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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汉南|盎格鲁圈的价值与制度

丹尼尔·汉南 勿食我黍 2021-12-25

丹尼尔·汉南(Daniel Hannan),毕业于牛津大学,英国著名历史学者,政治家,专栏作家,保守党党员,欧洲议会保守与改革党团秘书长,重量级本地主义与反欧洲派倡导者。2010年,丹尼尔·汉南 “炮轰” 首相戈登·布朗的演说视频成为当年收视率最高的政治类节目。 著有 The Plan: Twelve Months to Renew Britain(2008),Why America Must Not Follow Europe (2011),The New Road to Serfdom: A Letter of Warning to America (2011) 。

   


们从公元之初薄雾冥冥的日耳曼丛林一路走来,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征途。我们看到,英语民族的历史就是人民如何将他们的意志加诸他们的统治者的历史。我们注意到,条顿民族的原始部落大会是如何演变为英格兰拓殖者的本地集会,又如何成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贤人会议,再经过残酷的斗争,最终发展为现今遍及盎格鲁圈的议会组织的前身的。

 

我们也见证了普通法所发挥的英勇的作用:这一套属于人民而不是国家的精巧的、非同寻常的系统,成功地解决了民事纠纷,实现了刑事公正。我们看到普通法创造了使英语民族获得自由的种种特征,从陪审制度到人身保护令,不一而足。由普通法所点燃的价值观,帮助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的独裁,帮助北美人建立了共和国。它所扮演的角色,正像一个反对奴隶制和独裁的抗体。

 

我们找到了这样一种深植于神学观中的理念,即,每一个个体必须对自己负责,不受神父或教士的干预。这样的理念贯穿于整个政治理论。我们看到,这一理念的孢子游离于它们的宗教根系之外,是风把它们带到了更远的土地,然后在全盎格鲁圈生根发芽,结出个体责任学说的果实。

 

我们也喜见造化的偶然催生了宪法性自由的胜利。因为大不列颠是一个岛国,盎格鲁圈覆盖的区域是一个超大型的群岛,因此,没有永久性常规军存在的必要,税率相对很低,政府也相对较弱。盎格鲁圈国家的政权需要募集任何资源,都得经过民选代表的普遍同意。

 

最后,我们看到,建立在个人而非家庭、尤其是建立在长子特权基础上的英国财产法滋养了一种个人主义文化。这种文化最后发展为了我们所知的资本主义:一套个人自由地依照法律和通过私人契约出售自身劳务的体系。事实上,我们已经抓住了盎格鲁圈秘密的要害,那就是亨利·梅因爵士所说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这是一个自由经济和自由社会的最终保证。

 

说了这么多,我们在面对我们的后代挥霍这些遗产的时候,怎样才不会心存不安?

 

在盎格鲁圈中,对这些遗产抛弃得最多的要数英国了。当英国向欧盟交出主权的同时,也就相应地放弃了她的民族性中的若干元素。法律由欧盟委员会的委员们通过,他们是被任命而非选举产生的。从讲英语的偏远内地到数量正在减少的欧洲关税同盟,贸易无处不受到人为的指导。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布鲁塞尔,权力从议会转移到了常设机构。随着欧盟提出财政征收权的要求,征税与代表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了。国家日益膨胀到前人无可想象的规模。甚至就连普通法,这个盎格鲁圈自由最初的和最后的堡垒,也正面临坍塌。

 

丹宁勋爵,英国当代最伟大的法学家,上议院高等法官及卷宗主事官,在1970年代曾把欧盟法比作一波正向英国河口打来的大浪。到1990年,在他辉煌一生将临终点之时,男爵修正了这个比喻。他说:“我们的法院不能再适用我们的国内法了,必须要适用共同体法。欧洲法不再是涌向英国河口的波浪,它现在更像冲垮我们海墙的大潮,正流进我们的每一户人家——这一切真是让人无可奈何。”


法律的实施不断推动英国的大陆化进程,这是明摆着的。而在盎格鲁圈其他地方,这一进程则没那么明显,其推手更多的来自文化而非法律。一方面,在打退极端主义分子在整个20世纪的持续挑战之后,对盎格鲁圈模式优越性的自信普遍减退;另一方面,文化相对主义又在不断为强硬政策输送养料。一旦你把英美例外论当成沙文主义拒之门外时,你很快也会拒绝例外论得以建立的种种机制:绝对产权,言论自由,议会制政府,个人自治。逐渐地,你的国家也开始变得和别人的国家没有两样:税率不断上升;立法机关失去相对于行政和司法机关的原有的地位;外国法和国际条约至上;契约自由的观念衰落,雇佣什么人有什么条件预先被规定;行政权扩张;历史被遗忘。

 

当上述变化一点一点发生,权力被转移还有任何疑问吗?过去的以大西洋为中心的世界地图再也反映不出地缘政治的现实。经济重心正在快速移动。1950年,它徘徊在大西洋,远离冰岛。1980年,重心移向挪威。今天,它正穿过俄罗斯的冻土层快速东移。10年以内,它将越过哈萨克斯坦的东北前线。

 

这一变化的部分原因在于亚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变化。东亚大国和俄罗斯已经走出了各自的1980年代,印度也实行了经济开放政策。

 

然而,与此同时,英语国家却正走向相反的方向,朝着大明王朝-蒙古-奥斯曼帝国的道路速奔:大一统,中央全权,高税率,以及国家控制。毫无疑问,他们正在丧失他们的卓越。

 

在这一过程中,没有任何事情是必然的。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不是命运之惘然。布鲁图斯是对的:“如果我们受制于人,过错不在我们的星座,而在于我们自身。”

 

那么,如何才能弥补这一切?在讨论了这么久的盎格鲁圈例外论的本质和其敌人的种种特征以后,答案听上去或许过于简单,但依然可以用心感受到:我们应当记得我们是谁。

 

盎格鲁文明世界建立在共同的价值和制度之上,而不在各国政府之间形式上的联系。一定程度上,这样一些联系指的不是任何超国家组织或者国家权力的扩张,毋宁说,这样的联系形成的是一个盎格鲁圈的自由贸易区。

 

美国和加拿大最近形成了一个单一的市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是如此。美国和澳大利亚在2005年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在我写作此书时新西兰也正加入谈判。新加坡的18个自由贸易协议涉及的伙伴国家就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起步较晚——从后殖民时期才开始,但自由化进程很快。英国和爱尔兰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他们作为欧盟成员国不能签订独立的经济协议,不得不受布鲁塞尔保护主义的干预。

 

有一个颇为中肯的建议,认为英联邦应当是实现经济整合的最合适的工具。英联邦曾经有过辉煌的成长期;但目前的麻烦在于,这个联邦包括了某些完全背离盎格鲁圈价值的独裁政权,同时,又没能纳入两个关键性成员国家:美国和爱尔兰。

 

我们这个时代之初即有的重要关系现在扩展为了盎格鲁圈核心国家和印度的关系。印度当不结盟运动的领头羊推行反西方外交政策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个国家现在是美国和英国重要的军事同盟国,尽管奥巴马政府和印度的关系不如他的前任那么热。


这是保证盎格鲁圈能取得根本性胜利的军事上的原因。1946年,在密苏里的富尔顿小镇,温斯顿·丘吉尔发表了一个演说,其中谈到“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德里亚海的里雅斯特,铁幕正在落下”一句,至今常被记起。首相明确提到他的主要目的:

我要讲一讲此行要谈的关键问题。没有我所称之为各英语民族同胞手足一样的联合,有效地防止战争和继续发展世界组织都是办不到的。这种联合就是以英联邦与帝国为一方和以美利坚合众国为另一方建立特殊的关系。

这并非修辞上的虚饰。丘吉尔很清楚,自由的幸存必须靠盎格鲁圈的军事胜利为保障。在20世纪的3大冲突中,丘吉尔扮演了英勇的角色。他在第一场冲突中战斗,在第二场冲突中激励同胞,后来又定义了第三场冲突。他清楚地知道他想要什么,那就是永久的、正式的军事同盟。事实上,应该是一个超越任何现有主权国家之间的联盟: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不是泛泛空谈的时候,我要明确地谈谈。兄弟般的联合不仅要求我们两个庞大的、有血缘关系的社会制度之间存在着日益增长的友谊和相互谅解,而且要求双方军事顾问继续保持密切的联系,武器的异同,训练的教材,以及在军事院校互换军官和学员的问题,以便共同研究潜在的危险。它还应包括联合使用两国在世界各地掌握的所有海空基地,使现有的设施继续用于共同安全的目的。 

丘吉尔想要实现的,不只是一个盎格鲁-美利坚联盟。他明白,盎格鲁圈远比这两个核心国家大得多。


美国已经和加拿大自治领签订了永久防卫协议,加拿大是英联邦帝国最忠诚的成员。这个协议比其他很多已经达成的正式联盟还要有效。这一原则应该均等地及于整个英联邦。如此,也惟有如此,我们才能保全我们自己,才能为这一崇高纯粹的事业共同奋斗。

 

如果这位伟人来到我们今天的时代,他会怎么想?他所呼吁的共同防卫的基础设施在他两届任职期间已经建立起来,并且保留到今天。五大盎格鲁圈核心成员国在军事技术领域(包括核技术)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其所发挥的效力是地球上任何单一国家不可比拟的。英国和美国联合实施了一个代号为“梯队”的全球窃听计划,共享获取的各类情报。这一计划的构想,从1947年就开始了。我们不难想象,这个计划得到了多少人发自内心的赞许。

 

然而,在老一代领袖意料之外的,也许是印度。印度现已成为继美国之后的英国的第二大投资国,印度经济正在稳步赶超英国。同时,它也是核武国,在建设法治民主的基础上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

 

一旦老一代领袖不再觉得大惊小怪,他就会很快得出结论:印度也是盎格鲁圈经济和观念结构中的一部分。他会承认印度达到了他所认为的文明的基本标准,也就是有一套和平移交政府权力的机制,一个独立于统治者意志的法律体系,以及一系列保护个人自由的财产权观念。

 

印度也不该是惟一的让人惊诧的国度。他该四处转转,探头看看,新加坡已经从一块充满蚊蝇瘴气的沼泽地变成了一个新兴的城市国家。他也会对保留了权杖、马尾辫和蓝紫色护照的加勒比国家的民主化进程表示赞许,尤其会为南非的发展感到欣慰——尽管与那位著名的南非白人囚犯设想的不同,但南非如今也同样是民主国家了。


不过,有件事情也许会让他郁闷。那就是,他不得不去解释那存在于英语民族历史上的自信为什么一点一点地在丧失。事实上,他也想知道为什么他们现在这么急于抛弃那些曾经化解了法西斯主义并缔造了昔日辉煌的遗产。然而,他终究还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即使在所有可能性都耗尽以后还会抛出做正确的事的种种玩笑。

 

因为我们没有绝望。我们拥有有创造力的、能自嘲的、奋发进取的人民。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赶快回到那曾经创造出我们的模式中。埃德蒙·柏克在评价1775年美国革命时所用的词——“已做必要修正”,同样适用于今天的盎格鲁圈。英国人的权利曾创造出了过去的一切,英国人的权利也将创造出它能创造的一切。

 

几乎就在埃德蒙·柏克发表那场著名演说的同时,在盎格鲁圈的另一端,一位年轻的波士顿医生约瑟夫·沃伦(就是他派保罗·内维尔去报信)正在召集他的同胞为捍卫同样的原则而战。他说过的话流传过数个世纪:“你正在决定那些数百万尚未出生的人的幸福和自由。行动吧!像一个真正的人。”

 

此时此刻,当你读到这段文字,你也是这一优良传统的继承人。这一传统给了我们自由、财富和民主,让我们的民族屹立于繁荣富强的山巅。行动吧!你是一个真正的人。


本文来源于“世界文明的阅读与行走”公号,标题为编者重新提炼。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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