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一流”高校青年教师发展困境及其化解之道

——基于场域理论视角

作者简介

李学书

上海开放大学

发展研究部副研究员

李爱铭

上海开放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摘要：布尔迪厄的社会学场域理论视域中，“双一流”高校作为教育领域的一个子场域形成了一种客观社会关系的网络结构，广大教师在这一场域中围绕资本展开竞争，获取资本质、量和相应结构制约着他们策略选择和惯习的养成，而惯习的潜沉又再制这一场域的结构和内涵。以此为关照，研究发现，青年教师因经济资本刚性供应不足使其学术尊严难以维系，社会资本匮乏使其难以获得群体认同，文化资本存量不足使其专业成长受限，符号资本短缺使其难以抵制“符号暴力”。为突破发展困境，“双一流”高校应通过适宜的环境建设为青年教师营造良好场域环境以便安心投入学术生产，青年教师本人应强化资本积累，重塑自身惯习，实现自身发展的突围。

关键词：“双一流”高校；青年教师；场域理论；资本；惯习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 2018 年教育部重点课题“‘双一流’建设高校青年教师发展机制研究”(项目编号：DIA18038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目录

一、“双一流”高校青年教师发展研究的理论框架

二、青年教师发展的困境及其资本因素分析

三、“双一流”高校青年教师发展困境的化解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由大众化进入普及化阶段，大学成为社会中心，而“双一流”高校因其在增强国际教育竞争力中起着决定作用，成为国家发展高等教育的重要抓手。而青年教师作为生力军，其发展程度和潜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高等教育发展的速度、水平和质量。因此，亟须对这个群体的发展现状和需求进行深入研究。

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运用“场域”“资本”“惯习”等核心概念，深入探讨场域中活动者如何通过资本竞争决定其所处的位置，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惯习又是如何影响其行为策略的。这一理论为我们研究“双一流”高校青年教师发展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本研究借用场域理论中的核心思想，探讨青年教师对资本占有状况，揭示他们的发展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化解之道。

一、“双一流”高校青年教师发展研究的理论框架

  //  

在场域理论视域中，“高校教师本身就是大学机构”[1]，因此研究“双一流”高校青年教师发展问题，不仅要研究他们的晋升制度、对学科的认同和学术生产力，更要关注他们发展际遇，尤其是在“入场”后如何为参与场域资本竞争和选择策略并生成何种惯习，在惯习作用下如何重塑“双一流”高校场域的。

（一）“双一流”高校是青年教师发展的重要场域

布尔迪厄实践社会学认为：场域是“诸种客观力量被调整定型的一个体系，是各种可能性和不确定性的统一体，是某种被赋予了特定引力的关系构型（configuration），这种引力被强加在所有进入该场域客体和行动者身上，其作用方式很像磁场”[2]。这种构型可以视为不同位置间的客观关系的空间，个体在争夺各种权利或资本的分配中所处的地位决定了其场域中的位置。布尔迪厄进一步指出：“社会科学实践和研究的真正对象并非个体，场域作为一种游戏空间，才是必须作为研究着眼点和具体操作的焦点。”[3]毕竟社会是一个空泛的概念，个体总是受到其阶级背景、环境、语境的间接影响，且总是以场域结构为中介。因此，“场域”是从事社会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

在社会宏观系统中，高等学校具有维持和再生产社会阶层的知识资源和文化功能，尤其在生产、传递和积累各种文化资本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大学中的青年教师和其他教师群体、学生、管理人员等主体因素，凭借自己拥有的资源和资本在关系网络中相互确证彼此的存在。同时，大学及其青年教师的发展离不开来自社会各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他们的参与激活或扩展校内外各种关系网络。大学作为网络中的重要结点，其发展除了实体性要素之外，内外关系性要素的维护作用也不容忽视。另外，大学及其青年教师的发展在基于生存与竞争法则的资源与利益的争夺而达成促进受教育者发展的终极目标。可见，大学因体现着场域的利益本质而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场域。这种场域是有形与无形的整体集合与各种力量的不断重组，是学校中各种复杂矛盾的多元位置之间存在的多元关系的网络。[4]

“双一流”大学场域不是一种单纯的物理空间，而是一种具有独立性的社会空间，是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融合从而产生的意义空间。因此，这一场域规约了特有的价值体系，拥有独特的调控原则，使每一位青年教师成为这一场域中的结点，从而形成一个社会构建的空间。这一场域特有的运作、存在的逻辑和必然性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的特征。借助于场域研究青年教师发展，更多涉及主观因素，通过考察其学术资本占有情况判断其在高校学术生活中的境遇，预测其相应的策略选择。同时，场域如同一个棱镜，借此可以窥见作为强势群体的教授和场域弱势地位的青年教师的位置分布，进而反映影响他们发展的各种外在力量及其相互作用。

（二）“双一流”大学场域中资本竞争

场域的构型反映了场域是一个能动性、生长性的存在，突出表现在身处其中的个体在竭力维系相应的符码和规则，不断进行自我调适与更新能力。场域中“活跃的力量是那些用来定义各种‘资本’的东西”[5]。它能够帮助行动者获取各种资源、利润乃至制裁机构，并与场域捆绑在一起。行动者在场域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是由其所拥有资本总量、类型及其结构质量决定的。这些资本按照其性质和功能可分为四种类型：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及符号资本。[6]这四重资本彼此互为影响、相互兑换。同时，一种资本总是在既定的具体场域中灵验有效，使它的所有者能够在所考察的场域中对他人施加权力，成为斗争的武器和争夺的关键，从而被视为实实在在的力量。[7]

在“双一流”高校这一空间里聚集了一批扎根高精尖领域研究的青年专家学者，他们已经生产了并继续生产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的高素质劳动者和高级专门人才，并以文化传承、繁荣和创新为己任，维系着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发挥推动科技进步不能代替的作用。教师发展场域作为高等教育场域中的一个重要子场域，其中各类资本既是他们竞争的目标，也是竞争的手段。毕竟经济资本关乎其体面的生活，社会资本直接影响其社会地位，文化资本制约其学术职业发展，而符号资本决定着其影响力和附加值的获取。根据动力学原理，场域中相互面对的各种特殊力量之间的距离和不对称关系，源于不同行动者占有资本的分配总量、质量和结构的差异，决定了场域中个体间的权力关系进而影响着行动者的抉择和发展的机会。面对现行“双一流”高校的管理体制及其本身的诱惑力，广大青年教师从自身可控制的程度出发，将资本视为他们努力争夺的目标，而且对制度化的文化资本争夺竞争超过了实质性的身体性文化资本的争夺。

（三）“双一流”大学场域中资本重组制约惯习的形成

国务院发布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国发〔2015〕64号)明确提出了“以一流为目标，以学科为基础，以绩效为杠杆，以改革为动力”[8]四个原则，开启了“双一流”建设的新征程。“双一流”高校建设强调学科建设、绩效评价和动态调整，围绕优势学科重点发力，强化精准投入，实行动态管理，打破固化的高校层次和地位，强化高校间的竞争。这种竞争从根本上说，是在高等教育场域围绕资本和资源争夺，借此形成促进教育场域各类资本的重构以及相应规则的重建。为此，高校必须尽快将“双一流”建设的外部压力转变为争创一流的内在驱动力。青年教师根据所占据的不同位置与掌握的资源类型，采取不同的行动和策略，争取或争夺各类学术资源和晋升机会，并在这一过程中改变或力图维持其学术空间的范围或研究范式，进而形成相应的惯习，并决定了青年教师发展自主权以及发展程度和效度。

布氏指出惯习是“持久的可转移的禀性系统”[9]。这一系统是以某种方式进行感知、感觉、行动和思考的倾向，个体由于其生存的客观条件和社会经历无意识地将生活中的经验内化并纳入自身的存在，深深地扎根在个体身上，在人的生命中显示某种连续性和一致性，并与变化相抗争。“可转移的”则意味着惯习是一种生成性的结构，属于“心智机构”的范围，产生于过去的经验、现实的境遇以及行动者活动场域制约因素的相遇，并在实践场地中体现为策略。在“双一流”高校场域中，惯习发挥的作用会理性地产生一系列构成生活方式的“选择”。青年教师采取的最能获利的策略，常常是那些通过适应客观结构的、带着最“纯真的”、诚实的假象的策略。青年教师持有的情感取向，如“找大树靠”“谋取一官半职”，使其在高校场域中获得这种行动的意义与理由。高校场域的关系引导着青年教师伴随着某种游戏感，根据未必经过理性计算的策略而参与场域资本竞争。

（四）惯习的潜沉重构“双一流”大学场域

“双一流”高校建设的最重要的方式就在于引进竞争机制，构建平等民主的竞争环境，向“教育特权”“学术特权”宣战，改革教学和学术资源配置体系，消除行政对学术资源配置的主导权，建立学术共同体，为青年教师通过平等获取课题和项目支持营造条件和机会。但“双一流”高校建设实践中，科研项目与人才项目也呈现了偏离其初衷的倾向：从一种对科研人员的经费扶助与支持变为一种培养“学术新贵”与“项目精英”的势力，且逐步固化进而影响资本流动。这些“项目精英”意味着高等教育制度、政策对某种价值及其相应劳动体系的偏好，进而偏离一种纯粹学术的建构。鉴于政府是“双一流”建设的发起者和主导者，因此也成为符号资本拥有者，并掌握着相应的话语权，并逐渐塑造着大学学术与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卡里斯玛”。[10]高校和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对这种符号权力的迎合又强化了这一权力关系。另外，青年教师受制于各类项目嵌植入的组织规则，为获得更多的影响力和附加值，要么改变职业初衷确立本身即规则，要么解构原有学术规则建构新的学术体系和机制。

可见，“双一流”大学青年教师凭借已经积淀的文化资本和连带的些许社会资本“入场”并被所拥有的资本划定了相应的位置，场域中相应的位置决定资本竞争的条件进而又形塑了青年教师的惯习，惯习作为心理机制影响了青年教师在资本争夺中的行为策略，行为策略反过来再生产着大学场域的结构和相应规则及符码。这样基于关系的大学场域便获得了资本和权利分配的合法性和再制功能。每位青年教师都作为关系网络中的一个网结，其位置关系与权利、资源、资本、惯习、策略相伴相生，且正是在这种关系的不断变化与重组中，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也得到了重构。

总之，场域理论遵循关系思维的路径，将大学看作一个由各种客观的社会关系交织而成的空间，为研究者把握青年教师在场域结构中的准确位置提供抓手，把参与者、制度、机构和环境条件放在一个敞开的空间里分析，从而便于理解这个群体在场域中的各种行动、策略和惯习。以特定情景下各种位置关系网络的错综复杂与不断裂变为研究切口，可以让我们具有“把熟悉的事物变成新鲜的异国风情”的洞察力和进行视角转换的社会学的想象力，进而体察影响青年教师发展的那些问题背后的东西。

二、青年教师发展的困境及其资本因素分析

构成场域的根本要素是其内在的各种关系。这些关系主要是由利益相关者围绕资本配置形成的机制、制度和原则等，涉及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与大学组织、各类正式和非正式社会组织的外部关系，以及“双一流”大学内部的行政组织与学术共同体关系等。这些利益相关者之间存续或变换着各种交叉的关系网络，通过资本竞争获取有利位置。青年教师相信“双一流”高校所提供的酬赏并积极投身于这一空间，成为寻找学术资本和文化资源的“游戏者”，利用学术资源和入场券参与资本积累和竞争，以便在实现高校“双一流”共同目标基础上达成自我实现。但每位教师拥有资本数量和结构的不均衡以及能够支配资源和能力差异，决定着他们如何看待自身的处境以及由此形成各类惯习。相较于高职称权威教师和拥有行政职务的教师，青年教师只能听从他人的安排，处于被支配地位，成为发展之困的重要缘由。

（一）经济资本刚性供给不足使青年教师学术尊严难以维系

经济资本是可以直接兑换成货币或物质财富，也可制度化为产权的资本形式。它是“双一流”高校建设和青年教师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在高校场域中，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企事业单位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等，在为大学的改革与发展提供必要的资源的同时，又会以特有的方式影响着内外利益关系，改变着经济资本配置，重构其结构。也即各类利益主体及其相应的团体组织暗中推动经济资本的运行，从而形成各类无形的“手”或推或拉着场域中的青年教师，左右徘徊，不断在和高校场域相互形塑。

实践中，处于职业生涯初期的青年教师一路披荆斩棘，拿到重点大学的入场券，有着较强的成就动机和科研热情，对于自己的学术人生充满了期待，渴望自我实现。国家提出“双一流”大学战略计划，给这些青年学者打了一剂强心针，为其发展构建更高的发展平台，增加了他们的社会资本和专业期盼，在强烈的目标驱动下，他们在工作中通常不遗余力、在科研大道上辛勤耕耘。但实践中很多青年教师经过多年苦读“修成正果”，凭借已有知识积淀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争取到了一个成为大学教师的机会时，他们却发现由于自己处于高校场域中的底层，对内缺公平性、对外缺竞争性的工资待遇导致的经济资本积累薄弱而使他们面临一系列的生存压力，难以从容面对生活。高校教师从事的是精神生产活动，吃的是学术饭，不能太过物质化，不为五斗米折腰，但是科研产出绝非短期见效，需要有份体面的收入维系个人学术尊严，从而陷入是生存还是发展的困境。这是职业生涯带给他们的第一个现实冲击。“据报道，由于生活压力大，不少高校青年教师不得不从事各种兼职，以代课、培训、承揽项目等方式贴补家用。”[11]因此，相对较低的收入和文化市场的商业化的影响减弱了青年教师对学校事业的使命感、认同感，影响了教学、科研产出的数量和质量。

（二）社会资本匮乏使青年教师难以获得群体认同

在“双一流”高校场域内社会资本主要是指影响青年教师个体或群体发展的各种网络关系，而科研成果发表成为个人与群体提高社会认可度的标签与头衔，也成为强化自己的职业知名度与社会荣誉的最重要手段。科研项目级别、科研经费多少、成果发表类型是青年教师晋升的、最受用“货币”，因此成为竞相争夺的学术目标和最热衷参与的游戏，耗费其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青年教师除了和就职高校存在不同阶段的学缘关系外，往往因为刚刚参加工作尚未建立完善的社会关系网，使其在社会资本竞争中处于劣势。同时也会因学校自身的封闭性而很少和外界接触，陷入学校（甚至实验室）和家庭两点一线的生活，很难获得其他群体的认同，弱化了其社会影响力。同时在大学场域中权力是社会资本存在的根本目的和需求，而行政权力往往掌握大学场域话语权，进而支配甚至制约着学术权力，使学术权力行使举步维艰，广大青年教师因其学术根基浅尚不能进入学术核心圈层，在学校管理事务中很少话语权，从而影响其学术生态构建。

正如波茨所言：“在一个群体中，为群体成员带来受益的强联系，通常也会阻碍该群体之外的其他人获得为该群体控制的特定社会资源。这意味着非群体成员在获取这种资源时必须付出更高昂的代价。”[12]由于社会资本的不均衡分配，以及某些“学术大咖或寡头”垄断某一领域学术资源，对那些处在其“辐射范围”之外的青年教师则带来了不公，由此导致了其处于高校网络边缘化位置，甚至引发学术领域内部冲突。面对“双一流”高校的科研考核标准越来越高，且量化考核周期变短，使得青年教师们不得不采取功利化的科研取向，为达到学校考核要求一味地迎合外部评价要求，进而背离了个人成长意愿，失去专业自主性，进而影响其在学术共同体中认可度。

（三）文化资本存量有限影响青年教师专业成长

文化资本主要有三种形态：身体形态、客观形态和制度形态。身体形态文化资本具有很强的具身性，是经过多年研习而在身体内长期、稳定、内化的智能结构，通过内修外化为精神与身体一部分的文化产物，并随身体的死亡而消失，如知识、教养、技能、品位、风骨、大学精神等；客观形态即物化状态，指代物化或对象化的图书著作、文化遗产、知识产权、学术科研成果、道具及机械等物质性文化财富，是最易通过经济资本转换的；制度形态文化资本就是以考试等正式或组织认证方式予以承认并通过授予合格者文凭和证书等方式加以表征并将其制度化的各种学术头衔、学术等级等，如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建议资助项目申请人”。文化资本构成并体现着大学的本质属性，也是青年教师在社会场域尤其是大学场域中与其他参与者博弈的最核心的资本，它是大学所生产的、成为其他资本类型的“一般等价物”，进而成为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投入过程中的预期回报形式。青年教师文化资本越高，获取的经济资本就越丰厚，集结的社会资本网络节点越密集，占有的符号资本也就越具有感召力和影响力，进而扩大自身乃至学术团队的发展空间。

诚如伯顿·克拉克指出：“大学是一个学术权力系统，系统内部专业和学者的专门知识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独特的权力形式，它授予某些人以某种方式支配他人的权力。”[13]很多青年教师经过长期学术训练，积累一些学术资本和资源，但“双一流”大学是知识精英的集散地，同行竞争自然激烈。同时，毕竟他们从业时间短，行业“套路”不熟悉，出现海归博士环境不适应，能科研但教学能力差等专业发展问题。另外，他们所掌握的知识、科研趋向也在不断变化，需要依靠自身或学术共同体成员长时间历练，因此使他们在文化资本争夺中处于不利地位。最突出的表现是，近年来随着高级职称岗位数量有限，僧多粥少局面越来越严重，对青年教师的要求，尤其是硬性指标的论文、专利等要求越来越高，导致他们的职务晋升存在较大困难，成为一个缓慢攀爬的过程。也因此限制青年教师学术研究的自主权，只能被动地接受相关的安排，成为“被支配对象”和“被管理者”。

（四）符号资本短缺难以抵制“符号暴力”

符号资本是场域中各行动主体公认的“令牌”，也是对各种资本合法化占有和运行的象征。在“双一流”高校场域，生产者、办学者、管理者、使用者以及合作者和评价者等，都在基于资本构建和增值按照特定逻辑要求，参与知识生产和学术创新活动。高校因此成为运用个人策略竞争资本的集中场所。这种竞争和策略的核心价值指向是有价值的符号商品生产。[14]广大青年教师的符号产品就是培养源源不断走向社会各行各业的人才、为社会提供专业服务和知识文化产品、创造不同类型的科研成果等。这些符号商品的价值依赖于消费者对其进行的归类、认定和评价，并将这种产品影响力强加于社会，从而决定着符号竞争的胜利者和失败者。这种现象被布尔迪厄称为“符号暴力”，且在高等教育场域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双一流”大学本身成为新的具有竞争实力的象征性资本，其影响力逐步在社会上建构起来，相应的符号资本也被不断创造出来。高校为了达成上级考核指标自然将压力传导到一线教师。而青年教师一旦被冠以“双一流”高校教师头衔，就意味着要生产更多的创新性研究成果，成为“不可替代”学术精英。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通过更具竞争性的分层制度供给，如重点项目建设、岗位聘任、绩效改革等，试图激发不同教师群体为了获得优势资本和相应地位而进行竞争，打破以往高校和教师身份固化、竞争缺失的职场生态。处于象牙塔底部的广大青年教师群体因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而体验最为深刻。除了上文提到“双一流”大学建设等重点建设项目外，围绕各级资助项目资源竞争压力进一步通过校内考评激励机制传导给高校教师，使广大青年教师疲于应付，甚至改变学术初心。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家层面的人才计划，客观上推进了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但这些人才项目代表着一种影响力的符号资本，高校之间围绕“富有”象征性资本的高端人才的明争暗夺成为一种常态，促使人才定价也一路飙升，但相应考核标准也越来越高。另外，“双一流”高校发展战略要求以一流学科为基础，凸显优势学科。因此，由学科因素造成的资本占有机会和环境导致的青年教师发展差异日渐凸显。相对而言，优势特色学科的青年教师将因此得到更多的资源和科学项目等支持，而弱势学科教师的发展将遭遇严重的平台劣势，淘汰还是生存将是他们必须面对的艰难抉择，甚至导致很多青年教师黯然“离场”。

三、“双一流”高校青年教师发展困境的化解

“边缘”“塔底”“下面”等词汇是青年教师对他们所处位置的一种自我评判，甚至是一种深刻的体认，而正是这样的一种存在（位置）感，表征他们对场域资本占有的无奈，进而造成了他们心理上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鉴于场域、资本、惯习等是影响青年教师学术实践行为的重要因素，而改变他们发展困境及其在场域资本竞争中的劣势地位，需要学校营造良好的场域环境，青年教师本人应强化资本积累，创新自身惯习。

（一）营造有序竞争的场域环境

“双一流”高校作为一个教育场域，有其内部网络系统，其核心工作之一是链接和处理好广大教师的发展与“双一流”建设方案中提出的目标相匹配，通过各类战略规划和相应策略达到各自主体效益的最优化，从而提高各方面积极性和创造性。高校应该主动从内部制度安排着手，为青年教师这一特殊群体的发展提供良性的成长环境。

一是建立体现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收入分配机制。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行绩效工资制度改革，也在努力实现教师工资不低于当地公务员收入水平的目标，而相较于大多数西方工业化国家，教师挣得的工资与他们处于中产阶级的上层社会地位尚有很大差距，一些青年教师正处在成家立业关键时期，需要更高经济收入。但仅凭借工资薪酬还不足以让他们过上闲逸而体面的生活。有学者指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吸引高水平教师、提供稳定薪资的学术职业体系，大学就不可能实现高水平教学、科研创新及创建“世界一流”的使命。[15]“双一流”高校应该为教师争取国家对大学拨付的保障性收入占比，建立真正的“薪酬分层”激励机制，对教师超额完成工作按质量等级、层次进行奖励，建立科学绩效考核体系，在核定的绩效工资总量内自主确定收入分配办法；引进宽带薪酬，保证青年教师拥有依法取得的科技成果转化奖励收入，并不纳入本单位工资总额基数，适当提高工资分配灵活性；落实好高层次人才工资收入分配激励、兼职兼薪和离岗创业等政策规定；有条件高校可以试行最低年薪制等，增加他们的获得感和安全感。

二是营造适宜青年教师成长的空间。高校应高度重视青年教师成长对于“双一流”战略目标实现的价值，在充分尊重青年教师职业生涯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关注其发展阶段性、特殊性和过程性，为他们的发展建构适宜时空。要积极引导青年教师开展职业生涯设计，帮助他们设定正确的职业发展目标，实施高校青年教师示范性培训项目，健全新教师岗前培训和职业周期性培训制度；强化海外归来青年英才的本土适应指导，鼓励支持国内外访学研修，参与国际交流合作，拓展学术视野；创新培养、资助机制，搭建专业发展平台，完善保障制度、激励制度和督导制度，营造有利于教师可持续发展的良性环境；积极引导青年教师主动参与学术共同体，尽可能创造良好的学术“软环境”，妥善处理好动力与压力、激励与约束的关系，在岗位设置、职称晋升和经费资助等方面向青年教师倾斜，使他们能心无旁骛地投入创新性知识生产过程。

三是完善青年教师发展路径。随着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深入，聘任制和人事代理制度全面推行，高校教师流动性更大。其中，著名教授学者的流动能够带来丰厚的各类补贴和社会资本，而一些“双一流”高校青年教师则在“非升即走”机制作用下，无奈“离场”或“平移场域”。无论是教授的“被挖”还是青年教师的出局，其背后都是浓郁的市场经济气息，也可以发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达尔文主义的痕迹，触摸到现代企业制度的效率和节奏等。在“双一流”高校建设背景下，虽然青年教师的晋升空间较大，但其晋升之路却颇为艰难。高校应解放思想，突出质量导向，注重以能力、实绩和贡献评价教师，敢于突破常规提拔任用，赋予脱颖而出的优秀人才以重任，培养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青年学科领军人才等；利用好青年英才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等支助政策，建立青年教师“绿色通道”晋升机制，增加自我实现的机会和上升通道，拓展青年教师的发展空间。

（二）进行充分的资本积累

在“双一流”高校，资本就是青年教师发展的重要砝码和工具，拥有资本的质量、数量和结构是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的支撑力量。处于共同体的边缘和底层的青年教师，可以通过改变各种资本形式的分布和相对数量，进而改变这一场域的结构，争取一个相对优势的位置，从而获得更好的发展机遇。

第一，利用好各类政策提供的福利待遇，强化经济资本积累。《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教研〔2017〕2号)明确提出“中央高校开展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所需经费由中央财政支持;中央预算内投资对中央高校学科建设相关基础设施给予支持。纳入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范围的地方高校，所需资金由地方财政统筹安排，中央财政予以引导支持”[16]。按照这一规定，很多“双一流”高校获得相应国家财政经费支持以及相应的地方政府配套经费。为此很多学校设计了“高峰高原计划”，青年教师可以凭借已有学术资本和发展潜质，争取相应的项目，获取合法的经济收入。另外，积极争取政府和高校统筹协调公租房，或者通过争取住房补助等多种方式解决住房困难；利用高校拥有和内生资源及其与社会力量、政府合作创办幼儿园和中小学等，解决子女托育和受教育等问题，从而摆脱青年教师发展的后顾之忧。

第二，利用学科平台积累文化资本。高校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通过学术活动，生产和创新知识体系。因此，对于工作其中的广大青年英才而言，学术资本的积累是他们发展的内在动力。高等教育发展历程证明，青年教师的发展不仅受制于学校制度的合理性，所属学校建设和学科发展平台的地位与声望也是影响他们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青年教师凭借博士期间获取的文化资本拥有了“双一流”高校的入场券，对工作抱有极高的热情，经过专业学术历练，并期望在学术上有所作为，成为获取学术资源的前提。青年教师可以利用好占据优势的“双一流”地位及其学科建设平台增强科研实力，活跃学术氛围，争取并善于分享学术资源，创造条件提高学术领导力，扩大在学科团队中话语权，快速提升教学水平与学术能力，从而改变学术资本薄弱局面，优化学术资本结构。

第三，利用多种契机积累社会资本。“双一流”高校建设这一重点工程强化了教师是第一资源的认同，从而搭建更高的学术平台。青年教师应该以此为契机，秉持开放心态，积极融入其中，以主人翁的意识关心、支持学校各项事业的发展，促进学科和学术共同体建设；通过教职工代表大会就学校、学院和学科发展建言献策，利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维护好青年教师团体的合法权益，借助青年教师代表座谈会等途径表达好自己的诉求。同时，利用好校际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校企合作等各类机会，拓展海外合作机会，阐述自己对专业领域的认知和贡献，扩大学术团队和个人影响力，尽早获得制度认可，以获取更多学术资本积累的机会。

第四，不囿于身份固化，积累符号资本。“双一流”是一种符号资本，常被赋予较多的话语权，在高等教育领域具有较高的场域位置。青年教师更容易积累人脉资源，并将此转换为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但这种符号作为一种由语言、观念、思想等构成的不自觉的“沉默暴力”的危害性，已经被充分认知。因此，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学术共同体应组织着手通过打破身份固化，建立有进有出动态调整机制，减少其弊端，“推动各类人才‘帽子’、人才称号回归荣誉、回归学术的本质”[17]。这就要求青年教师必须克服对外部任务和评价的迎合而放弃自己学术兴趣等内在需求，利用已有符号资本优势进行学术创新，获取货真价实的符号称谓和头衔，改变自身发展的困境。

（三）重塑场域主体的惯习

在“双一流”高校场域中，知识是文化资本的行为惯习，它可以把需要转化为策略，把制约转化为偏好，而且还会理性地产生一系列构成生活方式的“选择”。青年教师采取的最能获利的策略，常常是那些通过适应客观结构的惯习生成的，是带着最纯真的、诚实的假象的策略。所持有的价值取向，如“找大树靠”“谋取一官半职”等，使其在高校场域中获得这种行动的意义与理由。对“双一流”高校青年教师来说，外在环境重构对良好惯习形塑固然重要，增强对学术禀赋的自我识别，具备清晰的职业锚，从而增强抵抗外在制度带来的职业压力的能力，不断进行职业投资和资本积累，强化学术生活与日常生活的再平衡，自我重塑，形成正确惯习主导自己的职业生活。

首先，内化场域规则，强化制度形态文化资本等的自我识别。对青年教师来讲，一方面，要正确看待外在资本竞争带来的各种压力，认同在学术生涯起步和发展阶段引入一定强度且合理的竞争机制的价值，不断内化所面对的各种客观机遇。另一方面，在经历漫长的多方制约过程中，应学会客观地认识和评价自己，结合发展需求和场景，正确审视自己的优势和不足，尽早明确职业旨趣，并根据社会需要和个体发展进行自我调整。正如梅尔茨所说：“最高级思想的进展将永远依赖于个人心智摆脱既定习惯、现有表达形式和既有体制的自由发展，这种强烈的个人主义才是孵育新思想、引起冒险和新的进取心的培养基。”[18]

其次，主动进行自我投资，促进职业增值。学术生涯发展过程本质上就是各种资本积累并实现增值的过程。但文化资本作为学术职业者安身立命的凭证，其效用超越了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相应的积累和“增值”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通过持续不断的研修和反思等方面持续投入。因此，青年教师应该树立“以学术为业”的理念，扎根专业领域，掌握学术发展的历史性动态和调适能力，主动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和业务研修，保持学术敏感性，不断进行知识创新和学术积淀。

再次，促进学术与生活的再平衡，创造职业意义。当前，高校场域存在一些悖论：一边是充满冲突和竞争的声讨，一边却看起来非常和谐并不断地进步和向前发展；在埋怨职称晋升条件的不可及的同时总有人超出条件并不断地使标准“水涨船高”；一边是愤世嫉俗地声讨申报科研项目的不公和潜规则，一边又喜形于色地把各种经费纳入囊中；一边住在窄旧的周转房拿着微薄的薪酬发着牢骚，一边成为这个场域顽强的坚守者……布尔迪厄认为：“每一个场域都具有自身的逻辑、规则和常规。”[19]“双一流”高校的青年教师应该掌握这一个特殊场域内涵的一套内部的符码与规则，认识到这种场域生活对实现人生价值的意义，更新观念，储备充足的学术资本并不断促进其在不同场域转换，兼顾家庭责任与工作责任，正确处理眼前权益和长远发展关系，管理好生活时间和工作时间，克服身份焦虑，推动心智结构（惯习）重塑，使学术回到一种本真的生活状态中。

（为便于阅读，本推文对原文进行了部分排版修改，若有偏差请以原文为准。）

参考文献

[1]唐纳德·肯尼迪.学术责任[M].阎凤桥，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19

[2][3][5][7][9][19]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7，145，48，135，136，142.

[4]马维娜：局外生存[Ｍ]．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65.

[6]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利——布尔迪厄的社会学[M]．陶东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56-158.

[8]国务院.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国发〔2015〕64号)[EB/OL].（2015-11-05）[2021-10-10].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11/05/content_10269.htm.

[10]熊进.高等教育项目制的组织阐释与大学学术场域变迁[J].高教探索，2019，（4）：23-29.

[11]郭立场.青年教师生存状况关乎时代颜面[N].光明日报，2014-07-15（2）.

[12]托马斯·福特·布朗.社会资本理论综述[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0，(7)：2.

[13]菲利普·G.阿特巴赫.国际高等教育的前沿议题[M]．陈沛,张蕾,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71．

[14]皮埃尔·布尔迪厄，华康德.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李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2.

[15]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王承绪,徐辉，殷企平，等译.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

[16]教育部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EB/OL]．（2017-01-27）[2020-10-11].http://www．gov．cn/xinwen/2017-01/27/content_5163903．htm．

[17]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指导意见（教师〔2020〕10号）[EB/OL].(2021-01-08)[2021-10-11].http://www.moe.gov.cn/srcsite/A10/s7151/202101/t20210108_509152.html.

[18]梅尔茨.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40-242.

本文刊于《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年第3期，第62~70页。如有媒体或其他机构转载，请规范引用、注明出处。

文章回顾

点击跳转阅读

石艳 董虹伶 | 人际信任对教师知识共享的影响研究——基于整体网分析

图文编辑：冯怿周

责任编辑：罗雯瑶

审核人：杨雅婕

苏州大学学报微信公众号矩阵 

苏州大学学报

哲社版

苏州大学学报

教科版

苏州大学学报

法学版

您若喜欢，戳戳“分享”“点赞”或“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