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楚群丨我心中的邢福义先生： 温厚的长者，睿智的学者，坚韧的“赶路”者
著名语言学家邢福义先生于2023年2月6日仙逝，长逝之耗令人不胜哀痛！
今刊江西师范大学刘楚群教授《我心中的邢福义先生：温厚的长者，睿智的学者，坚韧的“赶路”者》一文，谨致悼念。
哲人其往，遗泽长存，邢福义先生千古！
我心中的邢福义先生：
温厚的长者，睿智的学者，坚韧的“赶路”者
文丨刘楚群
2023年2月6日，邢福义先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那天，南昌下着小雨，天气阴冷阴冷的。老天感应到了人间的哀伤！
第一时间知道这个信息是在师门微信群“聚贤聊斋”。李宇明老师在群里发出信息：“邢福义老师今天上午病逝！悲痛至极！”“让人担心的、令人悲痛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令人痛恨的病魔，夺走了恩师的生命！邢福义老师走完了他的人生道路！他为中国语言学界留下了丰富财富！邢老师安息！”
随后，朋友圈、各大微信群，都在推送邢老师仙逝的信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语言学家、华中师范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华中师范大学语言学系和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创建人邢福义先生因病于2023年2月6日中午12时在武汉逝世，享年88岁。”
我大脑里一片空白……
一个下午都坐在书房刷朋友圈……消息应该是真的，但我真的无法接受，也不愿意接受。其实在年前就已经从导师汪国胜老师处获悉，邢老师已经住进了医院。既然住进了医院，应该就不会有事，但其实心里还是很担忧的，毕竟邢老师的身体一直不是太好，加之年事已高。这段时间以来，新冠已经夺去了无数老人的生命，祈求上苍保佑邢老师。
最悲伤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邢老师最终还是走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2月10日上午，在武昌殡仪馆天元厅，哀乐低徊，来自全国各界人士一起送别邢老师。大家静静地听着主持人的介绍，静静地默哀，静静地鞠躬。我脑海中出现了19年前的一个相同的画面，2004年12月，我的父亲就这样离开了我们，永远地离开了他的儿女，那时我正在华中师范大学跟着邢老师的桂子山语言学团队攻读博士学位。眼泪默默地流淌着……
这几天一直想写点什么，既为悼念邢老师，也想借此整理一下邢老师所教给我的为人为学的道理，但是心绪一直不能平静，很烦，很躁，无法静下心来写作。借用导师李宇明老师的话，“泪雨不能研墨，干笔不能成文，锥心之痛不能思索。”
尽管手头事情很多，但没有心绪做事，于是找出20年前读博士期间的笔记来翻看，竟然发现了当年准备考博时邢老师给我回复的两封信以及博士入学后邢老师给我们上第一堂课的笔记。思绪又带回到20年前，脑海中慢慢浮现出那时跟邢老师学习的各种场景。
一位温厚的长者
1999年，我考入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攻读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硕士学位，师从范先钢老师，范老师是邢福义老师的硕士。硕士就读期间，看了邢老师的很多论文论著，对邢老师的治学方法、研究成果、学术理论自然较为熟悉，了解到邢老师是语言学界的泰山北斗，被誉为“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之一，也知道语言学界“南邢北陆”比肩天下。研二时期萌发了考博士的想法，那么考谁的博士呢？那时正青春年少，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初生牛犊不怕虎，要考就考顶尖学者的，于是就想考邢老师的博士。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真是胆子大，邢老师是考博的热门人物，每年都很多人考，很多考生或者出身名校，或者出身名师，或者有名师推荐，而我属于跟这都不搭边的“三无”人员，竟然敢考邢老师的博士，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可谓无知者无畏，然而无畏者往往有成事的机会。
我很贸然地给邢老师写了一封信（那时也没有电子邮件，只能写纸质信），表达了想考他博士的愿望。随信寄去了我写的小论文《论“A了一些”的表里值》。这篇论文是我硕士期间写的第一篇论文，在硕导范老师的指导下前前后后修改了十余次，后来由湘潭大学盛新华教授推荐到《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4期）发表了。信发出去了，目的是希望给邢老师留个印象，知道在广西师范大学有这么个小伙子想考他的博士。
后来我竟然收到了邢老师的回信，这让我大为震惊，也激动不已，连我们同寝室的同学也都非常激动。声名如雷贯耳的邢福义教授竟然给一个根本不认识的考生回信，简直不可思议，想想邢老师得有多忙啊，还能抽时间给年轻人回信，真是太难得了。我猜想邢老师之所以回信可能是出于两方面原因：第一，对陌生人的尊重。这应该是邢老师那一辈学人的基本做人准则，在他们眼里，人无贵贱，都应该尊重。这一点从邢老师回信的第一段话就可以看出来：“楚群：多谢你给我来信。我5月15日赴新加坡，5月24日返回武汉。一回武汉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拖到现在才给你回信，很抱歉。”这是一位尊者给陌生青年的回信，称呼非常亲切，还为没有及时回信解释原因并致歉，多么的谦厚；第二，对后学的提携，邢老师肯定不能录取每一位联系他的考生，但通过回信鼓励激励青年人有信心多努力。邢老师在信中说“你的文章思路清晰。欢迎报考我的博士研究生，希望你把你的简况告诉我。”不容置疑，这封信对我的鼓励之大，无以言表。
邢老师帮助后学的事例肯定还有很多，据江西上饶师范学院章新传教授回忆说：“1988年7月，我撰写硕士研究生论文之前，游学至武汉市，慕名上门求教。当时，他正忙于准备出差香港，却为了我这个‘小学生’而完全停下来，悉心指导我。”（作者注：当时章新传老师在华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后来我就又寄了一封信给邢老师，汇报了个人情况，并咨询了考博的相关事宜，邢老师又给我回信了。“楚群：看了你寄来的材料。我认为你情况较好。我给考博学生出的题目，比较活。一般说来，我不大会出一些需要死记的题目。下面是一些最基本的参考书，可看看。”
邢老师的两次回信大大提升了我的自信心，使我备考时也更有热情、更有动力了。很幸运，后来顺利考上了邢老师的博士，那是2002年，当时我们一届同时考上邢老师博士的还有黄忠廉、张邱林、匡鹏飞、陈青松几位学兄，入校后，汪国胜老师晋升博导，储泽祥老师从湖南师大调入华中师大，根据邢老师的统筹安排，黄忠廉、张邱林、匡鹏飞三位由邢老师指导，陈青松由储老师指导，我由汪老师指导，这样我有幸成为汪国胜老师的开门弟子。
笔者博士论文答辩后与邢老师合影
在我博士论文的后记里有一段这样的话：“三年前，带着对华中语学的向往，我来到了武昌桂子山，成为汪国胜教授的博士生，并有幸聆听邢福义教授的教诲。邢老师、汪老师给我人格上的塑造、学术上的指导、精神上的鼓励、生活上的关怀都让我获益良多，永生难忘。”
在我眼中，邢老师是一位温厚的长者，也是我人生的贵人。
一位睿智的学者
考博不易，现在很多年轻学者往往考好几年都考不上，但我当年考得还比较顺利，硕士应届毕业就考上了。当年考博士的很多考题都已经忘记了，但有一个40分的压轴大题目一直没有忘记。题目大意如下：“《中国语文》（2002年第1期）发表了一篇文章《“由于”句的语义偏向》，文章认为，‘由于’所引领的句子常常会带有不愉快、不如意、消极或贬斥一类的语义偏向，对此你怎么看。”那年华中师范大学的博士生入学考试时间应该是2002年3月底至4月初，《中国语文》的那篇文章是应该2月份见刊的，作者是广州大学的屈哨兵老师，当时屈哨兵正跟邢老师读博士。后来知道，邢老师对屈哨兵文章的观点并不完全认同，之后还专门写了一篇论文《“由于”句的语义偏向辩》发表在《中国语文》（2002年第4期）上。
邢老师考博士生果然不考死记硬背的题目。我认为该题目从四方面对考生进行了考核：第一，考生是否紧跟学术前沿，及时研读了重要期刊的论文；第二，考生是否敢于怀疑权威，《中国语文》作为语言学专业的顶级期刊，其文章的观点，考生敢不敢于挑战；第三，考生语料观察分析能力，考题中提供了少量的语料，考生能否从这些语料中看出什么问题；第四，考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要在那么短的考试时间内，挑战权威，分析语料，发现问题，并条例清晰有理有据地写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仅仅这一个题目，考生的知识储备、逻辑思维、学术潜能高下立见。
2002年9月，我告别新婚妻子，背上简单的行囊来到了武昌桂子山，开启了学术人最为珍贵的博士求学生涯。
2002年9月10日教师节那天，邢老师找我们进行入学第一次谈话，教我们怎么做学问。从当年记录并不全面的笔记来看，邢老师那次主要谈了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培养专业敏感性。邢老师提出，学者的成功由三方面因素决定，“勤奋+基本功+悟性”“真正成功不是靠勤奋，最终决定的是悟性”。我的理解，到了博士这个层次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勤奋的，但最终成就差异非常大，其中起决定因素的就是悟性了，也即专业敏感性。“悟性是可以培养的，要找自己的悟性。两只眼睛看文章，一只眼睛看表面，一只眼睛看背后。”“要培养职业敏感性。”怎么培养悟性呢？邢老师的话就是“留心处处皆学问。”做语言研究，要从别人习焉不察的现象中发现问题，要注意观察日常阅读、写作以及生活中的语言现象，如果发现某种表达方式给你不一样的感觉，那就要记录下来，好好思考其背后的原因。这正是邢老师在经年累月的学术生涯中所练就的超出常人的专业敏感性，对此，吕叔湘先生有过精准评价：“福义同志的长处就在于能在一般人认为没什么可注意的地方发掘出规律性的东西，并且巧作安排，写成文章，令人信服。”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博士论文。邢老师特别重视博士论文，他认为，“一个学者一生只有一次高峰，这就是博士论文。从一开始就要写博士论文。博士论文应该有自己的东西，应有闪光点。”“要考察语言事实，从语言事实中发掘问题，寻找规律。”“从第一学期开始就要准备题目的范围，从第二年开始正式做论文。”“读写一本书”“不要先读书后写作后研究，要用研究带动读书。”“不要只做接收机，要做放射机。”“博士论文要小题大做，不要大题小做。”这些思想成为了我写博士论文的基本指导思想。当时我本来想以趋向动词研究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但邢老师觉得这个题目太大，无法写深入，所以后来选了一个比较小的切入视点，把题目定为《句管控中“V起来”虚化式研究》。由于本人资质有限，毕业论文达不到邢老师的要求，但“小题大做”的论文写作思想则奠定了我以后学术研究的基本价值取向，受益终生。毕业后对博士论文进行扩展加工，成为专著《汉语动趋结构入句研究》，收入邢老师主编的“华中语学论库”。
第三个问题是对学术研究的宏观判断。根据我的不完整记录，邢老师提了如下几方面的内容：其一，提倡学派意识。一个学科没有学派是不成熟的，中国目前还没有学派。什么是学派？一是开辟了有特色的学术领域，有自己的学术范围；二是提出了有标记性的学科理论，有自己成套的理论方法，不是国外理论；三是显示了鲜明的治学特点，有不断壮大的、穿越不同时期的学术队伍。20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并不成熟，只是热闹，因为没有学派。其二，加强理论意识，不能用外国理论加汉语例句。其三，深化事实发掘。其四，跟上时代步伐，特别是计算机时代的步伐。其五，认准一个目标，即揭示汉语事实的客观规律性。所谓与国际接轨，要有个性与共性。汉语故乡的汉语语言学如果总是跟着别人走，就会被动挨打。其六，寄希望于将来，愚公移山的“队伍思想”是对的。
2003年参加汉语被动表述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与邢老师合影
左起：胡清国、屈哨兵，邢老师、刘楚群
邢老师还强调了文风问题，一定要朴实，不要卖弄概念，故弄玄乎。特别要大家记住1992年1月9日吕叔湘先生写的诗：“文章写作供人读，何事苦营八阵图？洗尽铅华呈本色, 梳妆莫问入时无。”
读博士并不轻松，学业压力、发文压力、博士论文压力都很大，但在邢老师、汪老师及桂子山语言学团队各位老师的悉心指导和亲切关怀下，我在2005年顺利毕业，获得博士学位，然后入职江西师范大学。在我的博士论文后记中有一段这样的话：“回首往事，三年的求学生涯中，我领略了人生的大喜大悲，既有获子之欢，也有丧考之悲，有欢笑也有痛苦，但怎么说都挺过来了。三年的求学生涯即将划一个句号，新的人生之路即将开始，我会谨记桂子山语言学团队精神：‘抬头是山，路在脚下。’”
在我眼中，邢老师是一位睿智的学者，也是我的人生导师。
一位坚韧的“赶路”者
邢老师于2018年5月在商务印书馆出了一本书——《寄父家书》，该书收录了邢老师自1955年至1991年间寄给父亲的240余封家书，时间跨度达37年。
邢老师从1955年至其父亲逝世的2001年，一直坚持给父亲写家书，最多时一年有12封。父亲珍藏着儿子的书信，并按时间顺序装订成册，还在每册前写上内容摘要。1997年，85岁的父亲把所有信件打包成捆，邮寄到了华中师大，但邢老师因为太忙，一直没有打开，直到2014年，因为应邀写回忆文章《1977漫忆》，才打开那捆信件。邢老师这样记叙他打开信件时的反应：“第一反应，是大吃一惊。包裹里一叠一叠的信，分别装订，分别写了摘要。”“翻看这捆纸质很差、字迹模糊的信，我无限感慨，觉得也许可以留给子孙们、学生们、学生的学生们看看，于是决定梳理成为一本小书。”
《寄父家书》的出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我自然如饥似渴地通读了全文，在研读过程中产生了很多感触，于是在博士后导师李宇明教授的指导之下，写了篇读后感《一代学人的坚守与担当——读邢福义先生〈寄父家书〉》，发表在《光明日报》（2018年6月23日第11版）
从《寄父家书》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青年时候的邢老师，虽然自己经济状况非常紧张，但还得不时向家里寄钱，支持老家哥嫂叔娘的生活，而一旦把刚发的工资寄出一部分之后，下半月的生活费就没有了着落，生活真是不易！
邢老师1956年以优秀专科生的身份留在华中师大任教，1957年就撰写了9篇论文，并在《中国语文》上发表了他的处女作《动词作定语要带“的”字》，1962年27岁时就被指定在系务会议上作“我是怎样备课的”典型发言。1978年全国恢复技术职称时，邢老师被越级提升为副教授，1983年，晋升为教授，成为当时华中师院最年轻的教授，1990年获博导资格，成为华中师大中文系唯一的博导，全国现代汉语语法领域当时只有6位博导，另5位是吕叔湘、朱德熙、胡裕树、张斌、陆俭明。从这个履历可以看出，邢老师无论是教学还是研究都是出类拔萃，当然也享受到了无上的荣誉，蜚声中外，但这些成绩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一辈子艰辛“赶路”的成果。
邢老师说：“几十年来，我几乎天天都在极为紧张地‘赶路’，追求专业钻研上的进展。”在紧张“赶路”中，他的身体透支了，由于用脑过度而造成严重的神经衰弱，几十年来就没怎么睡过好觉，常常失眠，长期服用安眠药，积劳成疾，先后患过肺结核、肝炎、肠胃炎、肾炎、支气管炎、慢性咽炎、肥大性脊椎炎、高胆固醇血症以及拉血、粉瘤等诸多疾病。
邢老师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
邢老师为人为学的思想会一代一代传下去，万古长青！
永远怀念邢老师！
作者简介：
刘楚群，江西师范大学教授，1999年师从范先钢老师攻读硕士，2002年师从汪国胜老师攻读博士，2013年师从李宇明老师和苏金智老师从事博士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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