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争|马克思主义者如何看待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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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共产党宣言》1968年英文版封面

图片来源：http://www.hinews.cn/news/system/2010/08/26/011021634.shtml

世纪之争|马克思主义者如何看待民族主义

作者：丹尼尔·芬恩

（Daniel Finn）

译者：王伟逸

法 意 导 言 ✦

在西方，公众和学界似乎对马克思主义存在一大误解，即马克思主义排斥民族主义，并且希望人们对民族主义的热情能转移给阶级斗争事业。麻省大学波士顿分校社会学高级讲师丹尼尔·芬恩（Daniel Finn）于2023年2月15日在《雅各宾》（Jacobin）杂志上发表了《两个世纪的民族主义问题》（Two Centuries of the National Question）一文，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鲍尔等人对民族问题的观点，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主义理论进行了正本清源的解读。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并非像批评者那样反感民族主义，而是对其持一种微妙的态度，并出于社会解放的最终目的，鼓励各民族的独立运动。 

汤姆·奈仁（Tom Nairn）在他1975年的文章《现代的雅努斯》（The Modern Janus）中将民族主义理论描述为 “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历史失败”。读者可以在有关该主题的大量文献中找到类似的说法。

此类说法大概是这样的：从卡尔·马克思开始，社会主义者期望工人认同他们的阶级而非他们的国家，认同国际社会主义而非各类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当现实中有血有肉的工人的行为不符合这种抽象的纲领，尤其是1914年欧战爆发时，社会主义者无法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解释民族主义的吸引力，除非将其解释为一种资产阶级操纵的，用以转移工人阶级真正历史使命的产物。

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在他的《国家与民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一书中讥讽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者大体上喜欢认为历史精神或人类意识制造了一个可怕的错误。即觉醒的信息是为阶级斗争所用的，但由于一些可怕的错误被传递给民族主义。现在，革命积极分子必须说服错误的接收者将这些信息连同其产生的热情交给正确的、预期的接收者。而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信息接受者都不愿意顺从这一要求，这引起了革命者极大的恼怒。”

这当然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引文，但它不能公正地揭示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这个问题上的广度和深度。在下文中，我将集中讨论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一系列思想，一般认为在这段时期，马克思主义有意回避了这一重要问题。它们加起来并不构成一个全面、成熟的民族主义理论，但它们确实为我们提供了思考该问题的宝贵工具。

民族和国家

我们理解的民族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8年出版《共产党宣言》时尚未形成。领土民族国家尚未成为标准的政治模式。今天欧洲一些最大的民族国家，如德国、意大利、波兰在当时由次国家城邦和公国或王朝帝国控制下的一部分组成。

《共产党宣言》中的两句著名话语似乎体现了盖尔纳所说的民族主义“错置理论”（Wrong Address Theory）：“劳动者没有国家”和“民族差异和民族对立每天都在消失”。首先，让我们把这些话语放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完整语境下：

“劳动者没有国家。我们不能从他们那里拿走他们没有得到的东西。既然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上的最高地位，就必须成为该国的领导阶级，必须把自己塑造为一个民族。那么，到目前为止，它本身就是民族的，尽管不是资产阶级意义上的民族。由于资产阶级的壮大，商业贸易的自由，世界市场的形成以及生产方式和附随之上的生活条件的统一，民族差异和民族之间的对立日益消失。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将使它们消失得更快。”

从这里立刻看出发生了更复杂的事情。如果劳动者“没有国家”，那么他们怎么能“民族的，尽管不是资产阶级意义上的”呢？对此还能有什么其他理解？

艾丽卡·本纳（Erica Benner）在她的《真正存在的民族主义》（Really Existing Nationalisms）一书中提出了一个答案，特别指出德语原版的《共产党宣言》说的是工人没有“Vaterland”：“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共产党宣言时，‘Vaterland’这个德语词已经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政治内涵，与现在被认为中性的英语词‘country’截然不同。‘Vaterland’经常被传统国家的捍卫者和民族国家的提出者所使用。当然，自1848年以来，‘Vaterland’一词从二十世纪德国历史的中收获了更多的意涵。

本纳接着对这段话提出了她自己的解释：

工人对民族国家没有绝对的忠诚，也对有助于维护阶级统治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习俗漠不关心。因此，他们缺乏“资产阶级意义上的民族性”，即认为国家所保护的利益与整个社会的利益是相同的。

罗曼·罗斯多尔斯基（Roman Rosdolsky）也提出了类似的解读：“当《共产党宣言》说工人‘没有国家’时，是指没有资产阶级民族国家，而不是以民族来界分的国家。

在这一点上，重要的是要区分两个经常混在一起的概念：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前者是指人们可能拥有的属于某一特定民族的感觉，后者是指他们可能从这种归属感中得出的政治选择。以苏格兰为例，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对独立苏格兰国家的呼声微不足道；而今天，它足以使苏格兰独立在未来几年成为真实图景。

这并非因为认为自己是苏格兰人的人数突然增加。多年来，苏格兰民族意识与同英格兰的联盟的支持并存。倘若试图进行一场政治运动，那必须说服足够多的苏格兰人，让他们相信一个独立国家对于促进他们的利益是必要的；而如果要实现独立，那就必须说服更多。

在现代世界中，如果有人将自己定义为政治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这不仅仅意味着他们认同某个特定的民族。这也意味着他们认同统治该民族的国家（或者认同像苏格兰这样正试图建立此类国家的斗争）。

与此相对，国际主义者的目标不是说服人们在文化上不再认为自己是法国人、希腊人、泰国人或墨西哥人，而是对这一政治假定提出质疑，质疑他们的首要忠诚为何必须指向声称效忠他们的民族国家。

民族差异

当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差异和民族之间的对立”会“日益消失”的说法被证明是大错特错的。但是，我们需要更准确地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错在哪里。他们显然不相信基于语言或其他因素的文化差异会迅速消失（尽管他们确实期待一种“世界文学”的发展，其中“各个民族的智力成果”将成为“共同财产”）。

相反，他们似乎已准确地预料到，资本主义的崛起将创造一个或多或少基于大生产的同质化世界经济模式，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两极分化是社会对立的主要形式。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一个人出生在伦敦还是拉各斯，纽约还是新德里，在社会经济方面都没有什么区别。

《共产党宣言》中有一个著名片段，“其不断扩大产品市场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走遍了整个地球”，“其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击倒所有中国城墙的重炮”。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说法，资产阶级 “迫使一切民族在灭绝的痛苦中接受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迫使他们把所谓的文明引入他们之中，让他们自己也成为资产阶级”。

然而，在全球资本主义的传播中，不仅仅是低廉的价格起到了“重炮”的作用。在英国的带领下，欧洲列强也使用真正的重炮来推动他们的经济利益。到十九世纪末，大多数非洲和亚洲国家都处于它们的直接控制之下。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马克思以猛烈抨击的鄙视口吻写下了英国为使中国开放鸦片贸易而发动的战争，并驳斥了使英国行为合法化的论点：“中国人至少有九十九处损伤要向英国人控诉。”

在《共产党宣言》发表几年后的一系列关于英国统治印度的文章中，马克思指出英国资产阶级将发挥它在本土已经发挥的作用，即促进工业发展。在马克思看来，这将“既不能解放人民群众，也不能在物质上改善人民群众的社会状况”，而人民群众的社会状况“不仅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也取决于它们的占有情况”。社会解放不会到来，“直到在英国本土，现有的统治阶级被无产阶级所取代，或者直到印度自己变得强大到足以完全摆脱英国的奴役”。

但是，如果殖民统治的影响是阻碍亚洲生产力的发展呢？马克思在他后来关于印度的著作中转向了这一立场，并将1857年的起义描述为对英国暴行的自然反应，包括经常使用酷刑来从民众那里榨取收入。到1914年，弗拉基米尔·列宁注意到，亚洲的大部分地区“要么是‘列强’的殖民地，要么是作为受制于他国且被压迫的国家”，但“资本主义最自由、最广泛和最迅速的发展”的条件“只在日本，即只在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是满足的。

图为1857印度民族大起义纪念邮票

图片来源：https://www.ukanhao.com/article/6836.html

在欧洲和北美，掌握国家机器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工具。像德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广泛使用关税和其他形式的国家干预来发展自己的制造业，并向仍在努力追赶的国家宣扬自由贸易的好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韩国等东亚国家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

我们不能把民族主义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普遍吸引力归结为经济问题。但是，世界各地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和共同发展无疑为民族独立运动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特别是在后来被称为“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地方。它还有助于再现和加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的“民族差异和民族之间的对立”。

阶级和民族

尽管《共产党宣言》可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但它只占他们著述的很小部分，其中就包括他们对当时民族运动的思考。他们对波兰和爱尔兰的事件格外关注。1848年革命开始前不久，两人在伦敦和布鲁塞尔的会议上发言，支持波兰独立事业。恩格斯提出了一句简单的格言，特别是对他的德国同胞说的：“若一个民族还在压迫其他民族，那它就不可能是自由的。”

马克思终其一生都是波兰独立的坚定拥护者。他在1875年对这个问题的评论揭示了对民族与阶级关系的微妙理解：

“国际工人团体为建立独立的波兰民族国家而奋斗并无不妥。相反，只有波兰再次赢得独立，只有当它能够作为一个自由的民族再次实现自治后，它的内在发展才能重新开始，它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力量参与欧洲的社会解放。只要一个民族的独立生活被外国征服者压制，它就不可避免地投入自己的全部力量、全部努力和全部精力对付外部敌人；因此，在这段时间里，它的内部生活仍然瘫痪；它无法为社会解放而努力。”

当马克思谈到爱尔兰争取土地改革的斗争时，他认识到当与外国统治相结合时，社会不平等产生的不满可能会更具冲击性。他认为，在爱尔兰推翻地主贵族比在英国“容易得多”，“因为在爱尔兰，这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民族问题，因为那里的地主不像英国那样是传统的显贵或本民族代表，而是其十分憎恶的压迫者。”这里几乎没有迹象表明马克思赞同被后世学者简化为“错置理论”的那种民族主义观点。

马克思对英国城市中爱尔兰移民工人经历的观察揭示了“心理工资”理论，该理论此后经由W.E.B.杜波依斯（W.E.B. Du Bois）发展，用以解释种族主义在美国白人工人中的影响力：

“英国工人憎恨爱尔兰工人，因为在他们看来，爱尔兰人是降低他们生活水平的竞争对手。与爱尔兰工人相比，他门觉得自己是统治民族的一员，正因如此，他们令自己成为贵族和资本家对抗爱尔兰的工具，从而加强了贵族与资本家对他们自身的统治。”

就北美而言，马克思是废奴事业的热情支持者，并在内战期间站在联邦的立场上，预测其领导人如果想战胜邦联，只能废除奴隶制。他将大西洋彼岸的重要教训纳入了《资本论》中：“白皮肤的劳动者不能在被打上黑皮肤烙印的地方解放自己。”

不幸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将他们对爱尔兰或波兰的观点概括为一个连贯的理论体系。在1848年革命之后，恩格斯尝试区分“历史性”和“非历史性”国家，但事后证明这一区分弊大于利。他敌视南斯拉夫的民族运动，因为中欧的君主制国家能将他们争取到反革命的一边。

恩格斯没有将这种结盟解释为一个历史的、暂时的产物，而是断言像塞尔维亚人和罗马尼亚人这样的民族永远无法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注定只能成为强大的反动国家的工具。这些被恩格斯认为是“非历史性的”民族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里持续证明他的这一预测是错误的。

民族自决

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认为，它无可救药地受制于所谓的“阶级还原论”。然而，将自己视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坚决反对民族冲突只是阶级斗争的一种伪装形式的观点。他还否认阶级意识会解决民族争端问题，即便在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白热化中也是如此：

“虽然以经济学为基础，社会主义不能仅仅归结为经济学。社会主义生产这一基础对于消除民族压迫是必不可少的，但这个基础还必须有民主组织形式的国家、一支民主的军队等等。通过将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创造了消除民族压迫的可能。这种可能性当且仅当在这一条件下成为现实：在所有领域建立充分的民主，包括根据民众的‘赞同’划定国家边界。”

列宁比马克思和恩格斯更一贯地传达了一个信息，即尚未拥有国家的民族共同体必须被赋予自决权。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者应该积极追求现有国家的解体：“指责那些支持自決自由，即分离自由的人鼓励分裂主义，就像指责那些倡导离婚自由的人鼓励破坏家庭关系一样愚蠢和虚伪。”

在列宁看来，大国比小国有“无可争辩的优势”，这意味着人口较少的民族共同体“只有在民族压迫和民族矛盾使共同生活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才会诉诸分裂”。他认为，工人运动会通过赋予这些少数民族充分的民主权利，包括组建自己国家的权利来阻止政治分裂的趋势：“民主国家制度越接近完全分离的自由，分离的意愿在实践中就越不频繁，越不热切。”

对于列宁和他俄国革命运动的战友来说，这是一个紧迫的政治问题。因为在沙皇统治的领土上，非俄罗斯民族占到总人口的多数。列宁似乎发自内心地厌恶大国沙文主义。他轻蔑地提到那些自封的“伟大国家”，这些“伟大国家只在暴力上伟大，只作为霸凌者而伟大”，并谴责拒绝支持非洲和亚洲反殖民斗争的欧洲社会主义者是“沙文主义者”，是“血腥肮脏的帝国主义君主制的走狗”。

他希望看到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让位于“国际主义，所有国家在更高的统一中合并”，但这仅限于自愿的基础上。这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敦促来自少数民族的社会主义者支持其同胞的自决权，但同时“与少数民族的狭隘、孤立和隔绝作斗争”。

在1922年底的最后一篇文章中，列宁担心他在苏联领导集团中的一些同事开始在国际主义的外表下复兴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他强调，来自像俄国这样的国家的社会主义者的国际主义“不仅体现在各民族形式上的平等，更体现在对压迫民族即主体民族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必须能够修正在实际实践中主体民族获得的不平等。”考虑到这一背景，“最好是放宽而不是收紧对少数民族的让步和宽宏。”

约瑟夫·斯大林是列宁在发出这一警告时想到的苏联领导人之一。虽然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列宁依然指出，“众所周知，已经俄罗斯化的其他民族具有过火的俄罗斯情结”。我们只能想象，当斯大林心怀上述“俄罗斯情结”，下令将整个民族（如车臣）驱逐到中亚，然后用武力在整个东欧推行傀儡政权时，列宁会说些什么。

讽刺的是，对民族自决权的否认本应在苏联的最终解体中发挥关键作用。然而，斯大林及其继任者这一民族政策的结果或许也在列宁的意料之中。

自列宁逝世以来，世界上独立民族国家的数量急剧增长。我们可以直接地将列宁的观点应用于巴勒斯坦、西撒哈拉和克什米尔等民族压迫案例中。然而，它也适用于苏格兰和加泰罗尼亚这样的国家：那里的公民可能不会像巴勒斯坦人或撒哈拉人那样遭受同样的压迫，但他们也应该自由决定是否想要一个自己的国家。

这仍给运用自决权留下了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如何决定应该在哪个政治单位行使这项权利？当各民族团体存有重叠时，不同的划界会让大多数人很快变成少数。这个问题没有直接的答案，它是目前一些最棘手冲突的促成因素。

命运共同体

列宁一开始就假定民族意识是社会主义无法消除的重要现象。在多数情况下，他没有试图解释为什么人们认同自己的国家。对回答该问题最有雄心的尝试是与他同时代的奥地利社会主义领袖奥托·鲍尔（Otto Bauer）1907年完成的《民族和社会民主主义问题》一书。

鲍尔的作品在二十世纪基本被忽视了，直到2000年才有完整的英文翻译。他的观点介于两种政治立场之间，对社会民主主义者来说太马克思主义了，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太社会民主主义了。这是一个重大损失，因为鲍威尔的作品或将成为现代有关民族主义最好的著作之一。

鲍尔拒绝了一般人所理解的民族自古以来就存在的观点，认为它们是与工业资本主义兴起相关联的产物，这导致了“空间和职业层面的全新人口分布”。他们离开自己农村社区的家园，“甚至不认识邻村的农民，因为山脉使两者之间的沟通变得困难”，现在无数人发现自己在城镇和城市，“随着贸易周期的起伏而被赶来赶去”。

这个追逐利润和权力的世界需要一种面向大众的新型教育，这种教育必须以大多数人都能理解的标准化语言进行：

“现代资本主义需要更高水平的教育，因为没有这种教育，大型企业的复杂管理将无从开展；当代农民同样需要教育，只要他想成为现代农民的一员；现代国家也需要教育，如果它要建立地方行政机构和现代军队。”

鲍尔将民族性格定义为“将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区分开来的身心特征的复合体”。他强调，这“不是解释本身”，而是“需要解释的东西”。对鲍尔来说，民族性格是历史的产物，而非生物学或地理学：“它只不过是历史的沉淀物，它随着该民族经历的每个小时、每个新事件而变化……将它置于世界历史之中，它不再是一个持久的存在，而是不断的产生和消亡。”这种历史观点是对声称移民将消灭一种所谓永恒民族生活方式这一恐怖言论的有力反驳。

鲍尔区分了“命运共同体”和“命运相似性”，前者涉及“在持续的交流互动中对同一命运的共同体验”，后者缺乏这种交流和互动。他把欧洲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看作是后者的一个例子：

“无论德国工人和英国工人之间有什么联系，这些联系都比英国工人和英国资产阶级的联系松散得多：他们都住在同一个城镇，在墙上看同样的海报，同样的报纸，参加同样的政治或体育赛事，要么偶尔互相交谈，要么至少都对同一个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介说话。”

人们可以写一整本书来探索鲍尔的思想，学者们自1970年就开启了有关民族主义的写作热潮。盖尔纳将自己的民族主义理论建立在工业社会对受教育大众的需求之上，因为受教育的大众才能接受生产所需的指导。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强调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资本主义）、通信技术（印刷技术）以及人类语言多样性消亡之间偶然但关键的相互作用”的重要性。

将盖尔纳、安德森和其他属于 “现代主义”学派的民族主义理论总结起来，是这样一种观点，即民族国家并不总是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组织方式而存在，其言下之意是，未来也未必存在。在当今世界，我们面临的危险并非在于低估了民族主义的威力，而在于将其视为无所不能、永恒存续的力量。

文章来源：

Daniel Finn, Two Centuries of the National Question, Jacobin, No.48, 2023

网络链接：

https://auth.jacobinmag.com/2023/02/two-centuries-of-the-national-question

 ·译者介绍 · 

王伟逸，法意观天下编译组成员。

  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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