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和贾樟柯的“精神返乡”
最近，一场名为“吕梁文学季”的活动在汾阳市举行，举办方为当地政府与贾樟柯旗下的贾家庄。这场活动以乡土文学为主题，结果聊着聊着就偏到了赞美和怀念乡村士绅传统上。在活动的研讨会上，莫言的作品，尤其他前两年的小说《左镰》被与会的评论家捧到了一个极高的位置，认为是“精神返乡”的代表（至于这个左镰到底表达了什么大家有兴趣可以找来看一下）。作家阿来的发言可以说概括了研讨的主旨：
“如今乡村的很多问题，道德问题、教育问题，其实都和士绅传统的消亡有关。乡村失去了教育功能，过去耕读传家的传统没有了，乡村里留下的都是老人、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不过，他对未来仍保持乐观：“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精英重返乡村的案例，带去了先进的观念和知识，过去的士绅传统也未必不能重建。”
其实对于他们这一代人群，对于他们这个圈层人物的思维状态，以前有过很多讨论和分析的我们完全不会诧异，甚至可以说没有新鲜感。而这种言论很多时候也和自身利益有关。比如主办者之一的贾樟柯，其旗下的贾家庄，以前的经济支柱主要靠特种水泥厂。现在在贾导的带领下，水泥厂被拆掉，村庄被改成了文化产业园。这符合这一代人对乡村的美好想像。举办这次活动本身也是对旗下产业进行成功的宣传。虽然贾导拍电影没什么商业价值，但还是在其他的方面体面出了经济头脑。
稳定的秩序本就蕴含着不稳定，褪去的激进本就是为下一场激进做准备，历史的吊诡之处正是在此，更要命的是，历史本身又不只是如此。传统的力量如此强大，全球化的力量如此强大。即便在赛博空间里充斥着各种鱼龙混杂的“进步主义”舆论，即便是在全球化最大的推行者率先开启了逆全球化潮流的年代，意图寄生于乡土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们依然在互联网上有着不小的话语权。
所以对于这些人的老问题，本来不想过多关注，结果让笔者关诧异的是，B站的官方账号竟然一改以往画风，不光全程参与报道了本次活动，并在专栏文章中着重强调了乡村传统，士绅等研讨内容。
笔者之前确实是没有想到诞生于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中的高新企业会在其旗舰产品首页以官方账号公然传播文化保守主义价值观。诞生于现代性城市中边缘性人群的二次元文化触碰根植于前现代农业宗族社会的文化保守主义价值观，这能否擦出火花我不知道，但是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绝不是个好的现象，乡村振兴不能作为逆现代化的借口，如果年轻人的价值观被这些因特殊历史时期而获得荣誉与权威背书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给影响，那对于刚刚纪念完的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的青年精神来说无疑是一种倒退。
考虑到B站的受众有大量的00后乃至小学生，为了让更年轻一辈对这个问题能有更深入的思考，笔者还是抛砖引玉，稍微批判一番。
那么，文化保守主义者所构建的“城市—乡村”二元对立观念到底错在哪里呢？必须得承认，在世界陷入“现代性危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工业文明病”之后，“东方文明是城市文明病的解药”这一说法十分具有诱惑力。
以张孝德在《乡村振兴十人谈》中的说法为例，张孝德认为：“现代的工业文明病表现之一，就是严重存在着缺乏精神制衡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泛滥病。在工业化文明系统中，缺乏精神与文化制衡的物质财富无限增长，不仅吞噬了大量的资源，造成资源环境危机，也吞噬了人类的精神能量，使人类文明在物质主义、病态消费主义、GDP主义的单极化世界越走越远”。
这类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批评在被称为“小清新”的一类人群口中常常听到，而他们“解决”现代性危机的方法与他们的文学艺术偶像：莫言、贾樟柯、阿来、JK罗琳之类的人非常类似，都是放弃工业文明回归前现代田园牧歌生活。
讽刺的是，作为实质性失语者的他们只能以穷游西藏洗涤心灵，远离城市获得救赎之类的鬼话对乡土世界中的、不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邪神”们顶礼膜拜，而他们的偶像却只要站在那里就有无数的、“另外的他们”对他们的偶像顶礼膜拜。要知道，无论将回归旧世界的实质以文字游戏包装的多么精美，对于真正有政治素养的人来说，这些人都是可以被归类于“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前现代社会遗老遗少。
“对西方普遍主义的批判，在人文学科已经日渐变成一种新的‘政治正确’”，北大的李杨老师毕竟还是嘴下留情了，国内工业文明艺术化最成功的作家刘慈欣被出道到“恶俗维基”后，最欢欣雀跃的人群，恐怕与有返乡和乡坤情结的这类作家的拥趸是高度重合的。对于他们来说，“左镰”带来的只是对“右手”的痛苦，是工业化的群氓对岁月安好的乡贤士绅的无情压迫，解决这种压迫的方法就是开启“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买办国家，于是作为文化精英的他们自然可以回归到解放前他们的“地方收税官”身份中去继续当稳他们的“黄老爷”。
是的，对所谓西方普遍主义的批判本身就是西方普遍主义的。按照萨义德（《东方学》作者）的说法，和人为划分“城市—乡村”二元对立一样，“东方-西方”/“中国-西方”恰恰是西方的方式，以东方—西方的概念去反抗西方的结果不过是进一步加强了西方的逻辑。
因此，如果我们引入“东方学”的概念去看城市—乡村的二元对立叙事构建，得到的结果不是乡村中国对工业文明的补充与救赎，而是在这样的二元对立中，城市与乡村在互为他者的主体性构建中越拉越远，作为城市与乡村之间纽带的乡土士绅老爷们，自然就有了本钱去与现代性的种种做筹码，在这种情况下指望用市场经济解决问题，就如同温铁军强调的，这是用造成这个问题的思路去解决问题，最终的结果是在上海的现代化写字楼发出这篇专栏恰烂钱的人们可以享受着抽水马桶和WiFi带来的便利，追着一个个纸片人喊“Waifu”，而受困于乡土的人们则只能去酝酿下一次的激进。
在之前的《毛泽东、胡适、梁漱溟和他们的五四》中，笔者谈到过德里克总结过的这种“东方人的东方主义”。德里克认为，以“新儒家”为代表的的“自述东方主义”本质上是在东亚各国综合实力崛起的过程中产生的、对全球化资本主义理念的人为关联。这种关联在构建过程中首先肯定的就是其最后反对的西方普遍主义，并在接下来的构建过程中提供被包装成“乡土东方”、“生态文明”之类的以儒家文化为“解药”的参与、修葺以及反思现代性的能力，并最终完成“儒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神话。
因此，这套在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诞生的叙事并未构成实质性的对西方普遍主义的反抗。德里克在其著作《后革命氛围》中狠狠吐槽了这些 “救生艇哲学家”：“没有社会性、没有历史性、无论何种背景、对任何人都适用，极像商店出售的消费品”。
如果说齐泽克自嘲自己是资本主义解压阀尚还证明他有一丝知识分子的良知的话，这些恨不得“跑步进入士绅阶层”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们则只会觉得自己的“药丸”卖的还不够快。就像贾樟柯的电影那样，用“乡愁”包裹乃至阴恻恻的否定现代化进程，用“义气”粉饰乃至暗戳戳的赞扬以地方无辜群众生命安全为代价的黑恶势力，得到了“文化多元主义”这一遮羞布的怀旧主义通过满足，乃至故意构建文化群落冲突的方式赚得了金钱与名声。
鼓吹放弃金钱与名声的人最有金钱和名声，如此看来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真是“名副其实”啊。或许这也能解释生活在钢筋混凝土构成的上海写字楼里的人对乡土中国以及围绕乡土中国所创造的文艺作品总有些古希腊悲剧式的想象吧。之所以得用“想象”一词来描述新一代城市青年对乡土旧秩序回归的模因式好感，实在是因为8、90年代经历过车匪路霸、混混横行、“晚上小果管”的非中心城市民众还没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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