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知识分子对企业家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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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视企业家的认识论基础：对知识的误解

敌视企业家的第一个原因是人的妒忌心，第二个原因与人们对知识的理解（误解）有关，或者说与人们的“无知”有关。

人类进行很多生产活动，其中有些活动是很容易理解的。比如，农民种地，春种秋收，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工人做工，从早到晚，出力流汗，把原材料变成产品。对于这些劳动付出，每个人都看得见、摸得着，毫无神秘性可言。

然而，一般人搞不明白企业家为什么能赚钱。企业家既不像农民那样下地干活，也不像工人那样出力流汗，凭什么腰缠万贯？特别是从事贸易活动的商人，对物质形态的产品没有做任何改变，为什么就能赚钱？唯一的答案是，他们靠贱买贵卖赚钱，既欺骗卖者，又欺骗买者。

有一个解释是，人们不理解“知识”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你是体力劳动，我是用知识进行劳动。如果人们能认识到企业家是用知识来赚钱倒也可以消除一些偏见，但问题是人们对知识的理解有偏差。

古今中外，知识分子、有学问的人、读书人都受尊重。中国人的说法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但通常人们理解的知识是书本上学到的知识、老师在课堂上教授的知识、需要花时间积累的知识。哈耶克称这些知识为“科学知识”，博兰尼称之为“显性知识”，索维尔称之为“程序性知识”，我称之为“硬知识”。

实际上，还有一种不同的知识，哈耶克称之为“实践知识”，博兰尼称之为“默性知识”，索维尔称之为“平常知识”，我称之为“软知识”。这种知识不是来自书本或老师，也没有办法在科学上得到证明，甚至与你花多少时间学习无关。这种知识的最大特点是不容易编码和传播，只能拥有者自己使用。

对企业家来说，决定其成败最重要的是实践知识、默性知识、平常知识，或者说是软知识，而不是科学知识、显性知识、程序性知识，或者硬知识。后一种知识虽然重要，但每个人都可以获得，因而与此相关的工作甚至可以委托给专业人员去做。企业家的软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独特的企业家能力，包括想象力、直觉、警觉性、视野、判断、潜意识、交流能力、说服别人的能力、组织能力等。这种能力大部分人不具有；即使有，也不突出。

因为大部分人理解不了软知识的重要性，所以企业家赚钱似乎就成了“无中生有”“空手套白狼”，背后一定隐藏着魔法、欺诈和不道德的行为。于是，当看到那些小时候调皮捣蛋、从学校辍学的同学成了百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时，有人就会心里不服气：“我从小就是好学生，还留学读了博士，但他反而赚得比我多。岂有此理！”

知识分子对企业家的偏见

把心理上的嫉妒和认识论上的无知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很好地理解知识分子对企业家的偏见和敌视。这里讲的“知识分子”，是指知识分子的主体，不是所有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更不是一般概念上的学者。

按照托马斯·索维尔的定义，知识分子是指生产和传播理念的人，他们的最终产品是理念。[i]大学教授是知识分子，但医生和工程师不是，因为后两者工作的最终产品是治病或完成某项工程，而不是理念。但像张文宏这样的医生，当他开始向大众讲授新冠防疫路线的时候，就成了知识分子，因为他在传播理念。当然，我们也可以称他为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还包括媒体人，他们主要是向大众传播理念。

知识分子是理念市场的主导者。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舆论空间在很大程度上是知识分子塑造的。一般人比较崇拜知识分子，觉得他们有知识，但我在这里要泼点冷水。英国作家、《1984》的作者乔治·奥威尔说过一句话：一些理念是如此愚蠢，以至只有某些知识分子可能相信它，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普通人会愚蠢到相信这些理念。[ii]事实也是如此。比如，20世纪50年代搞人民公社的时候，农民都觉得不可行，但一些知识分子觉得可行，大力鼓吹，事实证明，在这件事上，他们比普通人蠢得多。20世纪人类最大的灾难，就来自某些知识分子坚信不疑但确实非常愚蠢的理念。

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导致这么大的灾难，按照索维尔的解释，是因为：第一，对理念的评价主要是在知识分子内部做的，不是由外部人做的。因此，即使很荒唐的理念，只要有足够多的同行认为它能自圆其说，接受它，附和它，就会流行起来。第二，与此相关，知识分子无须对自己理念的实施后果承担责任，甚至在他们的理念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时候，他们在学术界的声誉也不会受到影响。比如，萨特在德国学习哲学后于1939年回到法国，然后他告诉这个世界：法国与希特勒统治的德国区别不大。但即使在纳粹德国垮台后，萨特照样是学界教主，受到全世界知识分子的崇敬。萨特不是一个特例。20世纪30年代大肆吹捧希特勒的著名知识分子很多，但很少有人后来向公众道过歉。[iii]

这与企业家形成鲜明对比。企业家出售的是产品（或服务），他们产品的评价者不是企业家个人，也不是企业家集体，而是他们的客户。如果他们欺骗了客户，即便不遭受牢狱之灾，也会受到市场的惩罚。客户不买账，企业破产了，企业家损失的不仅是金钱和财富，还有他的声誉！ 

知识分子的理念可能不正确，但这丝毫不影响它们的影响力。直到今天，大部分西方知识分子都是市场经济的批评者，对企业家没有好感。或者可以说，西方知识分子总体上是偏左的。社会上许多关于企业家的负面形象都是左派知识分子精心塑造出来的。企业家与工人对立的理念就是知识分子灌输给工人的，而不是普通大众想出来的。按照雷纳·齐特尔曼的说法，反资本主义是西方很多知识分子的“世俗宗教”。[ⅳ]

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对企业家的敌视，既与人类的嫉妒心有关（米塞斯、齐特尔曼），也与知识分子对知识的误解有关（哈耶克、索维尔、齐特尔曼）。

读书人一直是自负的，所以，索维尔引用丹尼尔·富林的话说：“知识分子容易因为他们自己拥有的智慧而妄自尊大”。[ⅴ]他们认为自己是“知识精英”，理应获得更多的财富、更高的社会地位、更受人敬重。历史上也确实如此。中国的读书人好多经过科举考试进入朝廷做官，有的可以做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应了那句话“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但在市场经济下，知识分子有了竞争对手——“商界精英”。商界精英读书没他们多，但赚的钱比他们多，所以知识精英对商界精英有一种本能的嫉妒、反感和怨恨。

知识分子有一种“致命的自负”

　　知识分子倾向于认为，他们拥有的知识才是真正的、唯一的知识，他们所不知道的就不能算作知识。他们看不上企业家拥有的软知识、平常知识。在市场经济下，许多成功的企业家都没有受过正规教育，没有接受过科学训练，更不会用科学方法证明自己的观点。即使有些企业家受过正规教育，也不大可能是班上的优秀学生。这些硬知识不硬的企业家，比那些硬知识很硬的知识分子更富有、更神气、更能呼风唤雨，社会地位也不低。如果企业家再表现得财大气粗，让知识分子感到捉襟见肘，甚至像个要饭的，这就更让知识分子心理难以平衡。社会一定出了问题！有意思的是，知识分子普遍对财产权抱有怀疑态度，但他们却热心支持版权和著作权。[ⅵ]

　　罗伯特·诺齐克指出，知识分子优越感的种子从儿童开始就种植下去了。[ⅶ]从幼儿园到大学，好坏等级都是按照考试成绩排序的，奖牌总是授予尖子生。怎么来到社会上，奖牌与学习成绩无关了？为什么一个著名哲学教授的收入居然没有一个杂货店老板的收入高？研制导弹的居然不如卖茶叶蛋的？对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乾坤大颠倒，市场经济一定不公平。而一旦这样的舆论多了，也会导致企业家开始自卑。这也是许多企业家想再读个学位的原因之一吧！进一步，如哈耶克所说，知识分子有一种“致命的自负”，认为自己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构建一个理想社会，有资格充当社会进步的向导。知识分子不喜欢自发秩序，因为自发秩序让他们感到无用武之地。市场经济是自发演化而来的，不是知识分子设计的。相反，计划经济是少数知识分子设计的，然后他们通过自己的著作和演讲传播给大众，同时靠强权施加给社会。因而毫不奇怪，知识分子对市场经济有一种基于“非己所出”的疏远感，但对计划经济有“视同己出”的亲近感。

　　市场经济在与任何现存制度的比较中总是胜出，所以知识分子不愿意把市场经济与其他的现实制度相比较。相反，他们总是想象一个平均主义的理想社会，然后把现实的市场经济与他们的理想社会相比较，结果现实的市场经济总是不如理想的乌托邦。这成了他们批判市场的依据。如索维尔指出的，左派知识分子有辞令技巧的天赋，擅长语言腐败。[ⅷ]他们用“关心穷人”“关心弱势群体”“承担社会责任”等一大堆词汇圣化自己的理念，以显示自己的道德高尚。当然，即使对于左派知识分子来说，我们也不应该怀疑他们的真诚，他们的错误更多地来自无知。但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无知。他们既不负责政策的实施，也不对政策实施的后果承担责任。他们制造的灾难总是让许多其他人付出惨重的代价，他们自己却毫发未损。

　　据我的观察，中国知识分子对市场经济的敌视没有西方知识分子那么普遍和强烈。为什么？或许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在计划经济下生活过，计划经济下那种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让他们记忆犹新，而西方知识分子从来没有体验过计划经济下的生活。

　　企业家的知识化会改变人们的偏见吗？这个问题也值得思考。今天的企业家与30年前的很不一样，与200年前的就更不一样。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上过大学甚至拥有博士学位。北大、清华的毕业生中有不少人成为了杰出的企业家。但这是否能改变许多知识分子对企业家的偏见和敌视？也许不能。因为在同样读过大学的人中，成为企业家的，通常是那些在读书时并不优秀的学生，优秀的学生都去当教授或从事其他需要程序性知识的工作了。比如，在物理学博士中，有些人弃学从商，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在学术上没有前途，而那些在学术上有前途的同学都去做科学家了，但他们赚得收入可能还没有从商成功者的零头多。因此，即便企业家拥有了更高的学位，知识分子也很难改变他们对企业家的偏见。

　　本文选自作者《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第4章，该书由理想国/西北大学出版社2022年出版。

参考资料

[i]托马斯·索维尔，《知识分子与社会》，2013，第,1章。

[ii]转引自：托马斯·索维尔，《知识分子与社会》，2013，第4页。

[iii]参见：托马斯·索维尔，《知识分子与社会》，2013，第8—12页。

[ⅳ]参见：Rainer Zitelmann.,The Power of Capitalism, 2019,pp. 150-154.

[ⅴ]索维尔·，《知识分子与社会》，2013，第15页。

[ⅵ]哈耶克，《致命的自负》，2000，第92页。

[ⅶ]Robert Nozick, “Why Do Intellectuals Oppose Capitalism”, in Socratic Puzzles.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

[ⅷ]托马斯·索维尔，《知识分子与社会》，2013，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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