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江苏高邮的土地庙拆除运动，引起了社会关注，这让笔者想起了八十多年前同样发生在高邮的城隍庙拆除运动，与大家分享一下。

1931年2月23号，正值农历初七，江苏高邮县也沉浸在一片节日的氛围中，城中的城隍庙更是人山人海。高邮是苏北名城，从明清到近代史不绝书，元末，太师脱脱以天下兵马决战张士诚于高邮，明初汪广洋，明末吴三桂，王夫之祖籍都是高邮。正所谓人杰地灵，神鬼庇佑，城隍庙为一城百姓信仰的中心，四百年来香火不绝，每年正月十五更是城隍巡城的日子，这时正是筹备的关键时刻。

就在信众虔诚祷告，纷纷准备出钱出力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七八个身穿西装大衣的汉子手持刀斧绳索径自冲进城隍庙，信众道士还来不及反应，在一片惊呼声中，城隍，夫人，公子，判官，差役等神像纷纷被打倒，凶徒则扬长而去。

一时之间，这等四百年来所未见的奇事不胫而走，人们议论纷纷，人情汹涌。这时高邮县县长王龙回芜湖探亲，由秘书长强天健暂代职务，既然是暂代便只求安安稳稳，谁想到出了这样的塌天大事，自然是一个头两个大。幸好，第二天报纸上就刊发了声明，原来件事是国民党县党部所为，作为这一年江苏破迷信运动的关键一环。

破庙兴产业自清末以来一直是知识分子中流行的思潮。清末民初的一代名僧，中国佛教总会首任会长，八指头陀释敬安大和尚就是同北洋政府争庙产不胜，气急圆寂的。1929年，国民政府更出台了空前严厉的《神祠存废标准》要废止自五岳四渎以下举国之神，凡举国上下城隍土地等均在废止之列。作为五岳之首的泰山，始建于宋初的岱庙当年就被改为公民广场，千年来的碑林被拆了建澡堂子。然而，这场轰轰烈烈的破除迷信运动就像国民党的各种改革运动一样，不到一年就在各方的强烈抵制下，不得不叫停。谁也没有想到时隔两年，高邮县党部居然又重施故技，干出了这样一桩大事。

说到这里，不妨略谈下国民党的党部。自4.12清党，可以说国民党基层是受到最严重冲击的，甚至远甚于中共。4.12政变，中共损失党员四万多，其中被杀约2.6万人，而国民党则近十倍于此，减少党员在三十万以上。党员损失倒在其次，真正致命的是国民党曾经一度发展兴旺的党运工作就此一蹶不振。一面是国民党上层完全放弃了群众运动，既然在群众运动领域断不能于中共争锋，则不如全然放弃以免反为他人做嫁衣。

自4.12之后，国民党党员几乎没有在工人，农民中发展，甚至连普通党员的数量都不再增长，完全依靠军政势力，搞批发式的集体入党，以至于很多党员都不知道自己是党员。一面基层党部完全瘫痪，稍有能力者或死或走，幸存者再也没有工作的热情或完全被当地势力所取代。尤其是国民党中央彻底放弃了大革命时期地方党部干预政府的职能，党政分离之下，党部只有向上级建言的权力，而听与不听则全在地方政府，至此地方党部可以说全无作用可言。

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国民党虽然在4.12中损失了几十万最精锐的青年党员，元气大伤，党务工作陷于瘫痪，可当时中国有数百万受过教育的知识青年，每年中学以上的毕业生数十万人就业无路，自北洋时代遗留的数十万政府职员，这些人又纷纷纷纷补充入国民党基层中去，使实力稍有回升。制度和理想的毁灭是难以挽回的，但人的损失始终是可以弥补的。无论如何，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国民党在党务工作上又有所起色了。

当然，与其说是有所起色要静极思动，不如说这是现实环境逼迫出来的。经过4.12之后，国民党的基层党务不仅仅是瘫痪的问题，是完全失去了自己地盘的问题。当时国民党的县党部，比如高邮县，一年的活动经费仅仅相当于高邮县长一个月的工资，一些地方甚至只够订阅报刊的邮费而已，甚至有地方政府不满党部之不识时务，不发一文的。而蒋先生为了防止国民党基层党务官僚化，又要求地方党部支取薪水者仅支部长一人而已，而其余人枵腹奉公，情何以堪？大量的知识青年这时既不是抱着革命的目的进入党组织的，而是寻求温饱而来，党务系统的待遇又远低于政府，往往薪水只有同级部门的三分之一左右，且绝无其他油水。人总是要吃饭的，地方党部要生存下去，自然要想办法。

了解了这样的背景，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地方党部会这么热衷于破庙兴产业的事业。当然我们要承认，其中还是有理想的成分在，但现实的压力，即使当事人的回忆每每讳言，却是不应该被遗忘的。这一年江苏要破除迷信，这是一个全省范围内的运动，高邮是动手比较晚的。二月初相邻的镇江就有类似的计划，但报告刚报送县政府就被驳回了。

实际情况就是，真正动手的其实只有高邮而已。应该说，高邮确实是人杰地灵，这时高邮县党部的六个主要负责人居然全是大学以上文凭，这在当时是罕见的，一般初中以上文凭在国民党县机关已经算屈才了。也是这一年初，高邮县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党代会，在这些高学历年轻人的带动下，各项工作迅速的开展起来。这样一群年轻人，必然是野心勃勃的，也因此才会成为整个江苏的出头鸟。而这件事，之所以如此秘密，显然也是考虑到不久前镇江走漏消息以至于出师未捷的下场。

这时，高邮县秘书长强天健的头一定很大。如果他不是很健忘的话，就会很容易的想起两年前，也就是1929年，当时相隔不远的宿迁国民党县党部正是利用破除迷信的名目，意图夺取全县最大地主极乐庵的田产。当时正值《神祠废止标准》风头最盛，结果气急败坏的极乐庵直接掀桌，联络小刀会破城而入，暴动波及周边三县，不但当地党部土崩瓦解，连县政府都饱受池鱼之殃，不得不出动军队镇压。

不管县政府态度如何，这时的高邮县党部已经取得了第一阶段的胜利。按照计划，他们以闪电战封闭城隍庙，之后便要把庙产充作党产，建立开发委员会，发展实业，这样长期以来困扰地方党部的财政问题也好，当事人未来的前途也好，都迎刃而解了。就在登报声明的第二天，由指导长黄松涛带队，全体党部成员参加，大家衣装齐整，摇旗呐喊，前往城隍庙进行发动宣传。这个过程中，党部还获得了高邮部分当地教师和学生的支持。不过，与其说是他们的革命理念感染这些人，不如说是因为当时江苏各地教师的薪水已经停发四个月，各学校极为不满，而党部破庙兴产业的主张，也愿意给学校丰润一些，大家自然一拍即合。

可惜，游行的场面并不像党部成员们想象的那样，游行者招摇过市，而高邮县的居民们纷纷关门躲避，除了部分师生，无人响应。最后党部不得不雇佣了不少夫役，才把前天已经毁损的神像彻底捣毁并丢进河里。之后，游行队伍又以县政府的名义张贴了封条，布告，并散发了《告高邮人民书》，号召全城人民一起行动起来，破除迷信。最后，大家一起向县政府递交了《庙产改造计划》，要求县政府赋予改造委员会最高权限，使之能管理工业，农业，文教等各个领域，在一片胜利的憧憬中散去。

事情发展到这里，我想稍有智识的人，都要为高邮党部捏一把汗了。代理县长强天健第一时间就否定了县党部雄心勃勃的改造计划，声明如此重大的事件，应该等县长王龙回任后再行决定。没有县政府的支持，县党部也自然没有任何的资金来源实施计划，更不能调动县里的行政资源，党部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要求王县长迅速回高邮履职。而王龙迟迟不肯回任，坊间都在传说他是有意拖延，要运动自行瓦解。就在党部和县政府相持不下的时候，高邮当地的士绅也动员起来，纷纷向县政府请愿，以保护古迹的名义，希望恢复城隍庙，作为诚意，愿意把城隍庙的一部分改造成中山纪念堂，效仿几年前山东泰山东岳庙的例子。然而这个方案于县党部的设想相去太远，当场就被拒绝了，双方协商破产。

随着协商的破产，废庙和保庙双方也到了兵戎相见的关头。27号，在当地道众的带领下，赶来上香的各村民众发现城隍庙被封，怒不可遏聚集了上千人，敲锣打鼓冲向县党部。这种情形和三天前，县党部封庙时的冷冷清清形成了鲜明对比。县党部只能紧急部署人手死守党部，并严令不准开枪，以免激起民变，支部长黄松涛匆忙赶往一墙之隔的县政府找代理县长强天健搬取救兵。

早已对县党部不满的强天健则以人手不足为由拒绝了县党部的支援要求。这时高邮有警察120人，保安团135人，而聚集的民众已经达到数千人，论人手确实也不足。所幸，县党部与县政府毗邻，县政府为求自保，最终同意让持枪警察站岗布哨，防止群众强行冲入。然而，虽然党部一时保住了，愤怒的群众不敢正面冲击军警，却转而冲向各个委员的家中，打砸抢烧，一片狼藉，各党部成员顿时有家回不得，而县政府却坐视不理，任凭群众发泄怒火。

到了28日，四乡的群众都聚集起来，这一次他们终于凭借绝对的人数优势，冲进了县党部，打的各党部委员落荒而逃，并再接再厉，打的他们各家落花流水，屋瓦高飞。各委员走投无路，只能翻墙躲进县政府避难。事情发展到这个田地，县党部早已无计可施，只能请求县政府协助，以党部的名义电请绥靖公署，派省保安团从速赶往高邮保卫党，保卫党员。

省保安团接到电报后连夜派了一个大队的人马赶到高邮，大队长张桂芳向黄松涛表示：省保安队是党的忠实武装，一定会保护党产和党员，坚决执行党部命令。有了枪杆子的支援，各位委员这才惊魂初定，聚集在党部安身。但虽然有了保安团的保护，四乡的民众并没有散去，他们聚集在城中，四处散布流言，诅咒党部委员，保安团驱之不尽，只能勉强维持。

很快，元宵节就在眼前，也是传统城隍游街的日子。城中不满的气氛更加浓烈，商界纷纷罢市，群众上街抗议，而县政府则稳坐钓鱼台。眼看局势恶化，绥靖公署又调了当地驻军32师一个营前来高邮弹压。而和保安团不同，32师所派部队一到来就表示希望息事宁人，要求调解，这使得党部的处境越来越尴尬。

就在党部岌岌可危的关键时刻，消失已久的县长王龙终于赶回了，却给了党部众人致命一击。他宣布，省政府已经专门批示，停止封庙运动，对造成动乱的干部要追究责任，省党部也出台决议，停止年初布置破除迷信的任务。至此，县党部已无再战之力，在王龙的协调下，不得不开始新一轮的协商。为了维持基本的体面，县党部主张按最初乡绅们提出的，把城隍庙的一部分改建成中山祠，然而已经占据优势的士绅们却寸土不让。最终县党部一败涂地，只能完全放弃全部主张，将城隍庙交回道士手中。

不幸的是，这一年的八月，高邮所在的运河区爆发了规模空前的水灾，高邮和里下河各县尽成泽国，千万百姓顿遭灭顶之灾。据《运河专刊》记载，里下河地区有1320万亩农田颗粒无收，倒塌房屋213万间，受灾民众约350万人，140多万人逃荒外流，死难者七万七千人。受此重创，人们纷纷乞求神灵保佑，而年初的打城隍事件则成了罪魁祸首。到了次年，城隍庙已经恢复如初，各地参与重建者近万人。野心勃勃的国民党高邮党部自此一蹶不振，党部次年即告分裂，不得不由省党部专案整理，党员数量逐年稀少，到了1933年仅有106人。

时光荏苒，当年的旧事已经过去八十八年，距离新中国建立和国民党失去政权也已经七十年。国民党是中国第一个建立政权的现代政党，却不过二十年便告失败，其中的教训是值得后来者挖掘的。1927年初胡汉民曾戏问陈独秀，中共为先进党，则多少年内中国可以实现列宁式共产主义，陈独秀断言不过二十年。两人不过是无心之谈，谁能想到竟是一言成谶。

国民党也曾经是一个革命党，包括蒋中正也每每回忆起北伐之初各地民众箪食壶浆迎接革命军的场景而痛心国民党才得天下便已经衰败不堪。四一二之后国民党并非不思振作，可终究不免沉沦，看高邮城隍一案可见端倪。国民党自诩为代表全国正统的领导者，地方党组织却名存实亡，稍有知识者又不免为利益所关联，举动乖张想当然而脱离群众，即使有革命之主张也只停留在口号，一旦付之行动不免左支右拙。

整个事件，开始为革命之喜剧，后来则为反革命的闹剧，而高邮政府为国民党之地方政府却对一墙之隔的国民党地方党部视同陌路乃至欲除之而后快，则其所服膺的不过是中央政府之强权而绝非国民党之思想与主张。高邮的情形绝非个例，而它还身处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区，则江浙之外更非党国之天地。

党务的全然失败代表国民党组织理想的溃败，即使抗战后空前强大，所依靠的也不过是其八百万军警力量，纸面上的三百多万党员不但如一盘散沙，甚至藏污纳垢为地方之害。清末醇亲王摄政，与张之洞议论国事，张之洞感叹人心不再，国步日艰，醇亲王则不以为意，只道有兵在，张之洞咋舌而退，感叹清之将亡。从始至终，除了中共越俎代庖的几年，国民政府似乎就一直是一个悬浮在空中的政权。一个政党总要有所依靠，而蒋中正所代表之中央政府于国内士农工商无一所靠，所依赖者乃英美之买办，看似强大，一旦那支一次性的军队被消灭，便告统治终结。

八十八年后，2019年，还是江苏高邮，全市拆除土地庙又成了新闻热点。这一次在强大的行政机器地碾压下，虽然当地群众多有不满，还是以移风易俗之名拆了下去，当地社会和媒体喧闹一时。为期半年的高邮拆庙已经结束，只是，如果没有没彻底做好群众工作的话，不知道这些在行政力的强压下被拆的土地庙到底会消失多久。

注：本文史实部分主要参考沙青青《信仰与权争，1931年高邮打城隍风潮之研究》，部分数据来自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并参考孙江《一九二九年宿迁小刀会暴动与极乐庵庙产纠纷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