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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斌:日本关西行与对城市群的再思考

邱斌 经济学家茶座 Teahouse 2021-02-02

    【作者简介】邱斌,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8年第4期,总第82辑。


应日本神户大学Lax Zhao教授之邀,2018年11月19日我参加了为期一天的非常紧凑的主题为美中贸易争端的研讨会并做了一场学术报告。赵教授所在的经济与工商研究所已经有近100年的历史了,坐落在神户大学的山坡上曲径通幽和枫叶掩映的一座古朴建筑里。正如我以前给《茶座》所写的关于在国外大多数机构开研讨会的感受一样,这次的研讨会也是仪式异常简洁明快,开幕式和闭幕式上神户大学经济与工商研究所所长和经济学研究生院院长的发言也都没有超过五分钟。我除了自己的发言之外,仔细学习了在场的每一位专家学者的发言,收获颇多。例如,清华大学鞠建东教授关于世界经济“三极治理模式”以及东亚的应对策略研究,南开大学盛斌教授和上海对外贸易大学黄建忠教授关于“一带一路”的精细化研究,Lax Zhao教授非常巧妙地把反倾销记录与出口产品质量联系在一起的规范研究等都让我学到许多。经济学研究生院院长在闭幕式上谈及我们经济学学者如何利用我们的profession(专业本领)来影响政策制定者的行为以不让贸易政策过于偏激的说法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短短一天的研讨会结束了,除了学术上的收获之外,在大阪机场和神户市之间、在神户和相邻城市之间乘坐日本各式铁路的关西之行也让我对这个近邻国家有了更加贴近的观察,我对这个看似熟悉却又了解不多的国家居民的出行、城市群建设以及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有了更加直接的近距离的体味和了解。

一、国际化的神户与基础设施的经济贡献

     作为日本最早向西方列强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神户是日本最为国际化的城市之一。我们参加此次会议所居住的酒店,在赵老师的精心选择和安排下,是位于神户市中央区的由一座相当有历史的西式商业楼宇所改造的酒店,该酒店本身就是当年神户早期开放时的所谓“外国人居留地”内的一座“洋房”。从离酒店不远的地铁三宫站向北步行20分钟,就可以到达著名的位于北野地区的“异人馆”,也就是上上个世纪末神户开放以来各色的外国建筑。这些建筑现在或被保护起来,如著名的风见鸡之馆和萌黄之馆(这些都是日本国家级的重要文化保护遗产),又有被改造成星巴克的时尚之地,当然还有形形色色的博物馆、教堂与餐馆。值得一提的是,大清帝国当年也在神户北野地区设立了领事馆,现在该馆也成为当地的一个著名景点,可惜由于行程比较紧的原因未能进入参观。

值得一提的是,神户的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始终离不开基础设施的重要支撑作用在这里面,港口、铁路和机场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当然,由于神户机场开通的主要是日本国内航线,暂且不表)。作为一个港口城市,神户对港口本身的依赖是巨大的,自从1868年开港以来,神户港的发展几经周折。开港的近百年之后,神户港成为日本的首个集装箱码头,并拜发达的关西制造业之赐,于1970年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码头。然而好景不长,由于国内横滨港的竞争和来自新加坡、高雄、上海等亚洲其他港口城市的迅猛发展,特别是1995年阪神大地震的打击,神户港的国际排名一落千丈。当然,更深刻的原因在于随着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不断提升,日本已逐渐让出制造业和进出口最大国的交椅,这从神户市目前的产业结构变迁中也能得到某种验证,即神户市已经从过去以造船、钢铁为主的重工业城市,逐步演化成以金融、商业、旅游、创意和医疗等现代服务业集聚为主的新型都市了。顺便说一下,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既给神户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这一点从神户港的开放性地震纪念公园可以看到详细统计数字),也给神户带来了经济转型的契机,因为地震所需要的医疗救助等催生了一个崭新的产业集聚:医疗、医药以及其衍生出来的牙科、美容等相关产业。这其中,大学、研究所和相关知名学者对医疗和医药产业的发展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例如,2012年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得主山中伸弥就毕业于神户大学,日本理化学研究所的多细胞研究中心也坐落于神户市,几百家医药企业的(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也使得神户市的医疗和医药产业集聚颇具规模。同时,神户经济发展的另一大亮点就是借助世界大学生运动会(1985年)、世界杯足球赛(2002年)、世博会(即将于2025年在关西大阪市举办,神户将受益匪浅)等各种国际性体育赛事或博览会等,一举成为国际知名城市相关资料表明,神户市还在200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创意都市”的称号。其实,哥伦比亚大学国际贸易学领域的知名专家Donald Davis和David Weinstein两位教授合作的著名的BBB论文(因为主题词的三个字母都是以B打头的,因此同行们都亲切地称之为BBB论文)早就以日本城市在二战中遭受轰炸后依然能够恢复原先的人口并在原地继续快速发展起来为例,说明城市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该地的历史和文化,而不会因为一次毁灭性的打击而一蹶不振,神户市在此提供了战争打击和天灾(地震)打击的双重案例。当然,因为世博会等活动而在国际上一举成名的案例不只是神户,美国的旧金山、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从历史上来说都曾借助各类博览会使得自己从默默无闻到举世皆知。

 二、铁路作为纽带的日本城市群发展

 早在201311月到东京参加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与通产省RIETI(经济、贸易与产业研究所)的联合研讨会时,我便对从成田机场到东京站的铁路以及东京都市圈的地铁系统进行了详细考察。此次到京阪神都市圈开会,有幸对日本另一个以铁路联结的城市群再次进行考察和调研,这大大增加了我对日本有关城市群交通状况的感性认识。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野口悠纪雄在他誉满世界的《战后日本经济史》中,详细介绍了日本战后的铁路发展史。他在书中写道:“我(从东京)去长崎的三菱造船厂参加实习,那时的普通列车要24小时才能抵达长崎。闷热的三等车厢里,我坐在硬邦邦的椅子上,无比羡慕地望着安装了空调的特快列车从旁边飞驰而过。”作者接着又在书中详细介绍了日本由于举办东京奥运会而于1964年开通了东海道新干线的情况。值得一提的是,东海道新干线是日本从世界银行借款修建的,这段新干线以及其后众多铁路干线的修建历史其实也是日本战后经济恢复与快速发展的一段缩影,这段历史告诉我们,现在我们看起来现成的或者理所当然存在的事物,其实都是有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的,任何事物如果不是基于某一历史条件和当时人们的决心、决策和实施都是不可能出现的。无独有偶,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经常在他的众多小说里描述日本东京的某个地铁站是如此庞大和迷乱,线路之间的换乘是如此复杂和令人困扰等。村上的小说《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的主人公多崎作,干脆就是个设计火车站的铁路工程师。在村上的这部作品中,铁路和火车站是主人公反复出现在日本各大城市的主打场景,日本各大城市之间乘坐新干线的通勤时间也让我们对日本居民的生活状态有了如此感性的了解。由此可见,无论是较为严谨的经济史著作,还是文学家的不经意描述,再到我们的切身感受,日本在战后所打造的以新干线所联结的城市群以及京滨城市群(都市圈)和京(都)阪神城市群等都对日本经济发展、产业集聚、城市布局和居民出行与生活状态等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单单这两个城市群的人口加起来就占日本全国人口的半壁江山。根据我的些许经验,如果你碰到一个自称大阪人的日本朋友,请不要真地以为他(她)就是狭义的大阪市区人,他(她)多半是来自乘坐火车大约一小时左右的京阪神城市群的某个卫星城。此外,我的一个不成熟经验是,研究空间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的著名经济学家的代表作,如果以发表年份为顺序,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其作者往往按照欧洲-美国-日本-中国的顺序排列。这说明,在过去的近一个世纪中,世界经济的发展及其城市化的进程也基本上是按照上述顺序在全世界范围的空间内递次展开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事实是,由于日本独特的地理、历史与文化因素,使得日本以铁路联结整个国家并出现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现象如此独特,以至于产生了一大批经济学家去阐释和论证这些现象发生发展的原因,这其中就有佐佐木公明、藤田昌久、中村良平、曾道智等一大批闪光的名字。他们的研究把空间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逐渐系统化和学理化,共同创造了这个既古老又崭新的学科的辉煌。

 三、城市群的收益、代价与相关再思考
 然而,随着城市群的快速发展,一系列大城市病也随之而来。比如,佐佐木公明在其代表作《城市经济学基础》中所提及的高地价和狭窄的居住面积、长距离通勤和交通拥挤,大气污染与环境恶化,以及高犯罪率等问题也在日益困扰着身居大城市或城市群的人们。以通勤成本为例,即使日本的新干线非常快捷方便,可动辄单程就一个小时(甚至更长)的通勤时间还是使人们的生活福利下降了很多。这些情况在韩国的首尔地区、中国的上海、广州等超大城市(群)已经较为普遍。依据我这次在日本关西地区京阪神城市群的观察,城市群绵延不断,事实上各卫星城的上班族高度依赖大城市(大阪)所提供的就业机会,相关卫星城和中心城市之间已经形成大城市的“虹吸效应”,城市群已经初显规模不经济之态势。当然,在现实生活中,决定人口和企业在一个区域(城市群)集聚的向心力和离心力都很多,但有一点是已经被论证了的,即如果不考虑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国外市场,一个城市(群)由于城市费用过高则会导致超大城市开始缩小,企业和居民开始迁出。以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为例,自2015年以来,已经连续三年出现常住人口负增长。由此可见,高昂的城市成本会“自动”调节城市的规模在当前逆全球化趋势明显、贸易争端不断加剧、人力资本不断提升和由于产业结构调整所导致的企业迁出日渐频繁的现实条件下,规划或维持城市(群)人口的思维模式或许需要改变了。一方面,由于各大一线城市的建设用地规模和各种资源(如水资源)已近极限,另一方面,由于国内二线城市(大多数是发展较快较好的省会城市)的就业机会与生活品质迅速迎头赶上,国内新一轮人口迁移正在形成,近年来各地之间由“抢人才”演化为“抢人口”其实就是向心力大于分散力的众多二线城市的一种准市场行为。因此,城市(群)的收益十分明显,这其中规模效益、产品和服务的多样性、独特的本地品质等都是居于一地的居民所享受到的巨大收益。但与此同时,上文所提及的大城市病的代价的存在也是客观和不容忽视的,这些大城市病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精细化的管理得以减轻,但难以完全被克服,因为城市(群)的规模归根结底是由市场所决定的,是企业和居民“用脚投票”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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