盎格鲁世界需要组建关税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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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anglosphere-needs-customs-union-205531

盎格鲁世界需要组建关税同盟

作者：米歇尔·林德

（Michael Lind）

译者：董璐瑶

法 意 导 言 ✦

2016年英国脱欧投票之后，由于英国希望在欧盟之外建立新的贸易关系，盎格鲁圈关税联盟的想法再次获得关注。为了应对冷战后欧洲邦联制与全球和平的理想的失败，以及不断巩固的中俄关系，是否有必要建立一个以英语国家为主的经济同盟？米歇尔·林德是新美国基金会经济增长项目的政策主任，著有《新阶级战争》（The New Class War: Saving Democracy From The Managerial Elite）和《美国战略之路》（The American Way of Strategy: U.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American Way of Life）等著作，也是多个著名报刊的撰稿人。在美国《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杂志上发表的《盎格鲁世界需要一个关税同盟》（The Anglosphere Needs a Customs Union）一文中，林德回顾了大国竞争中科技与创新能力的重要作用，认为美国的地缘政治立场与最近几任总统的战略政策均有不足之处，建议建立基于盎格鲁圈的关税联盟，在特定的战略产业实施共同产业政策，寻求集体自给自足与规模经济的结合。

图片来源：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anglosphere-needs-customs-union-205531

五个“核心盎格鲁圈”（core Anglosphere，指以英语为主要语言、核心人口的血缘来自英伦群岛、具有相似文化传统的国家，主要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国家本身就是一个令人非常印象深刻的经济集团。

一个多世纪前，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在伦敦皇家地理学会发表了《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提出铁路的兴起将削弱海权的影响，因而世界权力的关键在于对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的控制。一代人之后，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提出异议，指出控制欧亚大陆周围的“边缘地带”，包括西欧和东亚，比支配东欧和中亚的大草原更重要。与此同时，西奥多·罗斯福的亲密伙伴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的海权理论在美国和欧洲获得了热情的追随者。

对于20世纪与21世纪的全球权力和影响力的基础取决于对某片领土或某条海峡海道的军事和政治控制这一观点，并非所有的战略理论家认同。当麦金德在1904年发表论文时，一位名叫利奥·艾默里（Leo Amery）的年轻记者也在场，他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有力地影响着英国政府的政策制定。在麦金德的演讲之后，艾默里站起来反对“心脏地带”的论点，认为未来大国的地理位置不如拥有一个庞大而先进的工业基地更重要。

艾默里建议：“地理位置一定会变得不那么重要，而成功的大国将是那些拥有最强工业基础的国家。无论这些国家在大陆中心还是在一个岛屿上，都无关紧要；那些拥有工业力量、发明以及科学力量的一方将能打败所有人。”

可惜的是，无论是艾默里还是其他人都没有继续发展这一战略家爱德华·卢特瓦克（Edward Luttwak）所说的“地缘经济学”的早期版本，以替代基于地图的地缘政治学。然而，上个世纪大国冲突的历史证明了艾默里这一技术创新和大规模制造占据核心地位的观点。在世界大战中，打破力量平衡而对抗德国的，是美国优越的制造业基础和能源生产，首先以援助德国对手的形式动员起来，然后在美国加入这两场冲突后获得直接动员。英国历史学家艾伦·米尔沃德（Alan Milward）通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研究总结道：“战争是由军备生产的分量决定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切斯特·尼米兹上将（Admiral Chester Nimitz）宣称，“赢得战争是一个石油、子弹和豆子的问题。”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被迫在冷战中寻求休战，因为苏联的指令性经济无法与美国、西欧和日本的联合工业力量竞争。艾默里所说的“发明和科学的力量”也是至关重要的，它使美国能够在原子科学方面领先于纳粹德国，在计算机和火箭技术方面领先于苏联。底特律、洛斯阿拉莫斯和硅谷之所以是20世纪战略地段的关键部分，不是因为任何内在的地缘政治价值，而是因为它们是地球上科学—工业强国的关键制造或研发设施所在。

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两党都遵循着更接近麦金德、斯皮克曼和马汉的领土愿景的大战略，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则遵循着类似于艾默里观点的战略，在制造业甚至尖端科学和创新方面最大程度提高其全球份额。除了与印度在边境的微小冲突，中国自越南战争以来没有参与过战争。尽管中国在最先进的微芯片技术和航空航天等领域仍然落后，但直至新冠疫情爆发前，在全球制造业的一个个领域中，中国已经上升到领先或主导地位。

例如，大疆这家中国公司，全世界购买的民用无人机中有一半以上是由其生产的，美国国内执法中使用的大部分无人机也是由它生产的。同时，在过去三十年中，美国的半导体制造业被其他国家取代了70%。2020年，中国制造了世界上76%的锂离子电池，这对电动汽车至关重要，而美国只制造了8%。中国公司制造了世界上60%的风力涡轮机，而2018年，通用电气可再生能源公司是前十五名风力涡轮机制造商中唯一的美国公司，且只控制了全球市场的10%。2018年，中国制药公司主导了美国的抗生素（97%）、布洛芬（90%）、氢化可的松（91%）、维生素C（90%）、对乙酰氨基酚（70%）和肝素（40-45%）市场。2016年，苹果公司的766家iPhone供应商中只有69家在美国，346家在中国，41家在台湾，126家在日本；在日本这个人口不到美国一半的国家里，供应商数量是美国的两倍。中国继续向价值链上游发展，试图在高附加值行业取代美国和其他先进的工业资本主义国家。

在小布什时代，美国的对华战略存在着完全的矛盾。五角大楼将中国视为对美国最有可能的“同行竞争者”威胁，而布什的商务部有时却鼓励公司将生产离岸到中国。

由于与中国日益紧张的关系，奥巴马政府试图将军事上的“亚洲支点”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条约》（TPP）所建立的排除中国的亚太贸易集团相结合。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条约》是由美国和日本这两个经济体主导的，而大多数小经济体和日本一样，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与美国一样甚至更多，所以利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条约》帮助美国获利的想法从来没有意义。无论如何，它在美国非常不受欢迎，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特朗普在2016年的总统竞选中都对其予以谴责，时任总统特朗普还取消了这一计划。

在特朗普动荡不安的一任期内，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与他任命的新自由主义全球主义者交战，不系统地设置关税而与加拿大等美国盟友对立。拜登政府保留了特朗普对中国征收的一些关税，并寻求在各种法律中增加国内规则的含量。此外，拜登政府还批准了《芯片和科学法案》中的补贴，帮助美国减少对台湾产芯片的依赖。但是，那些生产外包给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美国公司，以及依赖从中国进口的美国公司，为中国政府在美国提供了一个强大的游说团体，努力阻挠实现美国工业独立的努力。

如果美国政府真的想结束并部分扭转美国过去半个世纪的去工业化进程，第一个问题就是产业政策的单位应该是什么。像特朗普这样纯粹的国家产业政策将把盟国的工业基地排除在外；而在另一个极端，也不可能说服北约和美国太平洋联盟体系的所有成员都同意采取共同政策，在特定的目标生产领域增加其在全球市场的集体份额。中国最近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直到最近，德国的商业模式还依赖于低廉的俄罗斯天然气与出口中国的商品工厂，同时与美国保持长期的商品贸易盈余。

市场规模很重要，因为制造业的特点是规模收益递增，这一现象意味着大企业不仅比小企业更有利可图，而且效率更高。跨国企业不成比例地起源于拥有最多人口和最大国家本土市场的先进工业国家，如美国、日本和德国。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使用的“跨国性指数”，这些跨国企业中，有许多企业近一半的销售额往往来自其本国市场。换句话说，以大的国家本土市场为基础的大企业更容易扩展成为在其他国家拥有供应商和附属公司的全球性企业。大多数跨国企业保留了本国国内市场的基础，很少有真正的全球性公司。

在国内本土市场和全球市场之间是组织程度越来越高的中间市场：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像《美墨加协议》（U.S.-Mexico-Canada Agreement，即USMCA，前身为《北美自由贸易协议》）所建立的自由贸易区，可以为来自其任何成员的国内内容提供优惠待遇，同时允许每个国家成员制定自己的关税和各种其他规则。相比之下，关税同盟有一个共同的对外关税，而内部没有关税，更像是一个扩大的国内市场。在19世纪，普鲁士领导的关税同盟在哈布斯堡帝国之外的大多数德语国家统一之前就已经成立了。

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受德国关税同盟和正在工业化的美国的巨大内部市场的启发，英国“帝国联邦”的拥护者，如历史学家约翰·西莱爵士和政治家约瑟夫·张伯伦等人，提议为英国岛屿和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白色领地”建立关税同盟和共同市场。但英国的金融利益和自由贸易意识形态的力量，以及英国各领地保护自己的新生工业的愿望，挫败了这个计划。

针对某些战略产业，建立一个盎格鲁圈关税联盟怎么样？自从19世纪末英美两国面对德国威胁上升而达成和解以来，一直有人呼吁建立丘吉尔的“英语国家人民（English-speaking peoples）”联盟。然而，在二战期间及之后，美国更有意于瓦解英国和其他欧洲帝国，以实现威尔逊式的理想，即建立一个可由美国出口和投资主导的单一规则治理的全球市场。美国两党外交机构的成员倾向于反对英国脱欧，他们更希望英国在欧盟中保持亲美声音，否则欧盟将由法国和德国主导，而不是脱离欧盟官僚机构而寻求经济独立并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今天，对盎格鲁圈集团的支持主要体现在英语国家的中右翼。2017年两位英国学者在《英国学术评论》上发表的一篇关于盎格鲁圈的文章受到嘲笑，这与左派的态度不无关系，左派认为：“盎格鲁圈的倡导者似乎将帝国的怀旧情绪与历史的近视融合在一起，对英国殖民历史的遗产投射出过于积极且基本不加批判的观点。”

但是，在几乎没有公开讨论的情况下，国会扩大了美国“国家技术和工业基地”（National Technological and Industrial Base, NTIB）的定义，正式包括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和新西兰恰好是“五眼”情报共享伙伴关系的成员。2021年9月，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通过三边的AUKUS安全条约深化了战略伙伴关系，旨在帮助澳大利亚获得核潜艇，这一举动激怒了法国，法国曾希望为澳大利亚提供潜艇，但被“盎格鲁圈”俱乐部排除在外。

一些更热心的“盎格鲁圈”支持者提议将印度和整个英联邦以及任何地方讲英语的地区包括在内。但这五个“核心盎格鲁圈”国家本身就是一个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经济集团。将美国的3.33亿人口与英国的6700万、加拿大的3900万、澳大利亚的2700万和新西兰的500万相加，会得到一个4.71亿人口的潜在共同市场，比英国脱欧后的欧盟人口还要多。

对盎格鲁圈关税同盟或共同市场最常见的反对意见，并不是很有力。诚然，这五个国家有不同的贸易模式。美国的最大贸易伙伴是中国、墨西哥、加拿大、日本和德国，而澳大利亚的贸易伙伴是中国、日本、美国、韩国和新加坡。但是，战略贸易集团的目的不是现代形式的自给自足，而是针对选定的战略产业（如微芯片制造）的共同产业政策，寻求将集体自给自足与规模经济相结合，即使各国在许多其他产业中仍然持贸易开放政策。

为什么不在美国整个联盟体系的层面上追求这种有限的战略自给？答案是，成员较少的联盟比成员众多的联盟更有可能取得成效。美国的核心情报伙伴关系是“五眼”而不是“三十眼”（即目前北约联盟的30个成员国）是有原因的。欧盟开展共同产业政策的尝试，除了空中客车之外，尚无其他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

已故的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在其《对一个被蹂躏的世纪的反思》（Reflections on a Ravaged Century）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弱于联邦（federation），强于联盟（alliance）”的盎格鲁圈组织。康奎斯特是一位科幻作家，他承认这个想法可能只是一个“文化政治科幻小说”的例子。但是，在冷战后全球和平与欧洲邦联制的乌托邦失败之后，以及为了应对冷战时期中俄集团的不断巩固，一个由五亿成员组成的盎格鲁集团可能并不是那么不切实际。

文章来源：

Michael Lind, The Anglosphere Needs a Customs Union, The National Interest, October 28, 2022 Issued.

网络链接：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anglosphere-needs-customs-union-205531

 ·译者介绍 · 

董璐瑶，上海师范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研究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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