样重要的是，随着互联网用户增量见顶，平台不再能以增长为诱饵迫使商家就范；用户成熟度提升、具备了较强的主动性和分辨能力，也使得平台“二选一”这套越来越难以达到目的。物极必反，虽然平台仍然掌握着庞大的流量和话语权，但它们必须主动或被动地向品牌进行一些妥协。尤其是在电商行业，对于各大平台而言，品牌/商家在与平台的博弈当中重新掌握主动权，都是一种常见的、正在进行的现象：早在2021年，欧莱雅客服怒怼李佳琦、拒绝承认李佳琦直播间的“最低价”。李佳琦等代表平台利益的大主播看似强势，“一个人单挑国际品牌”，但是从实际结果看，欧莱雅捍卫了其价格体系，而且没有明显影响其后续销量，看似弱势、实则强势。2020年以前，天猫是国货品牌不可或缺的主阵地，许多新国货集中于布局天猫，天猫双11、618等购物节更是它们做增长的黄金时间。可是现在，“全渠道布局”早已成为各类新老品牌的共同认知，无论是淘宝、京东、拼多多三大电商平台还是抖音、快手乃至小红书等内容电商渠道，“哪里有用户就去哪里”，哪怕是早年崛起于淘系电商生态的“淘品牌”也不例外。至于以抖音为首的内容电商平台，也不能像当年的天猫那样实现对品牌的“独占”。例如，崛起于抖音的东方甄选早早建立了自己的平台，毫不演示自己摆脱“抖音依赖”的目标。与罗永浩合作的交个朋友则从抖音跨到了淘宝直播，而且跨平台直播对其盈利贡献很大。可以看到，在内容电商时代，平台的权力比传统电商时代是有所下降的。当然，需要强调的是，平台掌控力的下降，不意味着商家就可以为所欲为。综合看来，像拼多多这样自身还有较高增长的平台，对商家的话语权明显较强一点。具备全市场影响力的“大牌”，其博弈能力也明显强于二三线品牌以及“白牌”。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既不存在绝对的平等，也不存在绝对的强势或弱势。无论如何，从大势和边际增量的角度看，“品牌在与平台的博弈中夺回一定的主动权”这个论断的正确性，应该是无可争议的。上面说的都是传统电商行业，其实在本地生活领域，品牌方夺回主动权的势头更明显，引发的市场关注度也更高。仅仅在最近半年内，我们就能观察到下列典型案例：在盒马放下身段、转身拥抱“低价”路线之后，2023年12月27日，小吃连锁品牌王小卤公布了与盒马系统停止合作的通知函，旨在维持公司自身价格体系。盒马创始人侯毅也承认，由于低价售卖某款牛奶，盒马遭到了该乳企的“全网封杀”。对此侯毅表示：“有人封杀我们，封就封吧。”2023年6月，知名连锁小吃魏家凉皮一度下架其西安门店的美团外卖业务，历时长达一个多月，外界普遍猜测是借下架重新谈判合同。其实，早在2022年，魏家凉皮就曾经主动下架饿了么外卖业务，直到双方达成新协议之后才再次上线。这真可谓是品牌对平台的“反向二选一”了！2024年1月24日，网红餐厅半天妖烤鱼通知旗下1000多家门店，从美团外卖全部下线，并减少外卖备餐；1月29日中午，门店才重新接到上线通知。有媒体猜测，半天妖烤鱼从美团下架主要是向平台施压以争取更多优惠措施，但没有得到相关各方的证实。从春节前后线下消费的切身经历看，我认为本地生活商家（包括但不限于餐饮）对平台的博弈才刚刚开始，“反向二选一”的案例会越来越多。尤其是那些门店较多、在一个或多个区域有较强优势的连锁品牌，绝不会放弃任何与平台进行公开博弈的机会。为什么？因为本地生活品牌在自己的“主场”具备竞争优势，在本地集中度很高，其供给和需求均高度依赖线下——这就与传统电商的全国化、规模化市场形成了鲜明对比。互联网平台对本地生活品牌进行限制、控制的手段，其实很有限。在外卖及近场电商高增长的时代，品牌尚可能为了线上流量而做出较大让步；现在，线上与线下的优劣势正在扭转，品牌就越来越不愿意做出让步了。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本地生活品牌与平台博弈，风险较低、收益很高。这个过程不会一蹴而就，在各地区、各细分领域会出现不平衡的发展态势。不过，在任何地区，只要有几个品牌做出带头示范，后续跟进的品牌就会越来越多，由此导致本地商家作为一个整体相对于平台的话语权提升。对于商家而言，上述局面毫无疑问是值得欢迎的。过去，各行各业的大小商家都抱怨自己在“给平台打工”，在平台的规则压制之下疲于奔命，“二选一”只是这种压制的一个具体体现。现在，电商和本地生活市场的平台地位都有了根本性的松动，行业回归良性竞争，商家肯定是得利的一方。但从当前的商业环境来看，频繁使用激烈的手段与不同平台博弈，这种策略可能会导致商家无法同时在几家平台经营，看似是在“二选一”平台，其实反过来也限制了自己。如果能将平台视为自己的工具和跳板，在不同平台采取不同运营手段，长期来看会收到更好的效果；一言以蔽之，就是“从依赖平台转向利用平台”，从而最大化地吃到这波平台竞争的红利。对于消费者而言，上述变化就更值得欢迎了。平台只需要兢兢业业地扮演好日常运营、技术支持和基建的角色，同时作为仲裁者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商家的“物竞天择”，将促使商品生态的进一步繁荣，同时让流量分配、定价、选品等环节更加市场化。我无比希望这种变化发生得快一些、再快一些！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2021年9月，我参加港交所在北京举办的一个活动。在活动间隙，我问港交所和中资投行的朋友：“现在中美经贸关系比较紧张，一些外资机构在重新评估香港的定位，港股会不会遭遇流动性问题？”对方的回答相当乐观：“不会！最近的事实一再证明，仅仅依靠中资的力量，也足以撑起香港的一片天。”他们举出了当时正在进行港股IPO的商汤为例——哪怕美国威胁对其进行制裁，也并未影响其上市成功，这是港股韧性和市场深度的最佳体现云云。两年多过去了，上面的这番回答，如今看来真像个笑话！就在今天上午，乐华娱乐港股一度暴跌80%以上，由此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王一博是不是出事了”的猜测，甚至导致乐华娱乐不得不发布公告澄清。然而，熟悉资本市场的人都看得出，乐华娱乐暴跌是因为限售股解禁在即，因为担心限售股东砸盘，一部分投资者先跑为敬。仅仅7000多万的成交额，就让乐华这家“中国娱乐经纪第一股”出现了断崖式暴跌，这充分显示了港股的流动性困境，以及由此导致的投融资功能衰退。其实，哪怕是比乐华娱乐体量更大、质地更优秀的上市公司，在香港也拿不到多少流动性。2023年10月上市的极兔速递，算得上近年来港股屈指可数的“明星IPO”了，上市至今日均成交额也仅有5000万左右。哪怕是“股王”腾讯，平均每天成交额也只有七八十亿，相当于日均换手率千分之三。对于整个港股市场而言，每天成交额能突破2000亿就算谢天谢地，突破3000亿就可以烧高香了。与其说港股是一个处于枯水期的湖泊，还不如说是湖泊干涸留下的小池塘。有人会说：“以前的港股也是这个样子的！十几年前，港股的日均成交额才只几百亿呢。”没错，由于本地投资者（尤其是散户）规模不足，港股一直不以流动性著称；但是它仍然有能力吃下大规模的IPO、增发、限售股解禁，尤其是那些比较优质的资产。因为香港是一个开放的市场，全球资金来去自由，不是一个存量市场，随时可以有大量增量资金涌入（当然也可以随时离去）。我们不能把港股当做与A股一样的“存量博弈市场”看待，应该把它看做以美元定价的全球资本市场有机组成部分。现在的问题就是，港股与全球资本市场之间的联系远远不如当年那么通畅了，而且问题不太可能在短期内解决。就像希腊神话中的安泰，双脚离开了地面，不再能从大地母亲那里吸取力量。香港希望从内地引入足够的资金以顶上空缺（就像本文开头时港交所和中资投行的朋友所提到的），但是事实证明，其效果并不十分理想。与美股和中国A股两大资本市场相比，港股就像被夹在三明治里的菜叶，两头不讨好：美股拥有全世界最丰富的资产（以及一些最优质的资产）、最深的流动性池以及最自由的资金出入机制。只要是具备全球资产配置能力的投资者，谁都需要配置相当数量的美股。A股虽然是一个封闭的市场，但是背靠庞大的中国内地人民币流动性，有数量庞大的散户投资者以及越来越多的机构投资者。如果你适应了A股的游戏规则，就会发现它能够自洽，总有一部分人能如鱼得水。对于内地投资者而言，港股市场又有什么独特的价值呢？如果投资者的钱能出境、能进行全球资产配置，为什么不去买美股（以及最近一年炙手可热的日本、印度股市）？如果投资者的钱不能出境，那么理所当然只能首选A股。即便扩大了港股通规模、增设了人民币港股交易柜台，起到的作用也非常有限。由此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内地投资者越是对港股不感冒，港股的流动性就越差，由此导致内地投资者对港股更不感冒……哪怕港股市场还存在一些独特的资产（例如部分互联网大厂、消费巨头等），在严重的、恶性循环式的流动性缺乏面前，这些资产的估值也不可避免地大打折扣。就拿刚刚暴跌80%的乐华娱乐来说，不论其业绩如何，至少还是具备一定稀缺性的——可是市场还是没有对它手下留情。耐人寻味的是，在港股的投融资功能已经大幅衰退的情况下，还是有大批“独角兽”公司正在排队等待港股上市。其中已经公布招股书的就有：菜鸟、货拉拉、蜜雪冰城、古茗、茶百道、嘀嗒，等等；至于小红书和字节跳动策划香港上市的消息已经传了很久，只是尚未尘埃落地。显然，哪怕是现在这个奄奄一息的港股市场，对于很多中国独角兽而言，仍然是根救命稻草。毫无疑问，现在还指望港股这根救命稻草的独角兽，主要是那些“既不方便去美股、也很难上A股”的公司，大致又分为两类：自从2021年下半年以来，中国互联网平台公司赴美上市的路径基本切断。然而，这些互联网公司往往以VIE架构存在，难以登陆A股；再加上规模往往很大，A股能否吃得下也是个很大的未知数。至于线下消费、餐饮、快消等公司，在A股上市也很困难，但美股也很难赋予它们较高估值。此外，近年来线下消费公司的线上配送及会员业务越做越大，从而具备了一定的“互联网平台”属性，赴美上市的难度更大了。结果，我们看到“新茶饮三巨头”前脚接后脚地递交了港股招股书；极兔速递尚未登陆港股，其竞争对手菜鸟就递交了招股书；看样子小红书正式递交港股上市申请也只是时间问题。按照现在的形势，这些公司选择港股，其估值都会蒙受一定的损失，甚至在IPO阶段就有“贱卖”的可能性；但是如果还有别的选择，谁又会选择港股呢？或许是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就在几天前，上海市发布了关于鼓励符合条件的红筹架构的新经济企业在境内上市的文件；但这只是上海本地的文件，对交易所没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关于“欢迎VIE互联网企业回A股上市”的说法已经至少出现过三轮了，但是从未成为事实。即便它成为事实，我们也需要意识到：目前排队等待A股IPO的公司已经很多了，而A股对IPO（市场扩容）的承载能力一贯很弱，在客观上并不具备迎回“独角兽”的条件……总而言之，乐华娱乐的暴跌，折射了港股面临的严峻问题；如此萎靡的港股市场，竟然还有大批独角兽排队等待上市，不得不说，独角兽们面临的问题显然更加严峻。而独角兽的问题早已传导到一级市场，对创业者和创业投资都形成了明显的压制。上述一连串的问题，看起来复杂，但是解决起来也容易——经济增长。只要经济出现一波明显、有力、可持续的增长，不但港股流动性问题可以迎刃而解，所有流动性问题都能化解于无形。不要忘记，历史上港股流动性最强的时候，是人们对中国经济最乐观的时候；2022年底的那波强劲反弹，折射的是全世界对中国经济复苏的高预期。在本文开头，港交所和中资投行的朋友，也是基于“中国经济增长将长期冠绝全球”的假设，做出乐观判断的。发展，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是能解决大部分问题。那么，我们何时能等到“发展”这尊大神显灵，解决港股市场、独角兽乃至创业者面临的问题呢？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众所周知，自从2023年10月以来，字节跳动旗下的两大重度游戏业务——朝夕光年和沐瞳科技，就处于出售谈判状态。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为如此巨大的业务找到买主绝非易事。毫不夸张地说，整个中国以及半个世界的游戏行业都被卷入其中了，市面上每天都在出现各种传闻（尤其是以想象力著称的A股市场），不过这些传闻照例不会得到官方认可。过去一个星期，我与游戏行业以及相关中介领域的多位朋友进行了交流，大致了解了字节跳动游戏业务出售的一些进展。我了解的情况大致如下：潜在买家很多，但真正进入谈判环节的不多；其中没有任何一家A股公司。沐瞳科技明显比朝夕光年更抢手，可以作为一个完整建制存续下去。整个流程将大幅加强腾讯和字节跳动的关系，对于其他互联网公司未必是好事。先说第一条。几乎所有大型游戏公司都表达出了对字节跳动全部或部分游戏业务的兴趣，但是有资格坐上牌桌的并不多。首先，价钱很贵，字节跳动对朝夕光年和沐瞳科技两家公司的标价都在几十亿美元量级，哪怕大幅砍价，绝大部分公司也吃不下来。其次，字节跳动并不缺钱，在出售的时候会更多地考虑战略意义（例如是否能得到对方的投桃报李）。再次，当前的市场环境严重制约了大部分潜在买家的意愿，只有资源最雄厚的买家敢于在这个时间点出手。因此，过去三个月当中，真正进入了实质性接洽流程的，仅有极少数“巨头”级别的公司——包括媒体已经猜到的腾讯、网易，也包括几家海外科技公司。请注意，虽然市面上有二三十家A股上市公司自称（或被卖方分析师宣称）即将“接收字节跳动游戏业务的遗产”，但是我的调研显示，上述说法毫无根据。直至今日，没有任何一家A股公司曾经与字节跳动就其游戏业务展开过正式接洽。当然，A股游戏公司仍然有可能“间接受益”：字节跳动不做游戏了（准确地说是不做重度游戏了，超休闲游戏还在做），可能会释放出一些流量资源和人才资源，从而让整个行业变得没那么卷，等等。但是，这些“受益”是非常宏观的，分摊到每一家游戏公司的影响微乎其微，对实际业务和业绩的影响聊胜于无。话说回来，应该也没有任何真正懂游戏的投资者期待某家A股上市公司能“吃掉字节跳动游戏业务遗产”——这就像认为某个中亚小国能吃掉亚历山大大帝的遗产那样荒谬。围绕着“字节跳动游戏遗产”的炒作，只是近期A股游戏行业（乃至整个传媒行业）极端缺乏炒作素材的结果而已，并无实际讨论价值。再说第二条。沐瞳科技作为一个独立运营（直接汇报给字节跳动管理层）的实体，明显比朝夕光年更加抢手，这是基于三个原因：首先，Mobile

新年的第一个工作日，我的朋友圈里爆发的第一轮争吵，竟然是关于“罗振宇跨年演讲上座率”的。有人转发自媒体文章，称“现场空空荡荡、内场票降价2/3还是卖不出去”；马上又有人转发现场图片反驳，称“其实内场都满座了，自媒体搬弄是非应该吃官司”。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罗振宇的站队，我吃惊地发现，在这个问题上站队表态的朋友还是很多的。其实，大约半个月前，曾经有广深地区的朋友问我：“有两张罗振宇跨年演讲的现场票，想不想去看？”我不假思索地说：“你送给别人吧！”当时我的想法是，首先深圳离北京太远，为了听一场演讲专门跑过去，实在不值得；其次罗胖每年讲的内容大同小异，看看直播或者速记就够了，去现场的必要性很小（除非是其铁杆粉丝）。事实上，跨年夜那天我约了朋友吃饭喝酒，在寒风里轧马路的感觉很嗨皮，压根就忘记了刷一下罗胖的直播，所以至今也不知道他具体说了什么。然而，哪怕完全不听直播、不看速记，我也能想象出罗振宇，以及刘润、任泽平……等林林总总的“财经大V”，在跨年演讲或年度演讲当中，会讲些什么。无非是下面这些内容的排练组合：做时间的朋友，赢时间的玫瑰，未来会更好，明年永远比今年还好。往死里卷自己，用每分每秒学习提高自己（顺便卖课）。展望国际形势，政治经济风云诡谲，风景这边独好。虽然宏观局面不明朗，但还是有很多新的创业机会、成长赛道，例如今年创下增长奇迹的XXX公司（此处为植入广告时间）。某位企业家未发迹之前曾说：今天你对我爱理不理，明天我让你高攀不起；对了，此企业家恰好是我的朋友。过去一年通过对打工人的调研，我们发现，“打工皇帝”都拥有如下特质（此处是卖书卖课的黄金时间）。展望明年，很多新科技成果已投入使用，很多新的产业扶持政策徐徐展开，让我们相信明天会更好（此处又是植入广告时间）！总而言之：熬煮鸡汤、贩卖焦虑、宏大叙事、植入广告，次序可以任意颠倒。如果上述流程发生在年底，那就叫“跨年演讲”；发生在年中，那就叫“年度演讲”。如果当事人咖位足够，就可以卖票（而且卖得很贵）；咖位不太够，就采取邀请制或半卖半送的形式。只要是咖位足够的大V，这种演讲一定是要搞的，就像成名歌手一定要开演唱会一样，哪怕是假唱（美其名曰“半开麦”），也必须要在鸟巢连开三场五场，非如此不足以壮威。这种“年度演讲”流行起来的时候，还是十年前，那是一个机会满地、新兴赛道层出不穷、创业或打工都大有前途的时期。开创了这一风气的罗振宇等人，顺应了时代潮流的，其商业眼光堪称敏锐。对于当时的听众而言，无论是创业者、投资人还是打工人，从这种“年度演讲”当中，还是能获得一些东西的：哪怕只是听听大佬们的八卦、创业者的故事，以及各种公开信息的整理，也绝不是一无所获。如果是在现场听演讲，他们事后还能收获无尽的谈资，以及同事们钦羡的目光。在那个时代，人人奔跑向前、唯恐落后，人人求知若饥、虚心若愚。熬煮鸡汤，恰好可以滋润人们因为奔跑而干裂的嘴唇；贩卖焦虑，恰好可以激励人们咬牙坚持跑下去；宏大叙事，恰好可以帮助人们看清远方的赛道；植入广告，恰好可以向人们介绍一些真正成功的公司、品牌。虽然动辄几千块的门票太贵了一点，不过历史一再证明，人们的消费意愿不是取决于当前的收入，而是取决于对未来收入的预期。至于这种“年度演讲”的线上直播，更是成为了互联网、金融、新消费、新科技……等高成长行业的狂欢，或曰“高端白领的红白歌会”。然而，斗转星移，现在已经不是十年前了。当年的高成长行业变成了周期性行业，当年的年轻白领变成了中年白领（希望他们还是白领），当年的故事小部分兑现了、大部分消失在历史深处；而当年的大V还是大V，区别只是又多了几套豪宅（或许还有一艘游艇）。按照多年前百度贴吧的说法，这是“毅种循环”。附带说一句，我一直以为百度贴吧才是中文互联网创造力的巅峰，后来的B站、知乎、抖音……均难以望其项背。这就是我对B站百大UP主和知乎年度大V并不感冒的原因，我总是能从他们的文案中看到太多当年贴吧的影子。此时此刻，熬煮鸡汤，只能让人们闻个香味，却是填不饱肚子的；贩卖焦虑，除了让人们情绪更加恶劣、家庭更不和睦之外，毫无其他效果；宏大叙事，可能娱乐价值颇高，可惜实际价值甚微；植入广告，翻船的概率可是远远大于从前，因为许多广告主的数据已经没法深究了。去年刘润的年度演讲，几乎引发了整个零售行业的一致质疑，其余波至今尚未平息——说来说去，如果能找到更靠谱的广告主、更令人信服的成功案例，刘润老师也不会出此下策啊。有趣的是，在“年度演讲”生存壮大的土壤不复从前的情况下，“年度演讲”的数量反而增加了！2023年的最后几天，我在视频号上，就刷到了至少七八个这样的演讲直播。其中固然有吴晓波、任泽平之类成名已久的大V，更多的演讲者却是闻所未闻的。在并不宽敞的演播室里，在并不十分清晰的LED屏幕前方，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或西装套裙的中年女人，操着还算熟练的中式朗诵腔，伴随着似曾相识的激昂配乐，为我们讲述着一个又一个熟悉却遥远的故事：啊，做时间的朋友。啊，努力还是虚度，成为时间的玫瑰还是灰烬。啊，我的一个熟人前年辞职创业，现在已经赚出了五套豪宅。啊，马云（或者张一鸣）昨天与我把酒言欢，畅谈消费新格局。啊，大家要向王阳明学做人，向曾国藩学做事。啊，欠收的年景也有丰收的人家，我给大家介绍几家新兴独角兽公司。啊，2024年正在从地平线冉冉升起，仰望星空，我们热泪盈眶……我不禁困惑，他们是否拿错了讲稿，把2019年或2021年的文案换了几个字，对着提词器直接就念完了？与资深财经大V相比，上述“野生大V”的原创性更少，山寨色彩更强，变现的冲动也更剧烈，往往说不上三五句就要图穷匕首见。至于他们的流量高低，往往取决于投流预算的高低，与内容质量关系不大。在这些直播间里厮混三五分钟，你就会由衷地想念任泽平、管清友、付鹏，起码人家是持有博士学位的正经首席经济学家，哪怕是熬鸡汤，总归还是有个体系的。花费宝贵的时间去听这些“年度演讲”的，是些什么样的人？答曰：都是体面人，积极向上的人，多年前的年轻人，现在的中年人。他们其实很聪明，至少不愚蠢。以他们的经验和智慧，不至于判断不出来，这样的“年度演讲”不会带来任何实际好处；无论是野生大V的演讲，还是罗振宇、刘润的演讲，在“无效”这件事情上，都是一模一样的。他们知道时代不比当年了，他们知道鸡汤越熬越寡淡，他们鼓掌的手有气无力，可他们为什么还要听、还要转发呢？我不禁想起三年前，一位B站热门UP主对我语重心长地说：“你知道吗？B站用户去知识区，绝大部分不是真想学知识——真想学知识的人还刷什么B站呢？他们是想让自己心安理得。每天十分钟的‘科普视频’，每周一小时的网课，会让他们获得‘我在努力进步’的快感和安心感。这是自我麻醉。”上面这位朋友的话或许太偏激了一点，但是拿来形容“年度演讲”再好不过了：听着“年度演讲”，我们就能装做自己在学习、在进步，就能装做满地都是创业机会，就能装做马云、张一鸣触手可及，就能装做一夜暴富的命运很快会降临到自己身上。有道是“接近权力会让人误以为拥有权力”，接近鸡汤则会让人产生生活在鸡汤世界中的快感。真是讽刺，当代中年白领一天到晚念叨“游戏是年轻人的精神鸦片”，后来又说“短视频是年轻人的精神鸦片”。然而，他们给自己找的精神鸦片——“年度演讲”，却一点也不比前两者高明。优秀的游戏是艺术品，是科技与内容产业的完美结合，能够陶冶情操、触动灵魂。我永远忘不了《最终幻想10》的缠绵悱恻，《女神异闻录5》的激昂飒爽，《极乐迪斯科》的哀怨婉转，以及《赛博朋克2077》的光怪陆离。在游戏中，我们能收获感动、震撼、欣悦和友谊；在“年度演讲”中，我们只能收获二手文案和不知道第几手的话术。我在这里无意苛责那些至今仍沉迷于“年度演讲”的中年白领，因为精神鸦片往往是不可或缺的；我只是觉得，如果能把时间花费在游戏和电影上，而不是浪费在“年度演讲”上，他们的幸福感可以提升一些。2023年的第一个夜晚，我在自家的影音室里观看2015年少女时代东京演唱会的超高清视频。少女时代的歌喉和舞姿唤醒了我尘封已久的记忆，让我真实的（而不是在想象中）回到了少年时代。不过，整场演唱会最让我感动的，还是结束后的谢场活动：看到粉丝们如此热爱自己的偶像，偶像们如此充满生机地向他们致谢，我的心弦再次被拨动了——哪怕这已经是整整八年前的事情。如果这个世界真的还有希望，如果它真的值得我们为之奋斗，那么奋斗的理由可以是偶像的眼神和衣袖，可以是粉丝的笑容和鼓掌，可以是东京巨蛋上空绽放的烟花，可以是场外大屏幕下欢呼的人群——却唯独不是某个中年大V对一群中年白领所做的“年度演讲”、所熬的心灵鸡汤。下一个无事的夜晚，我打算去看BlackPink去年新年的线上演唱会视频，然后看看是否有动力玩通早已买下的《血源诅咒》（在我的PS游戏库里已经停留整整七年了）。真正的生命在于这些美好的事物，而我迫不及待想用生命去创造更多的美好事物。你又会做什么呢？

开宗明义：本次版署公布的《网络游戏管理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说明自从2021年（乃至自从2018年）以来，主管部门对游戏行业的监管思路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自从2023年初版号恢复正常发放以来，市面上有一种幼稚的思想，认为对网络游戏的“强监管周期”已经结束，今后要进入“放松周期”。这份文件无疑打破了这种幼稚的迷梦。事实上，哪怕不考虑这份文件，2023年至今发放的游戏版号数量仍然少于2019-20年，更少于2017年。所以，《网络游戏管理办法》（下简称《办法》）并不代表任何“监管方针转向”，只是延续了过去几年的一贯方针而已，即便在意料之外，也堪称情理之中。《办法》全文很长，一共八章六十四条，其中很多是对早已存在的规定的重复或细化。市场最关心的还是那些新规定，或者过去执行的不太严格、现在措辞更为严厉的规定。我的个人观点是，对游戏公司业绩造成影响最深远的可能是如下几条：第十二条【网络游戏审批制度】明确规定游戏出版和运营单位应在获得版号一年内上线，从而基本杜绝了“囤版号”。此前，由于版号发放时间高度不确定，游戏公司习惯于在游戏大致成型之后就申报版号，在拿到版号之后继续内测调整，直到各项数值满意（以及档期合适）之后上线。例如最近上线的腾讯《元梦之星》，今年1月就拿到了版号。按照新的规定，游戏公司今后的产品排期余地会更小，很多时候将不得不“赶鸭子上架”。不过，《办法》并未规定版号超期作废，而是要求出版和运营单位向属地主管部门书面说明理由。那么，如果理由成立，版号能够延期吗？什么样的理由算是合理呢？这对于各地游戏公司，可能是一次新的大考。第十八条【限制游戏过度使用和高额消费】明确规定“不得设置每日登录、首次充值、连续充值等诱导性奖励”，“不得以炒作、拍卖等形式提供或纵容虚拟道具高价交易行为”。前者对几乎所有内购付费制游戏的商业化构成了严峻挑战，后者主要打击的是以“传奇系”为代表的高ARPU游戏（MMO和一部分SLG）。“所有网络游戏须设置用户充值限额”，这一规定也天然不利于MMO、SLG、二次元等高ARPU游戏。但是，类似的规定以前也存在过，具体标准如何，还要等待下文。第二十七条【随机抽取】要求游戏运营方对随机抽取次数、概率作出合理设置，这一条倒是不新鲜，欧盟等国也做出过类似规定。更要命的是，要求在随机抽取的同时，为用户提供直接购买或兑换的方式——如果严格执行，这就是要了抽卡类游戏的半条命。因为抽卡赌概率是此类游戏的乐趣所在，直接购买的价格无论设置得多高（货多低），都无法取代这样的乐趣。关键在于游戏公司会不会想办法部分绕开上述规定。例如，每次抽卡时授予用户一个特定虚拟道具，积累到一定数量就可兑换限定卡牌，这其实是变相鼓励用户抽卡。我的估计是，主管部门会倾向于严格执行，不太可能留下太大的“变相绕过”的口子。第二十九条【宣传推广规范】“网络游戏直播不得出现高额打赏”，问题在于多高算高额呢？观众自发的高额打赏也不允许吗？虽然相比起秀场直播，游戏直播的高额打赏频率明显较低，但这条规定的影响仍是切实的。若要妥善执行，则需要直播平台的配合。希望看到相关实施细则尽早颁布。第六十三条（关于小程序网络游戏，即小游戏）《办法》没有具体涉及小程序游戏，但是表示将由主管部门根据《出版管理条例》及本办法的原则另行规定。事实上，过去两年，小游戏成为了游戏行业尤其是中小公司的“伊甸园”，无版号、套版号现象屡见不鲜，擦边球内容也十分常见。尤其是最近半年，小游戏和短剧结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因为二者都是基于小程序的。我估计，小游戏的“监管洼地”地位很快就会消失，回归均值在所难免。对于大部分游戏公司而言，如果小游戏的监管尺度与APP游戏完全一致，那何必要去做小游戏呢？甚至不需要完全一致，只需要尺度大幅拉近，这条赛道就丧失了一大半的吸引力。我的一些看法（仅代表个人观点）本次《办法》对游戏行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但是，如果一定要区分受影响的程度，我们或许可以说：高ARPU游戏受到的影响更大，中小公司受到的影响更大，小程序游戏受到的影响也很大。在高ARPU游戏当中，如果严格按照《办法》字面意思解读，以“传奇系”为代表的氪金MMO所受影响似乎最大，SLG和二次元游戏次之，非二次元的卡牌游戏（例如TCG）又次之。不过，现在我们能掌握的资料还太少，关键看怎么执行。网络游戏的用户充值限额具体如何规定，随机抽取究竟要设置什么样的直接购买替代途径，这些实施细则都可能决定很多游戏产品的命运。相比之下，大DAU、低ARPU游戏，主要是休闲、电竞、社交等赛道，受到的影响较小一些。当然，它们也会受到“不得设置每日登录、首次充值、连续充值等诱导性奖励”的明确影响，绝不是免疫的。总体看来，中小公司受到的影响要大于头部公司：它们自身产品储备深度有限，在对待版号有效期方面，注定不如大公司那样游刃有余；它们显然不具备做电竞、社交等大DAU游戏并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总体上更依赖于高ARPU游戏；此外，扎堆小游戏赛道的一般也都是中小公司。强调一下，这里不是说头部公司会不受影响，只是影响相对可控而已。小游戏在《办法》当中只出现了一次，但是大家都知道，面向小游戏的规定很快就要来了，过去两三年的小游戏擦边球盛宴就要告一段落了。由《完蛋！我被美女包围了》（注：这款游戏本身不是小游戏）掀起的“小游戏+短剧”潮流，可能就是这场盛宴的“天鹅之歌”。游戏大厂由于合规压力较大、比较重视自身品牌，一直以来就没怎么涉足小游戏盛宴，受此影响反而是最小的。总而言之，我希望看到更多、更详细的执行细则。不过，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许多执行上的门道，还是需要游戏公司自己去摸索、去与属地主管部门探讨出来的，不太可能一蹴而就。游戏行业全面适应《办法》、全面改良其产品和运营，将是2024年上半年的头号任务。

字节跳动放弃游戏业务一事仍在持续演进之中，目前外界最关注的是：朝夕光年和沐瞳科技分别会被出售给谁（也可能打包一起出售）？已经上线的项目能否保留，还在开发中的项目又将命运如何？在资本寒冬之下，在短期内要找到合适的买主绝非易事，所以估计这场连续剧还可以上演很久。相比之下，我更关心的是一些更深层、不太容易说清的问题。昨天下午到晚间，我跟十几位游戏行业的朋友就此问题展开了讨论，他们一致认为：字节跳动放弃游戏业务，要放在“头腾大战”告一段落、腾讯游戏与抖音合作日益紧密的大背景下看。上述趋势肯定影响了字节跳动的高层决策，尽管它不一定是朝夕光年被放弃的导火索。自从2018年开始扩张游戏业务以来，字节跳动对游戏的定位就是双重的：首先，它希望游戏业务在长期能赚钱、能自给自足，乃至成为一项利润引擎；其次，哪怕游戏业务不赚钱，只要能丰富抖音的内容生态，那也是有意义的。毕竟游戏是一个重要的视频内容品类，看别人玩游戏的永远比自己玩游戏的多，就像看别人踢球的永远比自己踢球的多。所以游戏内容是抖音必须拿下、必须重视的主阵地。问题在于，受到“头腾大战”的影响，字节跳动旗下的平台很难去做《英雄联盟》《王者荣耀》等腾讯系的热门电竞游戏内容。相信很多人还对2019年1月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的判决记忆犹新：西瓜视频及其关联方今日头条、北京字节跳动科技公司应立即停止直播《王者荣耀》游戏内容。这也是国内游戏直播行业的首个“行为保全禁令”。当“头条系”平台对庞大的腾讯游戏内容望洋兴叹时，快手、B站等与腾讯关系较好的视频平台，则可以自由安排这些游戏的视频二创和直播。当时，以米哈游为代表的“游戏新势力”尚未崛起，而网易游戏的优势尚局限在MMO等少数品类，腾讯可以说扼制了国内游戏直播的“内容命脉”。字节跳动肯定不甘心受制于人，所以通过并购和内部孵化的方式去做自研游戏，就成为了一个顺理成章的选择。可以说，字节跳动做游戏的目的，从一开始就“不纯粹”。正是因为“不纯粹”，所以它在游戏业务的战略上趋向于反复摇摆、急功近利，始终未能做到以内容为中心，也未能给朝夕光年找到一个精通内容创作的一号位。不过，朝夕光年能够支撑这么久的时间、从母公司获得大量资源扶持，也多亏了它的“不纯粹”——只要能对抖音内容生态发挥作用，母公司是不会在意游戏业务自身ROI的。在理论上，这种状态还能持续很久，哪怕在降本增效的大环境下，最多也就是收缩投入而已，不至于关掉。问题在于：从2021年开始，腾讯和字节跳动之间的关系不断回暖，“头腾大战”其实早已结束了。2021-22年，腾讯旗下游戏已经多次在抖音投放广告；2023年，腾讯视频与抖音达成了内容合作协议。腾讯旗下的斗鱼、虎牙等垂类游戏直播平台正在衰落，微信视频号的游戏内容又还羽翼未丰，腾讯游戏确实需要利用抖音的庞大流量；而腾讯游戏内容的进入，也完全符合抖音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字节跳动自己做游戏的意义已经丧失了一半。既然《晶核》《星球重启》等重量级游戏产品仍然未能让朝夕光年实现稳定盈利，此时此刻退出似乎成为了最好的选择。有趣的是：在字节跳动退出游戏业务的同一时间节点，全网最知名的《王者荣耀》主播之一“张大仙”签约了抖音。此前，张大仙曾先后签约斗鱼、虎牙两个“腾讯系”直播平台，但是自从2023年7月合约到期之后，已经100多天没有开播。张大仙加入抖音，意味着从今往后，“头条系”平台发布腾讯游戏相关内容可能将不再存在障碍。腾讯游戏与抖音在买量投放、直播、电竞推广等方面的合作，可能才刚刚开始。在稍早的时候，由于斗鱼CEO陈少杰出事，斗鱼平台的部分主播也出现了停播。严格地说，整个斗鱼都处于“前途未卜”的状态，其内容生态的许多成员都在观望。如果接下来有大批斗鱼（或前斗鱼）主播转向抖音，我绝不会感到奇怪；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会以“腾讯系”游戏为主力直播内容。当然，抖音不会是唯一受益者，微信视频号也会受益，尽管后者的运营和流量分发机制还不太成熟，所以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机遇。因此，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斗鱼出事、“腾讯系”游戏主播转向抖音，导致自研游戏对字节跳动的意义下降，从而成为了“压倒朝夕光年的最后一根稻草”？这种可能性是无法验证的，除非我们能看到张一鸣和梁汝波的真实想法。但是，在上述一连串事件发生之后，字节跳动放弃游戏业务可以说已成定局了，就算不是今天，最多也就能续几个月的命——众所周知，对于既做不好、又缺乏战略意义的业务，字节跳动一向是不吝于果断砍掉的。对于腾讯游戏而言，字节跳动不再做游戏了，也打消了双方深度合作的最大障碍：尽管从来没人指望朝夕光年真正挑战腾讯游戏的霸主地位（注：某些半吊子分析师和游戏自媒体除外），但是与竞争对手合作总归是存在芥蒂的；而且，如果腾讯游戏与朝夕光年的重量级产品撞车，抖音又应该优先服务谁呢？等到朝夕光年成为过去式之后，腾讯游戏和抖音皆大欢喜的世界才会真正到来。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朝夕光年之外，还有谁是受害者呢？大部分人首先会想到快手、B站等平台，它们都与腾讯有一定的合作关系，也都比较重视游戏直播和相关二创内容。具体而言，快手对游戏内容的依赖度要小一点，B站要多一点；但是具体对用户时长、收入等的影响有多大，还需要具体评估。总而言之，当“头腾大战”真正变成一个历史名词的时候，很多依靠其中一家（或者周旋于两家之间）纵横捭阖的次重量级选手，将失去以前的战略腾挪空间。具体如何应对新局面，就看它们的造化了。无论如何，在腾讯和字节跳动两家的合作之中，后者还是处于相对先手的一方，因为抖音的流量霸主地位仍然无可替代，而腾讯游戏正处于产品荒之中。不过，这种相对优势地位也是随时可以翻转的：微信视频号的持续增长以及腾讯游戏接下来的新产品，都可能导致天平向另一端倾斜。具体会不会发生这样的倾斜，让我们走一步看一步吧。

customers)规模，转而依托自身的财富管理业务，形成交叉销售。这种说法近乎异想天开，因为高盛的财富管理本来就不强，而且财富管理和消费金融完全是两种业务。有趣的是，高盛在Apple

我曾发表过两篇题为《游戏的未来》的长篇分析文章，第一篇作于2018年，第二篇作于2021年。游戏行业是一个高度复杂而广阔的行业，尤其是最近几年，全球各国的游戏产品与游戏市场均呈现日益融合的态势，以至于我们必须以“全球化”的眼光予以审视。其实，直到现在，游戏行业的历史满打满算也只有五十多年，还是相当年轻的。如此年轻的行业，竟然能对人类的经济、社会、文化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这一方面要感谢信息科技的伟大力量，一方面也反映了人类爱好娱乐和冒险的天性。研究游戏就应该多玩游戏，正如研究白酒就应该多喝白酒、研究电影就应该多看电影、研究零售就应该多买东西一样；这本来是不言自明的真理。粗略一看难以理解的许多现象，只要亲自动手玩起来，就很容易理解了。惭愧的是，以前当分析师的时候，我的时间实在太少，对于大批优秀游戏都停留在“买下并欣赏”的状态，未免有叶公好龙之嫌。直到最近两年，自主支配的时间多了，游戏阅历和时长才迎来了大幅攀升。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我的娱乐时间主要花在三个游戏上面：《博德之门3》《潜水员戴夫》以及《维多利亚3》；加上暑期玩通的《暗黑破坏神4》，这些就是2023年迄今我玩得最多的游戏了。我想围绕对上述四个游戏的观感，加上与游戏行业的许多老朋友交流的经历，谈谈我眼中的当前全球游戏行业的三个重要趋势（同时也是问题）：移动游戏的重度化或曰“大型化”；主机和PC游戏的服务化(GaaS)；由于技术和玩法缺乏突破，产品创新主要体现为集成创新或曰“混搭”。先说第一个。严格地说，手游“大型化”潮流的起点远远早于《原神》，但是《原神》的成功（以及持续更新）毫无疑问地加速了这个潮流。在2019年，腾讯或网易的一个重点手游项目最多也就能堆积约200名开发人员；到了2023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400多人（而《原神》的开发团队很可能已经突破1000人）。现在，国内一线大厂的手游立项思路就是模仿主机大作，从玩法、美术到完成度均是如此。无数的制作人都想把GTA、《荒野大镖客2》或《赛博朋克2077》这样的作品搬上移动端——尽管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的努力都会失败。从表面看起来，“手游大型化”是过去多年“端转手”趋势的自然延伸；当过去二十年的绝大部分PC网游大作均已被搬上移动端之后，游戏公司盯上主机3A大作似乎是顺理成章的。问题在于，上述两种“端转手”模式至少存在两个重大差异：已经被搬上移动端的热门PC网游，绝大部分起源于东亚（尤其是韩国），在中国本土经历了悠久的市场考验，其IP和玩法均拥有大量受众。而游戏大厂下一步想要改编或模仿的主机3A大作，在国内往往缺乏这样的群众基础，市场前景高度不可预测。诞生于2000年以后的PC网游基本都引入了内购付费，只是在“数值付费”还是“外观付费”方面存在分歧；把它们搬上移动端，商业模式几乎不需要做修改。而主机3A大作至今仍保留着买断制（或买断制+内购付费），把它们搬上移动端还涉及商业模式变革的风险。过去3-5年，国内一线游戏大厂的很大一部分精力被用于解决上面两个问题，而且迄今尚未能完美解决（要不然我们应该能看到很多“移动端3A大作”）。与此同时，随着它们对海外市场的开拓，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浮出水面：手游大型化不是全球市场的共同趋势，而仅仅是东亚、东南亚等地区特化的结果。众所周知，在欧美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工作居住条件相当优越，每周工作时长稳定，而且普遍拥有“客厅文化”。对他们而言，在手机上利用碎片时间消费3A级重度游戏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为什么不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机、在家人或恋人的陪伴下玩呢？上述文化差异早已体现在国内游戏出海的战绩当中，例如《原神》《崩坏星铁》在欧美市场的主要收入均来自主机端。事实上，《原神》在全球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打通了主机、PC、移动三端的内容与账号体系，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主要依靠移动端收割，在发达国家则完全相反。结果，国内游戏大厂陷入了尴尬的境地：要在移动端开发一款“3A级”重度游戏要花费9-10位数的成本以及海量时间，这样的产品若只能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市场打开局面，市场风险未免也太大了。可是，要让自己的作品同时登陆移动端和主机端，又谈何容易！以《幻塔》为代表的一批国内手游大作都进行过类似尝试，效果都很一般。欧美的主机和PC市场已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权力体系，要打破谈何容易！《原神》毕竟是一个特例而非常态。不妨拿我今年最喜欢、陪伴我时间最长的《博德之门3》举例：这是一款超大型CRPG（尽管我是在主机端玩的），其开发流程长达六年，其中Early

作者按：本文摘自怪盗团团长的新书《大势：站在十字路口的互联网行业》。本书主要讨论在AI、Web3和XR三股新技术力量的交织之下，互联网乃至全球科技行业将呈现怎样的变化，我们的生活又将受到何种影响。美国著名作家、未来学家凯文·凯利（Kevin

国内券商研究所是一个神奇而矛盾的存在：它本身不赚钱，从经济角度看对母公司不太重要，偏偏能提供很多高薪岗位。当然，这个“很多”是相对而言的，国内知名券商持有证券投资咨询执照的分析师加起来也只有一两千人，绝对数量不大，但是已经足够形成一个人来人往、生生不息的“小江湖”。在我熟悉的朋友当中，从互联网大厂跳到券商当分析师（或者反过来跳的）不在少数，尤其是大厂的战略、投资、商分岗位，与分析师岗位的素质要求有很大的重叠之处，由此导致了很多“旋转门”式的跳槽——自从2021年互联网大厂走下坡路以来更是如此。券商能提供的高薪岗位不止包括研究所，还有投行、资管、自营、销售交易……等等。不过，去研究所当分析师的好处在于可以“一鱼两吃”，墙里开花墙外香，这对于今天热衷于“狡兔三窟”留后路的年轻人（以及中年人）而言尤其具备吸引力：券商分析师，尤其是宏观、策略和热门行业的首席，可以通过公开发表研究报告的方式，经营个人知名度，乃至打造“个人IP”。通俗地说，就是将机构信誉转化为个人资产。在社交媒体时代，知名分析师还可以以经营自媒体的方式，把上述“个人IP”沉淀下来。相信大家对于任泽平、管清友、付鹏……等知名案例十分熟悉，他们都是老前辈了，年轻一代的花样更多。因此，虽然券商分析师的工作压力极大、加班和出差极多，几乎一天24小时都在响应客户需求，但还是有人前仆后继地往里冲。2020-2021年，A股市场恰好经历了一波结构性牛市，机构佣金分仓大增，导致主流券商研究所的日子普遍还不错，堪称近年来罕见的“小阳春”时节。过去两年，向我咨询“要不要跳槽去券商当分析师”的互联网大厂中层朋友，至少有四五例（不过其中大部分人在反复思考之后没有成行）。然而，进入2023年，情况发生了严峻的变化。这个行业起起落落很多次了，现在是我第一次感到它可能走上“结构性下坡路”乃至陷入存亡边缘。有三个趋势正在挤压着券商研究所的生存空间，这种挤压暂时是无解的：证监会推动下的机构佣金降低，目前还只进行了第一波，或许还有第二、第三乃至第N波；金融反腐导致券商普遍采用“避险思维”，敢在研究所这种不赚钱的业务上高举高打的管理层今后会越来越少。合规越来越严、涉及范围越来越广，使得分析师的“自由活动空间”不断缩小，外部影响力降至最低点。第一条已经有很多媒体报道了：公募基金费率调整是一项重要的行业改革工作，既包括公募基金自身管理费率的下调，也包括公募基金支付给券商的佣金费率的下调。具体而言，被动型基金的交易佣金不得超过市场平均佣金率（而且不得为投资咨询服务支付佣金），主动型基金的交易佣金不得超过市场平均佣金率的两倍。按照目前市场平均0.020-0.025%的佣金率计算，今后公募基金支付给券商的佣金率最高也不能超过0.05%；而去年以前的水平，则是0.07-0.08%。粗略一看，30%以上的佣金费率下调已经很吓人了，可这只是第一步。我们不能孤立地分析“公募基金费率改革”这项行动，而应该把它放到主管部门的整体思路当中去分析——降低中介机构费率、降低市场整体摩擦成本，是资本市场各级主管部门的既定方针，有了第一步就会有第N步。根据发达国家对投行研究业务进行监管的先例，接下来国内市场至少还可以推出以下措施，每一项都对券商研究所相当不利：要求基金把“交易佣金”和“研究咨询费”分开，向券商研究所付费不一定要与机构交易席位挂钩；而且“研究咨询费”的收费标准要透明，具体提供了什么服务可能都要明码标价。要求基金不得再从基金净值（持有人权益）当中支付佣金，而必须从自己的腰包里掏钱。这样以来，券商佣金的最终买单人就从基民变成了基金公司自身，后者交钱的积极性必然大幅下降。要求基金为自己支付的研究咨询费提供合理的解释，例如为什么选择一家的服务而不选择另一家，研究咨询服务有没有合理的替代品，等等。事实上，上述大部分措施都已出现在2018年1月开始执行的欧盟MIFID

此时此刻（2023年7月），字节跳动从未上市，也从未公布过任何官方的上市计划；但是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中国最受关注的互联网公司之一。从2016-17年的抖音强势崛起，到2018年的“头腾大战”，再到2019年以来TikTok的大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中间还伴随着永无休止的上市和并购预期——字节跳动是一家绝对不缺乏话题的公司。在中国的非上市“独角兽”当中，恐怕仅有Shein和米哈游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公允地说，只有关注电商的人才会关注Shein,

我是Keep的资深用户，买了Keep品牌的一辆动感单车，以及一大堆减肥代餐（以零卡果冻为主）。总体看来，上述产品的质量令我比较满意，价格也还公道，为我的减肥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最近半年多累计减掉了4.6公斤）。听说Keep策划港股上市时，我希望它能成功，它果然也成功了；在港股市场乏善可陈的2023年，这是一个难得的亮点。然而，我不赞成所谓“Keep是一家互联网平台公司”的说法。市面上出现了一些分析文章，称“Keep是近两年来第一家上市的互联网平台”，并且认为它能够给小红书、抖音、Soul等尚未上市的互联网平台带来一个好兆头。作为一个Keep的资深用户（用真金白银投票的那种），我认为上述定位和分析框架是错误的。Keep可以是一家基于运动健身、健康生活的品牌公司或产品公司，但将其称之为“互联网平台公司”无疑有捧杀的嫌疑，也不符合商业的自然规律。首先，从招股说明书披露的数据看，Keep的“互联网用户”规模太小——2022年，Keeper社区的平均MAU（月活用户）为3640万人，大约相当于中国全部移动互联网用户的不到3%，或者中国健身人群的不到10%。上述数字远低于国内绝大部分主流互联网平台的水平，即便在垂类互联网平台当中恐怕也不算大。作为对比，截止2023年7月12日（Keep上市当天），刘畊宏的抖音粉丝数量为6891.9万，接近Keep用户数的两倍。我认为，刘畊宏这样以主流互联网平台为大本营的“健身达人”，恰恰构成了对Keep的平台野心的最大威胁——三到五年前，提起在线健身课程、健身知识，年轻人最先想到的可能还是Keep这样的垂类平台；到了2022年以后，他们最先想到的则是抖音、小红书、B站乃至视频号上面的健身类主播。就拿我本人而言，虽然平均每周会至少蹬四次Keep动感单车，但是上一次登入Keep、在Keep看视频已经是一年多以前的事情了。相信与我有类似经历的用户不在少数。总而言之：当你能在抖音或B站上面随时观看免费的健身视频，在小红书或知乎上面免费（或者以极低的价格）与健身博主交流，并且可以方便地利用智能手机自带的功能进行健康数据记录时，你还需要一个“专业的”健身APP吗？健身发烧友或许需要，但他们更有可能选择线下付费课程。Keep现在积累的3640万月活用户不但偏小，而且上升空间有限。每当刘畊宏直播间的《本草纲目》背景音乐响起，我们都应该意识到Keep这种垂类APP面临的压力。有人会说：“不要紧，上市融资了、有钱了，自然可以与互联网大厂拼刺刀，把用户基数和用户黏性做起来，成为一家货真价实的互联网平台。”问题在于，现在是2023年，而不是2014年或2017年。而且，在历史上，Keep已经享受过一波流量红利了，它目前的用户基数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它在流量红利时代的先发优势。在移动互联网流量红利耗尽、市场格局基本尘埃落定的情况下，再去不计成本地进行用户扩张显然并非明智之举，相信Keep管理层也不会这么做。还有人会说：“随着健身直播课程的普及，Keep的用户黏性会进一步提升，或许这将是其平台业务实现突破的关键。”对此，我有必要援引张小龙的一个真知灼见——随着技术的成熟，直播已经成为一项“基础设施”，每个互联网平台都能使用，规模越大的互联网平台越能如虎添翼。假设Keep能从健身直播的普及当中收益10分，B站、小红书或许就能收益50分，抖音、微信视频号或许就能收益100分，以此类推。垂类APP与主流互联网平台的差距可能会进一步拉大，而不是相反。读到这里，你可能会认为我十分看空Keep这家公司，对它的未来十分悲观。事实恰恰相反，尽管我对Keep的未来比较谨慎，却远远谈不上悲观。我认为它应该被视为一家基于健身垂类的国产消费品牌公司，未来应该在产品上面发力。对于其他想建立“垂类平台”的互联网创业公司而言，或许这将是殊途同归的命运。运动健身是一条极富专业性的赛道，其中任何一个细分行业（例如运动装备、健身器材、健康饮食等）都足以缔造大批成功的公司。国内有数以千万计的中青年白领，热衷于运动和健康的生活方式，但是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对海量的品牌挑挑拣拣。在这种情况下，像Keep这样颇具知名度、在一定程度上“出圈”了的品牌，是具备一些竞争力的。在广袤的消费品市场当中，并不存在互联网平台市场那样的“赢家通吃”规律，像Keep这样的品牌商只要守住自己的垂类地盘，就可以活的比较好——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美皆是如此。这就是我极少登录Keep

五一长假前后，我有幸跟一些互联网大厂的朋友深聊，大家有一个话题是绕不开的：ChatGPT，以及由此席卷而起的“生成式AI”潮流。A股市场当然早已把一切能攀上GPT概念的公司给炒到天上去了，但是稍有常识的人都承认，中国做生成式AI（无论是模型还是应用）最值得仰仗的还是互联网大厂，只有它们拥有足够的资源和决心去做这件事情。不过，互联网大厂的“ChatGPT追赶之旅”的具体进度，很大程度上尚未被外人所知，也尚未反应在财务业绩和资本市场当中。在跟一些熟悉内情的朋友沟通之后，我感觉比以前更有信心一点了，但也只是“一点”而已。在生成式AI这一赛道，国内互联网大厂固然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其实就是OpenAI），但落后的幅度尚不致命，而且不缺乏追赶的手段。关键的掣肘可能不在于技术层，而在于其他方面。总而言之：互联网大厂内部的技术团队对生成式AI的热情很高，老板也乐意投入巨额资源，这不仅仅是出于“追新”或迎合资本市场。互联网大厂做生成式AI，目前的主要应用方向还是内部降本增效，至于面向C端（或中小B端）的大规模应用尚十分遥远。追赶OpenAI的道路是艰难的，但是在不计成本的投入之下，差距可能缩小到一个合理的量级，尽管差距将一直存在。各级主管部门的支持当然很重要，不过目前互联网大厂尚未拿出能说服主管部门的概念或实例，从而难以为生成式AI争取更多上层资源。先说第一条。互联网大厂内部做技术的人，无论是基础研发团队还是应用技术团队，对生成式AI的热情都很高。因为在ChatGPT横空出世之前，AI在互联网行业的落地场景（搜索、个性化推荐、自动客服等）已经基本被做到极限，进化空间不大了；而其他突破性技术又没有出现。所以，2021-22年，互联网大厂普遍对算法岗位进行裁员。在这种情况下，ChatGPT的诞生可谓雪中送炭，给了技术人员一个向公司证明自己价值、升职加薪的大好机会。而互联网大厂的各级老板们也非常乐意配合，因为生成式AI跟此前的元宇宙、Web3.0等概念不同，有着切切实实的应用案例，而且硅谷已经在前面踩出了一条清晰的道路。这就进入了中国互联网行业最擅长的“投入资源模仿追赶”的模式。目前很多互联网大厂的基础研发团队，以及业务部门里面的算法团队，都把原来手头做的东西暂停了，集中力量all-in大模型。现在大模型不仅是公司层面的一号位工程，也成为了诸多事业群、事业部的一号位工程，这就决定了它能得到近乎无穷的资源投入。接着说第二条。在降本增效的大背景下，互联网大厂目前对生成式AI最大的期望其实不是开辟财源，而是节约成本或为老业务赋能。例如GPT商业化的第一批客户包括Shopify这样的电商SaaS及代运营商，在国内阿里、京东可以把自己的大模型直接用于自身电商平台的代运营；腾讯可以利用大模型补齐自己的客服短板，还能在腾讯文档等应用中加入自动生成文案功能；所有的信息流媒体平台都可以利用生成式AI进行转评赞、活跃社区氛围。上面举出的只是一小批正在进行的案例而已。至于开发大型C端应用，或者面向广大中小B端开放API，目前看来还比较遥远。除了技术瓶颈之外，监管风险是一个主要考虑点：国内对生成式AI的监管讨论才刚刚开始，尚未形成成熟的监管体系，此时贸然上马大型C端应用的风险极高。然而，这里有牵扯出了一个新的问题：互联网大厂在既有的应用中大规模使用生成式AI，是否也会带来潜在的监管风险？这个话题比较敏感，目前还难以讨论，在此就不展开了。再说第三条。OpenAI不是世界上唯一的生成式AI大模型开发者，GPT的技术路线也不是唯一的。但是，国内互联网大厂的研发思路高度统一，那就是模仿乃至彻底复刻GPT。结果就是一切与OpenAI能够沾边的人才和信息几乎全部被瓜分利用殆尽——其中既有合法的利用，也有灰色地带的利用。不计成本的投入，加上国内相对硅谷而言较低的人力成本，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拉近差距的。这种模仿路线当然不可能把落后转化为领先，不过目前大家还考虑不到这么远。第四条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知道，对于芯片、新能源等“硬科技”产业，国内各级主管部门（包括国家和地方）予以了极大的政策和资源扶持；生成式AI在理论上也属于“硬科技”，如果也能得到类似的扶持，无疑可以大幅度加快发展进度、降低风险。然而，生成式AI有一个严重的软肋：它不是制造业，无法像芯片、新能源、生物医药那样提供较长的产业链、立竿见影地为地方创造GDP。此外，它也尚未被主流媒体认为是一项“卡脖子”技术。在几个月乃至几年之内，生成式AI要成为一项被大力扶持的“硬科技”，还是很有难度的。当然，互联网大厂可以采取一种话术，即生成式AI具备很强的“乘数效应”或上下游拉动作用，例如可以间接刺激芯片行业的成长，以及促进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的实现，等等。但是，上述“乘数效应”过于迂回，在短期内又很难看到效果。在可见的未来，主流媒体和主管部门心目中的“硬科技”代表仍将是光刻机而非ChatGPT，互联网大厂必须主要依靠自身资源投入而非政策扶持。过去多年，中国互联网行业曾一再证明：只要它们下定决心投入足够的资源，并且有庞大的潜在C端应用场景，它们就能够成功模仿乃至超越硅谷的同行。这一发展路线并非百试不爽，不过大部分情况下是成立的。生成式AI是对上述路线的一次大考：在GPT3.5以前版本已经开源，基础研发路线并无秘密可言，潜在应用市场非常广阔，而且国内互联网大厂均已投入足够资源、提起绝对重视的情况下，中国能否在生成式AI这条赛道上迅速缩小差距乃至有朝一日超越？相信这个问题已经被资本市场提了无数次，也被互联网从业者提了无数次。我的观点偏向悲观一边：由于种种掣肘（在此就不讨论了）、种种天然限制，国内生成式AI最多只能将与硅谷的差距缩小到可以接受的程度，而不可能彻底消除这种差距。不过，我的上述“悲观”观点，在很多人看来或许已经算是乐观了？事在人为，但在很多时候，形势比人强。

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今年的“五一”小长假已经到了末日，高速公路上又是堵车了。当初人们怎么心急火燎地出去，现在还得心急火燎地回来。出去是花钱，回来要挣钱，人们活着就是折腾，哪怕折腾得自己鼻孔冒烟。像我们这样淡定在家，看着别人花钱，自己作壁上观，私下还有点幸灾乐祸，毕竟是不多的。因为很多人有从众心理，不随大流，总是不踏实。等到自己不再随大流了，留给自己的日子却又不多了。这么多人想扎堆出去，看到一些景点人满为患，上个厕所都得买票，实在让人感觉不可思议。年轻人扎堆，除了火气旺点，再就是平日里得上班，怎么一些七老八十的退休人员，也要出去凑这个热闹？尽管看热闹不怕事大，但自己也被困在路上，这旅游的价值就大打折扣了。这一点，我赞成作家晓剑的倡导，不上班的人长假别出去，别和年轻人一般见识。我们什么没见过，还非得这几天出去见挤人？据悉，不上班的人这几天出去，还有一个原因是高速公路免费。这年头挣钱不容易，能省一个就相当于赚一个了。有代表委员提议，每辆车每年给个20天的免单期，自由安排，也好和带薪休假对接。这样，岂止是退休人，就是上班的年轻人，也不会一窝蜂地扎堆了。反正大数据时代，只是在高速公路进出口辨别车辆就行。不过，此说存在许久，但至今没得到有关部门的应对。也许，当局也喜欢看这样一幅热火朝天的场面，长假经济，都不出去了，找谁收钱去？正因为把长假当成了挣钱的机会，各个景点都憋足了劲揽客。可即使是淄博，揽客多了也有点措手不及。其实，细水长流，我们不能指望每家酒店都客满，我们不能按照最高潮的人流设计承载量，长假经济，渐渐走入死胡同了。眼下这种状态，使得一些地方对人流又怕又爱，像初恋的姑娘等待情人一样，既怕他不来，又怕他乱来。人多了，容易出事，一旦出事，一些人就得吃不了兜着走。眼下就有人为淄博的书记捏了一把汗，今年“五一”，压力最大的是淄博，人多人少都是压力，不信，等到“五一”过罢，看看淄博怎么晒菜单，网友又怎么看账单。不说淄博，还说海南，咱们大海南，似乎历史上就从来就不把“五一”当道菜，因为夏天来了，别的地方旅游才开始，海南旅游却要“抱团度夏”了。半年不开张，开张吃半年，尽管海南岛的夏天丰富多彩，热带水果排队上市，但多年习惯成自然，海南“五一”，打的还是本地牌。虽然旅游内卷很难，也很尴尬，但毕竟聊胜于无吧。熬了3年新冠，今年“五一”终于让憋急了的人们释放了一把。外出旅游这事，向来都是吃饱了撑的，富起来的中国人的消费能力还是不可小觑。下一个节目，人们就得等着“十一”长假了。谁说鱼的记忆力只有7秒，人的记忆力也不过7天，好了疮疤忘了痛，“五一”吃过的亏，上过的当，“十一”就忘得干干净净，还得继续吃亏上当。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也不回头，中国人好糊弄，不信，走着瞧！

二十多年前，一个秋日的下午，我们中学的语文老师罕见地用了一节课的时间，去讲与课本完全无关的话题：他在批判一个新近出名、名叫韩寒的中学退学生。这位韩寒的文章，当时在本校颇为流行，很多人甚至拿作业本去抄他的“好词好句”；他从上海某高中退学的壮举，更是引发了从普通班到尖子班诸多同学的赞叹钦羡之情。在我记忆中，那段时间班上最流行两本书，第一本是王朔的《无知者无畏》，第二本就是登载了韩寒作品的新概念作文大赛优秀作品集。对于前者，老师和家长不置可否；对于后者，则是严打死守，恨不得除之而后快。我们那位年过六旬、顶着高级教师头衔的“语文太师”，谆谆教诲了四十五分钟，翻来覆去无非一句话：“韩寒是个坏学生，不会有大出息，你们不要学他。”我还记得他语重心长地强调：“我听说韩寒的父母给他连养老保险都买好了！”换句话说，此人虽然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却已然是个废人，只具备反面教材价值；今后我们长大成为社会栋梁，大可以看他的笑话。本班的班主任是英语老师，与韩寒本不应有交集，却也恨透了韩寒。有一次晚自习，她板着面孔对大家说：“某些同学写作文的文风有问题，照着新概念作文大赛写，能及格吗？”校长倒是看得开一点，他认为年轻学生只是想互相攀比，证明“我也能写韩寒那样的文章”，真正到了高考考场上就不会造次了。可是班主任还是不肯放松，觉得写正统文章要从平时抓起，平时学惯了韩寒，到考场上一时转不过弯怎么办？最痛恨韩寒的还不是老师，而是学生家长。在家长会上，有在外企担任管理职位的家长表示，韩寒这种油盐不进的孩子乃是社会毒瘤，害了自己的一生还不够，还要去害其他缺乏辨别能力的孩子。“我们的孩子是要考重点大学的，千万不能被某些反社会小作文给烧糊涂了！”记得这番话引发了家长们的一致鼓掌。我的父亲尤其讨厌韩寒，曾经把刊载着韩寒访谈的报纸扔到我面前：“你看到没有，这小子好狂喔！”我急忙点头哈腰地表态，本人从不喜欢韩寒的东西，在文章和人生两个方面都绝对不会学他。因为如果我不这样表态，每星期两小时的玩电脑时间就会被没收，家长还会在学校联系本上狠狠写上一笔：“该生的思想最近受韩寒之流影响较大，请老师严加管教。”这多半意味着我在学校里也上不了一个星期一次的电脑课了。韩寒是一个幽灵，一个代表着老师、家长和社会主流对立面的幽灵。在大人们眼中，我们眼前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做题、考试、上大学。上了大学之后呢？那就考托福、考研、考公，一路考试或面试到底，直到获得一份多数人眼中体面而稳定的工作。当时还没有“小镇做题家”这个词，可是来自三线城市的中学生人人都是“小镇做题家”。负责任的老师甚至会在高考之前六个月就提醒学生：“明年这个时候你们都应该在新东方上课，要提前报名交费。”在学校秋季运动会上，学生组成的方阵喊的都是“进军北京、进军中关村”，校长在观礼台上听了会莞尔一笑——真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叔叔阿姨的好孩子！因此你可以理解，韩寒这号人的存在构成了多么危险的“不稳定因素”：除了做题考试之外，年轻人竟然还有另一条路？学生竟然可以真的扔开学校，自学成才？作文竟然可以用来吐槽内心的真实想法，而不是迎合大人？要知道，一个年轻人主动选择不考大学，跟考不上大学是天壤之别；后者只代表他水平不够、无法进入社会上层，前者则代表一种自主的决绝态度。更夸张的是，韩寒退学之后似乎过得还可以，依靠稿费和版税能够过得很滋润，那就更加危险！老师和家长们倒是不太担心学生会跟韩寒一样退学当作家（有这种志向的毕竟是少数）。他们害怕的是韩寒会唤醒学生不羁的野心，让他们偏离做题考试的正确方向，去追求自己内心真正想做的事情。例如，他们会不会胆大包天去创业？会不会交上非主流的坏朋友？会不会在进入大学之后玩乐队、当背包客、浪迹天涯，而不是老老实实地复习托福或考研？年轻人竟然可能拥有自己的独立思想，跟老一辈的经验对着干，去冒深不可测的风险——这种事情哪怕嘴上说说，都可能让大人们血压上升，捶胸顿足，口吐芬芳。从这些循规蹈矩、只走正道、唯恐离经叛道的年轻人当中，产生了一批211、985大学生，他们成为了国家和社会的“栋梁之材”。我有幸忝列其中，不过我从未忘记另一种可能性：或许狂一点也没什么不好？年少轻狂的选择也不一定只会酿成苦果？当所有人都整齐划一地做出同样选择时，那个敢于不走寻常路的少年，是否反而会得到更好的人生呢？在五道口的一家酒吧里，我与酒吧老板（以及我的大学外教）聊起了上述心事。在小镇做题家眼中，此人堪称人生赢家，而且是美国版的人生赢家，曾在不止一家华尔街顶级金融机构担任交易员，赚了海量的钱，然后来到中国，把钱投入了实验音乐的无底洞。对方一边大喝鸡尾酒，一边告诉我：“中国的年轻人非常聪明，但过于聪明了一点，总是沿着阻力最小的路径前进，缺乏自己的主见；或许这是他们往往无法更进一步的原因。”我曾带着很多同学一起去那家酒吧，听着震耳欲聋的摇滚乐、喝着后劲很大的鸡尾酒，聊着职业生涯发展这种庸俗话题。酒吧老板只会提出一条建议：“遵循你的内心，大胆去做吧！如果你二十多岁的时候都不敢冒险，那你这辈子都不会敢。青年时代岂不就是用来犯错误、体验各种人生的吗？”有一位学法律的师姐当着我的面问他：“我拿到了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Offer,

过去数年，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出海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游戏、社交、短视频等赛道上都斩获颇丰。大家似乎在战略问题上达成了一致：互联网行业的第二增长曲线不可能来自低层次的重复“内卷，而只能来自那些创新性、前瞻性的动作，包括基础研发和企业服务(To

2023年3月28日，阿里公布了近年来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次组织变革：成立阿里云智能、国内商业、海外商业、本地生活服务、菜鸟、大文娱六大业务集团和多家业务公司，分别建立各业务集团和业务公司董事会，实施董事会领导下的CEO负责制，“对各自经营成果负总责”。这六大业务集团和诸多业务公司，与阿里母公司（控股集团）之间形成了“1+6+N”的组织阵型。按照阿里母公司董事长兼CEO（同时还兼任阿里云智能CEO）张勇的说法，这些业务集团和业务公司在适当的时候都可以谋求独立上市，如果它们做的好，投资者就会买账——这就是把最终评判权交给了市场。看样子，外界对上述变化的反应是积极的，消息公布之后阿里股价一度大涨15%，市值新增320亿美元之多。以《巴伦周刊》(Barron’s)为代表的美国财经媒体甚至认为，阿里的自我分拆举措可以为全球的大型科技公司设立一个榜样，由此释放更多的股东价值。当然，也有人对此心怀疑虑，毕竟组织变革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实际执行效果到底怎么样，可能要等待相当长的时间才能验证。我的观点是：阿里的本次组织变革不是孤立的，是管理思想根据客观形势而不断进化的结果，其“渐进性”要远远大于“突然性”。从B2B时代的“中供铁军”，到独树一帜的“政委制度”，阿里的组织管理一直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本次组织变革，也带有对现代军事作战思想的借鉴色彩，让我不禁想起了二战时期的德军、苏军，以及当代美军的指挥进化历程。自从2015年张勇（逍遥子）担任集团CEO以来，阿里经历了三次较大规模的组织变革，相信熟悉阿里的投资者都还记忆犹新：2015年，阿里提出中台战略，强调“大中台、小前台”。其中，前台是服务于具体用户、商户的业务部门，中台是为前台提供各项资源的内部整合平台。在“中台战略”的指引下，阿里旗下的各项业务能够共享一套技术、人力、客服等系统，以此为依托进行高效率的扩张和创新。当时，阿里的“大中台”模式曾经引发许多同行仿效，被视为互联网公司组织管理的发展方向。2021年，阿里推出“多元化治理”模式，给业务单元提供更多的自主决策权，成立了高于事业群的业务板块。同时，阿里致力于把中台做的“薄而有力”，避免中台和业务之间互相掣肘。这也意味着“灵活敏捷”成为了组织管理中最重要的因素，大部分资源和能力均被下放到业务单元，以保证最大的灵活性。就在昨天，阿里在“灵活敏捷”的道路上又踏出了一大步，正式建立了“1+6+N”组织阵型。张勇在内部信里写道：“让组织变小，让决策链路变短，让反应变快，是本次变革的初衷和根本目的……阿里巴巴集团的中后台职能部门将全面做轻、做薄，集团将全面走向控股公司管理”。对上面历程的回顾，马上让我想起了苏联卫国战争期间苏军高层指挥体系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1年6月至1942年初，最高统帅部成立了三个“战略方向”，由“战略方向司令部”去统辖各方面军，以抵挡德军全方位的进攻。在战争初期，这个指挥体系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也充分暴露了指挥链路过长、无法发挥一线指挥员能动性的弊病。第二阶段是1942年至1944年初，“战略方向司令部”被撤销，最高统帅部改为向重点地段派遣“大本营代表”，去协调各方面军的行动。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均曾多次担任大本营代表，为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等大型会战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三阶段是1944年6月以后，大本营代表的派出次数明显下降，战役指挥权下放到了各方面军，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先后改任方面军司令员。灵活性越来越强、反应越来越快的苏军，终于迎来了战争的彻底胜利。上述三个阶段的演进，一方面是指挥思想进化的结果，一方面则取决于客观条件。例如，1941年的苏军将领经验远远没有1944年那么强，诸兵种作战还相当不成熟，难以直接套用后来的指挥模式。对于阿里而言，何尝不是如此？2015年，互联网行业还处于高增长期的尾声，面向线下的新零售、新基建成为新的战略方向，在这种情况下，集中资源办大事是最重要的任务；2021年以来，互联网的格局已经基本稳定，盈利取代增长成为第一需求，组织管理更加强调把具体业务做深做透。事实证明，“中台战略”虽然有利于集中力量高举高打，但也挤压了前线业务单元的决策空间，并不是一种适合精耕细作的组织体制。最近几个月，以ChatGPT为代表的AI应用成为了全球科技行业最炙手可热的热点。其实，ChatGPT的成功，恰恰证明了分权式的灵活组织最适合颠覆性创新——OpenAI虽然有微软入股和云计算资源扶持，但是在本质上是一家独立运行的公司（以前还曾是非盈利机构），在技术和应用研发上享有巨大的自主权，其成果也最为丰厚。如果OpenAI是微软的一个部门，受到事无巨细的管理、接受整齐划一的文化，那么它的成果绝不可能比谷歌、亚马逊等同行公司的研发团队更好！在ChatGPT成功之后，微软火速增资100亿美元，却仍然尊重OpenAI的独立性，就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个原因。附带说一句，《巴伦周刊》指出，阿里分拆之后最有看点的业务集团可能是阿里云智能集团，这个观点还是颇为精明老辣的。在AI、Web3和VR/AR等新技术的共同推动下，全球科技行业正在进入一个堪称“三十年未有”的重要洗牌期；在这种情况下获得较大的自由发挥空间，无疑有助于让阿里云跟上乃至引领时代潮流。从现代前沿军事的角度看，阿里的组织调整与进入21世纪以来美军的编制改革有异曲同工之妙。以陆军为例，从2004年开始，美军架空了从二战以来一直使用的“师级”编制，改为以旅级战斗队为核心，直属支援部队也全部下放到旅一级。严格地说，美军编制改革迄今仍未结束，每隔几年就有一些小修小补，但是其核心理念是不变的：打造模块化部队，强调一线作战部队的灵活性，缩短指挥链条。以“全频谱化作战”为目标，希望前方单位有能力应付各种类型的威胁，在不需要呼唤后方援助的情况下解决大部分问题。支援力量不断下放，从师级下放到旅级、从旅级下放到营级，作战人员与支援人员的距离前所未有地接近。高度重视全球投送能力，因此许多重装单位被中型或轻装单位所取代。以上编制改革的出发点是实际情况发生了变化：现在不是冷战，发生全面战争的可能性较低，但是全球安全形势非常复杂，低烈度作战比例很高。由于美军的人力和装备成本过于昂贵，不可能单纯依靠实力消耗去打胜仗，必须从灵活敏捷的层面寻找解决方案。与此同时，信息技术的进步、指挥体系效率的上升以及兵员素质的持续提高，又加强了一线作战部队自主独立作战的能力。如果二战时期的德军尚且可以以“任务式指挥”打赢一个又一个关键战役，那么今天的现代化军队当然更有本钱把“任务式指挥”推行到底。相信美军的上述理念也会给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军队带来启发。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说，阿里与美军做出了同样的选择。然而，阿里面临的局面又比美军（以及历史上的苏军、德军）还要复杂。因为阿里毕竟是一家市场化的、需要考核利润的上市公司，一切都要衡量投资回报率；它不能像美军或苏军那样，以无穷无尽的资源为本钱。所以，张勇在内部信中强调，组织改革后的各业务单元是否成功，最终要交给市场去评判——能交出让资本市场满意的答卷，才能吸引投资者的认购。从原先的一个董事会、一套管理班子，变成“1+6+N”个董事会，在本质上是进一步推进现代公司的市场化机制，让资本市场“用钱投票”。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旧有利益受到影响，一些人（包括管理层）离开自己的舒适区。俗话说“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困难”，可是阿里仍然主动这么做了。这就是我认为有理由看好其长期前景的原因——一个生机勃勃的组织，应该有自我改革的决心，有此决心就成功了一半。

拼多多已经于2023年3月20日公布了去年的四季报。从短期股价表现看，部分投资人似乎有些失望，因为这份财报不及预期——无论是投资农业还是海外电商扩张，现在只是在按部就班的执行而已。难道拼多多不应该定期提出一些新概念、让资本市场和媒体不停地看到新的“增长曲线”吗？我的观点与此恰恰相反：和预期不一致是拼多多一直的特色，而且这个特色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拼多多显然在坚定不移地执行过去几年的既定战略，那就是一以贯之地加注于研发和农业产业链。回顾过去，我们会发现，拼多多对农业的投入绝非心血来潮，更绝非表面文章：早在2020年，拼多多的农产品GMV就突破了2700亿。2021年二季报披露时，拼多多公布了“百亿农研专项”，董事长兼CEO陈磊担任这个专项计划的一号位。“多多农研科技大赛”“农云行动”随之如火如荼地展开。在刚刚举行的上个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拼多多管理层提及“农业”一词多达32次之多。陈磊反复表示：“农业是我们的长期核心战略之一”，“我们希望通过提升农业科技应用，来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事实上，拼多多管理层在财报电话会议上讨论农业的次数和时间，要远远超过外界特别关注的海外电商平台Temu。对于拼多多而言，什么是长期战略的核心、什么是战略性投入的重点，不言而喻。许多投资人或许至今仍在质疑农业这条赛道的前景，但是在我看来，农业就是拼多多的未来，这个选择无比正确——早在两年前我就这样认为，现在还是这样认为。仔细审视中国的农业，我们不难发现：这是一个最需要数字化、最需要与互联网深度结合的行业。我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农业大国，但是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和集约化程度还很低，尤其是在中高端产品方面非常欠缺，尤其导致了农产品卖不起价、农民收入有限。过去多年，电商平台已经为赋能农业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不过这种赋能主要局限于流通环节，也就是产业链的下游。现在最需要做的，是从下游出发，逐渐改造中上游的农业生产端，实现对农业全产业链的数字化赋能。这种改造一旦实现，将同时有利于农户、平台和消费者三方，大幅度提高我国农业的经济附加值——可以想象，那将同时创造多么巨大的社会价值。拼多多“农云行动”致力于农业产业带的“数实融合”拼多多的历史发展轨迹和资源禀赋，决定了它是最适合对农业产业链进行全面赋能的互联网公司之一。在发展初期，拼多多以C2M（用户直连制造）为核心商业模式，成功将数以万计的中小制造业企业与用户连接起来，逐步实现从流通环节至生产、设计环节的赋能。这个过程可以很顺畅地移植到农业——每个农户、每个农场或村庄都可以视为一个“农业生产商”，C2M（或许应该改称C2A，用户直连农业）模式仍然可以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过去怎么对制造业工厂赋能，现在就怎么对农户赋能！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指出，对农业的赋能必须以科技研发为核心立足点。其实，近几百年世界农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科学推动的历史：化肥革命大幅提高了农作物单产，从而解决了无数人口的粮食问题；以袁隆平院士为首的一批农业科学家所开拓的杂交水稻技术，确保了中国的粮食安全；我们今天能吃到的许多优质农产品，都是现代育种科技的成果。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不仅适用于工业、信息产业，也适用于农业。在农业产业链进行研发投入的每一分钱都将被证明是值得的。因此，我们看到过去两年多，拼多多不断加码农业研发。2022年，拼多多的研发投入首次突破了100亿，研发费率达到8%；第四季度，研发收入保持着同比19%的增速，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投向农业产业链，并且已经取得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根据国内主要农业产业带的实际需求，拼多多发起了“农云行动”，旨在优化大规模、精准、高效的供需匹配，提升前沿科技在农业转型升级中的支撑能力。最典型的案例就是甘肃庆阳环县的养羊产业，在“农云行动”的助力之下，逐渐从养羊中心进化为“技术研发中心”和“产品深加工中心”，在羊产业链上的地位大幅攀升，甚至由此获得了“羊硅谷”的称号。今年2月起，拼多多“农云行动”专项小组先后奔赴云南昆明、嵩明、晋宁等多地，为当地的鲜花、绿植、水果商家提供电商运营专场培训。与此同时，还帮助当地探索鲜花电商的品质化和品牌化道路，整合鲜花产业供应链，积极推动农产区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去年四季度，“多多农研科技大赛”已经举办到了第三届，鼓励青年科研人员走进山林大棚、“把论文写到田间地头”。目前，四支决赛队伍正在进行为期90天的集装箱“翠恬”生菜种植比赛，这是一种口感甜脆的全新生菜品种。根据赛制，产量高、品质好、算法优且能耗低的团队将获得最后的胜利。第三届多多农研大赛的决赛场地在四季报电话会议上，拼多多管理层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对“研发和农业等长期焦点领域”的投入。显然，在农业方面，利润率并不是拼多多现阶段的首要考虑因素。正是这种在农业科技普惠上的可持续发展心态，使得拼多多获得了202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授予的年度创新奖——它是当年全球唯一的获奖者。拒绝急功近利、坚持长期主义，是对古老而庞大的中国农业产业链进行数字化改造的必要条件；其实，对于其他传统产业的改造，何尝不是如此？谁能够抵御住短期“讲故事”的诱惑，坚持正确的战略路线，谁就更有可能在长期胜出。毕竟，这是一场长跑，而不是短跑。拼多多成立至今已经快满八年，上市至今也快满四年了。它早已渡过了初出茅庐、野蛮生长的少年时代，进入了更成熟、目光更长远的青年时代。然而，时至今日，仍然有人认为拼多多的核心竞争力仅仅在于低价。上述观点，放在四五年前或许很有道理，今天却早已过时，不啻于刻舟求剑——就像《吕氏春秋·察今》里的那句名言：“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当竞争对手还沉浸在上一个时代的竞争思路中时，拼多多却不声不响地把越来越多的资源投入到研发和产业链升级上，首当其冲的就是农业。以庞大的电商平台销量反哺科研，加速供给侧的品种培优、标准化生产和品质提升，这是一条正确的、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供给侧的改良提升又将进一步提高商品的性价比，从而使终端价格优势得以维持和扩大，形成真正的良性循环。要知道，真正的“价格力”从来不是单纯用补贴去守护的！在过去三年，拼多多一直在这条道路上坚定地走着。当你坚持着正确战略并且已经看到良好的执行效果时，你就不需要追逐各种新概念，不需要依赖低水平的同质化竞争了。所以，拼多多财报没有“新故事”根本不值得令人担忧；值得担忧的是那些不停地讲出各种花里胡哨故事的人。跟三年前一样，我相信农业+研发将是拼多多的未来，而且信心更加坚定。

每三个月一次的中概股财报季已经接近尾声，绝大部分主流上市公司发布了2022年四季报。当然，下个星期还剩下几个重头戏：美团、拼多多、腾讯，它们的规模体量决定了其财报的市场关注程度。等到下周以后，市场就要再等待大约两个月，迎接从5月中旬开始的一季报披露期了。（注：港股和美股的一季报披露比A股晚大约一个月。）研究上市公司财报、事前予以预测、事后予以点评、根据每个季报调整全年模型，是分析师的一项重要工作，甚至是核心工作；随着社交网络的日益发达，研究和传播财报也变成了财经自媒体的一项重要工作。一般而言，我们认为财报披露是“预期游戏”：收入超预期了吗？利润超预期了吗？对下个季度乃至全年的指引超预期了吗？对于成长期的互联网公司，可能还要加上：用户超预期了吗？用户时长超预期了吗？等等。如果对于上述问题的答案多数是肯定的，那么公司股价就会上涨，反之则会下跌。遗憾的是，上面都是老黄历了！这个即将过去的财报季证明了一点：中概互联网公司的财报对市场的影响力已经大幅下降。投资人没有必要花太多时间去研究财报了，因为财报业绩不仅不是公司股价的首要驱动因素，甚至算不上一个比较重要的驱动因素。回首2023年初至今的两三个月，我们或许可以得出“互联网大厂股价与财报几乎无关”的结论。以本次财报季已经披露的公司为例：阿里、京东的财报都还不错，后者的利润率上升情况尤佳，但是财报之后股价一路跌跌不休。百度的财报超预期，并且公布了5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但是财报当天股价是下跌的；此后的上涨也跟财报无关，只跟“文心一言”有关。B站的财报低于预期，财报当天股价竟然先跌后涨。此后股价又跌回去了，不过很难说是不是因为市场对财报的滞后反应而跌。网易的财报也低于预期，财报当天股价大跌，此后却非常坚挺，堪称与百度并列的“中概股之光”。分析师仍然在徒劳地试图用财报以及管理层电话会议当中透露的信息去解释股价变化。例如，京东大跌是不是因为市场担心百亿补贴计划压制利润？B站财报当天上涨是不是因为市场对销售费用的削减感到乐观，此后下跌是因为市场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很可惜，上述逻辑仍然是片面的。哪怕你把财报和电话会议纪要读透背熟，还是无法解释市场的任何一次波动；短期如此，长期亦然。现在，把时间花在研究中概股财报、做财务模型上面，是最无意义、性价比最低的行为。（其实过去两年何尝不是如此？）明眼人应该承认，目前决定任何港股和中概股（包括但不限于互联网公司）估值变化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四条：美国宏观经济形势（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金融系统稳定性等）。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武装冲突、情报工作、贸易摩擦等）。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各项经济数据、经济政策及其执行情况）。爆发性技术革新（最近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AI）。例如，最近一个多星期的中概股整体走势几乎完全由美国和欧洲的银行业危机决定。在此之前，又有几天由中国的经济数据（2月PMI、1-2月统计数据）以及政策发布会决定。在更早的时间，又由“气球事件”及其一系列余波决定。在此过程中，不断穿插着对ChatGPT的各种国内山寨版本的炒作——这一条在A股市场更明显一点，中概股的想象力毕竟有限，仅有百度等极少数公司的股价受到了实质性影响。在强大的美联储、强大的美国财政部、强大的各国外交部、强大的中国国家统计局和强大的OpenAI实验室面前，中概股的一纸财报又能有什么作用？公司管理层又能解答投资者的什么问题？众所周知，如果一项信息对市场既不能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其长期影响又很难评估，那么为什么还要费时间研究它？在阿里和京东先后发布财报的那几天，所有分析师在电话会议上都在反复提出同一个问题：“怎么看接下来的消费复苏？”这个问题难道是张勇或徐雷可能回答清楚的吗？相信等到下个星期的拼多多财报电话会议，分析师还会拼命向陈磊提出这个问题，也照样不可能得到清晰的答案。而在百度的电话会议上，除了广告业务的复苏节奏，所有人最关心的都是：“文心一言”与ChatGPT的差距有多大，何时能投入商业应用？这个问题同样不可能由管理层在电话会议中回答。就算在“文心一言”发布会举行之后，市场也花了长达48小时逐渐评判其技术水平，而且这个评判过程至今尚未结束——由此导致了百度股价像一只小盘股一样大起大落。事实上，绝大部分投资人（无论中国人、美国人还是其他国家的人）恐怕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听中概股的业绩电话会议，甚至难以抽出时间去细读其财报。他们的时间可以花在如下更有意义（对市场影响力更大）的事情上：耶伦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拜登就银行业危机的电视演讲；鲍威尔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我国经济政策制订者的新闻发布会；国新办关于1-2月经济数据的发布会；黄仁勋关于AI行业最新进展的演讲。等等，等等，等等。或许你会认为，美国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乃至银行业状况都是短期的，长期价值投资者不应过度考虑这些问题。即便如此，你总不能不考虑中美脱钩的风险，以及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度不断攀升的长期影响。因为中概互联网公司比其他大部分公司都更依赖中美经贸关系的和睦，以及美国机构投资者的信任。（那些认为仅靠国内投资者就能撑起互联网大厂估值的幼稚言论，在2022年已经彻底暴露了其错误本质。）即便你对上述信息也毫不关心，完全聚焦于所谓“公司基本面”，那么不可忽视的事实是：现在对于一切科技公司最重要的基本面就是AI，而AI技术及应用的主动权并不在中国公司（无论是不是互联网公司）手中。把时间花在与ChatGPT交流上，观看微软、谷歌、英伟达关于AI应用的发布会，乃至加入几个AI技术大拿群，可能都比研究中概股财报有意义。例如，“百度/阿里/腾讯能不能做出ChatGPT量级的应用”这个问题，只能通过测试它们推出的应用去回答。（最简单的回答就是：不能。）2021-2022年，研究中概互联网公司财报的意义也比较小，因为当时大家最关心的是行业政策问题，以及线下消费何时全面放开的问题。就我个人的观感而言，当2020年四季报公布的时候，或许还有80%的投资人在认真关注；到了2022年三季报公布的时候，恐怕只有20%的投资人还有兴趣了（其中也有人假装感兴趣）。大家都知道问题的关键不在财报、不在财务数字、不在管理层的业绩指引，也不在分红和股票回购计划。大家也都觉得，这是历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很快就会过去的。我跟任何人一样，希望早日回到那个公司财报很有用、基本面信息能决定一切、投资机会主要来自自下而上的调研的时代。在2022年12月的各种积极因素交汇之后，我一度以为这个时代回来了——相信与我抱有类似观点的人不在少数，我们都错了。投资者仍然只能笨拙地周旋于各种变幻莫测的宏观信息之间，上市公司自身的努力因素已经降低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这种情形还会持续多久？我不知道，但我希望它尽快过去。

怪盗团团长按：本文作者是我认识多年的一位老朋友，曾在游戏行业工作多年。关于游戏行业，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其实内容产业的道理都是相通的，适合游戏的观点逻辑，往往也适合影视、短视频等其他内容赛道。遥想2019-2021年，“（腾讯之外的）互联网巨头做游戏”还是一个热门概念。某些愚蠢的分析师及财经媒体（名字就不点了）还在呱噪着“有流量就能做好游戏”。现在，一切都回归正常了，那些曾经被寄予厚望的互联网大厂基本退出了游戏行业，而以米哈游为代表的独立生长的游戏公司则站上了舞台的中心。这一切是为什么呢？相信在读完本文之后，你的疑惑将得到解决！20192021年的游戏行业，是鲜花着锦，朱楼宴客。新的挑战者入局，疫情下全球游戏资产价格走高，各家激进的立项挖人并购，老板们在clubhouse里逸兴遄飞。两年后回首看，已如同浮世一梦。一直想写一写那几年不同文化和系统间的激烈碰撞，到底留下来些什么。坊间写「互联网巨头进军游戏失败」的已经太多。毕竟墙倒众人推，后验的、归纳式的总结，总是安全且正确的。但演绎才是真正能判断未来的。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在演绎中把控平衡度。跟一线多聊才有感知，才了解facts和微观细节。但适度抽离、回顾历史和理论，才能有形而上的抽象提炼。文章不短。为「太长不看」的朋友，我贴心提供了说人话版本的每章概要：一、异乡人的野望新一代互联网巨头做游戏这几年，从阶段性结果看几乎都失败了。而宏观环境的变化，还导致离利润更近的游戏业务对巨头们更香了。二、二律背反的矛盾螺旋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是决策者们「刻舟求剑」式的认知谬误。游戏行业价值链正在重构，渠道不再是价值中枢，当下游戏其实已是和互联网底层差异极大的行业，反而更接近传统行业。从商业本质看，游戏和互联网两个行业存在三组核心矛盾：

B站刚刚公布了2022年第四季度的财报——就算不读这份财报，你也可以从盘前股价的跳水表现中看出，财报不怎么样。这种失望的财报不是第一份，也不会是最后一份。我不禁想到仅仅两三年前，不止一位券商分析师（以及雪球股神）发表过“B站市值终有一天将超过腾讯”的伟大判断。如今想来，那个疯狂的时期就像一场春梦，记录着人类集体无意识癫痫的又一个新鲜案例。粗略一看，这份财报不算太差：收入略低于一致预期，净亏损和扣非净亏损略窄于一致预期。从理论上讲，股价似乎不应该大跌。然而，投资者聚焦于那些更可怕、更具长期性的数据：MAU（月活用户）环比已经开始下降。尽管陈睿解释这是因为“营销重点转向了提高DAU”，但是DAU环比也仅仅是略有增长。付费用户环比也开始下降了。考虑到增值服务是B站目前唯一能做出高增长的行业，付费用户下降无疑是不祥之兆。除了游戏业务收入同比下滑（反正没人抱什么希望），被寄予厚望的广告业务收入同比也下滑了。公司对2023年营业收入的指引仅为240-260亿，仅意味着9-18%的年化增速，这完全不符合资本市场对成长型公司的预期。B站过去多年“出圈”战略的失败，不仅体现在这份财报里，也体现在2021年以来的几乎每一份财报里。此时此刻，我最大的感想是惋惜和怀念——为记忆中的那个B站惋惜，为本来可以做得更好的B站惋惜，怀念我们曾经拥有却已失去的一切。我无比怀念当年的那个B站。所有跟我一样，在2016年以前就使用过B站，并且早早升到LV5以上的老用户，都会无比怀念当年的B站。过去几年曾经在资本市场呐喊“B站出圈战略是正确的”“B站市值终有一天将比肩腾讯”的人，很多其实对B站没有感情，也不理解我们这些老用户究竟失去了多么珍贵的东西。当然，站在善意的角度，如果B站付出那么大的牺牲真能换来足够的商业利益回报，也不失为一种等价交换；很可惜，财报证明没有，完全没有。记得当年，FGO刚刚火起来，B站刚开始策划上市，米哈游还在努力通过直播积累B站人气。二次元还是B站的核心，在此基础之上雨后春笋般地成长出了一批才气与灵气兼备的创作者，他们每天都在拓宽视频内容的边界。B站的弹幕氛围十分友善，评论区不会出现魔怔人的身影，首页也不会尬推那些没有人真正关心的内容。“你感兴趣的视频都在B站”，我们当时是多么相信这句话啊！陈睿叔叔说：“B站或许有一天会倒闭，但绝不会变质”，我们当时同样相信这句话！那年夏天，我在香港呆了整整三个月，工作之外无聊到了极点。每天回到酒店，我的第一件事情必然是打开B站，刷我喜欢的番剧和二创。当时我最喜欢《少女与战车》，扼腕叹息它的剧场版为何出得那么慢；所幸B站UP主的才华能让我每天都看到西住美穗与四号长身管战车之间擦出新的火花。我还非常喜欢鬼畜区，从丞相怒斥司徒到康熙帝怒斥群臣再到大明王朝1566，与啤酒一起陪伴我渡过了一个又一个深夜。那时的B站是我的理想国，也是千千万万80后和90后的理想国。我该怎么表达当时对B站的热爱和眷恋之情？只有用事实来说明了：我能背诵金坷垃广告的每一句话；你从中挑出任何一句话，我马上就能告诉你是哪个角色说的，上下文是什么。《女神异闻录5》的每一集番剧，我都是在上线B站的当天看完，有时候甚至是掐着更新时间，在第一时间就看完。我第一次尝试做视频混剪的对象是《Re:

阿里巴巴已经于2月23日晚间公布了最近一个季度的财报：营业收入同比上升2%，扣非净利润同比上升12%，均大幅超出市场一致预期（市场此前预计营业收入略有下滑、扣非净利润略有增长）。要知道，上个季度中国经济还处于疫情反复时期，阿里的核心电商业务仍处于疫情影响之下，能取得如此战绩实属不易。不过，相比短期业绩，我更看重那些长远的东西——这份财报能让我们对几个季度乃至几年之后的阿里更有信心吗？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在业务上、组织上和财务上，阿里都已经成功渡过了最艰难的考验时刻，为后疫情时代的战略“进”做好了准备。至于这个“进”的发起时间，有可能是下半年或下个季度，也有可能已经开始。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论断，是因为我看到了如下四个方面的积极因素：在黎明前的艰难时刻，阿里国内电商业务表现出了足够的韧性；阿里国际电商业务开始展现出较强的增长潜力；以菜鸟为代表的基础设施的长期价值逐渐体现；成功控制了市场营销开支，从而进入了“集约式增长”的新时期。先说第一条。毫无疑问，2022年四季度对国内零售电商行业而言，是黎明前的黑暗——在那个双11购物节，全行业仅有天猫一家愿意公布GMV（同比持平），可见大家的日子都不太好过。在物流迟缓以及开放初期需求疲软的情况下，淘系电商整个季度的GMV也只是同比略有下滑，这充分体现了它的强大韧性。即便有这么多竞争对手，即便几乎所有大型流量平台都想染指零售电商，但是淘系电商在商家和用户两端的黏性仍然无人能够超越，而且在产品迭代和运营上仍然敢于自我革新。这就决定了在可见的未来，淘系电商将一直是国内GMV规模最大、商品最丰富的电商平台。值得一提的是，阿里的直营零售电商（包括天猫超市、盒马、阿里健康、大润发等）在上个季度实现了10%的营收增长。在历史上，很多投资者不赞成阿里扩张直营业务，认为这项业务太笨重、利润太微薄；然而，如果阿里真的要实现“远中近场结合”的零售战略，直营业务是一定要发展的。尤其是自张勇接任董事长以来，阿里坚定不移地以内生和并购结合的方式，进一步切入日用品、生鲜、药品等直营业务，其成果正在越来越清晰地显示在财报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是很有希望的。再说第二条。对于阿里的国际电商业务实力究竟如何、能不能打得过竞争对手，坊间一直有很多争议。很多人认为，阿里在国内互联网环境当中培养起来的经验和团队，放到海外必将水土不服。但是，上个季度阿里国际商业板块实现了同比18%的营收增长，国际零售电商更是增长了26%；Trendyol的强劲增长是其最大的推动力。难能可贵的是，国际电商板块的营业亏损同比还在大幅收窄，这说明高增长不是用高投入换来的。在我看来，阿里国际电商的核心竞争力，并不像很多竞争对手一样在于“流量”或“补贴”，而是在于“体系”——包括菜鸟、阿里云在内的跨境基础设施，以及对国内外商品供应链的连接能力。过去几年，我们几乎每个季度都能看到菜鸟国际物流能力的扩建，也能看到阿里云在东南亚市场的扩张；就像在国内一样，这些基础设施也必将对阿里的国际电商业务构成长期支撑。以“体系”为核心的发展，或许一开始要慢一些，但是长期天花板会高一些。由此可以引出第三条：菜鸟上个季度的收入（不含内部客户）同比大涨27%，而且已经十分接近盈亏平衡，可以说是阿里集团业务层面最大的惊喜。如此强劲的增长，一方面是由于菜鸟更深地介入物流产业链、提供更丰富的服务，一方面是由于跨境物流解决方案需求的提升。应该承认，菜鸟是阿里“新基建”理念的最佳体现：将阿里平台业务的经验和技术提炼出来，形成面向外部客户的行业解决方案，这可能是“产业互联网”的正确打开方式。从这个角度讲，菜鸟对中国产业互联网的成长探索之路具备很强的指导意义。我认为，在物流全面恢复之后，菜鸟的强劲增长有望持续很长时间，并且有可能实现稳定盈利。与此同时，阿里云也将逐渐摆脱过去两年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恢复健康的增长趋势。美国和欧洲的经验证明，在后疫情时代，企业数字化需求往往会推动公有云建设迎来高峰期；国内也一定会出现类似现象。春节前后，各地政府和国企与阿里云的密集签约，就是一个很好的迹象——阿里云的增长动力还远远没有枯竭。最后，阿里在上个季度能实现两位数的利润增长，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节约成本费用，即现在最流行的“降本增效”。不过，仔细阅读财报就会发现，阿里的降本增效明显是有方向、有重点的，呈现“有保有压”的态势：销货成本同比增加了33.5亿元；产品开发费用同比下降了21.8亿元；销售与市场费用同比下降了60.8亿元，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下降了3个百分点；一般及行政费用同比上升了18.6亿元。可以看到，阿里节约开支的重点在于销售与市场费用；对于互联网公司而言，这项费用的重点无非是获客和补贴。在移动互联网流量井喷的时代，许多平台型公司都习惯了高举高打式的发展逻辑，以无节制的买量换取用户增长，以激进的市场补贴换取收入增长——这套模式早已走到了尽头。如果有人认为，在后疫情的经济复苏时期，互联网行业仍然可以依靠“高举高打”去实现野蛮生长，那他就大错特错了。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后疫情时代互联网公司的唯一道路是集约化增长，也就是谨慎的、可持续的、立足于基础设施与综合实力的增长。在该花钱的、对未来至关重要的核心业务和基础研发领域，当然还是要毫不眨眼地花钱；但是在那些短期的、与核心竞争力无关的领域，要学会尽可能地节约。从过去几个季度的财报看，阿里已经充分适应了这个新模式，在后疫情时代也会继续秉承下去。这无疑能够让投资者更加放心。展望2023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对于互联网行业乃至整个实体经济而言，我相信有三个趋势是不可忽视的：第一是中国消费的复苏，对于这一点全世界都没有异议，大家争论的只是复苏的程度和节奏而已。第二是中国经济在全球产业链地位中的提升，既包括制造业和外贸，也包括品牌、技术、基础设施对全球的输出和融合。第三是AI技术的迅速产业化、走进千家万户；ChatGPT只是AI时代的先声，它预示着这条赛道的收入规模将迟早成长到万亿乃至更高量级。有趣的是，这三个趋势恰好对应着阿里管理层过去几年一直在强调的三个增长方向：国内消费、全球化和云计算。淘系电商经受住了艰难时刻的考验，向“远中近场结合”的商业模式迈进了一大步；国际电商、跨境物流和云计算构成了阿里全球化竞争力的三位一体；同时不要忘记，任何强大的AI解决方案都必须立足于强大的云计算支撑——OpenAI得到了微软Azure云平台多年如一日的支持，因此它的国内的竞争对手很可能诞生在阿里云平台上。总而言之，新的战略“进”的舞台已经搭好了。我的看法是，在一至两个季度内，我们就能看到国内消费复苏的影响，它将体现在国内电商、本地生活和菜鸟等业务板块之中；再过大约一年的时间，全球化业务（包括但不限于国际电商）对阿里的贡献将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出来；而在更长的时间里，阿里云及创新业务很可能决定阿里在AI时代的核心竞争力。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这份财报能让我们对几个季度乃至几年之后的阿里更有信心吗？我相信，答案已经不言自明。

在令人失望的财报（收入和利润均低于市场一致预期）之后，新东方在线（即将改名东方甄选）的股价已经从最高点下跌约三分之一。几天前，该公司CEO的大笔减持又引发了一轮新的抛售。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新东方在线要维持现在的高达500亿港元的市值，仅靠现有的直播带货规模是远远不够的。今年的直播电商市场愈发拥挤，任何直播机构要实现持续高增长都很不容易，扩大利润率就更不容易了。我们很容易发现：与其他知名电商主播或机构相比，东方甄选相当特殊，这也是它引发巨大争议的原因。俞敏洪和董宇辉既不是李佳琦、薇娅，也不是罗永浩，更不是辛巴。我们可以从下列维度看到东方甄选的“特殊性”：在商业模式上，绝大部分电商主播是广告模式，而东方甄选是自营+广告模式，而且一直在向扩大自营的方向努力。从这个维度讲，它与以自营模式闻名的辛巴比较类似。在品类上，绝大部分电商主播覆盖多个品类，即便有一两个优势品类，也会努力保持平衡；而东方甄选聚焦于“原产地农产品”（以及少量图书）。从这个维度讲，它与聚焦于美妆品类的李佳琦比较类似；但是，李佳琦的“非美妆品类”占比，要远远高于东方甄选的“非农产品品类”占比。在与平台的关系（或曰“独立性”）上，淘宝平台的主播几乎没有独立倾向，毕竟淘系电商是他们获得品牌资源的基础；快手平台的主播由于私域流量经营深厚，往往有一定的独立倾向，与平台是既联合又斗争的关系；抖音平台此前缺乏特别头部的主播，而且公域推荐的流量机制决定了主播极难独立发展。而东方甄选则表现出了极强的独立倾向，并迅速推出了独立APP。即便是高喊“自建平台”口号多年的辛巴，在这方面也对东方甄选望尘莫及。在目标用户上，淘宝、抖音的电商主播基本都是以年轻女性为核心，以此为基础扩张到中年女性和少量男性用户；快手的主播基本以下沉市场用户为核心（在性别上仍然以女性为主）。而东方甄选则是全市场独一无二的、以“知识分子”为核心目标用户的直播机构。具体而言：通过营造“生命不止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意境，东方甄选抓住了全体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情怀。众所周知，对于身处钢筋水泥森林之中的中国白领而言，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方式一贯很有吸引力。通过强调“助农”“乡村振兴”“扶持新农人”等商业口号，东方甄选抓住了富有同情心、关心三农问题的知识分子群体。近年来，在城市“两高”（高收入、高学历）人群当中，科技改造农业成为了一种普遍的思潮，其中固然有投机的，但也不乏真心相信的。这些人当然乐意为原产地农产品买单。通过讲述励志故事、为年轻人做心理按摩（高级心灵鸡汤），东方甄选抓住了在当前就业形势下陷入迷茫的大学生和职场新人。这些不知所措的年轻人甚至乐意花高价去做求职咨询，却还是解决不了问题。董宇辉当然也无法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是免费的心灵鸡汤不差，观众还可以产生“看直播学知识”的愉悦感。通过讲述从教培行业转型做直播的艰苦故事，东方甄选抓住了同样陷入“转型焦虑”的中年人的心，乃至所有因为经济放缓而产生焦虑情绪的白领阶层的心。董宇辉在直播间抹眼泪的一幕，在直播电商历史上也算是名场面，因为实现了与亿万观众的“共情”。在上述策略的执行层面，东方甄选主播的个人口才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虽然所有电商主播都具备一定的口才，可这种口才往往不符合“知识分子审美”——李佳琦的“所有女生”“Oh

我们必须明确一点：以AIGC（AI-generated

自从2018年以来，“产业互联网”就成为了一个炙手可热的概念，在实业界和资本市场都是如此。大家的逻辑是：消费互联网的渗透率已经见顶了，接下来互联网最重要的任务是改造传统行业、为实体经济赋能，从中释放出更大的生产力。这个逻辑在理论上当然是成立的，在实践中却颇有些混乱——互联网大厂固然已经在产业互联网投入了重注，这条赛道也成长起了一批独角兽公司，但是无论在业务层面还是资本层面，它还远远没有达到消费互联网的高度。甚至对于“产业互联网应该怎么做”这个命题，大家都缺乏一致认同，观点趋向于两个极端：有人认为，产业互联网应该聚焦于“黑科技”“硬科技”，致力于研究高大上的灵丹妙药，与消费互联网这种“缺乏技术含量”的业态划清界限；产业归产业，消费归消费。有人认为，产业互联网无非是传统企业应用解决方案换了一个好听的名字，门槛不高、天花板很低、实际效用有限，不可能真正改变传统行业的面貌。作为一个研究过八年软件行业、六年消费互联网行业的分析师，我对上述问题也很困惑，摇摆于两个极端之间。中国的实体企业的数字化水平仍然较低，需要依托信息科技提高效率，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而中国的企业软件公司、信息化服务公司普遍长不大，难以真正满足企业客户的需求，这一点也是长期存在的。怎么办？应该如何解决这对存在了几十年的矛盾？包括我在内的绝大部分行业观察者都没有答案。直到春节前夕的一个上午，我跟菜鸟CTO李强（花名：在宽）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交流，对菜鸟的产业互联网路线形成了比较深刻的认识——这很有可能是产业互联网的正确发展方式，带有很强的指导意义，让我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希望。菜鸟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从服务数亿用户（尤其是广大零售电商用户）的角度看，它可以算一家消费互联网公司；但是从自身物流能力建设的重投入与深度运营角度看，它又是一家不折不扣的产业互联网公司。这种横跨To

注：本文转自我的一位老朋友、电商行业资深从业者老胡。相信很多人对他的观察感同身受，希望他的见闻能让我们认识到中国更真实、更下沉的那一面。我的公众号平时很少写家长里短的东西，不过这个春节回老家呆了几天陪父母过年，有了一些新的发现和观察。趁着热乎劲还在，今天把这些回村见闻整理下。1、美团买菜和多多买菜在乡村确实很下沉，以前我只是在各种新闻和快报里，以及在一些行业交流群里和这两家公司的财报里有提及买菜相关的信息。这次听说一些村里的小商店加入美团或者多多买菜相关站点以后，生意还很不错，有些店高峰期每天好几百单，现在已经变成开店卖小商品为辅，而做买菜业务为主了。这有点超乎我的想象，其主要原因还是价格便宜，很多类似0.1元购这样的福利活动还是非常吸引她们，每天来薅羊毛慢慢变成一种习惯了，另外物流快递也很速度，头天下单，基本隔天就能到达。2、劝酒文化没有以前那么严重了，以前正月间去亲戚家吃饭大家都会劝你喝一杯，现在反而都是很随便了，如果说你要开车那就根本都不会劝你喝酒，整体而言大家对于这块的认识提高了不少，是个好事。3、年味和拜年文化开始有所转变，以前过年前的气氛非常浓厚，尤其是过年前一天家家户户都在忙着酥东西，包括酥鱼和各种丸子，非常忙碌。现在变成过年前几天大家都已经酥好了，等着过年，反而过年前一天大家都很轻松，没啥事干就在等着过年。以前去亲戚家拜年必须是上午去，下午不去拜年的，而且规矩很多，比如大年初一、初二、初三、初四去那些亲戚家都有一些规矩，以前的规矩是年初一在家门口的邻居间拜年，初二去姥姥家、初三去岳父家，初四去姑姑家，这样拜年都能拜到初七、初八这样子。但是现在大家都不管那么多了，一切往效率提升方向考虑，大年初一都可以去很多亲戚家拜年走动，下午也可以去拜年了，一天可以拜年5-6家，带上礼物去坐一会就可以去下一家，不一定非要在亲戚家吃饭，效率大大提升。还有家里面一些开店做生意的，从前过年那天开始一直到大年初三是闭门歇业的，而现在是过年那天也是正常营业，大家都没那么重视了，还是做生意赚钱生存摆在第一位，疫情三年大家过的都不容易。4、要债很难，尤其是今年，有亲戚在家做生意，平时接的是政府工程，说很多工程款今年都结不到账。原因是政府也没钱给，每年的腊月二十九是最后一天结账时间，如果这一天结不到钱基本上只能等到下一年，但工人们过年要钱，只能是自己先行垫付，他们每年有几个固定时间是要账结款的时间点，那就是端午节、中秋节和过年。如果是工人找老板要钱，一般腊月二十九还没要到的话，只能等到第二年的腊月二十九了，一拖又是一年，真的是很不容易，时间一长就是烂账了，我记得以前有工程队租我家老房子住修路，一年的水电费和房租都没给，要了好几年也没要到，那个老板后面自己也破产了，那笔账就是烂账了。5、投资失利和被坑的案例也是不少，我的一个初中老师，老家也在我们家附近，现在已经退休。本来夫妻两加起来一月大几千的退休金可以过的很安稳舒适，但是前些年听人说投资某项目可以获得很高的年化收益，前面两年都能正常拿到收益分红，后面开始被坑，导致不仅自己的多年积蓄全部失去，还欠了一些债，现在老两口还需要重新找工作还债，听说他家儿子也是因为老婆投资开店损失了上百万，现在是老两口欠债，儿子小两口也欠债。还有一个亲戚，前些年投了一个项目几十万，当时因为信任关系连合同都没签，现在是项目转手了，接手方还是她家的亲姐夫，现在都不认那个投资款了，因为这个事，姐妹两闹掰变成仇人，老死不相往来，去岳父家都分开去，尽量不要撞上。这种在村里有点小钱，还有点文化的人会被骗、被坑还有很多很多，主要还是因为认知跟不上，但是想赚点容易和简单的钱导致的，对投资的理解非常简单，只看到收益，并没有看到潜藏的风险和问题。大多数没有被坑的，还真的是那种家里没钱的，一年赚的只够花销的反而没事，因为手头没多余的闲钱拿来投资。6、适婚女性普遍面临找男朋友的难处，好几个亲戚家的孩子都到适婚年龄了，家里也很着急，她们自己也着急，但就是没有找到合适的男朋友，家里介绍的要不就是拒绝，要不就是不喜欢、不合适。跟她们聊完以后还是感觉有点过于理想化，要求是颜值好看，还要能赚钱养家，还需要对她们好，无微不至的关心她，家里的条件和要求也要不错，我说你这种要求实在太高了，找不到也正常。同时她们的社交渠道也很少，以我家堂妹为例，在合肥当幼师，她性格也好，工作和收入稳定，婚后还能照顾家和带孩子，其实在婚恋市场里属于很不错的那种，但是也没遇到合适的，家里也着急，她自己也急，原因是幼儿园里都是女教师，男教师很少，晚上给了她一些建议，还是要增大社交面和渠道才行。还听说一个案例，属于很现实的那种，一个2000年的女生，已经和男朋友定亲了，但是因为未来的公公意外去世了，这个女生选择退婚，其主要原因是公公去世了，家里少了一个能赚钱的主要劳动力，以后的生活负担会很重，听完以后我感觉现在农村的00后在婚姻考虑上都这么现实了……7、抖音是村里人现在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以前大家都看微信朋友圈和门户网站新闻获取信息，现在普遍都通过抖音获取信息了，比较相信抖音上说的一些东西，一般我和他们聊个啥事情，他们都会说之前在抖音上也看到有人讲过，他们居然连马云在日本都知道。同时他们还关注很多本地的网红，经常看他们的直播和分享，通过抖音认识本地的朋友，开始社交，不少人也有想过去学习做抖音拍摄和直播带货，但是不知道怎么弄，特别想知道在哪里能学习，难怪前2年做抖音IP培训的那么火，需求很大呀。8、关于写对联和贴对联的一些变化，从前小的时候最热闹的是腊月二十九下午，因为这一天妈妈们都在家里忙着酥东西，而我们小孩子会聚集在一起看大人写春联，然后跟着学习。现在大家都不自己写春联了，全部都是买成品的春联回来贴，毛笔字也没人学了。以前是过年早上贴春联，记得一大早都被我妈喊起来，赶紧贴对联，别人家都贴好了，而现在都变成腊月二十九下午都把对联提前贴好了，我们那边还有个不知道是什么的规矩，那就是如果别人家欠你钱，只要你家贴好春联了，他们就不要意思在上门去要了，估计就是这个规矩带动了大家把贴春联的时间都提前了。9、以前家里来孩子，靠的是电视机吸引他们，让他们看电视，大人们好聊天打牌。现在都变成了无线网，wifi也基本上变成每个家庭的标配了，来拜年的孩子都会拿个智能手机或者IPAD，然后问的第一件事就是无线的密码多少，只要有网络就能留住孩子，他们会玩的不亦乐乎，几个孩子还在一起玩游戏，大人们就比较轻松的聊天打牌了，要是没有无线网那是留不住孩子的，大人们也无法安心下来打牌。10、对安全的重视程度不够，我家还有个亲戚在老家做装修，跟他儿子一起每年承包一些小工程，好的时候一年下来能赚个20-30万，但是去年他上山打板栗被摔，现在是终身瘫痪，坐在轮椅上，全家只能靠他儿子一个人赚钱养家了，还有2个小孩，生活也是非常不容易。11、母校都消失了，现在农村的学校合并非常多，我的小学、初中、高中都没有了，都合并掉了，原来的学校要不变成废弃的房子放在那里，要不就变成一些堆场了。12、很多人虽然在县城你或者镇上买了房子，依然还是喜欢住在农村，因为他们觉得县城或者镇上生活成本比较高，买那个房子也主要是给孩子们结婚和居住的，所以老年人还是喜欢回村里住，有些老房子拆掉了，他们就自己搭建一个工程板房居住，因为在农村吃菜、吃水、烧柴都不要钱，还能照顾家里的田地和养一些牲畜。13、酒席一条龙服务，以前在农村办酒席都是那种自己家买菜，然后找一些亲戚朋友过来帮忙烧饭，非常忙碌，而现在都简单了，家里只要有红白喜事都会请专业的酒席一条龙服务，主人家什么都不用管，都是他们提供好一切，包括桌椅板凳碗筷都是一条龙服务自带，对主人家来说真的省事不少。14、离婚现象很普遍，大家也都能够更理性的看待这个事情了，以前都说城里的离婚率高，现在我发现农村的离婚率也高的很，以前大家对离婚还有各种看法和口舌上的顾忌，现在都不管那么多了，离了也敢公开讲了，基本上也无所谓，朋友们的看法也都觉得能理解和正常了，我家亲戚中离婚率也是超过30%的。15、随礼的压力真的也不小，现在农村大事小情的我们那边随礼普通的关系都要200起，如果没有200块都拿不出手，而且随礼的明目真的非常多，大到红白喜事，小到孩子升学、家里搬家、老人过生日、做手术、小孩过生日，有的家庭县城买了房子也办酒席，家里盖的房子还要办酒席，都要随礼好多次，我家每年各种随礼都要接近2万块，想想也是不少啊，这要不想办法办点酒席，怎么收回来，哈哈哈。

过去两年，腾讯的战略态势总体上是巩固的：微信视频号积累了巨大的流量并已开始变现；腾讯会议、腾讯文档等协同工具基本成为了细分赛道霸主；微信支付的市场份额还在进一步提升；作为一个整体，腾讯受到平台经济反垄断的影响比较有限。现阶段市场最担心的因素无非是两条：在清仓式减持京东、美团之后，腾讯历史上的强项——战略投资，地位已经急剧下降。未来腾讯还能不能像2011-2019年一样，依靠投资并购抓住新的市场机遇，要打一个巨大的问号。《原神》的横空出世改写了整个手游市场的面貌，而腾讯手头并没有在技术和产品力上能与之相提并论的产品。虽然过去两年腾讯也推出了《英雄联盟手游》《金铲铲之战》等成功的新游戏，但是体量和革命性均不足。很多人认为下一代游戏的领导者将不再是腾讯这样的老牌公司。上述第一个问题在现阶段几乎无法分析，因为牵涉的因素太多。我们既不知道腾讯先后减持京东、Sea和美团的真实目的（管理层的解释仅仅是官样文章），也不知道腾讯今后的投资并购还会面临哪些监管问题。请注意，即便在国内外形势最紧张的2022年，腾讯仍然做了一些重要的投资；所以，目前市场获得的信号非常混乱。这个问题的答案还是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变得清晰。至于第二个问题，确实比较重要。《原神》把手游市场的技术和产品水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一点固然重要；与此同样重要的是，腾讯已经把过去积累的经典IP、潜在爆款产品牌打得差不多了。目前腾讯（其实网易也差不多）手头的成熟产品主要是在2018年以前立项的，当时无人能预测到今天的变局。当然，我相信腾讯集团及互动娱乐事业群(IEG)管理层能以其一贯的智慧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可能要花费很长一段时间。过去两个月，市场为视频号的进展而欢欣鼓舞，期待着视频号能在流量和商业化两段取得更大突破。遗憾的是，虽然我也看好视频号的未来，但是2023年似乎不是它拉动腾讯业绩的时候，原因如下：微信事业群一贯对商业化非常谨慎，宁可保守，绝不过火。尤其是在电商带货方面，视频号过去几个月一直是在收紧而非放松。市场期待一年内完成的事情，微信可能要花两至三年去完成。腾讯的广告销售能力一直比较薄弱，这是它的广告业务远远逊色于字节跳动、阿里等竞争对手的首要原因（而不是什么“算法不行”）。即便视频号愿意释放大量广告库存，短期内也很难卖出好价钱。从2021年开始，中国互联网广告市场就在见顶回落。视频号固然可以从竞争对手那里抢走份额，但是在市场环境不好的情况下，迅速做出业绩难度很大。这与当年抖音在市场上升阶段的商业化扩张速度不可同日而语。因此，今年腾讯营业收入和利润的担当，仍将落在游戏业务肩上。腾讯在长期能不能通过自我革新、创新项目和并购去巩固在游戏市场的霸主地位，那是长期的事情，对短期业绩的影响有限。考虑到《王者荣耀》等老游戏一如既往地稳定，2023年腾讯业绩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无非就是：能拿出多少爆款新游戏？它们一共能贡献多少新增流水？我们首先想到的必然是原定于2020年8月上线却意外推迟至今的《地下城与勇士手游》(DNF)。此时此刻，版号约束已经大为减弱，该款手游于今年之内上线的概率大大增加。毫不夸张地说，DNF是腾讯手头最后一个超级“端转手”IP，也是整个市场所剩无几的“端转手”大作之一。只要DNF手游能上线，首月获得10亿人民币甚至更高的流水不在话下，问题在于持续能力如何。坦白说，我对DNF手游的产品质量比较忧虑，因为它是由腾讯和韩国厂商联合研发的，而韩国厂商已经反复证明了自己落后于时代。在腾讯的另一款大IP手游——《英雄联盟》当中，跨境联合研发的低效性也暴露无遗（尽管拳头游戏是腾讯的控股子公司）。当年的“吃鸡”手游之所以成功，恰恰是因为蓝洞几乎完全甩手不管，从而给了腾讯自由行动的空间。所以我认为，DNF手游推迟至今的原因可能不仅仅是版号，也有进一步打磨产品的需要。在乐观情况下，DNF手游的生命周期价值可能达到《和平精英》的量级，但这种可能性很小；中性情况下，它可能参照《天涯明月刀手游》，即在前三个月带出巨额流水，然后迅速掉出畅销榜前列；悲观情况则是连三个月的热度都维持不下去，遭受口碑和流水的双重打击。上述任意两种情况之间，该产品的年化流水可以相差50亿乃至上百亿。当然，还有一种更悲观的情况，那就是该产品根本不会上线，不过这种可能性就更小了。除了DNF这个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之外，腾讯游戏今年手握的潜在爆款至少还有如下几个：《黎明觉醒》，光子工作室群手里最好的一张牌，也是腾讯下一代开放世界游戏的希望。作为一款公平多人游戏，只有DAU非常大，才能实现稳定盈利。从内测产品的质量看，该产品年化流水达到30亿左右希望很大，能不能更进一步就看运气了。高DAU多人游戏是腾讯的主场，腾讯一定希望最大化利用这张牌，不会轻易打出。《无畏契约》，拳头游戏最新的收入担当，已获得进口游戏版号。这个产品此前在国内讨论很多，理论上国服有可能爆发；但是，考虑到《堡垒之夜》等美式电竞游戏在国内遇冷，对此也不宜抱有太高希望。如果端游能成功，接下来腾讯肯定会推出《无畏契约》手游，那才是想象空间最大的，不过至少会到2024年以后了。某个新的《逃离塔科夫》玩法游戏？2022年魔方工作室群开发的《暗区突围》基本失败了，但是积累了有益的经验，让后来者可以避免踩坑。《逃离塔科夫》是国内游戏大厂都非常注重模仿的一款标志性产品，腾讯游戏多个工作室群均有类似玩法产品，所以《暗区突围》肯定不是结束。最大的问题是；这种玩法是不是永远不可能修改到让主流玩家接受？从市场端看，视频号直播功能已经成为微信的一个新的游戏流量入口。现在，在微信内部推广游戏的方式，除了微信游戏小红点、服务号推送之外，又多了视频直播推广。《王者荣耀》《和平精英》《英雄联盟》等电竞手游已经可以无缝接入视频号，并拥有自己的视频号直播专区。直播对于电竞游戏而言最重要，但是对于二次元、卡牌游戏而言也有一定意义。不过，由于视频号直播功能出现太晚、崛起太快，目前尚未看到特别成功的基于该功能进行游戏首发导流的案例。对于《黎明觉醒》《无畏契约》等有一定潜力的大型新游而言，能否高效地利用视频号应该会成为一个胜负手。无论如何，我们需要记住：2023年，腾讯仍然需要爆款新游戏去支撑收入和利润增长，这种“爆款”不需要达到《原神》的高度，但必须具备一定的长线韧性。至于视频号、腾讯会议、腾讯云等新兴增长点，虽然对腾讯的估值有很强的促进作用，但在短期对腾讯的业绩影响有限——视频号与游戏发行的结合或许会成为一个例外。附带说一句：2023年2月4日晚上，微信游戏服务号突然进行了《原神》活动推送，在微信游戏圈关注《原神》可获得原石等礼品。奇怪的是，截止此刻，《原神》既没有微信渠道，也没有绑定微信的功能。你猜猜，这项活动意味着什么？有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但也有可能很重要。

中国证监会已经于2023年2月1日下午发布了《关于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前后相关行政许可事项过渡期安排的通知》，并就注册制的主要制度规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们立即与一些在券商和基金从业的朋友进行了探讨，下面是我们形成的一些共识。A股即将实行的“注册制”，显然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注册制”会有很大差别。众所周知，科创板、创业板和北交所早已试点实行了注册制，但是远远不是“买者自负，一切交给法律和市场去评判”的那种制度。可想而知，在A股全面推广的注册制，只会是审批权力略微降低、留给发行人和投行的自由度略微提升罢了。市场其实早已预期到了注册制的实行，所以前一段时间出现了券商股上涨、壳公司股价下跌的情况。然而，证监会发布的文件比市场预期的更温和，公司上市的门槛还是很高。那些主营业务早已一文不值的创业板小公司可能弹冠相庆，因为它们的壳还值钱。有些分析师已经迫不及待地宣称“券商投行业务将是最大受益者”，甚至憧憬注册制将给券商行业每年新增百亿投行收入——简直是白日做梦。近年来，由于券商投行承担的法律义务不断提升，投行忌惮于潜在风险，对于有瑕疵的项目往往不敢上交。本次证监会又强调了“申报即担责”，估计没有投行敢乱交项目，毕竟为了赚点奖金而坐牢不值得。A股上市门槛肯定是要降低的，因为A股的首要使命是融资而不是投资，这一点从它诞生以来就没变过。但是，一个以融资为主要功能的市场也需要稳定，也不能制造太多麻烦、有碍观瞻。因此，上市门槛的降低必然呈现非常保守而谨慎的态势，任何激进的改变皆在绝对禁止之列。A股的主要功能是为企业融资，但是A股最怕的就是扩容，原因很简单：中国是一个相对封闭的资本市场，在一个特定时期，资金总量是有限的。别看A股天天上万亿成交额，一个千亿规模IPO就能搞得市场人心惶惶。这一点与港股市场每天仅有千亿成交额，却能轻松吃下大量IPO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经济的事情，往往是“一放就乱、一管就死”，其实从两千年前开始就是如此。怎么避免“一放就乱、一管就死”？唯一的解药是“进两步、退一步”，让市场在鹰派和鸽派之间不断切换。如果真能一步到位，反而不真实。其实，看到今天的证监会公告，很多做投资的朋友都松了一口气：按照公告的措辞，今年肯定不会有激进的市场扩容，可以接着奏乐接着舞一段时间。虽然内心都为“注册制”的严厉而欢欣鼓舞，在公开场合却要大讲“注册制”如何宽松，这种口是心非的状态，其实是A股的常态。即便真的全面实行“注册制”，很多民营企业（尤其是科技、消费类企业）还是会去港股或美股上市，原因很简单：大股东在这些市场套现，拿的是外汇，而且方便美元风投基金退出。何况现在推出的“注册制”至少被打了五折，港交所肯定可以长吁一口气了。指望着互联网和新消费“独角兽纷纷转到A股上市的可以歇歇了。从2014年以来，“注册制”已经被证监会讲了无数次，一旦市场稍微好转就会接着推进，这说明上面对“注册制”确实是认真的。反观“互联网巨头回A”以及"CDR"（中国存托凭证），2017-18年讲了一阵子就再也没人提了。今年证监会的工作重点肯定是注册制，估计CDR这种东西早被扔到不知哪个故纸堆了。新股前五个交易日不设涨跌幅限制，很可能是今后全面放开A股涨跌幅限制的预兆。毕竟，现在全球主流股市一般都不设涨跌停板，A股总得迎合世界潮流。这可能是今天的公告里面潜在影响力最大的。众所周知，华人的赌性是全球第一，看看港股小股票的德性就知道了；A股能否避免这一点，咱们拭目以待。

年过完了，总要看账单，家庭看花了多少，商店看赚了多少。钱如流水，流动才产生效益。防疫3年，花钱太多，进账太少，人们都憋了一口气，有不靠谱的专家定性这种行为为“报复性消费”。也许，报复也要有实力，消费也得看口袋，尽管富人要过年，穷人也要过年。先看国家账单，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春节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3.08亿人次，同比增长23.1%，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88.6%。实现国内旅游收入3758.43亿元，同比增长30%，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73.1%。账单很理智，知道同比不可比，因为去年还在封控中，可比的还是2019年。账单表明，和没疫情的2019年还有差距，这个差距也许是防疫这3年，国家花了不少钱，家庭也花了不少钱。毕竟，坐吃山空，人们心里没底。再看海南账单，据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披露的数据，今年春节假期，海南接待游客总人数639.36万人次，同比增长18.2%；实现旅游总收入92.98亿元，同比增长23.5%。而2019年春节黄金周7天，全省旅游接待游客582.39万人次，旅游总收入143.75亿元。这也意味着，今年春节海南旅客人数已超过疫情前的2019年，而旅游收入才恢复近7成。附带说一句，“过年期间全国有一半的人在三亚”，当然是一句玩笑话。即便海南接待游客全部去了三亚，也仅有全国人口的不足5%。但是，即便这个规模的游客，也已经相当于海南全省人口的六成，不要说三亚，整个海南的接待能力已经非常吃紧了。哪怕网上有三亚的奢侈性消费让人吃惊，18万元一晚的房间都被抢订一空，但仅靠有钱人还是支撑不起一座城市，更别说一个省了。来人比2019年多了，可花钱却比2019年少了。花钱如比赛，人们从来只关注前面的，忽视了后面的大多数。消费如金字塔，顶尖虽然抢眼，但基础总是大多数。哪怕旅游向来都是旺丁不旺财，但如果连丁都不旺，财又从何旺起？来海南旅游的人钱花在哪里了？再一份账单让人满意：海南省商务厅1月28日提供的统计数字显示，春节假期，全省12家离岛免税店总销售额近26亿元，日均超3.5亿元，比2022年春节假期增长20.7%，比2019年春节假期增长329%。原来，来海南的人省吃俭用，还是为了把钱花在海南。哪怕免税商品不是刚需，但能来海南过年的都不是穷人。穷人都像海南本地人一样，宅在家里，看着外面很热闹，省钱过年，也是赚钱。账单说明，海南旅游，不仅还有发展的空间，而且空间还很大。别看在徐闻排队等船过海的车和人很多，有自媒体夸张说全国大约有3亿人来海南，那是全国外出的人数，到海南的只有600多万人次，只是出游人数的2%，绝对数仅是海南本土人的一半。我们老担心全国人民都来海南过年，原来能过年的选择很多，能让更多的人来海南过年，这还是我们今后文化旅游的一个努力的方向。账单还说明，今年过年海南旅游总收入93亿元，离岛免税则有26亿元。旅游这事，肯花钱的和要花钱的不是一回事。有人一桌海鲜花的钱，比有人来海南一趟花的钱还多，但富人钱多，穷人人多。我们既要继续把免税店开好，还得把大排档办好。别像2010年我们建设国际旅游岛，一些人以为今后来海南消费的都是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挣的是美刀。后来才明白，我们只是用国际旅游的服务，继续挣国内游客的人民币。离开了祖国大陆，海南真的什么都不是。年后看账单，海南才明白，琼州海峡，还是掐住海南发展的脖子，跨海通道，还是海南的必须。要不

在2023年春节档开启之前，坊间几乎一致预期它会成为历史上最强的春节档，乃至中国电影有史以来最强的一个节日档期。此前的几个春节档（均以大年初一到大年初七计算）的票房依次如下：2017年：34.19亿（事实上的“春节档元年”）2018年：57.71亿2019年：59.03亿2020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没有春节档2021年：78.42亿（史上最强春节档）2022年：60.39亿说明一下，以上票房数据均含售票平台服务费；如果你想计算没有服务费的净票房，只需要减去大约5%即可。毫无疑问，在《唐人街探案3》《你好，李焕英》《刺杀小说家》等一系列国产大片加持之下，2021年不仅是有史以来票房最高的春节档，也是有史以来票房最高的一个节日档期。2022年的情况稍差一些，主要依靠《长津湖之水门桥》撑场面，《四海》《这个杀手不太冷静》也发挥了一些作用。不过，即便是在疫情再次回潮的情况下，2022年的春节档票房也超过了2019年（那个档期有《流浪地球》！），这足以让人们对全面放开之后的2023年春节档充满希望——消费者对国产电影仍然有强劲需求，只要条件允许，需求就会迸发出来！于是，我们看到，在春节档开启之前，A股券商的传媒行业分析师一面倒地认为它将会创下票房新高——至少能达到79亿元（刚好超过2021年的水平），有可能达到100亿元；比较主流的预测是85-90亿元。虽然A股传媒分析师一贯不靠谱，以至于机构投资者已经很少再拿他们的预测当真，但是上述预测还是获得了很多人的认可。所有人都希望这个春节档的票房好看，因为它承载了大家对2023年消费强劲复苏的希望。春节档票房是小问题，线下消费复苏是大问题，何况电影又是承载了文化输出使命、具备强烈风向标意义的消费形式。从内容上看，《流浪地球2》《满江红》两部国产大片应该能撑起场子，何况还有《无名》《交换人生》《深海》《熊出没》等一批片子在虎视眈眈。此时此刻，2023年大年初一的票房已经出来了：13.46亿。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以前几年大年初一当天的票房：2017年：8.06亿2018年：12.77亿2019年：14.58亿2020年：空缺2021年：16.92亿2022年：14.54亿（2023年：13.46亿）附带说一句，你可能会看到“大年初一票房是18亿”这个说法，这其实是因为统计口径不同——18亿是包含了此后几天预售的结果，并不完全是初一的票房。如果你去对比前几年大年初一深夜的预售票房，也能得出类似的结论，在此不再赘述。毫无疑问，这个大年初一的票房低于2019年、2021年和2022年的水平。从预售数字看，大年初二和初三的票房有可能高于2022年（或与之持平），但仍然会低于2021年。除非发生奇迹，我们应该承认：这不会是历史上最强的一个春节档，能不能赶上去年春节档都是疑问。上述结论肯定会让大家失望。不仅电影行业会失望，资本市场会失望，无比渴望线下消费强劲复苏的普通人（例如我本人）也会失望。所以我们有必要寻找原因，只有知道“为什么”，才能知道“怎么解决”。如果原因是短暂的、意外的，那就可以继续乐观下去，反之则有必要重新检讨预期。首先，应该承认，观众对于电影的需求是客观存在的。我们能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大量电影院爆满的照片、视频，也能看到传统媒体对电影院大排长龙的新闻报道，这些不可能是伪造的。在我本人的朋友圈，昨天至少有几十人感叹“电影院太拥挤了”，甚至因为选不到好座位，在开映之前才放弃了看电影的计划。大家都憋了很久，看电影又是过节期间最适合合家欢的出门娱乐形式，总体需求似乎还是值得钦佩的。既然如此，问题有可能出现在供给端，以及需求的结构性错配。具体而言：目前运营中的电影银幕数可能远远少于前两年，导致供给不足；大量人群回家过年，导致各地电影院严重冷热不均；观众需求弹性较大，必须伴随较低的票价才能维持。先说第一条。我们都知道，过去两年实体门店的日子很难过，很多店主选择了关门或暂时歇业。根据灯塔专业版的统计数据，2022年中国营业中电影院和电影银幕的数量同比仍然是上升的；问题在于，“营业中”是一种工商登记状态，不代表真的正在营业。例如，街角的一家咖啡店可能一直在配合工商年审，从而处于“营业”状态，可是平时大部分时间都挂着“今日不营业”的牌子。同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电影院身上，因为维持电影院运营需要高昂的流动资本和日常开支，可以想象，过去两年很多人都没有坚持下来。从乐观的角度讲，企业主看到电影行业回暖，就会重新开始正常运营；春节期间他们可能仅仅是尚未做好准备，也许到了情人节档、清明档和五一档就会回来。从悲观的角度讲，过去一段时间他们蒙受的损失很难一笔勾销，或许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元气；其中一部分人可能永远无法恢复元气。至于具体哪个角度是正确的，只有等待时间来评判。再说第二条。过去三个春节，很多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主动或被动选择了就地过年。结果就是，大城市在春节期间依旧人满为患，而大城市的电影院最密集、设施最现代化，无论是单位组织看电影还是个人选择看电影，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可是今年春节，很多人迫不及待地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县城、乡镇老家，那里或许全城只有一两家电影院，而且因为设施太差而无法吸引年轻人。换句话说，现在的情况可能是大城市电影院尚有一定的吸纳空间，下沉市场的电影院却不具备足够的吸纳能力，所以回家过年的人的观影需求未能被全面满足。从数据看，上述解释有一定的道理。大年初一，全国各线城市的票房情况如下：一线城市为1.42亿（去年为1.72亿）二线城市为4.38亿（去年为4.87亿）三线城市为2.85亿（去年为3.04亿）四线及以下城市为4.77亿（去年为4.92亿）可以看到，各线城市的票房同比均有下滑，但是一线城市下滑比例最大，四线及以下城市下滑比例最小；我们或许可以推论，下沉市场的电影院比大城市更拥挤。这是否春节特有的现象？在一年之中的其他时间段，是否也应将这种结构性供需错配纳入考虑范围？这就超出本文讨论的范围了。再说第三条。统计显示，今年春节档迄今的平均票价为53.7元（含服务费，下同），去年则为56.2元；同比下跌了2.5元。理论上讲，票价不应该有如此幅度的下跌，因为今年春节档新片的平均片长大幅度超越去年，也不乏《流浪地球2》这种视听大制作。显然，片方和影院方在审时度势之后，主动做出了降低票价以吸引观众的决策。这个决策背后的逻辑是：观众可能对价格非常敏感，提价绝不是明智之举。假设片方和影院方对于目前的上座率感到满意，它们就应该从现在开始提升票价，从而最大化利润。不过，直到大年初二，我们似乎尚未看到提价的趋势。如果观众对价格的敏感持续下去，那么今年对于电影行业乃至整个线下消费行业而言，就只能是一场“弱复苏”：有量无价的复苏，有收入无利润的复苏，或者收入大幅反弹但利润率平平的复苏。这样的复苏肯定还是比前两年更好，但很可能低于大家此前的预期。经历了过去多年的裹足不前，国内电影行业事实上已经衰落为一个无足轻重的行业。大年初一的全国电影票房显然远远低于全国手游流水，甚至有可能低于《王者荣耀》《和平精英》等两三款最热门的手游流水之和。即便如此，电影市场仍然可以扮演风向标：此前大家的期望那么乐观，现在却低于预期一大截，肯定有某种深层次的逻辑；这种逻辑也可以用于接下来对经济复苏的分析之中。不过，我相信，春节假期结束之后，肯定不会有券商对“春节档票房为何不及预期”这个问题进行任何分析。它们只会假装自己此前没有做过那么高的预期。

2022年12月1日，我飞抵澳门，疫情三年来第一次离开中国内地旅行。在此之前，我做了很多功课：澳门大部分商家同时接受澳门币（俗称“葡纸”）、港币和人民币，不过由于汇率差异，直接付人民币显然是赔本买卖；移动支付也在普及之中，但比不上内地那样普及，随身携带一笔现金还是很有必要的。毕竟，我的上一次出境游还要追溯到2018年的香港自由行，当时香港支付基础设施的落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事实证明我完全过虑了。从通过澳门海关的那一刻起，从出租车司机、酒店大堂经理和便利店店员口中，我无数次听到了那句熟悉的台词：“您用微信还是支付宝？”唯一需要支付现金的是公交车，不过据说澳门正考虑在公交车也引入扫码支付——到那时，游客就没有任何理由携带现金了。在路环岛（澳门三区当中最偏远的一个区）山脚下的一家猪扒包店，我在柜台看到了熟悉的“欢迎使用微信支付/支付宝”二维码贴纸。我好奇地问店家，为何这样一家每日客流量才数十人的小店也支持移动支付。对方笑道：“我们这里又不是蛮荒之地！”澳门当然不是蛮荒之地，它是整个大中华区人均GDP最高的地区。即便如此，移动支付也不是从天而降的，背后浸透了以腾讯、蚂蚁为代表的一批科技公司多年如一日的辛勤努力。时至今日，在中国的每一个行政区划、每一个角落，我们都能像享受公共交通、电力和自来水一样，享受到便利的移动支付服务，其效率之高、成本之低，在全世界也堪称首屈一指。下面这组数据就是最好的旁证：2021年，中国商业银行和非银行支付机构处理的移动支付业务达到11,472亿笔，金额高达886.47万亿元；过去十年，这两项数据的复合增速分别达到了96%和92%。2021年，中国智能手机用户的线下移动支付业务渗透率达到87.3%，遥遥领先于韩国(45.6%)、美国(43.2%)、印度(40.6%)、日本(34.9%)等世界主要经济体。其中，使用二维码支付的用户占比高达95.7%，是最常用的移动支付方式。中国扫码支付的费率几乎是全球最低，没有之一。与海外最流行的PayPal相比，国内微信支付、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工具的手续费低得难以置信，而且对小额交易也没有任何歧视性收费条款，反而面向小微企业、个人商户推出了费率优惠。2023年，所有人都在期盼线下消费的复苏，而移动支付必将在其中扮演重要的支持角色——就像它在2020年疫情初期曾经扮演的角色一样。数以百万计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经营者，将受益于便捷、高效、低成本的支付基础设施，以及与之挂钩的小程序和第三方服务；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不用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伟大的科技创新就应该像春风化雨一样，让人们习以为常，就像人们对阳光和空气习以为常一样。在研究移动支付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支付行业之外的人倾向于严重低估这项业务的科技属性。当投资者和媒体讨论“互联网公司的硬科技业务”时，往往会提到云计算、人工智能、芯片设计，乃至无人机、自动驾驶、VR/AR，但是几乎无人提到支付。微信支付、支付宝和云闪付的成功，被完全视为产品和运营策略的成功，而非技术研发的成功。按照我熟识的一位互联网投资人的话说：“移动支付这么简单的事情，还能有什么黑科技可言吗？”答案是：有。事实上，如果没有完成一些重要的硬科技攻关，国内移动支付的规模会远比现在要小。在移动支付的发展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里程碑，无疑是从2015年开始的“春节红包大战”——微信群红包这项功能彻底让微信支付走进了千家万户，此后每一年的央视春晚都有大型互联网企业赞助的“抢红包活动”。短短七八年之内，抢红包成为了冉冉升起的“新民俗”，没有移动支付红包的春节是不完整的。很少有人意识到，“抢红包”是一项科技含量极高的高难度、高并发业务：2017年除夕当天，微信红包的收发总量突破了142亿个，收发峰值达到每秒76万个。这很可能是到那时为止，全球互联网最高的并发需求！很多人还记得2013年中国铁路“12306”网站上线之初，曾经连续出现订票无法锁定、乃至网站无法拜访等现象，这其实就是并发需求过高导致的；而微信支付、支付宝等移动支付红包的并发需求比12306还要高一大截。移动支付红包的安全性要求极高，因为它本质上是资金交易——用户发了一个100元的红包，绝不能拆出101元，被领取的金额要即时进入接收方的零钱账户，未被领取的金额也要定期退回发放方的账户。在这个复杂的过程中，任何差错都是不可接受的。那么，移动支付平台又是如何解决上述问题的？以微信支付为例，它其实是基于电商“秒杀”活动的技术框架来处理红包业务的。用户在微信群里发一个红包，等同于在网上发布一次商品“秒杀”活动；假设用户设置了10个红包领取名额，那么在10人点击“开红包”之后，本次“秒杀”就结束了，10名用户根据算法领取各自的金额。与传统“秒杀”活动的不同之处在于，微信红包的需求并发程度远远更高——上面提到，在2017年的除夕夜，每秒最多有76万个“秒杀”在同时进行！而且，微信红包对资金安全的要求也明显高于一般的“秒杀”。面对这种超级挑战，微信支付在“秒杀”解决方案的基础之上，加入了系统垂直SET化、请求排队串行化、双维度分库表等技术手段，从而同时解决了高并发性和安全性的问题。作为非技术专业人士，我们无需理解上面这几种技术的细节和实现方式，只需要知道：它们均不是孤立的应用技术，与数据库、中间件等基础研发方向有着密切联系，牵一发而动全身。通过解决“抢红包高并发需求”这个实际问题，微信全面提升了在多个技术领域的底层研发能力，这些能力必然能在更多的应用场景里得到使用。对于微信支付最重要的同行和竞争对手——支付宝而言，情况也是类似的。自从2015年以来的每一次“双11”，淘宝/天猫的交易峰值都会达到每秒十几万到上百万次，每笔交易背后又包含着多次浏览行为、优惠政策和履约确认行为，要求高度的一致性和可靠性；在支付完成之后又需要回调积分计算、折扣返点、物流配送等多个逻辑。面对如此复杂的需求，淘宝和支付宝采用了“缓存+队列异步化”技术，以确保业务稳定有序进行；年复一年的巨大并发需求，也促使阿里巴巴将整个核心电商业务搬到了云端，并加注于数据库与服务器的自主研发。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何在各大招聘平台，“参与过微信红包、双11、618等高并发应用场景”的程序员简历经常会遭到雇主的争抢。对于中小型互联网平台而言，解决高并发需求的方法无非是加机器、加算力；对于比较大型的平台而言，加机器不是无穷无尽的，要在技术上多想一些办法；对于微信、支付宝这种头部平台而言，主要就是技术架构乃至底层研发的问题了。技术开发人员在这种复杂苛刻场景之中培养出来的能力，自然可以输出到其他应用场景之中，这就是科技研发成果的扩散和迁移。除了高并发需求之外，移动支付还有另一个看不见的关键技术，那就是数据和隐私安全。每当我们在线上或线下进行扫码支付时，整个流程几乎是在一瞬间顺利地完成的。但是，就在这短短的一瞬间，系统需要识别和排除无数的风险：二维码是真实、合法的吗？会不会涉嫌诈骗或洗钱？用户数据会不会在这次支付过程中泄露？留下的足迹会不会被黑客利用？如果二维码来自境外，那么是否伴随地缘政治风险、跨境合规风险？从客户端到服务器再到数据库，用户支付涉及的所有数据都要经过全链路的数据加密。不要忘记，国内移动支付每年的交易额已经达到886万亿元（2021年数据），哪怕仅仅出现百万分之一的漏洞，也将使数亿资金陷入危险之中。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移动支付的加密算法是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科技，也是最需要自主可控的硬科技。而且，移动支付随时随地都会产生海量的交易需求，这就要求加密算法在绝对安全的同时，还要做到绝对的高性能。为了解决这些挑战，微信支付等第三方支付平台在加密算法引擎、中间件等领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不仅解决了现实应用问题，还把我国的数据与网络安全技术研发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用户感受到的只是支付完成时“叮”的一声提示音，对其背后发生的上千次运算和复杂加密算法毫无感知——这恰恰说明了相关的技术是何等成功！没错，在现实生活中，绝大部分的硬科技不是来自实验室里的闭门造车，也不是自上而下地计划出来的。我们都知道，计算机图形技术的最初推动力，来自游戏开发者对游戏画面感染力的现实需求；现在这些技术则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等前沿领域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云计算概念的出现，始于亚马逊对其电商业务在淡季和旺季服务器资源的再分配，如今则形成了一个包罗万象、贯穿基础层和应用层的科技门类。来自智能手机领域的强劲消费需求，则推动了苹果的芯片设计部门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直至开发出ARM架构下最强大的M系列芯片。一言以蔽之：应用场景推动研发，消费需求推动硬科技，本来就是科技行业的常态。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应用场景丰富的内需大国，“基于消费发展硬科技”的道路对中国尤其适用。不要忘记，十多年前中国初次发展高铁的时候，还需要向国际巨头“以市场换技术”，如今中国的高铁技术早已全面自主化并出口到多个国家。当年的支付宝本来带有浓厚的对PayPal的模仿色彩，如今中国的第三方支付规模和技术水平却早已远远超过了PayPal。在港澳台和东南亚各国随处可见的“欢迎使用微信支付”“请用支付宝”二维码，以及标着银联闪付标志的POS机，是中国数字基础设施持续发展并达到对外输出水平的一个缩影。中国不但不应放弃这条优势道路，反而应该将其发扬光大！如果有人认为移动支付行业已经发展到顶峰、不再有科技革新的空间，那他就错得离谱了。在国内巨量支付交易需求的推动下，金融科技的基础研发和国产化进程还在不断提速。例如前不久，财付通官方披露的

1984年，Wendy's快餐连锁店发起了一场可能是餐饮行业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广告攻势：在一家虚构的快餐厅里（影射麦当劳和汉堡王），三位老太太面对着一个大盘子，盘子里放着一只巨型汉堡包，却只配了一小片牛肉饼。其中一位老太太带着疑惑的表情，反复询问：“牛肉在哪里？”(Where's

本怪盗团特邀嘉宾

2023年的微信公开课直播活动，于1月10日上午10时至下午13时在微信视频号举行。这个时间段选的非常糟糕：工作日的上午，绝大部分打工人不会有时间收看。午餐时间收看人数可能会多一点，不过也远远比不上晚间这样的黄金时段。令人费解的是，今年的微信公开课其实是录播。既然是录播，既不用考虑嘉宾时间也不用考虑场地，完全可以安排一个更合适的时间段。此外，微信公开课的预热也聊胜于无，仅仅在微信官方自己的媒体矩阵号进行了一些预告。在公开课举行过程中，我的朋友圈里转发直播链接的，要么是腾讯员工，要么是视频号自媒体；来自“路人”的转发和关注几乎为零。有人或许会说：“微信公开课主要面向的是互联网专业人士，所以不需要放到黄金时段，工作日上午就挺好的！”——大错特错。本次公开课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说服千千万万的创作者加入微信生态，尤其是业余创作者；方兴未艾的微信视频号，尤其需要这些业余或半职业创作者贡献内容。可是，当公开课举行的时候，大批业余创作者甚至不知道它在举行，就算知道了也没有时间去观看。有人又会说：“现阶段微信视频号还是要保持低调，不在黄金时段举行活动、不进行大范围预热是有理由的！”——又错了。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给“平台经济”松绑了，最近是各大互联网公司争相进行市场公关活动的时期。在2022年初保持低调是可以理解的，到了2023年初还保持低调就毫无必要了。一直这样“低调”下去，微信视频号就永远无法说服数以百万计的路人创作者下决心加入。这次微信公开课的落寞，根本原因只有一个：微信团队尚未对运营提起足够重视，也没有投入足够的运营资源。这也是现阶段微信视频号的死穴。如果视频号要在现有水平上更进一步，真正挑战抖音的短视频霸主地位，它就要努力把自己的运营提升一到两个档次；即便它不想挑战抖音，仅仅想在目前的基础上进行高效变现，运营也是必须提升的。张小龙是一位抱有“产品至上主义”思维的、成功的产品经理。微信事业群几乎完全建立在产品逻辑之上。严格地说，整个腾讯公司都浸透着“产品经理文化”，希望尽可能在产品功能和设计层面解决问题，而不是依靠运营。因此，腾讯旗下的绝大多数业务均呈现着“强产品、弱运营”的态势（游戏业务算是唯一例外）。遇到电商、本地生活这种需要重运营的业务，腾讯往往就只有竖白旗了。公允地说，在过去三年之中，微信视频号的产品迭代可圈可点，产品总体上越做越好，也确实依靠产品逻辑解决了很多问题。现在的视频号，与公众号、小程序、微信群等已经呈现水乳交融之势，很多创作者选择视频号的唯一原因就是它与微信生态的紧密结合。但是，短视频（包括直播）也是一门重运营的生意：该做什么活动？该在活动上投入多少资源？该把流量优先分配给什么内容？该如何维持用户体验和变现之间的平衡？这些问题均不能由单纯的产品逻辑解决。一个强大的内容运营团队，加上一个深度介入运营的商业化团队，才能解决问题。2021-2022年，视频号也做过一些成功的活动，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视频号演唱会，它在腾讯内部拿到了多项大奖。邀请Westlife、五月天、崔健、罗大佑等具备广泛群众基础的“经典艺人”举行线上演唱会，不失为一种性价比极高的活动运营策略。然而，这种活动的效果是有限的。同一时期，抖音以重金拿下了世界杯版权，而快手拿下了东京奥运会和冬奥会版权，两者都借此狠狠地做了一番文章。而且，在看到演唱会的巨大出圈效应之后，抖音和快手都开始仿效，乃至针对视频号的活动唱对台戏。在这种情况下，想继续依靠演唱会这样的活动去“四两拨千斤”，难度已经很大了。看过电影《点球成金》的人都会记得：男主角的数据团队成功发掘了一批被低估的球员，以较低的成本打出了远超外界预期的表现，但是他们终究还是没有赢得季后赛。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四两拨千斤”的高性价比策略，只适用于提高常规赛成绩，不适用于必须分出胜负的淘汰赛。在淘汰赛中，只有具备绝对的力量和资源优势，才能确保取胜。这就是争冠球队必须以极高溢价签下巨星的原因——巨星可能不值那个价，但巨星能给你带来冠军。事实上，今年的微信公开课就折射了微信团队在运营思路上的矛盾；简而言之，就是在必须高举高打投入资源的情况下，仍然想依靠《点球成金》的“四两拨千斤”模式取胜：微信公开课的内容重点放在吸引路人创作者、服务商和品牌入驻方面，不遗余力地对他们强调微信生态（尤其是视频号）的巨大潜力。公开课上还出现了大量入门级的视频号教程指导，毫无疑问，这是面向“出圈”准备的。微信公开课的运营却仍然是“精英主义”思路，面向资深创作者、Geek和大品牌做宣传预热，时间也非常尴尬。截止1月10日中午12点（本文撰写之时），全渠道观看量也仅有数十万，这个数字远远谈不上“出圈”。在我看来，与其说微信没有考虑好运营思路，不如说微信团队对运营还缺乏足够的重视和经验。微信团队当然想把视频号做好，当然想让它出圈，否则就不会邀请那么多主流媒体入驻，也不会进行演唱会活动了。可是，由于运营团队规模有限，又没有得到很多资源支持，才搞成了一幅高不成低不就的样子。不要忘记，微信视频号在过去三年中运营过最大的活动，也不过是几千万人观看的演唱会——这样的活动在抖音和快手几乎每周都会举行。我能够理解微信团队和张小龙对于视频号“出圈”策略的谨慎，这种谨慎也曾经体现在公众号和小程序的发展历程中。短视频和直播是一个光怪陆离、泥沙俱下的赛道，充斥着“语不惊人死不休”乃至打法律擦边球的内容。让这样的内容充斥微信生态，不仅会引发用户的反感，也会引发无穷无尽的监管问题。简而言之：一放就乱，一管就死。这就是过去三年，视频号一直“即将出圈”“前途无量”，却一直没有达到外界的高预期的根本原因。要解决“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问题，要做到“有智慧的出圈”，答案恰恰还是要依靠强大的运营。过去几年，中短视频赛道上的两个先行者——抖音和B站，已经在这个问题上给出了最好的正面和反面案例：B站一直是运营效率低下、管理水平较差的组织。陈睿的“出圈”战略，在本质上是有可能执行好的，但是B站孱弱的运营团队、聊胜于无的算法和急功近利的心态，导致了原有核心用户与新用户无休止的冲突，也酿成了以《无职转生》事件为代表的一系列恶性运营事故。“出圈”战略可能不是错误，但执行过程变成了一场灾难，关键就在于B站未能培育一支强大、高效、经验丰富的运营团队。抖音则在无声无息之中实现了多次圈层扩大。时至今日，已经很少有人记得当初的抖音只是一个音乐短视频平台。在短短六年之中，抖音先是做到了占领下沉市场，对这一市场原有的霸主快手构成了威胁；又做到了占领垂类市场，在中高端人群中形成影响力；甚至在横屏市场也具备了一定的份额。与其说这是因为抖音产品做得好，不如说是它的运营效率高、算法技术与内容运营结合得好。快手、小红书也希望仿效这一“运营主导的出圈战略”，不过还没有抖音那么成功。不要误会，我仍然很看好微信视频号的未来。我认为国内短视频行业的未来已经确定了，就是由抖音、微信视频号两强占据头部，其他平台均成为垂类。视频号已经证伪了很多看空言论，让数以百万计的创作者（包括我）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创作平台。没有人能否认视频号在过去三年取得的巨大成就，而且这种成就是在抖音、快手已经根深蒂固的情况下取得的，这就尤其难能可贵。但是，此时此刻，如果视频号还想更进一步——要么挑战抖音的霸主地位，要么基于现有的用户基础提高变现，那它就必须解决自己的运营死穴。它必须大幅度扩充运营团队（无论依靠内生还是外包），投入更多运营资源，养成“以运营解决问题”的习惯。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因为微信是一个产品思维至上的团队，腾讯是一个产品经理至上的公司。如果能做到，那么未来还有很大的潜力可供发挥；如果做不到，那么现在可能就是阶段性的顶部。未来的答案是什么？我们拭目以待。

注：本文原作于2020年11月。转眼之间，两年多过去了，A股市场仍然在原地踏步，而李大霄老师仍然秉承着娱乐风格，呼风唤雨。世界上发生了很多事情，A股市场却好像没有真正发生任何事情。或许这也是中国与全球关系的一个缩影？今天下午我随手刷财经新闻，刷到一条“A股三傻齐发威，嘲笑者终将被人嘲笑”。因为标题比较好玩，我就点进去看，看了两段就觉得文风、用词特别熟悉。抬头一看作者，果然是李大霄。所谓“A股三傻”，就是银行、保险、地产三个“大蓝筹”（又名“大烂臭”）板块。李大霄一直坚定看好“A股三傻”，最近总算涨了，可以扬眉吐气一把了。文章本身很短，只有三段话，基本没有分析、全是情绪。李大霄秉承了他一贯的说书讲相声风格，特别适合搭配德云社年终汇演或马保国演讲食用。我看了一下李大霄的微博，目前有593万粉丝，当选“2020年最具影响力财经大V”，随便一条微博都至少有上百个评论和几百个点赞。哪怕是他发一个“A股开盘下跌0.4%”“恒指开盘上涨0.4%”，都能立即引来几十次转发。可是，李大霄的微信公众号不是很火，平均每篇只有几千点击，也没出现过什么爆款原创内容。李大霄没有雪球账号。我在B站找到了一个“李大霄”，只有20多个粉丝，应该不是本人吧。头条号、百家号上的李大霄倒是有几十万粉丝，没有微博火，但也还凑合。总而言之，李大霄的大本营是微博，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娱乐大V——打着“财经专业人士”旗号、以趣味性股评为主要内容、以搞笑出洋相为主要风格的娱乐大V。这年头，只要是炒A股或者依靠A股吃饭的人，不记得几个李大霄的段子是不可能的：从“钻石底”“婴儿底”到“地球顶”，最近又发明了一个“周期牛”。李大霄多次高风亮节地表示，他发明这些词汇不求获利、更不会注册，一律免费开放给机构使用，体现了无私的奉献精神。在专业投资者圈子里，李大霄几乎毫无影响力。我的朋友圈从来没人转李大霄的东西，就算转也是当笑话转。我加的那些“机构投资者”微信群里，高善文、姜超、任泽平、郭磊、王涵、荀玉根、徐彪才是真正的宏观/策略明星，每次的研究报告或公开演讲总能引发无穷无尽的争议；而李大霄甚至连挨批评的资格都没有。要是有人发李大霄的言论，不但要被同行集体鄙视，而且很有可能被群主公开处刑。那么问题来了：李大霄跟我上面提到的那些宏观/策略大牛相比，到底哪一方的收入更高？哪一方的商业价值更高？这个问题还真是耐人寻味。宏观/策略一贯是A股市场最热门的研究领域。头部券商的首席经济学家一般都能拿到几百万的薪酬，如果入选新财富则更高。如果我没记错，新财富前五的宏观分析师，其薪酬至少相当于其他行业前三的分析师，甚至相当于一些小行业的金牌分析师。在A股市场混到金牌的宏观经济学家跳槽也有很多去处，当年任泽平跳到恒大研究院就号称年薪1500万——有人怀疑这个数字虚高，不过我觉得是有可能的。李大霄真的赚的比这些人少吗？我仔细看了看他的微博，很明显地看到了商业变现的痕迹。以他老人家的影响力，转发一个活动、夸奖一个产品，应该就能拿到不菲的收入。他是微博签约自媒体，微博会给他提供签约费并介绍商单。此外，他还是各路媒体的常客，经常在电视及流媒体平台出镜，肯定是有出场费的。根据我的了解，这种成名已久、群众基础雄厚的“财经垂类大V”，每年的商业化收入超过7位数没有任何压力，稍微努力一下就能拿到8位数。请注意，这些都是完全合法合规的收入，只要主管部门和雇主没有反对意见即可。（感受一下李大霄老师的流量威力）与此同时，作为英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大霄还能拿到一笔固定的薪酬，估计对他来说就是零花钱了。综上所述，李大霄的总收入超过绝大部分新财富上榜宏观分析师是毫无压力的，主要取决于他想不想赚（这只是我的猜测，如果猜不准，莫怪哈）。李大霄老师赚几百万，与新财富上榜分析师赚几百万，难度完全不同——后者简直是地狱难度，而前者是简单难度。全世界的机构投资者都不好伺候，A股机构投资者尤其不好伺候；你要维持排名和派点收入，就要一年四季出差路演、一天到晚开电话会议。首席经济学家一般不用亲自写报告、调模型，但是研究还是要做的，消息也是要打探的。国内的政策要点评，国外的政策也要点评；经济数据要随时跟踪，草根调研也要随时跟踪，至少要假装在随时跟踪。从年初忙到年尾，也就每年新财富投票结束之后能够稍息一个月。在A股做了十年以上的首席，绝大部分不是颈椎病就是腰肌劳损，当然神经衰弱也是必不可少的。而李大霄呢？每天至少发五条微博：“A股开盘了”“恒指开盘了”，以及一两条蹭热点新闻的内容，合计不超过200字；收盘后的《大霄说》内容稍长，但也只是随处可见的股评而已。平均每1-3天，李大霄还会去电视台录个节目，需要梳头化妆，时间稍长。就算把上面所有的工作加起来，我估计他老人家每天在8小时内完成全部工作还是绰绰有余的。附带说一句，李大霄老师的自制视频，我也是相当服气的——主要是他本人的生活小片段，例如在书店敲鼓、在自家门口下楼梯、在机场登机等等。他老人家憨态可掬的笑容，配上慷慨激昂的BGM，以及一点点的文案（很多时候干脆不需要文案），就能搞出一个几十万点击的原创视频。什么叫流量明星，这就是流量明星：不考虑内容、不考虑创意、更不需要工业标准，大家看的就是李大霄老师的那张脸……所以说，同样是赚几百万，李大霄是简单难度，其他券商的首席经济学家是地狱难度。李大霄的流量+娱乐路线可以玩到地老天荒，而其他券商的首席经济学家只要三年不上新财富、三个月不出去路演就会过时。人比人，气死人啊气死人。（李大霄老师的视频大部分是这种风格，你服不服？）年轻人可能已经不记得了，李大霄当年也是认真做过研究的，也是有基本功的。作为80年代的重点大学生、90年代的第一代股民、00年代的券商宏观分析师，没有两把刷子是不可能的。至今你仍然能买到李大霄写的《投资战略》和《超越人性》，从中可以看到他的投资框架（尽管水平有限）。2007年，李大霄甚至预测到了A股已经严重高估，尽管他是从那年5月一直看空到11月，以至于不具备任何操作性。直到2013年，李大霄老师还没有放弃走专业路线，还写了一些有干货的研究报告，还在努力与机构投资者互动（尽管收效不大）。直至今日，李大霄的名字仍然会出现在“新财富最佳分析师投票”的宏观研究候选人之列。他从来没有入围过，好像也从来不曾拉票；我估计他能够在每期的三十多个候选人里排到第25-30位。反正李大霄老师也不会在乎了，因为他的舞台是微博、头条号、百家号、抖音，而不是新财富。李大霄老师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当网红，而不是当分析师；走娱乐路线，而不是走专业路线；依托流量去打造人设，而不是依赖自身所处的平台。上述选择带来了非常丰厚的回报——经过这些年的积累，他已经可以躺着赚钱了。如果他决定成立自己的工作室甚至MCN，是一定可以拿到投资的。事实上，真的有投资人问过我“李大霄老师想不想出来搞内容创业”。我也想问，但是李大霄老师不会有时间理我。别人家的分析师，二十多岁就累出了颈椎病，三十多岁又累出了心脏病，四十多就等着被裁员了。李大霄老师都六十多岁了，精神饱满、身体健康，毫无过气之虞。别人家的分析师，每天绞尽脑汁预测GDP和CPI，看到大洋彼岸的非农数据又要熬夜写点评，写得头发掉光了，好像刚刚从看守所放出来。李大霄老师也会预测GDP和CPI，但是不用做任何模型，预测错了也不会有人埋怨，所以他的发际线一直非常健康，配得上桃木梳子和象牙梳子。别人家的分析师，出去路演经常被机构客户骑脸羞辱，错过客户电话就是十恶不赦，每天还要在上百个微信群里回答专业问题；一听到手机提示音就吓得魂不附体，堪称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学说的绝佳例证。李大霄老师根本不伺候机构客户，他跟李子柒、李雪琴、PAPI酱这些顶级网红混的是一个场子；微博粉丝也会骂他，不过骂归骂，对他毫无影响，他可以乐呵呵地一边喝茶一边看别人骂，反正都是跟他带流量。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在中国，走专业路线、做To

我本来想在2022年12月31日发布本文。不过，当时我正在休假，实在没有时间写文章，所以本文就一直拖到了2023年初。这样也有好处，因为今年的春节来得很早，大家休假的时候应该有很多时间尝试我分享的事物。过去一年，我花费在游戏、电影、剧集和小说上面的时间，要超出过去几年的平均水平。除了直接玩游戏、看影视剧、读小说，我还花了很多时间寻找优秀的新作，阅读他人的评论，偶尔还反复回味。很多职业精神过剩的朋友（俗称“奋斗逼”）可能会对此不满——要知道，早在十年前，就有一位性格怪异的私募基金经理对于我“看电影太多”而表达过不满。他认为，如果我们能够把用来娱乐的每一分钟时间都拿去读财报、做调研，那么我们的本职工作就能做得更好一些；所以，娱乐本身就是犯罪。上述观点当然不值一驳，那位私募基金经理的投资业绩也很差。尤其是在2022年，我特意减少了自己的工作时间，把更多时间花在了娱乐上，因为我有两个充分的理由：众所周知，互联网公司乃至一切中国公司的业绩和股价，已经不再由基本面决定，而是由一张张A4打印纸决定。在这种情况下，读财报、做调研的用处已经很小，甚至可以视为一种“行为艺术”。我不喜欢做没用的事情，更不喜欢装做一幅努力的样子，所以玩游戏、看影视剧、读小说反而成了对时间最有效的利用方式。我相信，在互联网平台的红利期过去之后，内容产业将是下一个蓬勃发展的产业，这个趋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要研究游戏，我们就应该玩游戏；研究影视行业，就应该看影视剧；研究任何形式的内容，就应该成为资深内容消费者。我从一切“传媒行业研究报告”当中学到的东西都很少，但是从内容本身学到的很多。优秀的游戏、影视和小说内容，在过去一年给我带来了很多享受，以及很多思考。我迫不及待要把其中的一些精华分享给大家。虽然最近两个月港股和中概股有了不同程度的反弹，但决定这一切的首要因素仍然不是基本面；在可见的未来，A4打印纸仍然将主宰资本市场。既然如此，我建议大家上班时间多磨洋工、少做研究，下班时间尽量沉浸在美妙的精神食粮当中，例如我发自内心推荐的这些精神食粮。游戏：《生化危机：村庄》(Residential

就在今天，阿里巴巴宣布了最新一轮组织调整，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举措当属阿里集团董事会主席兼CEO逍遥子（张勇）兼任阿里云总裁，行癫（张建锋）专注于达摩院院长一职。与此同时，阿里集团首席技术官、首席人才官等职务也进行了调整。一直和风细雨的逍遥子，此次的杀伐决断让不少人感到意外。一是阿里云香港机房宕机事件才刚刚发生10天，就从组织顶层动刀，称得上是霹雳手段；二是在发给阿里云的全员信中，逍遥子措辞之严厉近年罕见，直言“‘客户第一’的价值观，从来都不是高高挂在公司墙上的标语”。据阿里巴巴内部人士称，逍遥子在内部会议上还说出了“要给客户详细可靠的解决方案，而不是机械的给产品名录”这样的重话。我的一位微信好友今天就跟我感叹：“这还是我们熟悉的那个逍遥子吗？”说实话，这声感叹让我多少觉得有点可笑。很多人虽然嘴上推崇“说软话、办硬事”，但潜意识里还是觉得，只有金刚怒目，才能管理好阿里巴巴这么大规模的企业。去年12月，阿里宣布从“大中台”战略转向“多元化治理”，就引发了种种毫无论据支持的阴谋论，甚至有人觉得，在成立各大业务板块之后，逍遥子这个集团CEO直接能抓的业务已经不多了。让我说明一下自己的观点：首先，阿里这两年的组织调整，一直都是沿着打造兼具灵活性和战斗力、“抓大放小”的组织方向，这个方向是正确的。其次，在日趋复杂的竞争环境下，逍遥子主动下放了大量业务决策权，但他从未失去对阿里整体战略的控制。过去多年的实践证明，逍遥子是最符合阿里需要的一号位，我们很难想象此时此刻还有谁比他更适合这个位置。如果要拿二战时期的著名将帅做类比，我觉得与逍遥子的领导风格最相似的，是西线盟军最高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尤其是在去年的组织架构调整之后，这种相似之处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明显了：专注于战略事务，包括计划制订、资源获取和分配。在中长期的战略问题上坚定不移、保持定力，绝不因短期波动而摇摆。在战役指挥层面，赋予下属极大的自由度，打造敏捷型组织。每一级战场指挥官均被鼓励发挥主观能动性，及时做出高效决策。在关键问题、关键方向上，也敢于亲自出手。因为这种关键方向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值得统帅投入自己的时间精力指挥、协调。作为盟军欧洲战区最高指挥官，艾森豪威尔最大的成就是成功实施了诺曼底登陆，打开了通向欧洲心脏的道路。在长达近两年的筹备过程中，最大的难点是如何维持同盟国内部的合作，如何把来自无数个领域的资源分配到无数个行动方向上去。电影《巴顿将军》当中有句经典台词：“艾克（艾森豪威尔）指挥的是有史以来最复杂、最艰难的同盟，你应该理解他的处境有多艰难。”幸运的是，艾森豪威尔既有足够的战略定力，又具备灵活的手腕，能够把一件看似不可能完成的巨大任务拆解实施。在登陆船只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他与美国海军进行了漫长的复杂交涉，成功从太平洋战场调拨了足够数量的船只，确保了两栖作战运力；他力主对法国北部的德军交通线进行全面彻底的轰炸，从而提前瘫痪德军的机动和补给能力，大大减轻了诺曼底滩头的压力；在登陆前夕，他还成功与戴高乐的自由法国达成协议，获得了法国沦陷区游击队的宝贵情报和后方游击支援。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还不止一次顶住了丘吉尔关于把登陆方向从诺曼底换到巴尔干半岛的奇思妙想，却又没有因此损害美英的同盟关系。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成就！在登陆开始之后，美英两军组织水平的差异凸显了出来：虽然美军从1942年才开始大规模扩军、各单位几乎没有历史沿革，但是中基层指挥官表现出了很强的灵活性和自主性，这一点在奥马哈海滩战斗中就得到了体现。德军曾经赖以取胜的看家本领——“任务式指挥”，被美国较好地学习吸收了。在1944年夏天还显得很稚嫩、战术素养有限的美军，到了1944年冬天的阿登战役期间就可以游刃有余地应对德军精锐部队的反击。反观英军，尽管比美军多了三年血腥战争的历练，在战术和战役层面却充分暴露了组织僵化、老气横秋的缺点，随着战争的推进只能扮演越来越无足轻重的角色。我们可以认为，从2016年开始，阿里就在进行自己的“诺曼底登陆”：在传统电商渗透率快要见顶的情况下，构建包括外卖、到店、同城零售、生鲜电商、同城速运等在内的同城/本地电商体系，在此基础上形成远中近场结合的一体化零售布局，帮助商家实现对消费者的“按需履约”。这个战略非常远大，需要投入相当多的资源、时间，又不一定能看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在执行层面，这场“诺曼底登陆”又要求各业务单元具备相当的主观能动性，毕竟近场电商是高度本地化、重运营的生意。作为集团一号位，逍遥子的工作必然会聚焦于如何围绕上述战略分配资源，而不是事无巨细地管理具体业务。在这种情况下，逍遥子主动拆掉阿里中台、推动各大业务板块的自给自足，是完全符合逻辑的。不过，凡事皆无绝对。遇到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一号位也是需要“一竿子插到底”的。在整个战争期间，艾森豪威尔主抓最多的就是战略空军：他坚持将英国空军置于自己的统一指挥之下，亲自指导对德国的战略轰炸以及对德军制空能力的肃清。因为他很清楚，空中优势是盟军最大的优势，空地配合又是巨大的难题，必须由他本人过问才能真正发挥优势。在诺曼底登陆前夕，丘吉尔曾经强烈反对对法国北部进行轰炸，担心这样会导致平民伤亡；艾森豪威尔则指出，只有尽快彻底逐出德军，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平民伤亡。事实证明，艾森豪威尔的上述判断是正确的。现在，逍遥子兼任阿里云总裁，就有一点“艾森豪威尔亲自主抓空军”的意思：云计算是阿里的杀手锏，一边连接着前途远大的产业互联网，一边对阿里核心电商业务形成基础支撑。AWS已经成为了亚马逊的利润和现金流担当，阿里云早晚有一天也可以对阿里承担类似作用。而且，云计算是一门千头万绪的生意，技术、销售、运营等多个维度都是核心竞争力，与其他业务的协同也非常复杂——这样的业务，确实值得一号位花费较多的时间精力去抓。如果逍遥子不是亲自兼任阿里云总裁，而是去兼任某个高度成熟的电商业务总裁，那我反而会觉得不正常。站在局外人的角度，我觉得逍遥子和艾森豪威尔还有一个微妙的共同点，导致了他们容易被人误判，但也构成了他们的核心竞争力：性格低调、虚怀若谷。任何读过艾森豪威尔传记的人，都会感叹他的“缺乏个性”“温吞水”，与桀骜不驯的巴顿、自视颇高的蒙哥马利、夸夸其谈的麦克阿瑟形成了鲜明对比。然而，低调不代表对事务缺乏掌控。在巴顿掌掴伤兵事件发生后，艾森豪威尔先是将巴顿调离一线，然后让他充当诺曼底登陆情报战的“诱饵”，等待风波过去又让他回归集团军司令位置——体现了老练的用人和管人技巧。在阿登战役爆发之初，面对缺乏反击意愿的蒙哥马利，艾森豪威尔力主将两个美国集团军划归英军指挥，给足了蒙哥马利面子，促使美英两军和衷共济挡住了德军的进攻。如果这是“温吞水”，那么这恰恰是一号位最需要的品质。执掌阿里多年的逍遥子，在公开场合很少语出惊人，从没发过什么脾气，也不擅长自我包装。但是，在重大用人和业务决策方面，逍遥子一贯是明断明决，思路高度清晰，也从未失去掌控力。事实上，在逍遥子担任CEO期间，阿里各大事业群、各项重要业务的负责人，基本都已经经历过至少一次轮换。他所制定的“国内消费+出海+云计算”的三驾马车发展战略，也一直在得到稳步的推行。所谓“逍遥子不直接抓业务”的说法，就像在二战期间有人说“艾森豪威尔不指挥作战”一样，虽然颇具话题性，却缺乏最基本的真实性。无论如何，艾森豪威尔的功绩已经永久载入了史册，二战西线盟军的胜利也得到了历史学家的普遍承认。而逍遥子主导的阿里“远中近场一体化电商”体系的建设，最多才只进行到一半。这个战略能否完成、什么时候完成，不仅取决于阿里，也取决于宏观环境和许多复杂的竞争因素。但是，这个战略是正确的，保持组织的灵活性和能动性也是正确的——这两点应该没有什么疑问。

马化腾在2022年12月15日腾讯内部员工大会上的讲话，已经在各大财经和科技媒体刷屏了。从过去的经验看，这种规模、这种级别的“内部会议”从来不可能真正保密，所以管理层在会上的讲话不仅有对内宣示的意义，也有对外表态的意义。如果媒体目前公开的讲话没有根本性的遗漏或篡改的话，我认为这是一次诚恳、直接、务实、让所有人都能接受的讲话。目前我们尚不清楚腾讯业务部门具体将如何执行这个讲话精神，不过至少下面几点是可以确定的：微信视频号将在2023年迎来巨大的运营资源，从“产品解决一切”走向“产品与运营并重”。在短视频领域，视频号VS抖音两强并立的局面将彻底形成，其他平台只能屈居垂类。腾讯游戏将持续增加自研投入，重点可能指向两个方向：一是大IP、大DAU、强社交的“高举高打”型产品，二是原创IP、垂类赛道的创新型产品。对于版号暂时只能耐心等待，没有灵丹妙药。长视频等不赚钱或不太赚钱的流媒体业务将成为最大的牺牲品。如果这些业务能实现自给自足，那当然很好，不过腾讯也不会再烧钱扩张了。从今往后，腾讯任何事业群的任何新产品，都要先利用有限的资源证明自己，然后再去寻求集团的海量资源。也就是说，决不再揠苗助长，仅仅扶持那些已经长起来的苗子。本次会议似乎没有提到投资并购，也没有提到出海。这两件事情还是要做的，但前者只能低调地做，后者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很难迅速做出成果。先说第一条。过去两年多，微信视频号几乎完全依靠产品迭代实现了渗透率提升。在产品功能层面，视频号与朋友圈、微信群、公众号、小程序、小商店等的无缝对接是最大的看点，也是其不可替代之处。然而，视频号分到的运营资源相当有限，不但比不上最强悍的对手抖音，也远远落后于快手、小红书乃至B站。以刚刚过去的卡塔尔世界杯为例，抖音拿到了高清直播版权，其代价可能高达10-20亿元（注：这是我的粗略估算）；视频号却既没有直播版权，也没有集锦或录播版权。事实上，抖音在世界杯上投入的预算，可能比过去一年视频号演唱会团队的总预算还高一个数量级。至于快手，虽然没拿到世界杯，但是在去年的东京奥运会、今年的北京冬奥会上大出风头。平心而论，微信视频号演唱会运营得非常好，但是腾讯不可能依靠预算不足的轻型部队去打败武装到牙齿的重装甲部队。如果进入2023年，微信视频号主办或赞助几个全国性（甚至全球性）的大型活动，再邀请一批顶级艺人独家入驻，我不会感到奇怪。马化腾提的“降本增效”，意思是对那些没前途的业务降本，而对视频号这样的核心业务增效。所以，现在在视频号积累了一定粉丝基础的人，应该抓住明年的机会——那将是非常有趣的一年！再说第二条。自从2020年上线的《天涯明月刀》以来，腾讯已经近两年没有推出过重量级头部游戏；这个成绩对其他游戏公司而言是合理的，对腾讯而言是不可接受的。其实这里也有机缘巧合：假设2020年夏《地下城与勇士手游》没有因为版号问题推迟发行，那么过去两年腾讯游戏的收入增速应该会好得多。很可惜，版号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得到解决。以腾讯的体量，生命周期流水几亿、十几亿的腰部游戏产品已经没有意义了。它急需的是两种产品：第一是MOBA、FPS这种大DAU、强社交游戏，如果自带顶级IP则更好，它们可以成为收入和利润担当；第二是《逃离塔科夫》《光与夜之恋》这种创新性垂直品类游戏，这个垂直既可以指的垂直，也可以指世界观和美术风格的垂直。如果腾讯的自研团队一时难以拿出这种产品，代理或收购也是不错的选择，反正腾讯不差钱（但是需要考虑主管部门的意见）。《地下城与勇士》手游的延期以及过去一年多的版号荒，打乱了腾讯游戏寻找下一阶段增长引擎的节奏。不过，这也可以成为好事——为腾讯IEG敲响警钟，尽早化压力为动力。每个叫嚣“腾讯不该错过《原神》”“字节跳动游戏将赶超腾讯”的分析师和自媒体，在本质上都是腾讯游戏最好的啦啦队员。接着说第三条。在腾讯影业改为隶属CDG、腾讯新闻大规模调整之后，腾讯视频肯定是降本增效的重要业务（尽管我估计已经降过一轮了）。优酷、爱奇艺先后收缩战线，已经让内娱雪上加霜；腾讯视频的收缩将给内娱产业的棺材钉上最后一颗钉子。而且，马化腾已经明确指出：视频号就是为短视频而生的，为中长视频输血绝不是它的战略任务。未来一段时间，腾讯（无论旗下哪个部门）大概只会在两种娱乐内容上烧钱：第一是影响力确实巨大、质量确实很高的顶尖内容，第二是短小精悍、成本低廉、形式新颖的网生内容（例如短网剧、竖屏剧等）。当然，视频号团队将拥有近乎无限的行动自由，2023年可能是他们在内容上大把花钱的时刻——但主要成本绝不会花到目前的内娱内容上面去。再说第四条。曾经有一段时间，腾讯旗下的任何新产品遇到增长上的或者商业化上的问题，第一反击就是“呼叫火力支援”：QQ流量支持，微信流量支持，其他腾讯系产品流量支持，运营联动，集团加大注资，乃至直接并购竞争对手。很显然，接下来这一套玩不转了。无论是新产品，还是有幸没被裁掉的老产品，如果想呼叫火力支援，先要证明自己有一战之力。在这方面，我认为比较经典的案例是微信读书，它的崛起有八成是依靠自身的产品力，只有两成因为它是微信生态的一员。当年的微视则是最失败的案例，由于它完全缺乏自我造血能力，越是依靠集团输送资源就越是浪费资源。那么，还会有下一个依靠自力更生成为垂类头部的新产品吗？一切皆有可能。第五条则让我有些困惑，又有些期待。在清仓式减持京东、美团之后，腾讯的战略投资版图已经大幅收缩，但投资一直是腾讯的一项核心竞争力。即便互联网巨头在国内的并购可能有合规风险，在海外的并购总归还是可行的（前提是要符合当地监管）。为什么管理层在内部大会上完全不提并购和出海？一种合理的解释是，这是一次员工大会，大部分员工的日常工作与此无关。又或许上述事务目前还是比较敏感，不宜在半公开的场合探讨？无论如何，这次会议释放的信号应该会让内外各方感到可以接受，即使有些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那些盼望2023年互联网行业，乃至由互联网领衔的消费科技行业能够实现“V型反转”的人，现在应该放低预期，正视现实了。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对互联网公司的研究仍然不能恢复以财务报表为核心；各种各样的“外部消息”仍然是研究的重心所在，因为财务报表本身透露的信息将非常少。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之后，互联网中概股的市场表现不算太好。过去两个交易日，恒生科技指数大约下跌了5%，部分热门公司跌幅超过10%。阿里巴巴是理论上最大的受益对象之一，因为它得到了上级的视察和鼓励，但它的股价也下跌了。有人曾经畅想，腾讯、美团、滴滴等互联网平台会不会也得到类似的视察和鼓励——从实际情况看，就算得到了，也不会改变什么。为什么在重大政策利好公布之后，互联网中概股没有迎来良好表现？原因很多，不过在我看来，有三个因素是最主要的：市场早已预判了对“平台经济”的松绑，并体现在估值当中。对互联网行业的“扶持政策”整体上很有限，产生实际效果的时间会很长。投资者和互联网公司管理层都意识到，政策并非决定互联网行业命运的唯一因素。先说第一条。从2022年11月初开始，港股和中概股市场已经经历了一波“抢跑”，投资者无非是在赌两件事情：第一是全面放开，第二是对互联网平台松绑。恒生科技指数从谷底反弹了60%，美团、拼多多甚至上涨了一倍左右。因为“人心思涨”，所以提前兑现了大量利好，以至于还需要更多、更具实质性的利好去维持上涨。显然，“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说法尚不足以构成这种利好。可以看到，在经历最近的暴涨和回调之后，恒生科技指数和纳斯达克中国金龙指数大致回到了今年8月的水平——我认为这是非常公允的。因为早在今年5月，市场上就存在关于“为平台经济松绑”的大量传闻，包括但不限于：蚂蚁重启上市、字节跳动上市、滴滴APP上架、腾讯获得金控牌照、召开高规格的互联网企业座谈会，等等。由于上述传闻大部分没有实现，市场颇感失望，从7月开始重启下跌之路，9月以后则进入了严重悲观的杀跌阶段。“全面放开”和“为平台经济松绑”两件事情，抵消了9月以后的市场悲观情绪，但无法收复8月以前的失地。我们都知道，蚂蚁尚未重启上市，字节跳动尚未筹备上市，滴滴APP仍未上架，腾讯仍未获得金控牌照，互联网企业座谈会的规格也不高。既然上述发生于5-6月的预期仍处于未兑现状态，那么互联网中概股就很难回到当时的估值水平。再说第二条。本次经济工作会议没有再提“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但是对互联网行业的监管不仅限于“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只要平时阅览新闻，你就会发现下列细分行业监管措施仍然存在：游戏版号的审核趋严及总量控制；对直播活动（包括但不限于带货）的监管趋严；动漫番剧、网络文学等网生内容的审核趋严；新闻评论、视频弹幕等互动性内容的先审后发；对Web3.0（包括但不限于NFT）这一敏感赛道维持强监管。当然，市场上总是存在很多乐观预期，例如认为12月以后版号发放将大幅放宽，以及上海自贸区将启动NFT交易试点等。很可惜，这些乐观预期也没有实现；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它们有一天能实现。必须强调一点：游戏版号、直播、网生内容、Web3.0等方面的监管，与“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完全不是一回事。认为后者放宽了，前者就一定会放宽，那是严重缺乏常识的体现。以游戏版号为例，目前市场最乐观的预期，也不过是恢复到每月发放70个、每年发放约850个版号，尚不及2020年度的一半，仅相当于2017年度（版号荒之前的最后一年）的八分之一。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进口游戏版号停发、游戏内容审核趋严、游戏出海和国内市场难以两全的形势也仍然没有改变。在暴跌之后“人心思涨”的环境下，市场当然会忽视上述问题，站在极度乐观的一边。但是，当估值有所修复之后，市场就会越来越理智，以越来越挑剔的眼光看待问题。市场在期待关于扶持互联网行业的更多细节，但是本次经济工作会议没有提供这样的细节。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对于房地产行业，本次会议提出了“支持住房改善”，“扎实做好保交楼”，“防范化解优质房企头部风险”，“推动房地产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对于新能源行业，本次会议提出了“加快建设规划新型能源体系”，“在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过程中锻造新的产业竞争优势”，“支持新能源汽车”，“加强新能源……等前沿技术研发”。对于制造业，本次会议提出了“围绕制造业重点产业链，找准关键核心技术和零部件薄弱环节”，“提升传统产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中概股投资者是多么希望关于互联网行业也能有如此丰富的细节提法啊！很可惜，这并非现阶段的重点。事实上，在整个会议公报中，关于“数字经济”的全部内容仅有一句话、四十二个字。这一句话的意义固然不容低估，可也不宜过分高估。或许各级主管部门将据此制订更详细的方案，但这个过程大概要持续很久，实际效力还很难判断。再说第三条。对于任何国家的任何行业的发展而言，产业政策都是一个决定性因素，但绝不是唯一决定性因素。有些时候，产业政策能决定一个行业的下限，例如过去一段时间的国内半导体行业；有些时候，产业政策能决定一个行业的上限，例如过去一段时间的互联网平台。然而，出于经济学的基本规律，产业政策不太可能同时决定一个行业的上限和下限。在2020年第四季度平台经济反垄断提出的时候，资本市场最关心的是互联网行业的上限问题。随着时间推移，尤其是2022年以来全球性的通货膨胀、货币紧缩和经济下行，资本市场显然更关心互联网行业的下限。换句话说，即便互联网平台被全面“松绑”了，投资者也怀疑它们的内生增长能力。毕竟，任何互联网公司的发展都离不开所处的经济环境。肯定会有人说，出海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可是请记住，2022年的互联网出海难度也已经比2020年大幅提升，竞争更加激烈，终端需求却大不如前。上面讨论的都是行业基本面。众所周知，决定上市公司估值的不仅有基本面，还有市场面。绝大部分互联网公司都在美股和港股上市，所以它们面对的主要是美元投资者的市场面。2020-2021年，许多内地投资者曾天真地认为，随着港股通范围的不断扩大，南下资金已经可以单独撑起互联网行业的估值了——用一句时髦的话说，就是“人民币投资者掌握了互联网定价权”。然而，2022年前三个季度的市场表现已经证明了上述观点是何等荒诞不经。既然互联网中概股主要面临的还是美元市场面，那么来自A股市场的噪音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忽略的，因为它们仅能以星期或月份为单位影响股价，在季度以上的时间周期几乎毫无影响。在长期，对投资者和上市公司制约最大的还是下面两个因素：美元的加息周期可能比想象的长，周期结束时的利率也可能比想象的高。华尔街本来预期2023年下半年将进入新的降息周期，现在的一致预期已经变成了2024年上半年。中国的降息周期虽然远远早于美国，但是很遗憾，内资市场面对互联网行业的影响非常有限。美国的经济衰退可能比想象的更剧烈，这可能给价值投资者创造一个极好的长期买入机会——如果他们届时还没有破产的话。整个2024年，美国经济都可能非常疲软，而我们都知道，当美国经济疲软的时候，全世界的经济都别想好过，包括依赖美元资本的国内互联网创业圈子也是如此。过去两个多月，我与十几家互联网公司（分属不同赛道）的一线从业者进行了热烈而坦率的讨论。从游戏到电商、从出海到境内消费，从业者都对自己的赛道抱着谨慎的态度。没有人期待寒冬会很快结束，也没有公司打算迅速恢复扩张态势。你当然可以说，资本市场的短期涨跌可以与基本面自身

斗转星移，困扰我们长达三年之久的疫情终于接近了尾声，“全面放开”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2023年的经济会比2022年更好，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经济复苏初期会有很多反复，所有问题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解决，这一点也是肯定的。各个行业、各条赛道的复苏态势会出现巨大的不平衡，我们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需要具备极大的智慧去理解和解决。具体到互联网行业，在过去短短的一个月当中，资本市场已经畅想过差旅预订、本地生活服务、线上医药……等细分赛道的短期前景。如果经济能够出现全面、持久的复苏，那么整个电商板块以及产业互联网板块也会迎来大幅回暖。不过，公允地说，资本市场的上述畅想还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美好的愿望与实践之间毕竟有差距。“人心思涨”是一回事，具体如何兑现又是另一回事了。在我看来，有一个可能与宏观经济一起强劲反弹、确定性极高的细分赛道，被大家忽视了。那就是线上招聘。无论2023年的经济复苏呈现何种态势，招聘都将是最早受益的行业之一。经济发展离不开人才，如果说各行各业是经济复苏过程中的“淘金客”，那么招聘行业就是供应淘金客的“卖水人”。无论谁先淘到金子、哪家淘到的金子更多，“卖水人”都将受益。除了周期性因素之外，下列深层次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它们构成了招聘行业增长的长期推动力：国内招聘市场的内生需求非常强劲，即便在疫情高峰期也还在累积。国内劳动力市场存在结构性的供需错配，需要依靠科技的力量去解决。线上招聘平台对招聘行业的整合还远远没有结束，甚至才开了一个头。先说第一条。2022年，受到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主流线上招聘平台的财务表现不算亮眼，用户基数和活跃度却仍在累积。以BOSS直聘为例，上个季度的营业收入同比略有下滑，但是MAU（月活用户）同比增长12.5%、环比大增22%，创下历史最高纪录；新增完善用户高达1400万人——所谓“完善用户”，是指发布了至少一个求职意向的求职者，或者发布了至少一个岗位信息的招聘者。可以看到，即使在疫情管控期间，求职者和企业对招聘服务的需求仍然非常旺盛；在全面放开之后，这种需求将进一步迸发出来。再说第二条。与很多人的刻板印象不同，根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数据，近年来，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求人倍率（需求人数/求职人数）长期维持在1.0以上，也就是说岗位需求大于劳动力供给。随着中国人口红利耗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及占总人口的比例从2012年开始就持续下滑。截止2021年，就业人口总数已经从最高峰的9.41亿人下滑到了8.98亿人，净减少4000多万。随着老龄化进程的推进，劳动力紧缺的局面估计只会愈演愈烈。然而，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错配，导致了企业“招人难”和劳动者“求职难”同时存在的奇景。任何企业都想招聘最优秀的人才，任何劳动者也都想去最好的企业。金字塔尖的企业和人才，往往能够很容易地找到彼此，实现供求对接；越是接近金字塔底部，企业与人才的认知错位就越严重，要么看不到对方，要么看到了也无法互相接受。产业结构调整也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错配。以蓝领就业为例，外卖、快递小哥的兴起，就对应着制造业用工荒的愈演愈烈。一边是存在已久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一边是经济复苏初期急剧增长的招聘和求职需求——可想而知，在2023年，招聘行业面临的问题将是何其复杂，线上招聘平台则成为了解决问题的核心。我一直觉得，线上招聘平台与电商平台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业务逻辑和发展路径都存在相当强的可比性：电商行业的三要素是“人-货-场”，电商平台在本质上是把“人”（消费者）和“货”（商品）进行对接的“场”。无论是淘宝、京东、拼多多这些货架电商平台，还是近年兴起的快手、抖音等内容电商平台，扮演的角色均是把消费者和商品串联起来。招聘行业的三要素则是“人-岗-场”，线上招聘平台的本质也是把“人”（求职者）和“岗”（企业岗位）进行对接的“场”。从PC时代的51Job、智联招聘，到移动时代的BOSS直聘，扮演的都是求职者和企业之间的串联者。我们不难发现，因为电商平台和线上招聘平台扮演的都是“行业串联者”的角色，所以它们的核心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简而言之：第一是以数据和算法为核心的技术能力，第二是对产业链上下游的整合能力。算法技术能力的重要性，相信大家很容易理解。主流电商平台早已进入了“千人千面”的信息流推荐主导阶段，算法推荐技术的精确程度往往决定了交易撮合的效率。对于线上招聘平台而言，算法的重要性更加明显，因为强大的算法是解决劳动力市场结构性错配的最佳手段。过往行业玩家在研发上投入也充分说明，线上招聘可以是一个由研发推动的高技术行业。至于产业整合能力，在电商行业已经比较充分地体现出来了：阿里、京东等大型平台建立了强大的供应链能力，并将其输出给第三方商家；它们还基于自身的数据积累，对品牌商家的新品开发进行深入指导。毫不夸张地说，这几年“新国货”热潮的兴起，离不开电商平台的支撑。但是，在招聘行业，产业整合能力似乎还是一个新鲜名词——招聘行业需要整合吗？怎么整合，由谁来整合呢？这就涉及到了上文提到的“招聘行业长期推动力”的第三条：线上招聘平台对招聘行业的整合才开了一个头。准确地说，招聘只是人力资源行业的一部分；完整的人力资源产业链，包括一般招聘、兼职招聘、高端猎头、灵活用工，以及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等多个细分环节。目前，我国的人力资源行业还处于高度分散状态，全国共有各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4.58万家（2020年底数据），服务水平参差不齐，在线渗透率也很低。即便是线上招聘平台，往往也只聚焦于提供一般招聘服务。从互联网发展的历史经验看，“分久必合”，线上招聘行业逐渐被全能性、综合性平台所整合，乃是大势所趋。而且，线上招聘平台还要担负起更重大的使命——最近几年大家都在提“产业互联网”，我觉得在线招聘平台扩展到“人力资源整合服务”，就是最实用的产业互联网。毕竟，对于企业而言，有什么比用人更重要呢？各种中小企业当然需要专业第三方提供包括招聘、人力管理、评测在内的整合服务，大企业出于降本增效、提升组织管理水平的目的，也会需要这样的整合服务。我再强调一下：无论经济复苏呈现何种轨迹，无论各个行业的复苏次序如何，无论下一个新兴产业是什么，对专业化人力资源服务的需求都将非常强劲，因为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根本。我们不需要做什么具体的“猜谜”，就能把握在线招聘行业的确定性。按照灼识咨询的预测，2021-2026年中国线上招聘市场的复合增速将达到28.6%，我觉得这个预测是合理的。如果主流招聘平台可以以此为契机，在增长中推动行业整合、设立行业标准，实现国内人力资源服务行业的规范化，那无疑将是对中国经济的巨大贡献！我研究过中国在线招聘行业的几乎所有主流公司。从全行业来看，这些年能够看到直聊、推荐、线上直播这些形式，对金领、白领、学生与蓝领的服务覆盖也在稳步提升。接下来几年，国内在线招聘行业的整合、向人力资源一体化服务的挺进，需要的正是敢于创新的劲头，以及科技公司特有的技术力。我相信，人力资源有可能成为国内产业互联网最早成熟的果实，线上招聘平台可以与实体经济的企业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从更长远的角度看，中国实体经济的数字化升级可以从人力资源开始。在短期，2023年随着经济复苏而产生的人力资源服务需求，也是真真切切、高度确定的。我希望线上招聘平台们，借助这股子势头，能够交出一份从短期和长期视角看都很优异的答卷。

B站游戏业务裁员的消息已经传遍了整个互联网圈子。虽然尚未得到最终证实，但是假如这个消息属实，丝毫不令人意外——这年头，大部分游戏公司的日子都不太好过，既然B站游戏自研业务很难在短期内拿出盈利的产品，那么缩小规模、降低成本大概才是王道。对于B站而言，重金押注自研游戏的最佳时机是2016年，其次是2019-20年，很可惜都错过了。今后大概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时机了。如果B站真的要大幅缩减乃至撤销游戏自研团队，那就意味着最近几年，互联网平台公司大举进军自研游戏的努力，全部以失败告终：字节跳动对游戏业务的投入早已越过了最高点，今后估计将主要依托沐瞳在东南亚等海外市场扩张。我认为字节跳动仍将保留较小的国内游戏自研团队，但已经不具备战略上的重要性。百度在2019-21年对重返游戏行业进行了一些探索乃至尝试，但幸运的（或者说不幸的）是浅尝辄止。与2014年以前百度对早期移动游戏的尝试相比，这一波它入戏不算太深。快手在上市之前也对游戏发行及自研进行了较多投入。在重度游戏方面，没有看到什么成果；在小游戏、休闲游戏倒是有一些进展。接下来快手的重心将放在电商上，财报里已经很少再提游戏。阿里可能是这些互联网平台当中唯一通过游戏赚到钱了的——2019年推出的《三国志战略版》至今仍经常登上畅销榜。不过，阿里充分意识到了自身能力的边界，并未借此机会进一步对自研游戏砸钱，在游戏行业谨慎地保持着有限存在。2021年，我看到了两篇堪称“卧龙凤雏”的分析文章。第一篇叫做《字节跳动游戏离腾讯只差一个王者荣耀》；第二篇叫做《其实，B站只缺一个爆款手游》。你没有看错：“只差”“只缺”，这些措辞说明了，在很多自媒体和券商分析师眼里，做出一个爆款手游是很简单、指日可待的事情，做出一个《王者荣耀》也不是很有技术含量。我迫切希望他们写出《中国足球队和巴西足球队只差五个世界杯》，以及《其实，我们小区篮球队只缺一个NBA总冠军》。我相信这些文章一定能给吃瓜群众带来莫大的阅读快感。事实上，在整个中国，真正做游戏成功的互联网平台公司仅有腾讯。腾讯是一个特例，但是投资者和互联网公司管理层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总觉得任何互联网平台只要有这足够的流量、砸足够的钱，就能做成游戏。这恰恰说明了他们既没有研究过游戏行业，也没有研究过历史。简而言之，腾讯能成为一家“同时拥有强大平台业务和自研游戏业务”的特殊公司，离不开下面三条因素：历史机遇。腾讯涉足游戏极早，在多个行业转折关头又拥有极好的运气。例如，假如2007年拿下《地下城与勇士》代理权的不是腾讯，中国网游行业的发展历程会大不一样。可惜历史不容假设，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做游戏的新兴巨头也不可能再拥有当年的历史机遇。对于这一点，再怎么赌气也没用。强大的投资并购助力。腾讯于2011年收购《英雄联盟》开发商拳头游戏，是一个里程碑事件。此后，腾讯又拿下了Supercell的多数股权。在吃鸡大战当中，腾讯通过入股Bluehole而获得了PUBG正版代理权，这一点很重要。很遗憾，当字节跳动等竞争对手想仿效这种投资并购路径时，国内对互联网公司投资的监管却收紧了。松散的管理和“内部赛马”机制。腾讯的内部管理可能是互联网平台公司当中最松散的，而且基本没有整齐划一的企业文化。这一点或许不利于广告、信息流媒体这种高度依赖基层效率的业务，但是非常有利于游戏这样的内容业务。腾讯的“内部赛马”机制也有利于在不同的产品路径、不同的内容思路上进行试错。归根结底，优质内容往往不是自上而下计划出来的，而是宽松的环境所孕育的。“只要有流量就能做好游戏”（也可以把“游戏”二字替换为任何内容产品），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谎言。如果这个观点属实，那么米哈游、莉莉丝、紫龙、叠纸……都不应该诞生，或者早就该被流量更多的互联网平台给收购了。只有流量却不具备内容思维和内容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做游戏，就像追求海市蜃楼——永远只差一步，永远快做出来了，那么近，却又那么远。要命的是，对于不怎么玩游戏，或者只玩一点点游戏的外行人来说，开发游戏的难度非常容易被低估。就像在看世界杯的时候，不踢球或者只踢一点点球的业余爱好者总是觉得每个球队踢的都很臭，每个教练、每个巨星的表现都不过如此，换了自己上场或许还能踢的更好；只有真正精通足球的专业人士才知道没那么容易，但专业人士永远只是少数。战国时代四大名将之一、曾经多次击败秦军的赵国马服君赵奢，同时也是以“纸上谈兵”著称的赵括之父。赵奢生前严肃地提醒赵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任命赵括为将领，原因是：“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赵不将括即已，若必将之，破赵军者必括也。”（带兵打仗，是生死存亡的大事，可是赵括却说得很容易。赵国如果不用赵括为将就罢了，如果一定用他为将，那么赵括一定会让赵军覆灭。）“只差一个《王者荣耀》”，“只缺一个爆款手游”，这就是“易言之”。既然抱着这种心态，摔得灰头土脸就一点也不值得奇怪了。内容产业本来就是九死一生，哪怕抱着最严肃的觉悟，做成事情也很难，何况那些不严肃的人？从根本上讲，平台公司与内容公司的经营逻辑就是矛盾的。平台公司必须是快公司，以最快速度、不惜代价地建立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排名第一和排名第二的差异极大，一步走慢了就会步步走慢。内容公司往往是慢公司，优质内容不但需要钱，也需要时间和正确的人；第一步慢了可能无所谓，慢工经常能够出细活。在做平台的时候养成的很多企业文化、组织手段、评测机制，在做内容的时候不但毫无用武之地，甚至可能有负作用。像国内的腾讯，以及国外的微软、索尼这极少数做成了游戏的平台公司当中，游戏部门都严格独立于平台部门。所以，平台公司做不成游戏才是正常的。我在此前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过，任何工业化的内容（游戏、影视剧、动漫番剧等）都需要以下各种因素的配合：完美主义、思想偏激、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者。每个成功的自研游戏，背后都有至少一个“不疯魔不成活”的策划。如果不对自己的内容抱有强烈的使命感，是不可能做出优质爆款内容的。具备高度纪律性和强大执行力的制作团队。游戏是一门高度工业化的内容生意，魔鬼全在细节之中。哪怕有一个天才的策划班底，若不能高效率、高质量的执行，也等于白搭。高层赋予足够的时间、足够的资源。这一点尤其重要。要对游戏业务产生三分钟热度很容易，但要在发展不善的情况下忍耐三年以上就很不容易了。那些没有做过内容的互联网平台，在前两项因素上显然不占任何优势；它们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第三点。在历史上，确实曾经有平台公司通过不计成本的砸钱，硬是砸出了一条血路，把自己从行业老三砸到了行业老大，甚至有希望一统江湖——我说的正是微软。很可惜，谷歌、亚马逊、苹果等巨头砸钱都不如微软之多之狠，遑论国内的字节跳动、B站、百度？其实，绝大部分平台公司对游戏“三分钟热度”，不愿连续五到十年地投入下去，理由也很简单：它们习惯了平台业务的“快公司打法”，一般而言，在一条平台赛道上面投入三年还没有成效，确实也就出不了成效了。一个做到八成的平台，往往还能看出八成的功力和希望；一个做到八成的自研游戏（电影、动漫也一样），往往就是个惨不忍睹的半成品。从这个角度看，微软对游戏业务持续二十年不计回报的烧钱，确实是值得尊重的，但其他人大概没有这么多钱可烧。我猜测，假设经济全面好转，而且游戏版号明显放开（短期发生的可能性不大），那么互联网平台公司进军游戏行业的新一波浪潮（谁能算算这是第几波？）又将开始。这件事情不太可能出现在2023年，但是在2024年或更晚的时间是可能出现的。我仿佛已经看到了届时的自媒体爆款文章和券商研究报告标题：《XX公司的游戏业务离米哈游只差一个原神》《其实，XX公司只缺一个畅销榜排名前五的游戏》……欢迎补充。

花了不少钱支持的心爱的球队输了，那感觉就像心爱的女人突然跟你说她要借20万，想给她弟弟买一套房付首付，心情极度复杂抑郁。——某网友于巴西输球后巴西的倒掉北京时间12月10日凌晨，果不其然，说葡萄牙语的巴西被克罗地亚无情淘汰，无缘四强。赛后内马尔在镜头前面对全世界球迷毫不掩饰地抱膝痛哭，画面令无数球迷动容心碎。内马尔泪如雨下

终于，全国人民都盼来了防疫新政“国10条”，熬了3年，人们感觉套在头上的核酸紧箍咒可以松口气了。没想到这么与时俱进的政策，居然还是遭到了一些人的担心、质疑甚至抵制。这些人担心一旦放开，病毒泛滥，人人自危；质疑这样的措施会不会又是境外敌对势力下的一盘很大的棋，今后在外面走，会不会遭遇“阳群”的包围，甚至有视频流传，一群举横幅的大白，喊着“我们要吃饭”的口号，走上了街头。有人在我的微信公众号留言：“

我试用ChatGPT到现在已经有两天了。当然，因为时间关系，我用的不多，跟朋友圈里的那些“ChatGPT调试大师”（数量可达上百人）不可同日而语。在我目力所及之处，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冒出了几百个专门的“ChatGPT讨论群”，24小时不间断地分享着各种聊天截图。根据我的观察，与ChatGPT聊天的人主要分为如下三类：专业人士，尤其是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圈的，也包括泛信息技术圈的。这些人是真正的内行，不过数量很少。作为一个外行，我无法对他们的研究发表任何有价值的意见。严肃正视人工智能的人，他们普遍意识到了人工智能取得的巨大进步，认为“技术奇点”的到来已经指日可待。具体到人工智能对人类的意义，他们又可以分为乐观派、中立派、悲观派，毋庸赘述。挑刺党，热衷于向ChatGPT投喂它不熟悉、暂时无法正确回答的问题，然后洋洋自得地把聊天记录贴出来，以此证明“人工智能不过如此”。其实，挑刺党也分两种，第一种是真的鄙视人工智能的，第二种是心虚的。到底哪一种占多数？我真的不知道。“挑刺党”的工作，虽然很无聊，但绝不是毫无意义。因为ChatGPT是基于机器学习原理开发出来的，它的聪明程度取决于得到了多少外部信息投喂。例如，前几天有人问它“怎么看《原神》”，它竟然回答“《原神》是腾讯开发的”，这就是对相关信息接触太少的结果；现在再去问它相同的问题，答案恐怕就不一样了。站在帮助人工智能成长的角度看，“挑刺党”越多越好，每一个刁难性的偏题怪题，都可以帮助ChatGPT在“知识内卷”的道路上飞速前进。很惭愧，我本人使用ChatGPT的时间很短，没有对它的知识积累发挥什么作用。毫无疑问，现在的ChatGPT已经具备了完成大量重复性劳动的能力。大厂员工让ChatGPD帮忙写日报、周报，决不仅仅是一个段子，因为在我的微信好友里已经有这么做的了，还得到了不错的反馈。在大型组织干过活的人都知道，每天的工作有90%以上是重复性的、不需要创造力的；甚至有90%以上的岗位，在设立的时候就排除了创造性因素。这些重复性的工作，今后都可以交给人工智能。请注意，上面说的“重复性工作”，不仅包括客服、技术支持、日常运营之类的“基层白领”岗位，也包括很多看似高大上的岗位。以互联网公司为例，大量的产品岗、商分岗，乃至一部分技术开发岗，干的其实都是抄来抄去、修修补补的活儿；又以券商研究所为例，很多岗位的主要工作就是写周报、写月报、查数据、回邮件——这些岗位也有可能慢慢消失。当然，消失的速度不会很快，因为人工智能可以做很多事情，唯独不能背锅。今后可能会出现一个奇怪的发展阶段：在大型组织里面，人工智能负责干活，人类负责背锅。至于这个阶段要持续多久，不得而知。等到人工智能更进一步了，基本不再产生需要背锅的错误了，这个阶段可能就会结束吧。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觉得，有两种最可能的答案，取决于“人工智能是否具备独创性”。所谓独创性，就是极少数人类灵光一闪的体现——牛顿发现万有引力是独创，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是独创，梵高画出《向日葵》是独创，J.K.罗琳写出《哈利·波特》是独创，詹姆斯·卡梅隆导演出《阿凡达》是独创，乔布斯提出iPhone的产品构思是独创，V神发表以太坊白皮书也是独创。我的粗浅见解是，人工智能目前尚未发展出最顶尖的那一小撮人类的独创性，但不代表未来也发展不出来。所以，从几十年乃至几百年的视角看，人类的未来分成两条歧路：假设人工智能永远发展不出独创性，那么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将彻底变为“一小撮天才+随处可得的AI应用”。大型商业组织将会消亡，因为不再需要数以千计的员工去完成日常性事务。在顶层有一个或几个天才，在关键岗位上留几个信得过的真人，剩下的工作全部由AI完成，这可能就是未来的“百亿/千亿市值公司”。如果你认为这一幕太荒诞，只需要去现代制造业的工厂看一看：几千平方米的车间，往往只能看到三五个活人（其实一个员工也不需要，还设立活人主要是为了合规）。大机器的普及导致了大批蓝领职业消亡，大AI的普及则将导致大批白领岗位消失。可能有人又会习惯性地觉得，AI应用将导致“资本”进一步做大、对社会控制力加深。恰恰相反，“资本”的威力恰恰在于大型组织层面，它们的主要职责是围绕着天才企业家建立组织；组织规模越小，所需要的资本就越少。而且，组织规模的缩减也会导致“职业经理人”的退场，甚至导致“管理学”作为一个学科的过时。对于这一点，相信办过企业、从事过具体业务的人都清楚，不用我多说。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的不平等将会加剧：一小撮具备独创性的天才人物拿走绝大部分经济利益，同时也会掌握绝大部分权力。但是，人类整体的状况只会变好，因为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将大幅提升生产力，导致一切物质财富（乃至精神财富）的极大富足。这就到了考验分配机制的时候：如果人类能够妥善地分配财富，让“大部分无所事事的人”能够过上体面舒适的生活，那么即便一小撮人掌握了大部分财富，这样的社会也不算太差。只要每个人都能获得帕累托改善，他们就不会真心反对社会变革。但是，假设人工智能终究发展出了独创性，导致就连那“一小撮天才”都没有用武之地了，那又如何呢？在我的朋友当中，哪怕是最乐观、最积极鼓吹人工智能的人，对这个场景也有些不寒而栗。在这条道路上，人类将完全失去存在的意义，沦为人工智能“供养”乃至“豢养”的过气生物。按照宽泛的标准，人类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是灭亡了。不过，坦白说，即便这种场景真的实现，我也不会害怕，甚至会有点期待。如果你读过《银河英雄传说》，应该对银河帝国黄金树王朝（高登巴姆王朝）倒数第二代皇帝弗里德里希四世的一段台词记忆犹新。当国务尚书劝谏皇帝，不要给莱因哈特将军太多权力、不要让这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威胁到社稷时，皇帝哈哈大笑，用低沉的嗓音说：“并不是从人类诞生之日起就有黄金树王朝的。凡事有开始就有结束。在适当的时候结束，不也是很好的事情吗？”在看完全书之后，我们会发现：弗里德里希四世一直就知道莱因哈特的才华和野心，也一直在放任他的才华和野心——因为只有这股力量，才能彻底激活死气沉沉的银河帝国，才能涤荡黄金树王朝四百八十年统治当中积累的污泥浊水。事实证明，莱因哈特没有辜负他的希望，在短短两年的治世之中就完成了过去十几代君主无法做到的事情。简而言之：如果黄金树王朝的贵族还有统治的能力，区区一个莱因哈特又能奈他们何？如果黄金树王朝的贵族甚至已经不具备统治的能力，为什么不干脆把一切交给莱因哈特？至于莱因哈特即位之后英年早逝，仍然无法跳出历史周期律，未能给后世留下一条更加可持续的道路，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自从3-5万年前，现代智人走出非洲以来，地球的面貌被彻底改变了。从来没有一种生物能够如此大规模地改造自然环境、探究自然规律、发展自身的组织和文化，上天入地，无所不为。按照莎士比亚的话说：“人类是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理性的！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在自然史上，所有统治地球的生物皆是因为自然选择而退出历史舞台。如果人类竟然可以亲手创造出自己的替代者，那就是有史以来最光荣体面的退场。我相信，能够具备人类的独创性从而彻底取代人类的人工智能，肯定会比一般的人类还要文明——历史已经一再证明，只有文明的人、文明的民族、文明的社会，才具备较高的独创性。蒙昧、野蛮、狭隘之人是创造不出什么东西的。如果人工智能真的要取代人类，它就必须变得更加文明。总而言之，摆在人类面前的无非是两条路：要么，由人工智能取代大部分重复性劳动，却唯独取代不了独创性工作。这就证明了人类的伟大之处，哪怕最精妙的信息技术也无法复刻。虽然人类社会将产生新的分配问题，但是人类的智慧（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总能解决这些问题。要么，人工智能竟然做到了人类所能做的一切，那么人类就亲手创造了自己的替代者。这仍然是非常光荣体面的，因为世界上没有永恒的事物，以正确的方式退场是一种美德。何况，在高度文明的人工智能之下，未来人类的日子或许比今天还要好很多，仅仅是离开了舞台中心而已。有什么可害怕的呢？可以激动，可以困惑，可以担忧，但唯独不要害怕。该来的总会来，一切阻止历史车轮前进的行为，都将被证明是失败的。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已经开始一段时间了。与2018年的俄罗斯之夏一样，今年也少不了啤酒、夜宵、零食，因为唯有它们能抚慰深夜躁动不安的球迷的身心。不过，对我来说，还是有一些微妙的不同之处：四年前，我通过美团下单烧烤、炸鸡等夜宵，通过传统电商平台购买啤酒、薯片、糖果和巧克力，偶尔还得在网上药房买一些治疗熬夜上火的药物（有备无患）；可是在今年，上述一切需求皆可通过美团满足，一站式买齐。就拿我个人最爱的精酿啤酒来说，在世界杯开幕之前，我就通过某电商平台下单了两箱，然后就拼命刷着物流进度——它们始终停在几十公里之外的仓库里，那么近，又那么远。于是，在揭幕战之夜，我只得在美团APP搜索“啤酒”关键词，然后就打开了新世界——从我家附近的现打鲜啤店，到进口小超市的各色瓶啤，均可以在一小时内送到家门口。直到72小时之后，我已经尝试过了三家鲜啤，从电商平台订购的那两箱才慢慢悠悠地送过来。零食就更不用说了。看球之夜的食欲，往往是一种突发性需求：有时候你想吃点巧克力豆，有时候想吃辣条，有时候却想重温童年时代看球时吃的干脆面。这些需求很难通过在传统电商平台提前下单满足，但是通过美团闪购，却可以轻易从周围几公里内的便利店任选。通过美团优选购买半成品自己做也是一种选择，尤其是在你有空气炸锅的情况下——我就是这样解决蛋挞、鸡翅需求的。与四年前相比，美团在我们的“世界杯夜生活”中扮演了更重要的，甚至是核心的角色。这折射了一个现实：用户即时所得的购物需求，催生了美团进入本地零售，通过“零售+科技”的战略，朝着零售衍变。具体而言，美团的本地零售业务包括多种形态，分别对应消费者不同类型的需求：美团闪购，涵盖超市便利店、专卖店、酒水零食、果蔬生鲜、宠物母婴等诸多品类，聚合服务模式，主打30分钟送达的即时零售。美团买菜，美团自营生鲜零售模式，定位是社区居民的“30分钟快送超市”，也是即时零售。美团优选，重点针对下沉市场，采取“预购+自提”的模式，为社区家庭用户精选高性价比的蔬果、肉禽蛋、乳制品、酒水饮料、家居厨卫等品类商品。主打次日达。再加上早已成熟的美团外卖，美团在朝着消费者日用食杂需求的各方面在努力。目前只是刚起步，美团距离用户想要什么品类的日用品、家电、服饰等，还有很长的路。但美团已经越来越像一家零售公司了。而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美团零售形态中，其关键词都是“本地”，即“本地化供给、本地配送、本地消费者”。这也意味着，美团与传统电商的零售逻辑大不相同，如果说传统电商的典型逻辑是“全国供给供全国”，那么美团的零售逻辑，更多是“本地供给供本地”。本地零售的前端是本地集采+冷链物流，销售端通过即时配送，快速送货上门，实现物美价廉。以美团买菜为例，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美团买菜推出“本地尖货”，通过本地集采、本地供给和冷链物流的方式，将本地好货物美价廉的卖给消费者，同时，帮助本地产品实现品牌化，比如北京平谷大桃、庞各庄西瓜、密云水库鱼、怀柔板栗；上海崇明白山羊肉，武汉菜薹等，实现丰富的供给。与许多“纯粹的互联网生意”不同，零售是一门需要苦心经营的低利润生意。以美国为例，每个时代领先的零售公司都是低毛利、低价格，以规模优势取胜。美国最大的传统零售商沃尔玛，历史上毛利率最高的时候也仅有28%，营业利润率长年是个位数；最大的线上零售商亚马逊，最近一个季度的北美零售业务利润率仍是负数。因为零售公司的经营哲学，就是不停地提升经营效率、降低经营成本，以极致的性价比吸引消费者，从而实现规模的扩大。可能有很多投资者不理解，美团为什么要去做低利润、重资产的零售生意？这符合互联网平台的发展方向吗？我的观点与他们恰恰相反：科技公司做零售，不但符合国内现实的市场需求，也符合全球科技行业和零售行业发展的大势。从美国的亚马逊和沃尔玛两巨头近年来的战略态势，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2022年三季度，对沃尔玛而言是一个很好的季度：美国零售收入同比增长6.5%，其中在线零售收入增长12%；能在通货膨胀、经济衰退的背景下取得如此战绩实属不易。根据咨询公司Jungle

2021年7月，我在上海参加ChinaJoy活动，与诸多游戏公司的朋友喝咖啡、逛展、喝酒，顺便还参观了东方明珠电视塔（虽然以前在上海呆过多年，却从未登塔过）。当时我们都很乐观，非常非常乐观。大家认为，游戏行业乃至整个消费互联网行业最差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中国游戏前途无量，中国文化产业也前途无量。《原神》吹响了中国文化产品输出的号角，上海的新兴游戏巨头都在筹划出海大作，腾讯、网易、字节跳动等巨头孜孜不倦地寻找接受投资的游戏公司——而这只是一个开始。在咖啡厅和酒吧的桌子上，我们聊到了互动叙事，这是游戏与影视融合的赛道；还有广播剧，因为音频娱乐可能是互联网最后的流量洼地；以及元宇宙，那年最热门的创业话题。如果说当时有什么遗憾，那就是ChinaJoy主会场严格限制人流量，必须凭24小时核酸进入，而且一切大型表演活动均被取消。不过，这也算不上什么，毕竟主会场是给外行看热闹用的，专业人士只会混迹周边的会议、论坛。那次我跑了两个大型论坛，一个有四五百人参加，另一个有二三百人参加；现场几乎无人戴口罩，也没有大白提醒大家戴。在宽敞豪华的场地里，遍布着点心、零食、咖啡、鸡尾酒，创业者、投资人和互联网巨头的代表欢聚一堂，举杯相约：从胜利走向胜利！就连中概股指数和恒生科技指数，也抵达了一个阶段性的平台期，似乎随时可以展开波澜壮阔的反攻。在从上海回北京的高铁上，我看到了那篇著名的“电子海洛因竟然成长为千亿产值行业”的文章。炒股的朋友面面相觑，在所有微信群发疯一般地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不炒股的游戏行业的朋友普遍选择保持沉默，告诉我“静观其变”。下午晚些时候，那篇文章被撤稿了，由此引发了社交媒体的又一轮狂欢——果然，一切都会变好的，根本不会有什么曲折。马照跑，股找炒，接着奏乐，接着舞！有人说，悲观者往往正确，可是乐观者最终会赢得一切。彼时彼刻，所有人都是乐观者。在那天抄底游戏股成功之后，一位职业投资人朋友意气昂昂地对我说：“2022年，一切都会好起来。年初我要在北京看冬奥会，年底我要去卡塔尔看世界杯。”我提醒他：“卡塔尔好像很贵，看世界杯不容易。”他更加意气昂昂地说：“没事，明年我会赚到足够的钱，我们大家也会赚到足够的钱。”我又提醒他：“你的护照没有过期吧？出入境隔离怎么办呢？”他更加更加意气昂昂地说：“难道明年这个时候，这些问题还是问题吗？”这种发自内心的乐观主义精神感动了我，让我也有了乐观的理由。我跟大家一样相信，经济发展无论如何是第一位的，要发展经济就不可能离开互联网，因为互联网已经成为比水电煤还重要的基础设施，推动着消费内需，创造着高端就业。即便互联网平台可能已经成长到了瓶颈期，可是我们还有游戏，还有流媒体，还有各种各样的泛娱乐内容，以及方兴未艾的Web3（包括元宇宙）。它们都将创造无数的财富神话，推出自己的百亿、千亿市值公司，并且反哺信息科技基础研发的进步。在互联网之外，新国货、线下消费是那年的热门名词，连锁咖啡馆和中式点心店的估值可以轻松突破单店1亿元，新茶饮和小酒馆的代表已经在港股上市。从上海回来之后，我一口气拜访了三家线下VR场馆，它们要么刚拿到了融资，要么干脆就在策划上市。在其中一家场馆现场体验时，我看到附近的一家新消费创业公司在这里搞团结，几十个年轻人的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讨论着若干年内公司上市、买房买车、走上人生巅峰的美好愿景。一个月之后，游戏版号没有核发。半年后，字节跳动成为了第一家解散投资团队的互联网公司。我的那位投资人朋友，既没有看成冬奥会，也没有看成世界杯。至于究竟是缺钱还是出不去，不得而知。反正2022年，无论在互联网行业还是投资行业，很少有人的光景比去年更好。想到这一点，大家好像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2022年的ChinaJoy根本没有举行。一年之前还能在外滩或东方明珠推杯把盏、称兄道弟的圈内朋友，现在只能通过腾讯会议远远地听到对方的声音。其实，听不听又有什么不同？全年至今才发了300多个游戏版号，即便最乐观的人也只能期望明年可以发放800个版号，“那就勉强够用了”。12月的第一天，我到了澳门。这是过去两年，中国内地居民最容易抵达的境外目的地。尤其是今年8月以来，各地赴澳门的个人旅游签注已经全面恢复。我本来以为在北京办理赴澳门签注会很困难，没想到在自助机器上才花了五分钟。然后我飞到澳门，目睹了空空荡荡的机场、空空荡荡的街道、空空荡荡的威尼斯人酒店、空空荡荡的新濠影城、空空荡荡的银河娱乐场。只有周末的澳门老城区还有一些人，但是游客人数并不明显多于周围的店铺服务人员。大众点评上的很多内地游客网红店都关门了，可能不会再开。在酒店门口载我的出租车司机，急切地问我：“听说现在内地不用测核酸了，真的吗？健康码也不再有黄码了？你们来澳门越来越容易了吧？”我连连点头，告诉他报纸上报道的全是真的。于是他又疑惑地问：“为什么来澳门的人还是这么少？什么时候游客才会回来？”我怎么知道？或许今年年底，或许明年；或许大家只是没有钱、不想来，而不是来不了。司机把我带到了冷冷清清的官也街，传说中专门骗游客的小吃一条街。走在干净的砖路上，我仿佛看到了“全面放开”之后的内地大城市的景象。所谓“放开之后的人间烟火气”，所谓“熙熙攘攘的报复性消费”，早已无数次出现在券商报告首页和自媒体标题上。但是，稍有常识的人就会知道，券商报告和现实生活完全是两码事，至少在A股市场是两码事。当我看到朋友圈和微信群里那些极端乐观、忙不迭地宣布经济即将V型反转、现在是抄底互联网公司和新消费的好时机的朋友时，就忍不住想问他们两个问题：你们没有经历过2021年吗？你们还记得2021年7月的自己在想什么吗？我可以预测到他们的回答。他们肯定会避重就轻，一边忙着开香槟提前庆祝，一边大笑着说：“悲观者或许正确，但胜利属于乐观者！”错了。悲观者正不正确，我不知道，我也从来不希望做一个悲观者。但是，胜利永远只属于活下来了的乐观者。活下来。无论如何都要活下来。

很多人对“浪漫主义”这个概念，怕是有点很严重的误解。宏大叙事不是浪漫主义。集体主义不是浪漫主义。家国情结不是浪漫主义。它们都可以构成浪漫主义叙事的某个维度，但绝非浪漫主义的主线。严格地说，真正的浪漫主义叙事，恰恰是与宏大叙事之流背道而驰的。浪漫主义从起源上就带着神秘、孤独、非人、中二病乃至反社会色彩——大无畏、轻视权威、逆天改命、我偏要勉强、虽千万人吾往矣。在本质上，浪漫主义是“人找到了与神的共同点，并意识到了尘世的腐朽不堪”。从这个本质出发，人可以改造世界、逃避世界，或者干脆超越世界。浪漫主义必须尽可能与物质利益、眼前利益脱离关系；即便描述远大未来，最好也虚无缥缈一点，切忌出现任何过于物质性的愿景。所以，耶稣亲自走上十字架是浪漫。堂吉诃德大战风车是浪漫。卡西莫多在巴黎圣母院独自抗击暴民是浪漫。公民凯恩在死前念念不忘的“玫瑰花蕊”是浪漫。披头士歌唱的在夜空中振翅而起的黑鸟是浪漫。斯考尔背着昏迷的莉诺雅走过茫茫沙漠是浪漫。明日香在对母亲的回忆中击倒无数EVA量产机是浪漫。凤凰院凶真进行几百次时间跳跃去救真由理是浪漫。青春野郎在操场中央大声呼唤樱岛学姐的名字是浪漫。那个在众人齐齐举起右手行礼时偏要把双手抱在胸前的普通人更是浪漫。至于很多人口中的“宏大浪漫”“集体主义浪漫”，诸如庞大的军队、舰队，巨大的机械装备，宏伟的事业之类，虽然可能称得上伟大，但是无论如何，跟“浪漫主义”完全不沾边啊。在我们的一生中，究竟能有多少“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浪漫时刻呢？我不知道。但是，这样的时刻一旦出现，请一定牢牢抓住，因为放手了可能就不会再来。

20世纪人类最大的悲剧，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可能没有之一），是由德国主导的两次世界大战。在付出了近八千万条鲜活的生命，让上千万平方公里土地化为焦土之后，欧洲的灯火永久性地暗淡了下来，世界各地的人类也是奄奄一息。这两次空前（肯定）绝后（但愿）的战祸，虽然存在许多诱因，但是最基本的原因只有一条：德国无法处理好与英国的关系。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从地缘政治角度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都不必然与英国交恶。我们可以轻易列举出一大串英德不会脱钩，理应世世代代分工合作下去的理由：英国是海洋性的殖民帝国，德国是大陆性的民族国家。德国也有少量殖民地，但对大英帝国并不构成威胁，尤其是不会威胁英属印度这颗“皇冠上的明珠”。英国也对欧洲大陆事务保持距离，没有任何领土野心。从1870年代开始，英国已经转向以金融等服务业为核心的“资本输出型”经济。英国的工业产能先是落在美国之后，然后落在德国之后；但这并不影响伦敦成为全球金融中心，更不影响两国的经济合作。在工业方面，对于英国而言，美国也是比德国更危险的敌人。来自美国的廉价工业品持续“入侵”大英帝国，迫使伦敦不断提高关税。如果一定要围绕着关税发生冲突，首先也应该是英美冲突而不是英德冲突。英国和德国有共同的敌人，首先是俄国——它一边威胁着德国东部边境，一边对英属印度虎视眈眈；其次是法国——它曾经是英国的世仇，现在也是德国的世仇。英德矛盾虽然存在，优先级却显然不高。结果我们都知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在英国领导的协约国和德国领导的同盟国之间；因为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没有得出决定性的结论，所以双方休战二十年，日后又进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严格地说，1914-1945年是一场漫长战争的上下半场，主要成果是彻底摧毁了德国、消耗了英国，让美国和俄国走上历史舞台的中心。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德国一定要与英国为敌？当然，换一个角度看，也可以问“为什么英国不跟德国搞好关系”。可是这件事情的主动权在于德国，因为英国一贯是光荣孤立的国家，仅仅关心欧洲力量的平衡，对任何国家都没有偏爱，也不会有仇恨。仔细阅读史料，我们就会发现，这完全是德国的错。准确地说，是威廉二世皇帝及其容克地主集团缺乏政治智慧的体现。德国理应成为世界和平的中流砥柱，却被腐朽的旧普鲁士势力绑架，竟然把自己变成了军国主义的象征。一切都是可以避免的，但是最终还是发生了。简而言之：19世纪后期的德国，是一个撕裂的国家。位于莱茵河畔的烟囱林立的工业区，以及围绕着工业化发展出来的庞大的现代资产阶级，是德国文明、开放、发展程度较高的一面；位于东部广阔平原的大型庄园，以及围绕着农业生产组织起来的古老的容克地主阶级，是德国野蛮、保守、封建程度较高的一面。前者固然主宰了德国的城市生活，后者却实实在在地掌握着德国的权力。所谓德意志帝国陆军，基本上就是普鲁士陆军（以及南德的几支小型陆军）。几乎所有的德军总参谋长及高级将领都是容克，俾斯麦和毛奇也是容克。在经济和文化上，容克的贡献不值一提；他们的优势在于武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的德军士兵向法国前线进发因此，接下来德国要走的路，无非取决于两道选择题，一道是经济的，一道是外交的：在经济上，要不要保护普鲁士的庄园农业？如果实行自由贸易，来自美国和俄国的廉价谷物将迅速冲垮容克庄园，让容克在经济上陷入边缘化。如果实行贸易保护，容克的特殊地位将持续下去，但会引发来自农产品出口国的强烈反对——至少俄国是不可能与德国结盟了。在外交上，要不要采取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要不要为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做准备？考虑到德国的人口和工业优势，就算不打仗，取得欧洲霸主地位也只是时间问题。可是如果不打仗，德国对容克武力的依赖就会降低，除了武力之外一无是处的容克就会失去对权力的控制。德国一直试图在上述两个问题上找平衡。俾斯麦一手促成了“钢铁与黑麦联姻”，即对古老的农业和新兴的工业同时进行贸易保护。这个政策一开始受到了工业家的欢迎，可是进入1890年代，大家逐渐看清了：“联姻”主要保护的是黑麦的利益，因为德国的黑麦如果没有关税保护真的会死；对钢铁的利益保护已经微乎其微，因为德国的钢铁已经世界领先，就算没有保护也不会差到哪里去。1902年，德意志帝国对进口黑麦征收每100公斤5-7马克的关税，对进口猪肉的关税则高达每100公斤45马克。沉重的关税养肥了容克地主，使他们得以维持统治阶级的生活方式和“尚武”精神。德国劳工阶级当然反对这种关税政策，因为他们的生活成本被大大提高；身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的国民，他们吃的却远远没有美国人、英国人那么好。德国内部复杂尖锐的阶层矛盾因此被加剧，而一切矛盾最终都导向一个突破口：战争。俾斯麦在任时曾经反复强调，德国已经达到了天然边界，不需要再增加任何土地，也不需要建立殖民帝国。从实际利益的角度看，确实如此；但是从民族自豪感和转移社会矛盾的角度看，对外扩张确实是一条把德意志民族团结起来的捷径。只有强调国际矛盾，只有将民众的注意力转向“敌人”，内忧外患的德意志帝国才能拧成一股绳。不要忘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是德国内部整合最快的时期，就连独立性最强的南德小邦国也实现了与帝国的“一体化”。在对俄国和法国宣战的时候，帝国议会和联邦议会几乎都是全票通过，就连左翼政党也普遍赞成。道理很明白：不停地打备战牌、战争牌，是德意志帝国得以存活到1914年的基础；打错了战争牌，则是帝国于1918年瓦解的原因。就算一切重来一遍，威廉二世及其代表的容克地主恐怕也没有更好的选择——打仗或许会失去很多，不打仗则很可能慢慢失去一切。丘吉尔曾经疑惑，为什么德国一定要冒着惹怒英国的危险建造这么多的战列舰（而且完全派不上用场）？其实，这些战列舰不是拿来对付英国的（只有最愚蠢的人会指望德国海军打败英国），而是用来团结德国的。最后，德意志帝国对于英美所代表的“西方”体制和文化的敌视，很可能是导致它输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根稻草。毫无疑问，容克地主的思维方式是整个“西方世界”最保守、最腐朽的，所以威廉二世才经常标榜自己“要成为反对西方人的东方人的领袖”。现代西方的大部分价值观、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要么发源于英国，要么发源于法国。无论出于务实目的（保持自身权力）还是务虚目的（团结国民对外），容克主导的德意志帝国都必须敌视西方。这也就意味着它无法团结世界上战争潜力最大的国家——美国。美国对德国宣战预示着德意志帝国的灭亡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何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日起，美国从上到下均将其视为“自由的英法与专制的德国”之间的意识形态战争。这种刻板印象并不正确，因为协约国这边还有俄国，俄国显然比德国落后腐朽得多，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战显然不是以意识形态划分阵营的战争。可是一切还是就这样发生了。德国对西方意识形态的结构性敌意，换来了美国对德国的结构性敌意。在这样一场欧洲战争中，美国要么保持中立，一旦下场就肯定会加入德国的对立面。站在整个德国的立场，1914-1918年的悲剧是不必要发生的。“钢铁与黑麦的联姻”早该结束了，与英国的海军竞赛毫无意义，德国根本就不需要对外扩张，自命为与西方对立的东方领袖更是愚蠢之举。如果说上述冒险符合谁的利益，那只能是容克地主的利益——这一小撮以尚武为核心竞争力、在其他方面均远远落后于时代的旧式封建主，绑架了欣欣向荣的德国，迫使其走上一条完全可以不走的道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进来。现在已经没有容克了。从1945年开始就没有容克了。苏军的铁犁和盟军的经济改革彻底粉碎了容克存在的基础，他们的庄园和尚武传统也早已湮没于东线战争的血海之中。他们付出了沉重代价，作为一个整体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考虑到德国人民为此付出的更加惨痛的代价，我觉得他们一点也不冤枉：一切都是有后果的。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足球赛已经于北京时间11月20日午夜打响了。相信在未来一个月，它将是社交媒体的头号热门话题。就拿我本人而言，前几天随手组建了一个“2022年世界杯看球群”，在朋友圈转发了一下二维码，几乎在一瞬间就吸引了200人。由此可见，所谓“世界杯在国内的人气大不如前了”的说法，是多么荒谬可笑。昨天晚上的揭幕战，在我组建的那个“世界杯看球群”里，当然少不了各种吐槽；东道主卡塔尔的拙劣表现，让我们再次意识到了“金钱不是万能的”这句至理名言。但是，在看球吐槽的过程中，大家都对一件事情深感遗憾：在微信视频号看不到世界杯直播，准确地说，看不到任何世界杯赛事内容。与过去几届一样，本届世界杯在中国大陆的版权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独家拥有，而总台又把版权分发给了咪咕、抖音、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广州南国都市频道以及广州竞赛频道这六家。很遗憾，微信视频号乃至整个腾讯系媒体均不在其中。从理论上讲，卡塔尔世界杯期间，我们在微信不但看不到赛事直播，而且看不到延播、回看、集锦，以及基于赛事素材的二次创作。如果你一定要在视频号看世界杯，那只能看到垫场节目、中场评论和结束后的球评，因为这些都不涉及赛事本身。只要涉及赛事的就不能播了。例如，昨天揭幕战打响之后，好几个媒体的视频号都在直播世界杯体育场外的实况，下方还配了字幕：“赛事实况请去其他平台观看”。按照群友的一致意见，在微信群聊球却不能转发现场视频（甚至没有集锦），乐趣少了一半。关键在于，隔壁的抖音不但拥有全套世界杯版权，而且提供免费直播，而且全站热榜都在推世界杯相关内容。我没有在抖音看世界杯，因为更喜欢在咪咕听詹俊、张路两位老师的点评；但根据在朋友圈做的调查，我至少有40%的球迷朋友是在抖音看的直播。在二创方面，“世界杯开幕式”和“世界杯揭幕战”在抖音的热度均超过了1000万，随手一刷就有数以千计的视频剪辑。世界杯要持续整整一个月。也就是说，抖音将享受整整一个月的流量红利，而视频号很遗憾地错过了这一切。当然，微信不可能拿下一切热门内容的版权，腾讯官方的资源也是有限的，我们无法苛责什么，尤其无法苛责视频号团队（世界杯版权这么大的事情显然超出他们的职权范围）。不过，从世界杯这件事情，我们还是可以得出对视频号发展的两个重要结论：抖音在短视频赛道上的优势仍然是压倒性的，视频号只是稍微拉近了距离，差得还很远，可能要花很多年赶上（如果赶得上的话）。视频号过去一段时间采取的“高举高打”的出圈战略，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存在局限性。如果要进一步扩大影响力，恐怕要寻找新的策略。先说第一条。微信视频号过去两年多的发展历程，有一个很明显的范式：每当你觉得视频号很有戏时，它就会以各种方式让你失望；每当你觉得视频号没戏了的时候，它又会以各种方式给你惊喜。对创作者、对视频生态参与者、对投资人而言，好像都是如此。“失望”与“惊喜”的循环，大约以半年为周期交替：2020年上半年，视频号有一个梦幻般的开局，引发了大批业余创作者入局。当时也是全网短视频和中视频的又一个红利期。不过，由于产品功能稍显粗糙、流量分配机制不健全，到当年三季度，视频号热潮已经明显退潮。2020年底，随着直播功能的推出，视频号迎来了一波内容井喷。迄今为止，直播仍是视频号最成功的功能。到了2021年中期，视频号虽然仍是一个鸡肋的视频平台，却已经成为重要的直播平台（对于游戏、知识等垂类尤其如此）。2021年四季度以后，视频号采取“高举高打”的出圈策略，包括演唱会活动、引进站外大V、积极参与新闻事件等，取得了不错的战果。微信小商店功能的完善，更是让许多MCN和微商看到了“依托视频号卖东西”的潜力。从2021年二季度开始，很多视频号早期大V又重新捡起了视频号。然而，视频号商业化能力仍然差得很远，让很多大V意兴阑珊，只将其作为全渠道内容分发的一个次要出口；视频号电商则一直低于预期。本次世界杯也再次说明，在内容生态和运营方面，视频号仍然与抖音有非常明显的差距。由于抖音的商业化非常成功，所以即便以重金拿下世界杯版权，也可以通过商业化增量赚回来（至少是赚回一大部分）；抖音良好的流量分配机制和高效的运营体系，决定了它能实现世界杯版权的内容价值最大化。坦白说，考虑到视频号目前的商业化还在起步阶段，内容运营也仍比较孱弱，不拿重金去砸世界杯版权反而是比较理性的选择。然而，这样的选择会导致视频号和抖音的内容生态和商业化差距进一步拉大……希望这不是一个死循环。再说第二条。自从2021年下半年以来，视频号的运营策略可以归结为“高举高打”，具体而言是“三位一体的高举高打”：通过鼓励媒体号入驻，加强对重大新闻事件的覆盖，包括孟晚舟回国、乌克兰战争、今年8月初的事件等，让用户形成“在微信看新闻直播”的习惯。通过举办知名歌手的线上演唱会，制造全网话题，引起爆发性的流量增长，同时让“视频号周末演唱会”成为一种品牌化的活动。通过扶持视频号外的全网知名KOL，提高视频号的主流属性，同时寄希望于KOL带来自己的粉丝。例如，东方甄选刚刚成名就被邀请在视频号做活动。不可否认，上述策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微信乃至腾讯管理层最看重的两项数据——DAU和用户时长方面，它们的效果几乎是立竿见影的。我估计，今年8月初，视频号的DAU可能第一次超过了同期的抖音，甚至有可能超过了抖音的历史最高水平。像新闻直播、演唱会这样的内容形式，也最适合拉伸视频号的用户时长（虽然还是比抖音有较大差距）。可是，接下来又如何呢？除了线上演唱会之外，上述“高举高打”的内容，全部不是视频号的独家内容，甚至谈不上视频号的原生内容。新闻事件是媒体号直播的，在任何平台都可以看到，就连机位都没有区别；全网大V的内容也是在各个平台进行平等的分发，如果说有一个“主基地”，那主基地只可能是抖音。结果就是，视频号变成了所有人（无论创作者还是用户）的“分基地”。对于两年前初起阶段的视频号而言，这个定位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到了今天，仍然满足于缺乏独家内容、缺乏原生内容生态的“分基地”状态，显然并非长久之道。抖音拿下世界杯版权，就是拿下了一个持续一个月乃至更久的“独家内容生态”——在短视频平台当中，仅有抖音具备直播、延播、点播、集锦、二创……等综合性的内容矩阵。与视频号此前拥有的独家演唱会内容相比，这种独家内容的成本和价值都明显更高。这是一个遗憾，但已经没有办法弥补了。这件事情也给了视频号一个必要的提醒：依靠高举高打策略，已经不可能再拉近与抖音的差距。因为抖音有更多的资源、更丰富的经验进行高举高打，也非常乐意与视频号进行高举高打的正面竞争；整个腾讯体系的资源虽然可能比抖音丰富，但能够投入视频号的资源相当有限。而且，抖音商业化体系的完备，意味着所有大型活动、全网大V都会优先选择抖音渠道，毕竟谁也不会跟钱过不去。接下来是比拼内力的时候。如果视频号还想进一步挑战抖音的霸主地位，那就应该把重点放到长期的内容生态搭建，以及进一步提升商业化、优化运营体系方面。这个任务不容易完成，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商业化做得不好会导致原生内容不足，由此又会导致运营体系出问题，反之亦然。如果说高举高打是“总体战”，那么长期运营就是“持久游击战”。持久游击战当然很难打、很难产生立竿见影的成效，但是强大的抖音已经证明自己在正面总体战当中是不可战胜的，所以留给微信视频号的选择其实只有这一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