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弄清楚一个基本概念：什么叫石窟寺？

通常来讲，石窟寺是指在河畔山崖间开凿的佛教寺庙，简称石窟。它是模仿地面佛寺而建，包括塔庙窟、佛殿窟等，以及大量的摩崖造像。我们熟悉的莫高窟、云冈石窟、大足石刻等，都是石窟寺。

为什么重视石窟寺？因为它不仅体现了古代艺术，同时也是一个包含着寺院建筑、碑刻题记等信息的宗教遗存集合体。从它身上，可以读出当时的城镇历史、地方产业等多重信息。可以说，石窟寺承载了大量的文化内涵。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重庆的石窟寺资源十分丰富。国家文物局2021年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重庆共有石窟寺（含摩崖造像）716处，数量排名全国第三。

不妨用几个“之最”来说明：“唐头宋身”的潼南大佛寺摩崖造像，是世界第一大室内金佛；南岸弹子石大佛寺摩崖造像，是我国目前唯一可以确认的元末明初石窟造像；从9世纪末延续至13世纪中叶的大足石刻，是我国石窟艺术史上最后一座丰碑……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深刻阐述了中华文明所具有的五个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重庆地区延续千余年的石窟造像艺术，将中华文明的特性展现得淋漓尽致。

生命力生生不息。受到唐代中后期安史之乱等因素的影响，北方地区的石窟艺术逐渐衰落，以大足石刻为代表的巴蜀石窟却异军突起，把中国石窟艺术史的高峰向后延续了400余年。时至今日，大足石雕带动的上下游创业就业人员多达11万余人，年创收达200亿元。

创造力让人叫绝。大足石刻的内容虽然是以佛教为主的宗教题材，其中大量造像却表现出了世俗化、个性化的特点。以“养鸡女”“牧牛图”为代表的造像，既充满生活的情趣，又蕴含着深刻的哲理。石窟艺术的中国化进程，在这里体现得尤为明显。

向心力不断增强。近年来，以江津石佛寺遗址为代表的考古发掘，丰富了重庆历史文化的厚度；历时16年编撰，共计1200万字、5794张图片的《大足石刻全集》，填补了我国大型石窟系列考古报告的空白。石窟寺给全社会带来的文化凝聚力，正在日益凸显。

▲潼南千佛寺摩崖造像。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然而，看似坚固的石头，也有一颗脆弱的“心”。

石窟寺的保护对象涵盖石雕、塑像、壁画等多个类别，既要考虑地质结构、外部环境等客观因素，也不能忽视“人”的作用。

首先，要应对自然界带来的不可抗力。对于重庆地区的石窟来说，所在岩体多为脆弱易损的砂岩，加之天气高温高湿，风化、渗水、结构失稳等是石窟身上的“常见病”。

曾任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首任馆长的郭相颖，讲述过这样一个细节。1999年，《大足石刻铭文录》出版。仅仅过去20余年，书中收录的一些铭文已经漫漶不清。“我们当年看得清清楚楚的字，现在有些都看不到了。”

跑在时间前头，才能将遗憾留在身后。曾被列为国家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的千手观音石刻造像抢救性保护工程，堪称典例。超过800岁的观音造像，在修复前，是岩体风化、手指断裂等“疾病”缠身的“重症患者”。专家们历时8年，运用各种技术，才将它恢复至昔日美貌。

其次，要打击“利益黑手”造成的破坏力。重庆石窟寺资源虽多，但也呈现出点散、面广的特点，大多数中小型石窟寺散落在田野里或深山中，保护力度相对薄弱，面临文物盗窃、倒卖、走私等风险的压力较大。

我们不应忘记石窟寺历史上的那些“至暗时刻”：清末民初，河北响堂山石窟开始被大规模盗窃，代表“北齐样式”的石窟遭到毁灭性破坏；从上世纪20年代起，以日本人山中定次郎为首的文物贩子，将山西天龙山石窟里超过240余尊的精品造像洗劫一空……莫高窟、云冈、龙门等著名石窟，也都曾遭遇过盗凿。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积贫积弱的年代，文物谈何尊严？今人更应拿出行动，让悲剧不再发生。比如，今年3月，国家文物局等7部门，联合印发专项工作方案，将犯罪率较高的盗窃盗割石窟寺石刻等违法行为，列为打击重点。

同时，还应警惕所谓“好心办坏事”导致的反作用力。不少石窟寺不仅是文物，也是开展宗教活动的场所。面对年久失修的造像，部分信众自发捐资进行“修缮”。殊不知，不当的材料和工艺反而会损毁文物，让日后的修复变得困难重重。

2018年，有媒体报道，四川某地石窟的几处佛像被油漆重绘，原本古朴的造像变得“艳俗无比”，当地有关部门回应称，这是多年前信众自发聘请工匠对造像进行重绘所导致。对此，《“十四五”石窟寺保护利用专项规划》里明确指出：要“开展石窟寺违规妆彩、涂画、燃香专项整治工作”。

▲修复后的宝顶山千手观音造像。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在推动实施“石窟中国”保护工程的道路上，我们应以什么样的初心去担好历史的责任？

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莫高窟考察时指出：“只有充满自信的文明，才会在保持自己民族特色的同时包容、借鉴、吸收各种不同文明。”2020年5月，总书记在云冈石窟考察时又强调：“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也是我国实现从文物资源大国向文物保护利用强国跨越的关键时期。重庆有底气更要有魄力，走出自己的路子，带动南方潮湿环境下砂岩石窟整体保护利用工作，将石窟寺资源转变为文化强市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上而下的贯穿力。重庆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石窟寺资源，通过完善法律法规，织牢石窟寺保护的制度“笼子”。重庆先后颁布实施了《重庆市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方案》《重庆市“十四五”石窟寺保护利用专项规划》，为市、区县两级协同推进工作，细化了任务清单。

“十三五”期间，重庆投入4.73亿元，实施了合川涞滩二佛寺摩崖造像修缮等92个项目。“十四五”期间，应进一步落实区县政府的主体责任，完善专项经费落实保障机制，加强资金使用事后事中监管，确保每一笔钱用在刀刃上。

由内向外的联合力。细读《“十四五”石窟寺保护利用专项规划》，会发现一个高频词：川渝——稳步推进川渝石窟寺遗址公园建设、打造川渝石窟寺群……川渝两地的石窟寺资源加起来，接近全国总量的一半。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双方应携起手来，为盘活石窟寺装上“扩音器”。

对内，作为重庆目前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应充分发挥大足石刻的示范引领作用，打造以“大足学”为引领的重庆石窟寺研究高地，带动中小石窟寺均衡发展；对外，要建立跨区域、跨系统的工作协作机制，将毗邻重庆的安岳石窟、乐山大佛等串联起来，让巴蜀石窟寺真正“出圈”，用实际行动唱好双城记、建好经济圈。

根本的落脚点，还是应该回归“人”的本身，让全民参与形成合力。文化遗产不能与今天人们的生活“脱轨”，它来自古代，更应该“活”在当下。客观来讲，当前重庆石窟寺在学术地位、社会知名度、文创产业等方面，与敦煌莫高窟等“头部顶流”还存在着一定差距，文化供给的“最后一公里”，还没有彻底打通。

惠民有感，“感”在实处。以大足石刻为例，要善于将数字化保护与“数字重庆”建设有机衔接在一起，活化IP授权机制，让文化资源惠及全民；更要用好由石刻衍生出来的国家级非遗项目——大足石雕、宝顶架香庙会，带动文旅融合、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及国际文化传播。

▲大足石刻时尚设计展。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