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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法语文学专家、翻译家郭宏安于2023年1月16日上午在北京逝世，享年七十九岁。郭宏安，1943年生，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75至1977年在瑞士日内瓦大学留学，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在理论研究和翻译领域均有建树，著有专著《论〈恶之花〉》《重建阅读空间》《从阅读到批评》《阳光与阴影的交织——郭宏安读加缪》等，主要译著有《波德莱尔作品集》《加缪文集》《红与黑》《墓中回忆录》等，出版有《郭宏安译文集》。其中《加缪文集》获2012年傅雷翻译出版奖。对郭宏安而言，他心系一生的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事业本就是难舍难分的。外国文学批评首要的，就是要有自己的体验，只有在翻译的过程中，才可能对作品有深入的理解。他也曾指出，中国是一个翻译大国，翻译家们的创造性劳动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母语的词汇、句式和结构，也为我们的作家提供了不竭的学习的园地。好的译本不仅可以成为作家们借鉴的对象，还可以为他们提供“语文教材”，成为他们的“语文老师”。为此，他呼吁提高对于翻译工作的重视：创造和改善现代汉语，应该有也必须有翻译家的贡献。本报记者曾专访这位谦逊、温文尔雅的翻译家，现重新为大家带来此文，以作纪念。文/傅小平刊于2012年1月12日文学报以翻译家郭宏安自己的说法，他实际上从事的专业是法语文学研究。尽管研究和翻译，可以是“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的两码事，他却觉得很有必要把它们拧在一起。在他看来，没有翻译的支撑，所谓研究会有些大而空洞；没见过作品原来的模样，又凭什么认定自己研究出来的东西不是徒有虚名？而且，外国文学批评首要的，就是要有自己的体验，也只有在翻译的过程中，才可能对作品有深入的理解。正是这种理念，让他在翻译的路上越走越长。久而久之，翻译反而成了他的“主业”，他也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翻译家。郭宏安坐在郭宏安家雅致的客厅里听他叙说，你能感受到一种安静的力量。他一身书卷气息，儒雅中和、眼神敞亮、面容舒展。简洁平实的话语里，透着一种内敛的激情，却始终是温和的，没有戏剧性的抑扬起伏。这可能恰恰暗合了他随遇而安、沉静朴实的个性。在他身上，看不见那一代人通常会有的愤世嫉俗。他显然偏好真实的质地，不喜欢夸饰的事物。也因为此，在翻译过程中，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司汤达、波德莱尔、加缪，却不曾涉及可能在法国文学史上享有更为崇高地位的雨果和萨特。当然，还有米兰·昆德拉。因为在他看来，这位旅居法国的作家身上，有持不同政见者通常会有的那种刻意造作的姿态。事实上，很可能也是这种不走极端的特性，使得他在文学领域融会贯通。且不论，在翻译、研究、写作等方面，他都有自己的造诣。单说在文学翻译领域，能驾驭小说、诗歌、散文、文论等不同体裁，且在不同风格、流派的经典作家间纵横驰骋，并在读者心中留下深刻印象，这即使在译者林立的法语文学界，也属凤毛麟角。一如他温文尔雅的性情，郭宏安走上翻译道路，未曾立下什么宏愿，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事。他从小就喜欢文学，尤其喜欢法国文学，喜欢读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莫泊桑等大家的作品。高中毕业考大学时，报了北京大学，之所以没有报考中文系，只是因为幼稚地以为，母语是汉语，没有必要再到大学里去专门学习。大学毕业后，他在部队待了整整八年，法文用不上，更不用说文学了。因为能写，工作能力也不错。当时，部队领导曾向他许愿，一旦部队外事工作正常运转，就让他去驻外使馆工作。“但这些都不是我要走的路，我不愿意放弃我的文学理想。于是就申请转业了。”《波德莱尔文集》此后，郭宏安就被调到了新华社。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那里待了不到半年，就被派往瑞士日内瓦大学进修法文。正是在这期间，他接触到了波德莱尔的作品。“其实，上世纪30年代，波德莱尔就在中国有很大影响。解放后，他就销声匿迹了，除了上世纪60年代初在《译文》上露了一面。他的作品被完全否定，说他太颓废，不符合时代的要求。因为我在瑞士学习了波德莱尔，等我考上研究生，从新华社出来，入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我的毕业论文，就很自然地选了这位诗人作为研究对象。当时，只因为写论文的需要，翻译了部分诗歌。尽管1987年，我翻译的《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但直到五年后，我才出版了漓江插图版《恶之花》。”在郭宏安的翻译生涯中，这是一次颇有戏剧性的经历。上世纪80年代末，他把15万字的论文《论〈恶之花〉》交给漓江出版社。“后来，主编刘硕良先生和我商量了一个很别致的方式，让我在论文后面附100首诗，再配上一些插图，这样，论文在前，但它是序，诗在后，但以诗为主。没想到这个非主非宾、亦主亦宾的形式居然取得了成功，书大概印了七八万册。我有一个朋友收到我寄他的译文集，读后激动不已，特地打来电话诉说这本书对他的‘震撼’。”如果说翻译、研究波德莱尔，郭宏安不自觉地扮演了开拓者的角色。此后，他的翻译并没有刻意朝全新的领域进发，而是回过头去重译经典。他并不讳言，自己对之前的译本有所保留。“我不是说前辈或同道的翻译不好，事实上可能挺好，且很少出错。但我总感觉缺少文采。比如，加缪的《局外人》，法语原文简洁而清新，绝无一个废字废句。这并不是说加缪的文字简单，相反是文采斐然。”以此看，翻译加缪如果缺了文采，实际上相当于违背了原作的风格，而在郭宏安看来，传达出原作的风格，才是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很多时候，我们批评翻译，集中在诸如句子、语法、结构的对错问题上。依我看，任何一个人翻译都难免有错，碰到体力不支，脑力不济时，都可能留下一些遗憾。但这种错误方便纠正。最难纠正的就是风格，如果风格掌握不对，整个翻译就彻底失败了。”《加缪作品集》事实上，重译经典作品，对郭宏安来说，也是实现自己的夙愿。翻译《红与黑》的经历便是如此。“我在中学时就读过，当时以为这是本励志小说。从大学二年级开始，我试着从原文接触文学作品。后来，赶上批判个人主义和个人奋斗，《红与黑》首当其冲。当时，学校还开过这本书的座谈会，我在发言中表达了‘于连是值得同情的’的想法。这件事对我带来了很大影响。以至于十年后，在北京图书馆碰到一位北大英语专业的同学，他就对我说：‘你不就是那个说于连是值得同情的郭宏安吗？’”正是源于这样的情结，当译林出版社找到他，约他重译时，他考虑了几天就答应了。“我译的《红与黑》只有40万字，比别的译本少了5万字，而且只用了5个月，在别人看来也许觉得我译得太快了，可是他们怎么知道我在心里已经把《红与黑》翻了30年呢。”体现在郭宏安身上，这并非夸张之语。在他看来，面对翻译首先要有一种敬畏之心。因为有所敬畏，就会觉得自己无论怎样努力都做得不够，这样下笔才会特别慎重，才会对原文力求有更多的理解和把握。“比如董桥，他主张译者要和原作者平起平坐，也有人以为翻译是美化的艺术，译者当然要高于原作者。我认为，译者始终要处于一种低于原作者的状态。不仅低于原作者，有时甚至要低于读者。因为想当然以为自己比读者高明，就难免技痒，用自己的主观臆断去解释原作。而翻译就该尽力做到，原作是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的。”新媒体编辑：张滢莹配图：资料图每天准时与我们遇见的小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