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设立姗姗来迟，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1968年以降的40多年来，诺奖获得者的闪亮思想犹如一道道闪电，划过经济学的夜空，为这个世界的“是什么”乃至“经世济民”提供了种种精深解释与机制设计良策。如果要熟知经济学诺奖获得者的思想真谛，则必须静下心来拜读其作品。若有机会和诺奖获得者近距离互动，则更是天赐良机（但事实上由于经济学诺奖获得者的稀缺性，与其高频度互动已几无可能）。今年（2012年）是东南大学建校110周年，为了这个特殊的纪念和为之庆祝的相关经济学学术活动，东南大学决定邀请一位经济学诺奖获得者与会，而这个任务落到了我的头上，其中部分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曾经在有着3位诺奖获得者的哥伦比亚大学做过访问学者。邀请之余，回头发现感慨颇多，遂成此文，以与广大《茶座》的朋友们共享。此文正题来源于我年幼之时参加作家贾平凹的一次座谈经历，曾经做着文学梦的懵懂少年参加了一场贾平凹的报告会，一句陕西话也没听懂的我，最终得到了大作家的“人道文道，妙微精深”的题词，此8字从此以后深嵌脑海，未曾忘却，用作此文则恰到好处。文道，指治学之路；人道，则是为人处事和价值观。妙微精深，则极言治学之不易与一旦学问打通后的豁然开朗与曼妙无穷。

一、文道几何？

曾经有个关于经济学家如何获得诺奖的笑话，那就是，第一，你的学问要好；第二，你最好是美国人；第三，你要能够活得足够长（当然还有更多的说法，例如，1976年诺奖获奖者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就说要获得经济学诺奖，一是必须是男性，二是必须是美国人，三是必须毕（就）业于芝加哥大学）。这种说法彼时有些道理，其实并不尽然，事实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在1970年代的获奖者还是以欧洲人为主，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以来，美国人才在这个领域逐渐大行其道。与自然科学的诺奖获得者有所不同，经济学诺奖获得者年龄普遍“偏大”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以罗纳德·科斯为例，这位1937年凭着The Nature of Firms（企业的实质）一文而获得诺奖的经济学家，一等就是54年。经济学诺奖获得者的平均年龄一般都是60大几岁，像保罗·克鲁格曼(PaulR.Krugman，2008年获奖者)这样55岁即获得诺奖的相当罕见。此外，经济学诺奖获得者由欧洲人居多转向美国人居多，其实正是市场经济的创新模式由衰落的欧洲向新兴经济为主导特征的美国转移的一个自然过程。

研究经济学诺奖获得者的成长经历则不难发现，大部分人都宣称自己是科学家。其实，经济学诺奖的全称也正是“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瑞典银行经济科学奖(The Bank of Sweden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Nobel)”。经济学家通常宣称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最接近自然科学的科学，这正是经济学家一直想要捍卫的一个理念。翻看经济学诺奖获得者的简历不难发现，许多经济学家原先的专业都是自然科学专业，或者其早期所从事的工作都和经济学应用工作如统计学有关。例如，2000年获奖的詹姆斯·赫克曼(James J.Heckman)教授早年学习的是物理学；列奥尼德·康托罗维奇（1975），约翰·纳什（1994），克莱夫·格兰杰（2003），罗伯特·约翰·奥曼（2005），埃里克·马斯金(2007)，等一大批经济学诺奖获得者则是数学家出身。最独特的莫过于丹尼尔·卡纳曼，这位心理学家则因期望理论于2002年获得经济学诺奖。

经济学诺奖获得者之所以成为折冠者（laureates），其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其思想或者方法的原创性（first）。上文所提到的罗纳德·科斯尽管直到获奖的时候都没有总结出“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这个术语，但是他的论文已经清晰地阐明了这个思想。科斯以清晰简洁的思想说明了看似简单的、原本就存在的企业到底是怎样一种社会组织，其产生和存在的原因是什么。这些思想是原创的，更是科学的，因此直到现在交易成本理论都对企业的组织和生产等活动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如果能够深入理解这些思想，决策者无疑对当今中国的企业各种经济活动会产生良性的指导作用。这一类的理论如此重要，以至于它的进一步发展也能产生新的诺奖获得者。例如，科斯的学生奥利弗·E·威廉姆森（2009年获奖者）在交易成本理论基础上发展的公司经济治理边界分析再次使得原创思想得以发扬光大。无独有偶，美国马里兰大学的奥尔森（Olson）教授也因为发现了集体行动的逻辑的机理而几近获奖，只可惜因英年早逝而只能令人惋惜。

二、人道几何？

由于经济学研究是一项异常艰辛的社会活动，因此，如何与他人合作便成为重要的成功因素，此乃人道也。尽管也有单独获奖的众多天才的存在，然而，通过合作更能获得志同道合者的相互支持，无论是学术上抑或心理上的。因此，很多经济学诺奖获得者对于同道有着他们自身独到而深刻的理解。例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就曾说过，在大学里更重要的是跟同学们相互学习，而不是跟教授学习，教授更重要的作用是提供研究话题。值得关注的是，在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同学当中就有另外一位经济学诺奖获得者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1982年获奖者）！还有的诺奖获得者与自己的学生合作从而双双折冠，也成为诺奖历史上的佳话，最典型的例子是2004年的诺奖获得者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C. Prescott)先生，他和自己的学生挪威人芬恩·基德兰德(FinnE. Kydland)精诚合作，经过数年精心研究终于在1977年写出使他们声誉鹊起的关于经济政策的时间非一致性的成名作，这一他们30多岁时写出来的文章同样历经了近30年才赢得获奖一刻。还要一提的是，普雷斯科特教授始终处于一个很好的经济学“圈子”之中，例如，2011年的诺奖获得者托马斯·J·萨金特（Thomas J. Sargent）曾经为普雷斯科特在1979年谋得一个很好的教职并使他在那个教职下认识了很多优秀学生（同时也是合作者）；又如，普雷斯科特还与1995年的诺奖获得者小罗伯特·卢卡斯（RobertE. Lucas Jr.）、2006年的诺奖获得者埃德蒙德·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都保持了很好的亦师亦友的关系。正像一句名言所说，群体智慧近乎真理。在这样一个经济学潜在诺奖获得者的“圈子”里工作和生活，获奖的几率大大增加了。

事实上，诺奖获得者的求学和研究生涯也不都是一帆风顺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在求学时经常碰到学科和价值判断的难题，以至于他在回忆往昔成长之路时经常引用著名诗人Robert Frost的著名诗句：“两条道路在黄色的树林里分岔，很遗憾我不能两条都走；我选择了那条人迹罕至之路，而那正是我成功之道！”同样地，詹姆斯·赫克曼在刚刚工作时的1968年便遭遇了美国的混乱时期，在哥伦比亚大学这样一个经常需要在政治上“站队”的氛围迫使他离开了这座名校前往芝加哥大学，或许冥冥之中他的选择应验了弗里德曼的判断，赫克曼自己多年以后也成了诺奖获得者。但是赫克曼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经常高频度地使用drifting（茫然）一词来表达自己求学和研究生涯中曾经遭遇的难题，这也使得我们看到了诺奖获得者的成功之路的另一面。

三、如何看待诺奖？

顺便说一下，和自然科学相比，由于经济学成为现代科学的时间并不算长，因此经济学理论的创新还要不断得益于（受制于）实践的不断发展。加以经济学家和经济现象都有生命周期，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也必然有着局限性和路径依赖，因此，容易失忆的人类（包括经济学家）必须不断从头学起。最近，一大批经济学家的早期著作又重新流行起来就是一个明证。例如， 2001年经济学诺奖得主乔治·阿克尔洛夫（GeorgeA. Akerlof）的著名作品，初版于1940的Animal Spirits又成为近年来的热门书籍，这大概是因为阿克尔洛夫早在1940年代就“看透”的经济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依然再次反复出现而已。这本于2009年再版的书籍对房地产市场的泡沫现象颇有研究，并认为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一样是最具投机性和波动性的一类市场。但是，鉴于人类“失忆”的本性或者说易于冒险的动物野性，这种泡沫一次又一次被吹起并一次又一次地破灭。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诺奖获得者的胜出还是有其过人之处的。

中国人对于诺奖获得者似乎有着一种天生的拜神心理。这首先是一件好事，因为中国人终于开始敢于梦想这件事了。然而，深入研究诺奖获得者的经历后便不难发现，特别是在社会科学领域的经济学界，中国要想成功推出一位诺奖获得者可能还要假以时日。一是中国经济学家所接受的训练更是文学式和训诂式的，这有别于西方经济学界的科学主义（Scientism）传统；二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实践远远没有被中国经济学家以科学的方式和表现形式加以总结，也没有原创的理论体系加以总结和描述；三是即使这些经济发展的“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被科学地总结出来了，按照诺奖奖励20年前的原创思想的传统，那么中国经济学家获奖也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了。四是中国学有所成的经济学家往往囿于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发展路径，“成功”后往往远离学问从而使得他们获得诺奖的几率大大降低。关于这一点，有意思的是西方诺奖获得者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士也会逐渐脱离纯学问，甚至是走得更远以至于人们都觉得他们的学问有点“水”。但是不要忘记曾经的他们，和他们曾经的学问水平。以我浅陋之见，获奖后的另类活动倒也不见得是坏事，因为他们以特殊的方式式传播了经济学。当然，在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由于诺奖获得者“遍地都是”（更多的在自然科学领域，很多大学都有若干诺奖获得者），因此，人们对经济学诺奖获得者并不过分关注。记得我曾在去年《茶座》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无论是在大学的学术活动中还是在美国经济学年会现场，诺奖获得者的出现在大多数时候都是稀松平常的一件事。

或许，我们用经济学诺奖获得者自己的感受更能够客观地看待诺奖获奖这件事，以及如何看待经济学这门“显学”。在这里，我愿意引用米尔顿·弗里德曼和赫克曼的几段话作为此文的结尾。弗里德曼说：“人们有一种印象，一个房间中的3个经济学家就有4个主意。其实这是错误的。假如科学问题与政策和价值观能够分开的话，经济学家不管政治观点如何往往能够达成最大限度的一致”。弗里德曼还说，“我很怀疑经济学诺贝尔奖有什么作用，但是我想，这一结论也像适用于诺贝尔经济学奖一样适用于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位花费了很多时间给美国的主流媒体《新闻周刊》（Newsweek）撰写政策专栏文章的经济学家也获得了上文中所反复提到的另一位诺奖获得者赫克曼的赞许：“（芝加哥学派）坚信，如果一个思想真正重要，它可以用简单、有效的方式加以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