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1961-2020.9.2.
homme de lettres and how to share the corpus of work文 妮卡·杜布罗夫斯基 Nika Dubrovsky在他生命的最后五个月里，他一直在生病，并抱怨自己有几种奇怪的症状，但他为此看的医生没有发现任何重大的或有生命危险的情况。我在那个命运般的下午所感受到的震惊仍未消退：在大卫在威尼斯的海滩上——那是卢奇诺·维斯康蒂拍摄《威尼斯之死》的地方——感到不适的几个小时内，我看着我丈夫倒下。在大卫去世之前，我从未见过尸体。当我的祖父母去世时，由于各种原因，我从未见过他们的尸体。一个儿时的朋友死于车祸，但在他下葬的时候，我站得很远，并设法不去看他的尸体。所以在威尼斯的那家医院里，我丈夫的尸体是我见到的第一具尸体。在我看来，他就像刚睡着一样，很平静，甚至还面带笑意。我记得多年前，在我们结婚前很久，我遇到了大卫。那是在纽约市中心。我们中午出去喝咖啡，在城市里走了一整天，聊了好几个小时。我们是如此不同，他和我。我出生在苏联，他在纽约市长大，那可是“敌人的心脏地带”。然而，一见到大卫，我就有一种感觉，我一直都认识这个人，尽管我们之间存在着距离，但他现在是我的兄弟，一个老朋友，一位战友。许多认识大卫本人的人都说他给人留下了类似的印象。大多数人不会对陌生人如此完全和迅速地敞开自己，可大卫却几乎总是这样做。当我在耶路撒冷住了一段时间后，我惊讶地发现，耶稣在福音书中所说的地狱，并不是什么住着魔鬼，充斥恐怖的SM地牢。相反，基督指的是他在耶路撒冷时大家都知道的一个非常具体的地方：垃圾场——穷人、无家可归者和罪犯的尸体在那里被焚烧，他们的骨头被野狗和其他动物叼走。当基督警告说罪人“将在地狱里燃烧”时，他向那些偏离光明的人发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警告：如果你不把你的生命投入到活人身上，你就会在不被爱的情况下死去，你的尸体将被抛弃、喂狗。作为一位人类学家，大卫知道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它们死者的关系所决定的。我们有照顾死者，庆祝他们的生命，处理失去他们后的悲痛的仪式——这就是文化，这就是使我们成为人类的东西。大卫·格雷伯是我的丈夫，但他也是一个业余吉他手，一个日本和库尔德食物的爱好者，一名安娜其主义者，一个科幻小说爱好者，一位教授，一名作家，并且以一种看似不可能的方式成为全世界数百甚至数千人的命运之友。鉴于他去世后我所收到的大量慰问，我从未担心过大卫会有下地狱，并被遗忘在众人尸体中的危险。他在这么多人的心中和精神中继续活着。在他去世后不久，我的朋友西蒙娜·费尔里尼（Simona Ferlini）解释说，“尸体”（corpse）这个词的词源与corpus相同，后者指的是一个法律规定，特别是指作品的集合。在我们结婚后不久，我发现自己既要处理大卫的尸体，也要处理他的文集，这当然是一个巨大的个人悲剧。我将不得不在我的余生中翻阅他的作品，并经历大部分对我来说如此亲切、熟悉和珍贵的东西的毁灭。我被困在位于伦敦这个疫情中心的一间小工作室里整整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翻阅大卫的档案，他没有时间发表的文章、日记，和信件。这是任何像大卫这样的伟大思想家都有的副产品。可即使在这里，我也能看到他的生命力，因为我发现自己一直无法抑制自己对大卫·格雷伯的钦佩，以及翻阅那些使他成其所是的东西，他嘲笑的东西，激发他勇气的东西，以及在他死亡之后，这一切看起来有多么有趣和出人意料时产生的喜悦。
大卫·格雷伯是法国人所说的“文人”（homme de lettres）。他活着是为了分享他的想法，尝试用尽可能多的方式来表达这些想法。与另一位著名的安娜其主义学者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一样，大卫让自己为学术界以外的人服务，他几乎在所有得到邀请的地方都会进行演讲。他在准备他的讲座时，几乎一直在写东西。任何认识大卫的人，只要了解他的动机，都知道他的奉献不是出于虚荣心。相反，这是一个通过思想、文本、讲座和演讲来改变世界、自己，与他人的计划。我认为他的计划是相当成功的。他确实使我们的世界有变得稍微好一些。在大卫去世后，这个过程必须继续。特别是在今天，在改变世界不是意识形态设计的问题，而是地球上每个人的纯粹生存问题的时候。大卫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档案：一百多本笔记本，以及附带的记事本、许多信件和未发表的文本。关于如何处理一个语料库，有许多不同的传统。不幸的是，我们生活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并同其残酷的象征性权力和统治结构共生。一定程度上，这项任务与古老的天主教“照顾”死去的圣人的方式有关，这涉及到无尽的尸体：骨头、手指等等，这些东西都会被拖到各个教堂展示。与教会一样，金钱和利益总是被卷入其中。在我们的时代，这一切可以被简明扼要地称为尸体的肢解和私有化。因此，我计划将大卫的档案分成两部分：一个物理的和一个虚拟的。实物文件，连同他的象征性学术资本，应该由一个有意义的学术机构保存（和保护）。毕竟，大卫的生活总是与学术界有很大的联系。但是，还必须有另一部分——非学术的部分。大卫和我在这个方向上写了几篇文章，并放在了艺术共产主义（Art Communism）的专栏下。https://www.e-flux.com/journal/102/284624/another-art-world-part-1-art-communism-and-artificial-scarcity/
特别是，我们描述了由早期苏联Proletkult的创始人亚历山大·博格达诺夫（Alexander Bogdanov）提出的“文化和文化再生产”的概念。Proletkult致力于建立横向联系，建立教师和学生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建立新的知识生产和再生产模式。该项目所设想的未来的自由人将不被理解为浪漫的创造者，不被理解为专业的知识分子，而是被理解为业余的（或DIY，俄语为samodeyatelnost）无产阶级。博格达诺夫和他的盟友们所描述的大部分内容现在已经在维基百科项目的优秀一面中得到实现。我把大卫的文本（他的档案）看作是一个为这些横向联系提供空间的非常慷慨的框架，它充满了开放的问题、疑惑，以及与不同思想的意外联系，其中，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有读者和评论者的切入点。我正在考虑创建一个维基百科式的环境，供所有感兴趣的人加入，包括而且首先是非学术界人士，这样我们不仅能够阅读他的文本，或查阅他的（非常漂亮的）日记的扫描件，而且还能有一个空间来完成、改写、创作和发展他的作品，从而创造我们自己的。换句话说，以大卫的文本为基础，建立某种版本的国际无产阶级文化。也许这将继续分享内容的空间，为共同工作创造条件，这是大卫一生都在处理的事情。通过他的作品集，大卫与人们形成的直接的情感和智力联系所具有的神奇力量——不管是当面还是通过他的文本——将使他的遗产成为一个活的和不断发展的项目，我们所有人，他的读者和作家朋友，都将参与其中。通过评论、思考和发展他的项目和思想，我们将不断使用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的身体和思想，以移动公私的边界。我愿意相信，这种向集体作品的开放是同大卫会实践和认可的关怀类型相一致的。
左：格雷伯；右：本文作者妮卡·杜布罗夫斯基（格雷伯的妻子，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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