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斌 曾彦博：经济学中的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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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中的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

每当提到经济学，人们往往立即联想到供给与需求曲线的交汇的图像，也就是马歇尔“均衡价格理论（Theory of Equilibrium Price）”中所描绘的函数关系，该理论起始于19世纪90年代，以简明的图像描绘了复杂经济活动中的价格决定机制，其强大的解释力和简单易懂的表现形式直到今天还深刻地影响着经济学理论研究。

经济学家一直以来都在尝试从复杂的现象中提炼简洁的理论模型，这也是诸领域科研工作者对“理论研究”的共同夙愿。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提到，英文中理论（Theory）一词的希腊词根（Orgy）表示“狂欢”，希腊语中的理论一词起源于信仰酒神的奥尔弗斯教派（Orphism），本意为“热情动人的狂欢”，而对于崇尚数学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而言，这种“热情动人的狂欢”乃是理智上的，其结果以数学知识的形式呈现，当代经济学家对数学模型的沉醉或许正源于这种古老的启示。

更重要的是，古希腊传统中的理论研究并不简单地满足于借助抽象思辨和数学符号构建解释世界的宏大理论，更是将日常实践中的求真态度代入理论思考，把经验和事实作为编织宏大叙事的基本材料，由此演化成可以被经验和事实证伪的科学传统，诸多理论成果在思辨和实践的扬弃中曲折发展，直到今天依然生生不息。

理论模型与真实经验的深度融合无疑是困难的，在秩序井然的经济学理论与日新月异的经济实践之间存在着无限的张力，引诱学者沉入思辨世界的狂欢。同时又如马克思的墓志铭所言，“历史上的哲学家总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解释世界，然而更重要的在于改造世界”。

当我们具备了经得起数据检验的理论模型，下一步自然是考虑如何灵活地运用理论武器开展政策研究，得出具有实用价值和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进而加入改造世界的实践进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永恒运动中，经济学中的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各有侧重，而好的研究往往是对二者的充分结合，笔者在观摩和学习学界前辈们深入推进理论和政策研究的过程中获得了一些思考和感悟，愿在此与茶友分享一二。

从市场失灵到政策干预

谈及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的结合，首先要提到的经济学家便是约翰·凯恩斯。在理论研究层面，凯恩斯基于古典经济学价格理论基本假设的深刻反思，对宏观经济理论中政府干预的必要性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拓展，在政策研究层面，凯恩斯参与完善英国财政制度并作为英国政府代表出席布雷顿森林会议，提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原型并推动了以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代表的诸多国际组织的构建，在理论和政策方面都做出了开创性的巨大贡献。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诸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活动受到极大限制，《凡尔赛和约》所规定的巨额赔款首先在德国引发了超级通胀和银行危机，欧洲国家实际上的经济依存关系使得超级通胀在整个欧洲快速蔓延，世界大国相继陷入停滞。早在世界经济危机酝酿之初，作为英国财政部首席代表参与缔结《凡尔赛和约》的凯恩斯就出于对谈判结束的不满辞去了政府职务，并在英国乡下撰写了《合约的经济后果》，该书预见了和约所引发的诸多经济问题，并通过对比一战前后的繁荣与萧条揭示了战前经济繁荣的脆弱性，认为针对德国的巨额战争赔款不能起到补偿战胜国的作用，相反还会破坏欧洲经济秩序，使得原本依赖于德国工业品和资本输出协约国利益受损。

《合约的经济后果》为凯恩斯奠定了全球公共知识分子的地位，使其即便处于伦敦权力结构之外也能对经济政策的制定发挥巨大影响力。20世纪30年代英国失业率居高不下，凯恩斯主张通过允许货币贬值和增加政府支出促进就业和提振经济，但是当时占据主流的经济理论（即马歇尔的价格理论）假设价格的充分弹性和要素的充分利用，因此无法支撑放弃金本位和提升公共支出政策主张，导致凯恩斯在推广其政策理念时遭遇了极大的阻碍，这一局面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后简称为《通论》）中被凯恩斯称为“理论的困难”。

为了应对上述困难，凯恩斯在深入分析主流经济学理论基本假设的基础上，通过引入粘性工资、储蓄-投资函数和利率函数构建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并描述了经济增长进程中可能出现的“节俭悖论”和“流动性陷阱”等市场失灵状态，以此支撑政策干预的必要性。

《通论》仅描述了封闭经济的情况，但是从凯恩斯在《和约的经济后果》时期的政策主张以及后来在布局布雷顿森林体系过程中对构建国际货币体系的尝试来看，他始终尝试围绕《通论》的核心思想构想一个流动性充足、收支平衡、投资发展需求和贸易需求得到充分保证的世界经济体系，期间构思和塑造了一系列国际组织的雏形，从机制层面维系了二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世界经济的繁荣稳定。

可以看到，经济学中的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在凯恩斯手中浑然一体，它对战前经济繁荣内在机制和马歇尔经济学底层逻辑的分析鞭辟入里。该研究围绕20世纪30年代国际收支失衡与国内投资就业失衡双重叠加问题之核心机制，并针对这一问题大刀阔斧地改造了现有理论。

正是由于清晰的问题意识和与之紧密结合的理论与政策研究，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长期影响着其后的宏观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凯恩斯的政策主张直到21世纪依然对经济政策的制定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

但是闪烁着智慧光芒的理论和制度也会迎来它们的终点，随着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结束以及石油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的交替出现，凯恩斯主义受到巨大挑战并经历了深刻的自我调整。正如凯恩斯在批评古典经济学时所讲到的“长期来看我们都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在世界经济经历深刻变革的今天，凯恩斯所提炼的关于经济增长与经济政策的长期规律同样遭受了新生经验事实的冲击。

我们不禁要问，在凯恩斯逝世后的70余年里，经济学领域出现了哪些亟待解释的新现象和尚待实践检验的新理论，这从下一节所描述的对日本经济现象的解释中或许能够找到答案。

政府主导型政策与日本的崛起

作为二战后迅速崛起的主要经济体，日本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得益于二战后的世界经济秩序，另一方面得益于战后日本政府对其独特“战时体制”的部分延续。曾在日本大藏省（日本中央政府财政机关，后改制为财务省和金融厅）任职的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野口悠纪雄在《战后日本经济史》中深入分析了二战后七十年日本从一无所有到高度繁荣再到陷入停滞的发展历程，二战后日本依托战时体制从战争废墟中崛起，借助低利率、资金配给和财政投资融资政策迅速发展重工业并抢占国际市场，在20世纪70年代凭借日式工会对工资的灵活调整以及浮动汇率对原油价格变动的缓解作用克服石油危机，在经历了80年代的泡沫式增长后迎来90年代的泡沫崩溃，并最终陷入长期停滞的“失去的20年”。

日本从繁荣到停滞的发展历程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理论的困难”。一方面日本凭借举国体制和财政投资融资集中发展出口部门的增长，上述模式可以看作是对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思路的延续；另一方面日式工会在石油危机期间抑制工资上涨的企业生存策略以及泡沫崩溃后长期调整机制的失效都展现出日本政策体系与经济学经典理论的巨大差异。

在野口悠纪雄的分析中，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资源稀缺环境下，由战时体制所保证的资源分配造就了日本的快速复兴；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期间，由战时体制维系的公司内部团结发挥了重要作用，保证了国家在危机时期维持工资和就业的稳定。

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战时体制的过度依赖成为了“制度枷锁”并阻碍了日本社会的结构转换，导致日本经济未能及时适应世界经济大环境的变化。野口悠纪雄认为，经济停滞的深层原因不在于通货紧缩和金融瘫痪，而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滞后。日本在泡沫破裂和体制失灵的双重冲击下错失了信息时代新兴产业和数字经济大发展的风口，并因为传统产业创新势头的减弱，即便在日元贬值的条件下也无法让传统出口产业走出困境。

野口悠纪雄对于日本经济的深入分析展现了不同历史阶段中经济学理论工具的适用范围，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20世纪90年代以前日本的繁荣与衰落，但是对于此后二十余年的停滞没有太好的办法。即使是野口悠纪雄也在书中承认自己没有看透近年来世界巨变的意义，传统政策研究所提供的政策工具能够用于维系宏观经济的稳定，但是很难真正应用于对信息时代所涌现出来的新技术、新产业和新生产模式所引领的经济现象。

同时，经济学理论研究也迎来了深刻的变革。例如，20世纪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以非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报酬递增为主要特征的新兴产业，尝试以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内生动力为核心构建具有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理论，特别是新经济地理和全球生产网络等新兴领域的统一理论框架尚待构建，其政策含义有待挖掘，新时代经济学理论与政策研究的发展与融合依然令人期待。

新时期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

理论与政策研究

随着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经济学理论应该如何解释研发创新的内在动力、价值链网络的复杂结构以及全球范围的产业结构调整？如何运用这些理论更好地支撑中国经济的“腾笼换鸟”和转型升级？这些问题引人深思，令人振奋，不断将研究者者引入“热情动人的狂欢”。

关于信息时代和网络时代的经济学理论与政策研究，现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小涓教授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江小涓教授的理论研究从服务经济理论的视角入手，认为当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将服务业区分为缺乏规模经济、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的传统劳动型服务业，以及技术含量高、规模经济显著的现代服务业这两种类型。

这一划分显著地区别于传统服务经济理论，从把服务业看作增长缓慢且无助于国民财务积累的支持性部门的研究视角中解放出来，将服务全球化发展作为新时期我国实现经济结构转型的一大战略支点，这对于处在经济结构服务化跃升阶段的中国而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另一方面，江小涓教授在政策研究方面长期耕耘，深刻认识了中国经济体制中高层意志的重要性。鉴于对一项经济政策的推进往往存在着多重声音和多种立场，最后往往是核心领导在突出问题和主要矛盾方面的坚决贯彻执行保证了行动的推进和问题的解决。

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应该围绕中国改革进程的核心环节，不仅从理论机制层面表达意见和助推政策制定，更要加强对改革方案或政策效果的研究，为政策推动过程提前“算帐”，帮助决策者把握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轻重缓急。

此外，经济学家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在于结合市场运行的深层机制探讨政府的哪些干预是合理的，哪些干预会造成扭曲，这就需要研究者站在理论高度分析和解释问题。笔者近期有幸主持了南京市开放型经济十四五规划项目，工作期间发现政府工作的确深入一线，对于经济运行的基本事实了如指掌，并且在“先行先试”和“创新推广”方面勇于尝试、不拘一格，展现出中国政府官员极强的职业素养和极大的职业热情。

政策研究的推进则需要从这些基本事实出发，从整体角度分析政府进行干预的合理角度，以外贸促进政策为例，企业主体的贸易和投资决策是由企业根据自身条件和外部市场信息综合制定的，如果政府尝试以退税和补贴等手段促进出口，则需要明确这一干预的核心目的（例如扶持幼稚产业或是积累产业资金）并由此确定政策扶持的力度和适用期，否则容易造成“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政策无效率，例如对于发展成熟的产业而言，更加合理的扶持政策在于优化营商环境和引入高端要素，而不再是仅仅围绕出口指标进行直接优化。

关于经济学中的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其实还有更多的内容有待探讨。结合前文中几位学者的研究经历，我们应当认识到，在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永恒运动中没有一劳永逸的理论，更没有完美无缺的政策，有的只是在实践过程中的对政策的不断反馈和不断调整。

在理论研究方面，总有新的现象等待被解释；在政策研究方面，我们还有诸多机会去用研究成果支撑我国“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进程。希望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时期和新起点，我们能够继续保有对理论和政策研究的理想与热情，真正参与到当今世界深刻变革的“狂欢”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