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不再：为何美国始终受困于霸权的白日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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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andrew-bacevich-the-reckoning-that-wasnt-america-hegemony

辉煌不再：为何美国始终受困于霸权的白日梦

作者：安德鲁·巴塞维奇

（Andrew J. Bacevich）

译者：邱劭文

法 意 导 言 ✦

1956年，英国试图夺回苏伊士运河的计划宣告破产，国际社会遂用“苏伊士时刻”一词指代促使帝国体系瓦解的关键节点。对美国而言，过去20年可能是一个延长的“苏伊士时刻”，意味着由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所定义的帝国时代走向衰朽。但美国外交政策的建制派拒绝向前看，仍坚持认为世界需要的是更多的美国军事力量。在此背景下，波士顿大学弗里德里克帕蒂国际研究学院国际关系及历史学名誉教授安德鲁·巴塞维奇（Andrew J. Bacevich）于2022年3月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上发表题为《辉煌不再：为何美国始终受困于霸权的白日梦》（The Reckoning That Wasn’t——Why America Remains Trapped by False Dreams of Hegemony）一文，对美国冷战后的诸多全球计划进行了批判，并指出华盛顿应该找回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的思想，将军事力量用于防御而非寻求全球霸权地位。

在1952年和1953年许多日子的傍晚，当我还在上幼儿园的时候，我的家人在芝加哥我们居住的小区里围着一台旧电视机看《海上的胜利》（Victory at Sea）。这部由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制作的26集纪录片有着激动人心的音乐和庄严的叙事，鼓舞人心地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正义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自由战胜了邪恶，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美国的努力。美国发动了一场人民战争，数百万普通公民响应了责任的召唤。这场战争的结果证明了美国民主的力量。

这就是历史的迷人和可怕的壮观之处。从严格的美国人的观点来看，这也是真相：直接、相关、引人注目。如果这部剧传递了一个全面的信息，那就是：这场骇人听闻的战争结果开启了一个美国注定要统治世界的新时代。

我的父母都曾参加过战争，这一事实更加深了这部纪录片对我的影响。对他们和他们那一代的人来说，对德国和日本的战争将是他们一生中注定的事件，而这似乎也要主宰其子孙后代的生命。

然而，《海上的胜利》暗示了前方道路的困难。最后一集的标题是“为了和平的设计”（Design for Peace），但剧集中没有任何类似的内容。相反，它传达了一种更接近于警告的信息。“一架飞机投下一颗炸弹，7.8万人就会丧生”，旁白吟诵着，摄像机在满目疮痍的广岛图像间平移。“两颗炸弹，二战就结束了”，屏幕上充斥着被解放的集中营和返乡部队的模糊画面。在含糊地提到“自由世界正在向明天进军”，并引用了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赞扬决心、顺从、宽宏大量和善意的重要性的话语后，这一纪录片就这样结束了。要了解这场有史以来最具破坏性的战争在政治或道德上意味着什么，观众们必须看看其他地方。

纪录片突然的结局有一定的道理。毕竟，到《海上的胜利》播出的时候，某些战时的美国盟友已经成为死敌，一场制造比美国投放在日本的核武器更致命的核武器竞赛正在进行。美国军队在朝鲜再次投入战斗，这场冲突甚至没有以胜利而告终。如果有人有和平的构想，那也被搁置了。有一点似乎是确定的：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时刻都遭受挑战。

即便如此，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仍然是相关记忆的权威来源，而某种程度上冷战则是对二战记忆的强化。正如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了第三帝国（Third Reich）和日本帝国一样，华盛顿也将击退苏联的威胁，确保自由的存在。随着这两件事在美国的集体想象中融合在一起，美国人民形成了一种典型的观点：以强大军事力量作为支撑的美国全球领导地位是绝对必要的。

事实上，1945年来之不易的胜利既不是对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证明，也不是其成为全球霸主的先兆。事实证明，它反而是幻觉的来源。20世纪60年代，代价高昂、造成分裂的越南战争似乎粉碎了这些幻想；但20世纪80年代末共产主义的崩溃短暂地复苏了这种幻觉。9·11之后，华盛顿在全球“反恐战争”（war on terror）中遭遇的不幸再次暴露出美国拥有军事霸权的说法是似是而非的。

阿富汗和伊拉克旷日持久的战争令人失望的结果本应敲响警钟。这让人们联想到1956年英国所经历的情况，当时英国政府精心策划了一场干预并试图重新夺回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但这一计划不仅未能成功，反而让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尔·纳赛尔借成功保卫苏伊士运河一事获得了全世界的赞誉。英国首相安东尼·伊登因此丢掉了工作。伊登的竞争对手、英国工党领袖休·盖茨克将苏伊士运河的行动描述为“灾难性的愚蠢行为，对我们国家的声望和声誉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几乎没有观察人士对这一判断提出异议。这场危机迫使英国人承认他们的帝国计划已经走到了死胡同：英国过去的行事方式——把弱者拉到自己的阵营里去的做法——已经不管用了。

对美国来说，过去20年可能是一个延长的“苏伊士时刻”（Suez moment）。但美国外交政策的建制派拒绝向前看，仍坚持认为世界需要的是更多的美国军事力量。美国在伊拉克的失败并没有阻止华盛顿在阿富汗这场“正义之战”（good war）上加倍下注——这一鲁莽行为最终导致了2021年混乱而屈辱的撤军。

阿富汗撤军本可以作为一个机会，宣告被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所定义时代的结束，以及由此而生的渴望的终结。但这一情况并未发生，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俄罗斯总统普京。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特别军事行动恢复了美国战后炫耀武力的传统。阿富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但它几乎已经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20年前华盛顿在伊拉克发动的灾难性战争也是如此。产生这一情况的部分原因是，美国似乎准备继续犯那些导致混乱与崩溃的错误，并继续以表面上的“全球领导义务”进行合法化阐释。

乌克兰战争可能是华盛顿在不遭受失败的情况下吸取苏伊士式教训的最后一次机会。到目前为止，美国对乌克兰的政策还算是务实和克制的。但是拜登总统和他的团队讨论乌克兰战争的方式暗示了一种过时的、道德主义的、不顾后果的宏伟愿景。将他的政府的言论姿态与对乌克兰问题真正利害关系的清醒评估结合起来，可能会让拜登摆脱对霸权的痴迷。证明美国人不需要用儿童睡前故事的方式向他们解释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会是一个额外的好处。

但值得警惕的是，情况可能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拜登将乌克兰描述为一个由军方支持的美国主导的新时代的熔炉，这可能会让他陷入困境。他的政府精心校准的政策可能会变得更接近他那高调、考虑不周的言论。这样一来，就会导致一种完全不同的、更具灾难性的后果。

图为纪录片《海上的胜利》

图片来源：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5%B7%E4%B8%8A%E7%9A%84%E8%83%9C%E5%88%A9/17590376?fr=aladdin

是敌是友？

二战后世界观的最权威表达——堪称记录了冷战时期美国治国之道的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是1950年撰写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这是由当时由保罗·尼采领导的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U.S. State Department’s Policy Planning State）起草的一份高度机密的文件。这份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文件论述了“自由社会令人称道的多样性、深刻的宽容和合法性”，确立了美国在整个冷战期间的政策导向。与自由社会并列的是苏联的“奴隶社会”，它要求“对苏维埃国家内所有人的绝对权力，没有一个例外”，同时要求“对所有苏联治下的所有国家的绝对权力”。

NSC-68以激动人心的明确性为美国霸权提供了理由。它勾勒出清晰的线条，并消除了歧义。“在一个不断缩小的世界里，”该文件断言，“国家间缺乏秩序的情况越来越难以容忍。”因此，“领导世界的责任”以及“通过符合自由和民主原则的手段实现秩序和正义”的义务被强加给了美国。仅仅遏制苏联的威胁或给世界上饥饿的人提供食物和救助残疾人是不够的。美国需要的是强制的能力和意愿。考虑到这一点，华盛顿应致力于建立一支作为全球警察的具有主导地位的军事力量。在此，治国理政其实成为了军事实力的附属物。

尽管时过境迁，但编织在NSC-68中的摩尼式（Manichaean）观点在冷战结束几十年后的今天依然存在。拜登始终坚持认为，人类的命运取决于民主与专制之间重大斗争的结果，这其实是保罗·尼采论点的翻版。美国军事霸权的必要性——无论是用五角大楼的开支、海外基地的数量还是使用武力的倾向来衡量——都已经成为一种信条。由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以及向太空和网络空间的扩张），世界持续“缩小”，美国军事力量的影响范围也相应地扩大，这一过程几乎没有引起争议。

但是，如果美国霸权的目标是通过谨慎使用硬实力来建立全球秩序和正义，那么其结果充其量是好坏参半。自1950年以来，英语世界以及巴黎和东京附近的居民生活相对较好。相比之下，生活在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数十亿人所获得的利益却参差不齐。他们只是偶尔有机会将更长寿、更健康的生活转化为个人自由和安全。政府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对法治的坚持仍是希望而非现实。

当然，情况本还可以更糟：例如，如果美国在冷战期间使用了它以巨大代价获得的数千枚核武器中的任何一枚。然而实际发生的事情已经够糟糕了。反思1950年以来美国战争（以及各种秘密干预）的行为和后果，就是要面对令人震惊的鲁莽、渎罪和浪费的记录。

20年前开始的伊拉克战争代表了美国军队愚蠢的极致（仅次于越南战争）。“伊拉克自由行动”（Operation Iraqi Freedom）原本期望掀起一股解放浪潮，改变中东局势，结果却留下了诸如大量死亡等破坏该地区稳定的悲惨遗产。有一段时间，战争支持者安慰自己说，伊拉克暴君萨达姆·侯赛因的下台使世界变得更好了。今天，再多的诡辩也不能支持这种说法。

许多普通美国人可能会认为，宣称美国军队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做的一切牺牲都是徒劳，这太过苛刻了。但我们难免得出这样的结论：伊拉克战争的结果更像是一个常态而非例外。1950年，杜鲁门总统决定将美军派往三八线以北的朝鲜半岛，这是一个史诗级的错误。15年后，约翰逊总统决定让美国参与越南战争，这使得朝鲜战争的失误变得黯然失色。从2001年开始，阿富汗战争赋予了“泥潭”（quagmire）一词新的含义。至于伊拉克问题，奥巴马在2002年担任伊利诺伊州参议员时曾谴责美国入侵伊拉克是由“周末战士”（weekend warriors）进行的一次愚蠢且鲁莽的愤世嫉俗的企图，目的是“把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议程强加于我们”。

然而，在每一个案例中，这些选择都具体体现了美国在当时所需的全球领导力。根据NSC-68的逻辑，放弃解放和统一朝鲜半岛的机会或允许越南共和国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将是最不负责任的行为，让塔利班继续在喀布尔掌权也是如此。认真对待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打算发展更多）的说辞，促使他下台就可以被视为一种政治和道德上的责任。

不过，在每一个例子中，极其错误的判断都挥霍掉了大量美国的财富并搭上了成千上万美国人的生命（更不用说还有更多的非美国人的生命）。布朗大学的“战争成本”（Costs of War）项目估计，自9·11袭击以来，美国的军事行动已经花费了大约8万亿美元，比拜登政府高度吹捧的“建设更美好的美国”（Building a Better America）的基础设施计划批准的费用高出几十倍。而且很难看出这些军事行动的收益如何超过成本。

然而即便如此，支持对所有这些事件进行干预的基本逻辑并未改变。即使是在担任副总统期间反对向阿富汗增兵、并最终从阿富汗撤军的拜登，也没有放弃对持久的美国军事力量的基本信念。他对阿富汗战争失败的回应是提议增加五角大楼的开支。国会不仅同意了，还提供了补贴。

图为美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

图片来源：https://ahf.nuclearmuseum.org/ahf/key-documents/national-security-council-paper-68-nsc-68/

意识形态的狂欢

庞大的美国国家安全机构所发挥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这种心态一直存在。在这一点上，艾森豪威尔总统于1961年1月发表的告别演说中传达的著名警告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在那次演讲中，艾森豪威尔对“军工复合体”（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手中“错位权力的灾难性崛起”提出了警告。他还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用时刻警觉和知识渊博的公民来控制美国“庞大的国防工业和军事机器”，“这样才能使安全和自由繁荣共生”。但他的希望落空了。事实证明，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上，美国人的漠不关心多于警惕。许多美国人仍然尊敬艾森豪威尔，但他们倾向于从1945年那个让第三帝国无条件投降的将军那里寻找灵感，而不是从1961年的总统那里。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赋予了美国外交政策新的使命感，该政策随后被编入NSC-68中。但它也被加上了约束。正如学者大卫·布罗姆维奇（David Bromwich）最近所写的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幅俘虏我们的画面”。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过去70年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叙事集中在维护和更新这一图景的努力上。美国的首要目标一直是策划另一场这样的胜利，从而带来安全、繁荣、尊重和特权——或者，更广泛地说，一个按照美国的条件运行的世界和一个由自己赋予的传播自由和民主的使命所证明的全球主导地位。

柏林墙的倒塌、随之而来的共产主义的崩溃、以及美国在1990-1991年海湾战争（Gulf War）中的胜利，在短暂的一瞬似乎使美国理想中的那个世界触手可及。这些胜利加在一起，可以说与1945年的胜利相提并论。所谓的“历史终结论”（end of history）指向一种单极秩序，这一秩序由唯一一个世界上“不可或缺的超级大国”来主持。如今，这些短语与“白人的负担”（white man’s burden）和“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the war to end all wars）属于同一类别：它们只能被当作笑料看待。然而，这些表述准确地反映了1989年之后美国政治精英们的狂热。冷战结束后，当美国着手打击世界各地的“恶人”时，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在公认的高尚事业中制造或支持了如此多的混乱。

华盛顿由意识形态推动的狂欢一直持续到2016年，直到特朗普的上台颠覆了美国政治。作为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发誓要开辟一条不同的道路，一条“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的道路。这个看似温和的短语却蕴含着爆炸性的含义：特朗普不仅仅是承诺采取不那么好战的外交政策，他有意无意地威胁要抛弃战后美国治国之道的道德基础。

在2016年的一次竞选集会上，特朗普抱怨说，北约（NATO）国家“没有支付他们应当支付的份额”，并在“掠夺美国”。“你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吗？什么都没做。它们要么偿还过去的欠款，要么就离开北约。”他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个主题上，在他的就职演说中也毫不避讳。特朗普宣称：“我们保卫了其他国家的边界，却拒绝保卫我们自己的边界。我们在海外花费了数万亿美元，而美国的基础设施已经年久失修、满目疮痍。”“我们让其他国家富裕起来，而我们国家的财富、权力和信心却在逐渐消失。”但现在不会了，他承诺：“从今天开始，将只有美国优先。”

这些“异端邪说”引发了美国外交政策机构的精神崩溃，迄今尚未完全恢复。当然，特朗普的虚伪和对历史的无知让人很难判断他是否真正理解了“美国优先”这句话的含义。即使他能够理解，其惊人的无能和短暂的注意力持续时间让现状得以维持。在特朗普的任期内，9·11之后开始的无休止的战争一直在持续，联盟依旧如初。经过一些小的调整，美国在海外的军事足迹也有所增加。在国内，军工复合体蓬勃发展。代价高昂的美国核打击能力现代化仍在继续，但几乎没有引起关注。总而言之，NSC-68范式的精髓得以保留，二战作为政策试金石的重要性也得以保留。“孤立主义者”（Isolationist）仍然是一个用来形容任何不支持大力使用美国军力以“治愈世界疾病”的绰号。

然而，就在建制派对美国在世界上所扮演角色的思考仍陷于过去的泥潭之际，世界本身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就是特朗普总统任期的一个核心悖论：特朗普誓言放弃战后范式，导致建制派严阵以待（circle the wagons）并积极捍卫NSC-68的框架——即使美国面临着越来越多与该框架无关的问题。这些新动向包括：中国的崛起、日益加剧的气候危机、对美国南部边境的失控、工薪阶层的机会被剥夺、与毒品相关的死亡人数激增、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以及在种族、民族、社会、经济、党派和宗教等维度的产生两极分化所引发的国内动荡。这些分歧助长了特朗普2016年的当选；即使他未能连任，但在2020年的大选中也赢得了相当多的选票，并使他在失败后阻止权力和平转移和推翻宪法秩序的努力成为可能。

图为支持“美国优先”的群众

图片来源：http://auto.sohu.com/20180609/n540206176.shtml

神话的创造者们

这些一连串的失败以及冷战后美国实力的捉襟见肘似乎预示着苏伊士时刻的到来。在拜登任期的中途，美国的大战略陷入了一堆未被承认的矛盾之中。其中最突出的是，华盛顿坚持认为，美国必须维持军事化全球领导的神圣模式，尽管这种模式的有效性正在减弱、可用于实现这种模式的资源在减少、美国在国际秩序中保持特权地位的前景也在下降。然而，外交政策的建制派坚持认为，除了军事化的美国领导之外，没有其他可以想象的选择——他们首先拿出了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说事。

从建制派的角度看，乌克兰战争重新验证了NSC-68。但是俄国军队不是苏联红军，甚至都算不上接近。除非普京选择使用核武器（这是不太可能的情况），否则俄罗斯对美国的安全和福祉构成的威胁微不足道。一支连基辅都打不进的俄军，对柏林、伦敦或巴黎都不构成多大威胁，更不用说对纽约了。俄罗斯军队表现出的无能证实了如下的观点：欧洲民主国家如果自己出兵，完全有能力保障自己的安全。总而言之，对华盛顿而言，不插手是最好的选择。如果美国有将近500亿美元的闲钱（这是国会在2022年2月至2022年11月期间拨给乌克兰的援助金额），它应该用这笔钱来缓解气候变化、解决边境危机、减轻美国工薪阶层的困境——拜登政府对这些至关重要的任务的处理远不如武装乌克兰来得紧迫。

拜登在谈到乌克兰战争时的措辞与早些时候的言论如出一辙。“现在是时候了：这是我们承担责任的时刻，是检验我们决心和历史良知的时刻，”他在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仅一周后发表的国情咨文讲话中说道，“我们将拯救民主。”在这样的时刻阐述这样的任务，拜登似乎不仅在展示决心和承诺，还做好了作出牺牲的准备。但在乌克兰问题上美国不需要这些东西，这只是一场代理人战争（proxy war）。拜登狡猾地承诺，尽管所谓的民主事关生死存亡，但美国军队不会赴乌参战。NSC-68、美国政府的言论和无休止的媒体评论给人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乌克兰战争召唤美国再次抓住历史的舵柄，引导人类驶向预期的目的地。但正是这种傲慢自大一次又一次地将这个国家带入歧途。

很难想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来摆脱这种自满的姿态，以更负责任的方式来谈论和理解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但拜登似乎决心要错过这个机会。不妨看看美国政府发布的2022年《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中的这段话：环视全球，现如今对美国领导力的需求与以往任何时候一样强烈。我们正处于一场塑造国际秩序未来的战略竞争之中。与此同时，影响世界各地人民的共同挑战要求加强全球合作，要求各国在合作变得更加困难的时候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作为回应，美国将在价值层面发挥领导作用，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以及所有与我们有共同利益的人步调一致。有些国家对一个自由、开放、繁荣和安全世界的愿景持与我们不同的态度，我们不会让我们的未来容易受到它们的影响。

这种语词杂拌（word salad）看似左右逢源，但由于缺乏针对性，从而不能作为连贯性政策的基础。作为战略宣言的营销，它反而证明了战略的缺失。

图为202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封面

图片来源：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

凯南的方案

美国今天需要的是一份明确的战略目标声明，以取代早已僵化的NSC-68模式。但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的是，自那些二战胜利后令人兴奋的日子以来，这种替代方案就已经出现了。1948年，冷战开始之际，保罗·尼采的前任政策规划主任乔治·凯南提出了一种在去除意识形态幻想的情况下衡量美国政策成功与否的方法。当时的美国拥有世界约50%的财富，但只有6.3%的人口。凯南认为，美国未来的任务是“设计一种关系模式，使我们能够在不损害我们国家安全的情况下保持与他国的差距地位”。

凯南的目标是保护美国人的安全，同时保持甚至增加使美国成为世界各国羡慕对象的物质财富。根据凯南的说法，要实现这一目标，美国需要“摒弃所有的多愁善感和白日梦”并专注于“我们当前的国家目标”。凯南写道，这个国家承担不起“利他主义和世界恩泽的奢侈”。

凯南的长篇大论相当详细地概述了美国应该如何处理战后世界的问题。当然，今时不同往日。因此，今天值得关注的不是他分析的细节，而是他的思想：现实主义、冷静克制、对限制的欣赏、对目的性和纪律的强调，以及“节约努力”（economy of effort）。1948年，凯南担心美国人可能被在最近战争中萌芽的“浪漫主义和普遍主义概念”所俘获，他的担心是对的。

自1948年以来，凯南提到的经济差距已经缩小。然而，它并没有消失：今天，美国只占世界人口的4%多一点，但仍然拥有世界约30%的财富。在美国国内，财富的分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50年，最富有的0.1%的美国人控制着全国大约10%的财富；如今，他们控制近20%。与此同时，美国的财政健康状况有所下降：美国国债总额现在超过31万亿美元，自2010年以来，联邦债务平均每年超过1万亿美元。

加剧的不平等和不负责任的挥霍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这样一个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的国家无法应对国内的混乱和国外的危机。军事力量无法弥补内部凝聚力和政府自律的缺失。除非美国能够先摆平国内的危机，否则难以行使全球领导权——更不用说在一场几乎是虚构的民主与专制的竞争中获胜了。

华盛顿迫切需要遵循凯南在1948年提出的、被几代决策者忽视的建议：避免不必要的战争，兑现建国文件中的承诺，并为普通公民提供体面生活的前景。首先要重新调整的是美国军队，使之成为一支保护美国人民的力量，而不是充当扩张全球霸权的工具：美国应该要求国防部以防御为核心目标。

在实践中应当如何落实呢？首先，这将意味着认真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中规定的消除核武器的义务；关闭多个区域性军事总部，美国中央司令部（U.S. Central Command）是第一个需要被关停的地方；减少美国在海外的军事足迹；给军事承包商的项目不能出现成本超支（cost overruns）的情况；给维持军工复合体的旋转门（revolving door）上锁；恢复美国宪法规定的国会拥有的发动战争的权力；除非宣战，军费开支限制在GDP的2%——这仍然可以让五角大楼在军费开支上领先世界。

1947年，凯南发表了可能是有史以来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刊发的最著名的文章，其署名为“X”。文中写道，“为了避免毁灭，美国只需要维持自己最好的传统，证明自己值得作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被保存下来。”如今，这些传统可能已经支离破碎，但凯南的建议丝毫没有失去其重要性。另一场“正义”的军事胜利的幻想不能解决困扰美国的问题。只有艾森豪威尔所呼吁的“警觉和知识渊博的公民”才能满足当前的所有需要：一个拒绝容忍美国权力和军事力量进一步滥用的政体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

文章来源：

Andrew J. Bacevich, The Reckoning That Wasn’t——Why America Remains Trapped

by False Dreams of Hegemony, Foreign Affairs, 2023.03

网络链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andrew-bacevich-the-reckoning-that-wasnt-america-hegemony

 ·译者介绍 · 

邱劭文，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1级本科生，现为法意观天下编译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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