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图尔悼格雷伯：书中与街上的斗争事业

纪念当代著名人类学家、社运战士

大卫·格雷伯

布鲁诺·拉图尔：

“大卫·格雷伯，在书本中和街道上的波澜壮阔的斗争事业”

2020年9月2日星期三【根据France Culture，阵地之前一篇文章弄错了时间，特此强调——译注】，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去世，享年59岁。他是耶鲁大学的教授，后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从事关于官僚制度和债务的研究，并通过提出“狗屎工作”（bullshit jobs）的概念——这是些非常真实的工作，但却严重缺乏一致性和实用性——而使自己更广为人知。这个经常被描述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人，是2001年纽约“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更愿意把自己简单地定义为一位作家和激进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是巴黎政治学院媒介实验室的荣休教授，他将回顾人类学家在当代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根据格雷伯给出的例子，这个任务是否在于像他一样成为一个乐观的思想家和活动分子？

拉图尔：重要的是您刚才说的话，我不知道引用自何处，但我认为是完全恰当的。人类学能替代我们用来谈论世界及其发展的一般社会学吗？大卫·格雷伯所做工作的重要性在于，将债、王权、权力、日常经济这样的问题“人类学化”，并找到一种人类学的，而非社会学的切入方式。无论是乐观主义者还是悲观主义者，格雷伯所做的事情都对赋予其读者——更宽泛地说是一切相关的公众——以行动能力产生了巨大影响。如你刚才引用的话所言，这恰恰是因为他对经济学（我们是这一经济学的囚犯）给出了一个替代版本。因此，在这意义上，我认为我们可以说格雷伯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然而，他的死并不会让我们对一切保持乐观主义。这对一切希望从他的工作中找到现有经济学虚构之出口的人来说都是一种冲击。因此，这是非常棘手的事情，我很难冷静地回答您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您认为行动毋宁意味着思想家或活动分子，还是说，正是因为他是思想家和活动分子，他的行动才能是有效的？

拉图尔：我认为，如格雷伯就这个问题所说，甚至如他书中所写，这是因为他是一名无政府主义的人类学家，也就是说，为人们以及社会理论信以为真的权力的原因和权力的来源都被他的专业实践和博学的研究所颠覆了，但这也被他的社会活动所颠覆。我不认为，对于具有公共介入维度的大学研究人员而言，他需要对此作出区别。某种程度上，他遵循的是他自己的写作。他和马歇尔·萨林斯关于国王的研究，他关于债的研究，使他的行动能力成为可能，而那些研究本身也是对经济学虚构的系统性解构，且尤其是对一般统治形式之虚构的解构。这一行动能力即他成为无政府主义人类学家的意愿。我们无法割裂这些东西，因为存在一个简单的事实：他写了一本叫做《为一种无政府主义的人类学》（Pour une anthropologie anarchiste）的书。他展示了自己对权力问题的兴趣，而这个问题通常都被一般的社会理论所误解了。格雷伯是通过写书来斗争的？还是通过上街来斗争？这两种行动可能是过度纠缠在一起的，以至于我们无法分开它们。

您在2020年6月发表于AOC日报网页版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大流行病的意义在于揭示“生产性”（la productivité）这个概念本身的缺陷。在阅读了格雷伯出版于2018年的著作《狗屎工作》后，您确立了一个观点。您能和我们简单谈一下他的《狗屎工作》，以及支撑这些狗屎工作的罪恶过程吗？

拉图尔：归根结底，这部广为人知，且大获成功的小书是格雷伯的典型作品。在我看来，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它指出的是，每当我们将自己委托给某一职务的时候，每当我们不再凭借自己的能力自行进行生产的时候，我们所面对的就是压在我们身上的官僚制度。狗屎工作不断增加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不断放弃行动能力的时候。因此，这些狗屎工作也就是对行动能力的转让。这是无政府主义的传统立场。也就是说，我们把任务转交给了他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恰恰是自愿接受官僚制度的统治。格雷伯这部小书的原创性在于为我们揭示了官僚尽管是统治者，但却是不幸的人。在一篇2020年6月底，也就是在我的文章之后，发表于《解放报》（Libération）上的文章中，大卫·格雷伯分析了新冠肺炎对劳动市场造成的影响。他揭示了在那些他认为无用的工作和这些同人们直接且具体接触的工作（如护理人员）之间等级制度的颠倒。这是典型的格雷伯效应，它既来自于大学研究，也来自于具体的行动。

格雷伯的思想对您的工作有何影响？

拉图尔：我认为去经济化（déséconomisation）是他非常重要的遗产。大卫·格雷伯的所有工作，以及关于债的研究，都在于指明您刚才所说的生产，即生产的主题——它既困扰着左翼的马克思主义，也困扰着右翼的自由主义——是一种虚构，这是格雷伯的基本命题。他认为还存在着其他东西。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在他论国王的书中【指格雷伯和萨林斯合著的《论国王》（On Kings）——译注】，那是某种神秘存在者（即超个人[métaperson]），如格雷伯和萨林斯在书中所说。社会学意义上的生产和这种存在者是完全无关的。人们通常所想象的社会中的人也是和这种存在者无关的。可悲的是，在格雷伯死后，很少再有人为去经济化而工作了，很少再有人让我们走出经济学的虚构了。格雷伯并不是要去改善经济学，或（像环保主义者那样）利用经济学，而是告别经济学，不再将经济学视作作对社会进行分析时所参照的原则。社会中的暴力无法被经济学概念捕获。生产的概念也是如此。格雷伯关于债的历史的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揭示了这一点：金融资本主义完全内在于我们所理解的资本主义之中，它和经济基础意义上的生产是几乎没有关系的。格雷伯工作的根本目的，用马克思的老话来说，是对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关系的颠倒。经济基础既支撑着市场，也激发了我们的精神，包括当我们服从国王那样的名望，或人民主权的时候也是如此。这就是重点，这也是格雷伯工作的准则。

https://www.franceculture.fr/emissions/affaire-en-cours/affaires-en-cours-du-vendredi-04-septembre-2020

纪念格雷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