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自由主义如何可能？|迈克尔·沃尔泽访谈

↓点击进入公众号，设置星标↓

防止内容走丢

图为文章网站截图

图片来源：

https://www.dissentmagazine.org/online_articles/liberal-commitments

左翼自由主义如何可能？|迈克尔·沃尔泽访谈

作者：蒂莫西·申克

（Timothy Shenk）

译者：董璐瑶

法 意 导 言 ✦

在美国，从民主社会主义者到右翼民粹主义者，以及大量焦虑的中间派，每个人似乎都同意自由主义正处于困境。但是，自由主义者所表现出的品质又如何呢？蒂莫西·申克（Timothy Shenk）是现代美国的历史学家，曾任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梅隆人文科学博士后，其文章发表于《卫报》、《纽约时报》等多家知名媒体。他采访了长期担任《异议》（Dissent）杂志编辑的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二人谈论了沃尔泽的新书《为良好政治而斗争》（The Struggle for a Decent Politics）中的观点。在采访中，沃尔泽强调了“自由主义”作为形容词的重要性，以及它如何修饰民主、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他所写的其他承诺，并主张应该从自由主义的危机中拯救自由主义传统的美德。

图片来源：https://www.dissentmagazine.org/online_articles/liberal-commitments

申克：让我们从书的结尾开始，你写道，“为体面和真理而战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政治斗争之一。‘自由主义’这个形容词是我们最重要的武器。”为什么这么多东西都取决于这个形容词？

沃尔泽：如果我们想象一下关于民主的各种斗争，欧尔班谈到了“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还有其他最近在以色列的例子；如果我们想象一下先锋队在社会主义前进运动中的作用的长期又古老的争论；如果我们想想现在世界许多地方正在进行的关于民族主义的斗争，我们正面临着一种日益狭隘的民族主义。在以上所有情况下，似乎正确地实现民主、正确地实现社会主义、正确地实现民族主义真的取决于正确地使用自由主义这个形容词，并坚持它所带来的条件。我认为这些斗争取决于这个形容词的价值和有效性。

申克：你非常强调作为形容词的“自由主义”和作为名词的“自由主义”之间的区别。你认为两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沃尔泽：这要先谈谈几本书。卡洛·罗塞利（Carlo Alberto Rosselli）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之一，他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意大利非共产主义反法西斯政治抵抗运动的领导人，1937年在巴黎被墨索里尼的暴徒暗杀。在那之前几年，他出版了一本名叫《自由社会主义》（Liberal Socialism）的书。我有个名叫雅艾尔·塔米尔的朋友，她和以赛亚·伯林一起写了一篇论文并作为书籍出版，叫做《自由民族主义》（Liberal Nationalism）。她曾在以色列最后几届的左翼政府中担任教育部长。我考虑过“自由社会主义”和“自由民族主义”这两个词中作为形容词的“liberal”的作用。在我看来，作为形容词的“自由主义”比作为名词的“自由主义”更有用。

今天，欧洲的自由主义有点像“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是一种右翼意识形态。曾经有一种左派自由意志主义，或许更恰当的说法是无政府主义，它存在于各种派系中，但并不常出现在公众眼中。在美国，自由主义通常指“新政自由主义（New Deal liberalism）”，这是我们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个非常温和的版本，它不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学说，因为它的许多践行者太容易变成新自由主义者（neoliberals）了。所以“某某主义”不是一个强力或连贯的学说。这并不意味着没有自由主义者。但自由主义者（liberals）在道德或心理上最好被定义，他们是我最喜欢的女演员劳伦·白考尔所说的“心胸开阔的人”。自由主义者能够容忍模棱两可的人，能够加入那些他不一定要赢的争论，能够与持不同意见的人、有不同宗教或不同意识形态的人共存。这是自由主义者。但这些自由主义的品质并不意味着任何社会或经济学说。所以，世界上有自由主义者，我可以认出他们，但自由主义并没有描述他们实际的政治承诺。这个词更适合用来形容我所写的那些承诺：民主、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等等。

申克：你似乎认为“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空洞的，但“自由主义”作为形容词可以把其他更实质性的世界观从危险的极端中拉回来。这是一种达到中庸之道的方法。例如，“自由民族主义”促使人对社区有最好的共同奉献，而不允许完全的沙文主义。

沃尔泽：对的。但我也想说，自由民族主义者是能够承认其他民族主义合法性的人。这个形容词是复数形容词。就民主主义而言，这意味着有反对执政党的权利，意味着必须有其他政党。

申克：但是，自由主义在“自由社会主义”与“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中，所扮演的两种角色之间存在紧张关系。在自由民主下，“自由主义”应该遏制践踏权利的多数主义极端主义。但在自由社会主义中，你想在社会主义传统中体现出民主因素，而这种传统可能转向较温和的宗派教条主义，也可以转向较极端的彻底的威权主义。你似乎在一种情形下担心民主过度，在另一种情形中担心民主缺失。

沃尔泽：我不确定自由主义的形容词形式是否与其所有名词形式的作用完全相同。不过，在民主和社会主义中，它确实起到了类似作用。因为在自由民主中，它约束了多数主义统治；而在自由社会主义中，它约束了那些声称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生中扮演先锋角色的、意识形态正确的少数人。这也意味着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必须有相互竞争的因素，必须为相互竞争的团体和分歧留有空间。因此，是的，自由民主对自由社会主义至关重要。

申克：你为你所定义的自由主义的优点提供了令人信服的例子。但是，当看到当今美国自称为自由主义者的人，你认为他们达到了你在这个词中看到的最好水平吗?

沃尔泽：嗯，有些是。

申克：因为我很难把今天的自由主义政治文化看作是你在这里谈论的智慧、讽刺和自我意识的推展。

沃尔泽：是的，我同意这一点。20世纪50年代，《异议》最初对美国自由主义的批评是对自满和缺乏讽刺的批评。

申克：我相信你还记得，欧文·豪曾经与阿德莱·史蒂文森进行过一场精彩的讨论。

沃尔泽：是的，但后来欧文·豪写了《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和解的条款》（Socialism and Liberalism: Articles of Reconciliation），批评了某些社会主义。

申克：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这些左翼人士如何在现实存在的、每天都能看到的自由主义与你想要借鉴的自由主义传统的精华之间移动。

沃尔泽：是的，有一种自由主义传统，一种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式的自由主义，我确实认为自己立足于这种传统中。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密尔在一些作品中，试图创造一种自由的社会主义。

申克：在密尔的一生中，他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看法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你的书不是回忆录，但它比政治哲学作品更个人化。当你审视自己的职业生涯时，你认为你的观点保持了多少一致?

沃尔泽：我是在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的文化氛围中长大的。所以，我来到布兰代斯学院，见到了欧文·豪和卢·科瑟，遇到了这些前托洛茨基分子，以及他们对苏联的热情批判。那是一种政治冲击，对我来说是一次转变。在我十八九岁的时候，它几乎一下子确立了我的政治观念。十三岁时，我写了一本我称之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书，书的结尾是这样一句话：“俄罗斯不是为了征服的欲望而战斗，而是为了结束征服。”所以，是的，我改变主意了。但那时还很早。与持不同政见者的相遇确立了我的政治立场。

申克：在历史学家所描述的战后自由主义共识的顶峰时期，你经历了这种转变。如今，这一传统已处于衰微状态。你觉得为什么今天人们对它如此沮丧?

沃尔泽：在某种程度上，我指责社会民主左翼向全球资本主义投降。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在美国，左翼未能解决当代资本主义造成的日益严重的不平等问题，这是某种类型的民族主义、右翼民粹主义崛起的重要原因。我想我理解普通的美国人和欧洲人，他们对执政精英感到愤怒，因为他们被错误地认定为中左翼主义。我写过我的两个城市。我在宾西法尼亚州的约翰斯敦（Johnstown）长大，那里曾是一个钢铁城，是Bethlehem钢铁公司的城市。1937年的小规模钢铁工人罢工被引进的私刑队镇压。然后在1941年，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组织了选举，工会以巨大的优势获胜，约翰斯敦成为一个民主党城市。2016年，约翰斯敦以2:1的票数比支持了特朗普。那是在钢铁工业崩溃、工会几乎消失、民主党议员无力采取任何措施维持城市生活之后发生的事情。而我居住了四十年的新泽西州普林斯顿（Princeton）是美国最富裕的城镇之一，以6:1的票数支持希拉里·克林顿。所以，特朗普在约翰斯敦以2：1获胜，普林斯顿以6：1的比例支持希拉里·克林顿。这是美国左派的社会学。新政的自由主义者抛弃了作为他们基础的工人，成为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的政党。约翰斯敦等地被抛弃的工人则转向了一个民粹主义煽动家，他承诺让他们回到旧的美国。

申克：大学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沃尔泽：大学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是左派的家园，它的起源美好，结局却悲惨。我经常讲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的反战运动。我们成立了越南问题居委会，这实际上是哈佛的一个项目。我们所有的工作者几乎都是学生，他们在城市里挨家挨户地工作，不服兵役，他们试图与家庭交谈，其中许多人有孩子在越南。我仍然认为，我们的政治立场是正确的，但这场运动却是一个悲惨的失败。我们以自己的微薄之力，帮助建立了所谓的里根民主党。

申克：他们后来成为了特朗普共和党人。那么，我想知道，当你审视大学时，你认为美国学术界符合你在书中描述的自由主义理想吗？

沃尔泽：我自1980年以来就没有在大学里了，但我一直在关注和倾听大学中正在发生的事情，我所了解的大学中存在着几种不同而矛盾的趋势。一方面，大学中的企业化和行政扩张越来越严重，这些行政机构大多只关注教育的商业性质，而不关注教育的特质。另一方面，大学中出现了学术无产阶级：终身职位数量不断减少，有终身职位的机会也越来越少；大学里兼职工作的人越来越多，填补着临时职位，通常没有福利或没有全面的福利，他们往往需要两份工作。上世纪70年代末，我在哈佛目睹了这一过程的开端。所有这些对学术生活来说都是灾难性的。与此同时，校园里的政治活动越来越多，最明显的是左翼活动，但其中大部分不受任何成人政治运动或政党的限制。我参与了一个由自由派和左翼教授组成的小组，我们致力于解决与以色列和BDS运动有关的问题。我们试图说服犹太人权贵阶层，唯一能够在校园里捍卫以色列的方式是从左翼批判的立场出发，并且他们现在的做法注定会失败。我们也试图说服左派学生，去支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自由民主派和自由民族主义者，并为某种形式的共存而努力。我自己与校园左翼的交往总体上来说并不鼓舞人心。

申克：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把什么称为同志批评（comradely criticism）。你在书中说，重要的是避免对意见不一致的同志作出敌意的回应。你谈到了伊拉克战争期间的《异议》杂志，当时有人呼吁驱逐支持战争的成员。尽管你反对美国的干预，但你觉得要求与你意见不同的人全部离开太过分了。但你也从未回避在左派中寻找争端。一方面，你反对派系主义，另一方面，你又愿意去捅马蜂窝，你是如何在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的?

沃尔泽：这必须是一个持续的讨论。任何自由左翼运动都有红线。我记得《异议》的红线是不会发表为斯大林主义辩护的文章。我们出版了波兰作家艾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的文章，但用非常强烈的回应让本杂志所有读者都知道了我们的立场。在伊拉克战争期间，我也试着这样做。2003年冬天，我们发表了一篇关于是否开战的专题论文集，八篇评论里六篇反对开战、两篇赞成。我认为这表明了杂志的立场，同时也承认了内部分歧。当有些人想要摆脱这两者时，我非常沮丧。所以，是的，在我们的杂志或我们的运动中，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包括分歧在内的政治立场，也有一些红线，超过了这些红线我们就不同意把生活在另一边的人包括进来。然后你要讨论红线的问题，不仅要在界限内争论，而且就界限而争论。

申克：我们谈到，战后的美国正在经历一个社会民主的时刻，或者至少是一个自由主义被注入社会民主主义特征的时刻。你说这种自由主义已经让位于今天的新自由主义民主党。在书中，你还描述了自己在1993年奥斯陆协议签署现场的白宫草坪上的情景，这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和平的希望时刻。你还讨论了英国脱欧公投期间支持欧盟的游行。在每一个案例中，都有一个乐观的时期，然后是漫长的衰落，直到你到达当下。你认为这些时刻如此短暂是有原因的吗？

沃尔泽：问一个老人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坐在一起谈论过去的美好时光，哀叹今天发生的一切。

申克：但是，正是对我们今天所处位置的挫败感，驱使着许多左翼的年轻声音，他们怀念一个他们甚至没有经历过的时代。是愤怒驱使他们在今天采取更激进的政治。我们可以讨论这种愤怒是否适得其反，虽然我认为它往往是这样的，但除非你首先了解它的来源，否则就无法应对它。

沃尔泽：此时此刻，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又一场的失败，偶尔会有胜利，比如巴西的一次非常接近的选举。我实际上收到了庆祝胜利的电话和邮件，因为它是如此罕见。而这也是值得喝彩的事情，并向巴西的人民表示祝贺。

申克：但在同性恋权利、妇女权利、种族平等等更广泛的社会文化问题上，这并不是一个全面失败的故事；它比较曲折，但不是全面溃败。只是在这一过程中，某种类型的自由主义也经历了重大失败。

沃尔泽：这些失败是非常非常重大的，有些挫败持续了很久，比如工会成员的减少。我们不得不问，为什么你所描述的民权胜利与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增长同时发生。社会民主的光辉岁月现在似乎早已成为过去，尽管我们在西欧甚至在这里仍然或多或少成功地捍卫着社会民主的许多成就。但是，有很多人已经放弃了任何向更平等的社会迈进的想法。然而，我仍然相信大多数人会支持非常类似于旧的社会民主方案的东西并加以更新，而且我认为这必须是左翼的支撑信念。如果我们能想办法向欧美人民介绍这个方案，我想我们能获得雪崩式的支持。也许这很天真。但我认为，这些失败，部分归咎于左派向新自由主义投降。而胜利，或一系列的胜利，并不是不可能。我不喜欢那种愤怒沮丧的感觉，这种感觉来自于一种信念，即不知为何世界已经背叛了我们，我们必须对当权的“精英”进行打击。这是民粹主义的立场。我认为，我们必须努力维持不同立场，一个能够呈现出更少不平等的社会的反对立场。

申克：我同意，我们要抱持希望。但你在书中还提到了另一种选择。你写了一个笑话，借用了欧文·豪的话，他借用了犹太人的一个古老笑话。“在一个东欧的犹太小镇上，一个人被选中坐在镇门口等待着救世主，以便居民能提前得知其到来。一个朋友问他，那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这个人回答说：“工资不高，但很稳定。”你写道，自由社会主义是一项稳定的工作。这表明，即使我们在有生之年不会看到类似社会主义的东西，但斗争本身使它富有价值。但是，对于那些要求当下进行变革的人，以及那些正面对着一个未能达到看似合理期望的世界的人，你该如何说服他们呢?

沃尔泽：这一直是中左翼的问题。我们提供了一个计划，我不觉得它是渐进的，因为克莱门特·艾德礼在1945年的胜利和英国福利国家的建立都不是渐进主义。

申克：它很大地改变了日常生活。

沃尔泽：是的。我们必须寻找这样的时刻。这是变革性的，但不是救世主的到来，也不是社会主义平等社会的建立。它创造了一个远比片刻之前存在的社会好得多的社会。我说过，我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约翰斯敦长大。工会成立于1941年，而我们是44年到达的。我认为人们不理解工会的胜利在约翰斯敦这样的地方意味着什么。突然间，钢铁工人有钱了。这很简单。他们变成了消费者。城市公务员向这些人展示出了从未有过的彬彬有礼。整个城市的生活感觉都改变了。而这些胜利，我们需要谈论它们，描述它们，重温它们，因为这样的胜利仍然可能发生。

文章来源：

Timothy Shenk, Liberal Commitments: An interview with Michael Walzer on The Struggle for a Decent Politics., Dissent Magazine, March 21, 2023 Issued.

网络链接：

https://www.dissentmagazine.org/online_articles/liberal-commitments

 ·译者介绍 · 

董璐瑶，上海师范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研究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FIN  

资本主义治下,我们都受困于市场的无形枷锁

温和保守主义的离奇死亡 | 欧美保守主义政治的困局

“缓冲区”与国际竞争：地理分隔能否阻止国家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