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粟彬：中印领土争端之源起与对策 ——国际法视角下的解决思路（一）
作者：陈粟彬
单位：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
摘要
尽管中印关系近年来有所改善，但仍在亲近和对峙之间振荡。潜在的不信任气氛继续渗透到双边关系中，这源于两国悬而未决的边界争端。两国之间威胁意识的根本错位加剧了这种情况，这根源于双边关系中权力平衡的变化和冲突信号。中印关系不能被视为纯粹的竞争或合作关系，两国边境之争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半制度性即条约关系的抑制。如何借由过往协定推进边境争端解决，从国际法角度开辟新的解决思路多管齐下，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文章第一部分首先对中印间的领土争端进行背景阐述，主要围绕非法殖民地线及争议区，以及讨论争端的发展及深层原因，解释解决领土争端的必要性。第二部分对解决中印间领土争端的政治方法如谈判协商进行梳理，并对斡旋与调停，舆论宣传等补充方法提出自己的建议。第三部分对解决中印间领土争端的法律方法，特别是国际司法机构判定主权归属的原则结合相关案例进行了界定，并对国际司法机构解决中印领土争端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中印；领土争端；解决方法；国际法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领土是其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国家在成立和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和别国或者别的地区产生领土上的纠纷进而产生领土争端，如何对争端进行解决并产生一个在国际法上得到承认并遵守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争端解决方法，这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法律课题。我国与十四个邻国接壤，边界情形错综复杂，建国以来，我国已与多个国家签订了边界协议，大部分边界已经划定，现在存在最大争议的就剩下中印之间的边界领土争端。1954年中印达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该协定的签署标志着两国关系的巅峰。然而，在短短十年间的中印边界战争中，两国关系达到了最低点[[1]]。自1962年以来，彼时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和中长期规划均已实现，自卫反击打击印度冒险主义，守住战略核心地（阿克赛钦），打出50年和平实现战略缓冲期。期间有零星的冲突但均未上升到战争层面，半个世纪以来，中印之间没有再爆发敌对行动，这算是是一项积极的成就。即使在1987年中印边境冲突与2017年中印边境洞朗对峙事件中，双边的紧张局限在言辞和象征性姿态上。这样的转态一直持续到今年六月发生的中印边境加勒万河谷群殴事件。
中印间的领土争端由来已久，并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国一直致力于和平解决中印领土争端，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但始终没有找到顺利解决的方法。如何成功找到中印领土争端的解决方法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国际法的课题。
本文通过对中印领土争端的产生、背景、发展以及深层原因的分析，提出政治与国际法律两方面的建议，这有助于全面了解国际法上有关的理论，为我国在顺利处理中印领土争端、以国际法为思路研究解决方法等问题提供理论上的参考。
二、中印间的领土争端
领土是国家的基本构成要素，是其行使排他性权利的空间，事关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一向为各国高度重视。主权是一个国家所固有的基本属性，它表示一个国家在国际法上的根本地位[[2]]。领土主权是指国家对其领土本身及领土内的人和物所具有的最高权力[[3]]，是主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陆地领土毕竞是有限的，而国家的领土主张是无限的，导致国与国之间的领土争端频发。新中国成立之后，始终秉持睦邻、安邻的方针，除印度与不丹之外，已经成功地12个邻国签订了边界条约或协定，划定了陆地边界线。中国目前与陆地大部分邻国的疆界都已解决，但唯一有待解决的而且争议最大的陆上边界就是中印边界，不管印度的政府如何更替，中印领土争端问题却一直未能得到解决[[4]]。在维护我国和平发展战略机遇期的关键时刻，解决中印争端意义重大。
中印边界领土争端问题,是指20世纪40—50年代以来中国与印度围绕两国边界线的具体走向及由此引起的边境地区部分领土归属的分歧、战争和争端,中印边界问题几乎是当今唯一威胁中国领土与主权安全的陆地边界问题,也是影响中印两国关系正常发展的一大障碍。
中国和印度之间边界线长约2000公里，整个边界从未经两国政府正式划定，但根据双方历来行政管辖所及，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条传统习惯线[[5]]。由于英国帝国主义在侵占印度期间对华执行侵略扩张政策，而印度独立后继承了英帝的衣钵，推行地区霸权主义，追求其“大印度联邦构想”，致使中印边界全线存在在争议，其中东段争议最大。
中印边界争端发生后,中国政府立刻向印度政府表明了中方的一贯主张,即“中印边界是从未经过正式划定的”,因此“双方地图对边界的画法不可避免地会有出入”,但中国政府相信“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一定可以通过友好商谈,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得到合理的解决”;在边界问题解决之前,“作为一种临时性的措施,双方暂时保持边界的现状”[[6]]。但印度政府却企图将其单方面主张强加给中国,即整个中印边界都是“人所共知和确定了的界线”，印度“出版的地图上所画的边界是具有基于地理、传统和条约的充分权威性的……是没有怀疑的余地的”[[7]];因此“印度政府不能同意必须举行谈判,达成新的协议,来重新确定中印边界”。这样,印度政府事实上拒绝了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建议。印度政府等于是要强迫中国在所有边界争端问题上做出全面退让,完全无视中方的合理要求和合法权益。印方的这种态度使得中印边境局势无从得到控制。
1、中印领土争端的产生
1947年独立建国的印度与中国的国境线问题，均来源于日不落帝国的殖民史，以及大英帝国划出的三条线：“约翰逊线”，“麦克马洪线”和“马继业-窦讷乐线”，三条线的名字均为大英帝国官员名字。中印两国的边界划分和领土归属分歧与争议贯穿西、中、东三段,东段指不丹以东的中印边界;中段指尼泊尔和克什米尔之间的中印边界;西段指印控克什米尔的拉达克同中国西藏和新疆的边界,其中拉达克同中国新疆的边界涉及到约翰逊线及其修订线问题。历史上从未正式划定，但按照双方行政管辖所及范围形成一条受到两国人民尊重的传统习惯线[[8]]。其中东段边界的争议和分歧最大,西段次之,中段最小。双方争议地区面积共达125000平方公里,目前印度占有92000平方公里,中国仅控制33000平方公里。东段约9万平方公里，是西藏南部的门隅-洛隅-下察隅地区，全部被印度占领，实际控制线就是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中段约2000平方公里，分为4处，全部被印度占领；西段约3.3万平方公里，主要是我国新疆的阿克赛钦地区，其中印度占领巴里加斯一处，其余都控制在中国手中[[9]]。
1960年,中国总理周恩来在新德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关于中印边界争端分歧说:东段和西段都有争议,中段争议比较小。由于中国在东段采取了谅解和让步的态度,东段边界的讨论为时不长。但由于印度政府对西段地区不愿采取同样的谅解态度,即保留各自立场,同意进行谈判,并且不越过双方地图上标出的行政管辖线,因此在西段存在较大争议[[10]]。
2、麦克马洪线
1912年英国政府照会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首次明确提出并加强调:英国政府不能承认我国西藏属于中国主权关系的地方,并要求必须另立新约,把这作为承认中华民国的一个先决条件。这是英国政府对自己过去同清政府签订关于西藏地方的所有条约的一个全面的否定,并进而粗暴干涉我国内部事务的一纸“哀的美敦”书[[11]]。
英国政府迫使袁世凯派代表去印度参加一个所谓中、英、藏的“三方会议”,以议订新约,否则英国将同西藏径自另行订约,作为恫吓。无论从会议目的、时间、地点、代表人选和议程安排等几乎都出于英印政府中若干人士的幕后策划和同袁世凯秘密交涉的结果,这是违反当时北洋政府中多数人意见的一次非法会议。会议目的主要是英帝国主义在把一脚跨进前、后藏地区的同时,又把另一脚伸进包括现今青、甘、川、滇四省的藏族地区的大片地方。在7月3日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中国政府明确不准予在该文件上正式签字,并宣布中国政府对当时及尔后英国同西藏当局签订的任何条约或类似性质的文件,一概不予承认[[12]]。至此,西姆拉会议完全破裂。
然而在会议还在进行之中而尚未破裂的时候,麦克马洪已同夏扎背着中方商定了一个关于“外藏”的所谓“英藏通商章程”,以代替1893年的中英会议藏印续约和1908年的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更有甚者,早在1914年3月24日和25日,麦克马洪已背着陈贻范同夏扎交换信件,私自划了一条西自不丹东北,东至我国西藏、云南同缅甸接境之处的分界线,把我国门隅、珞隅、察隅三个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划入了印度范围之内。这是一笔英印政府中很多负责官员都不知道的买卖,是在会议中根本没有提出来过,而是到23年后被偷偷塞进一本冒充是1929年出版的条约集里才为世人所了解的肮脏的秘密。
西藏政府不具备缔约主体资格。缔约主体应具有缔约能力或缔约权。所谓缔约能力是指国际法主体作为国际人格者依照国际法所享有的缔结条约的权利能力或法律资格。缔约权是指国际法主体的特定机关或其授权的人代表该主体缔结条约的权限。该权限有无应根据国内法规定[[13]]。也就是说，要承认西藏政府具有缔约资格则需承认西藏属于国家或者承认中央政府对西藏政府予以授权。
首先，西藏不具有缔约资格,中国从未放弃对于西藏的主权。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宣告：“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和青海”。1931年《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也明确规定：“西藏是中华民国的领土”[[14]]。相应的，世界上也没有一个国家承认过西藏独立。印度总理尼赫鲁在1959年3月17日在人民院就曾经说过：“据我所知，没有一个国家承认过西藏独立，我们肯定地没有。[[15]]”综上，西藏为中国之部分而非独立国家。其次，西藏不具有缔约权。西藏政府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政府，如果其具有缔约权则必然源自于中央政府的授权[[16]]，但相关史料并未记载中央政府有过授权行为。事实上，中国政府曾多次向英方提出西姆拉条约应由中英双方签订，并认为西藏代表签订会议中的任何协定都需“秉承中国代表训示，随同商议”[[17]]。综上，西藏亦不具有缔约权。
最后，麦克马洪欠缺划定边界线的授权，其行为仅能代表个人意志。1914年7月23日印度总督哈定勋爵在备忘录中写道：“考虑印度东北边境问题不是西姆拉会议职责的一部分，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就这方面提出的观点和建议只能被看做是他个人的。”更能加以印证的是，当英国政府获悉麦克马洪与西藏地方代表将要签订的条约内容后，随即发来电报，告知麦克马洪“英王陛下政府无法授权单独与西藏代表签字”[[18]]。《维也纳公约》第八条规定：“关于缔结条约之行为系依第七条不能视为经授权为此事代表一国之人员所实施者，非经该国事后确认，不发生法律效果”。麦克马洪既无授权，此后也未获英国政府追认，其与西藏地方代表所签条约不具有任何合法性。
1936年以前,印度官方地图对中印边界东段的划法,几乎与中国完全一致。是年,由于担心在华利益受到威胁,英印当局开始按“麦克马洪线”划分中印边界,但仍标以“未定界”。英国人在侵占西藏领土方面仅仅是在极个别的门隅和察隅地区,试探性地侵入，印度在侵占西藏领土方面比英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印度独立前后,英印分三路侵占和蚕食“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领土,宣称“麦克马洪线”就是中印东段边界线。英印两国的目的有所不同,英国企图在中印两国之间留下领土争端,印度企图进一步建立环印度洋战略圈和对中国的有利战略态势[[19]]。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进军西藏时,印度政府竭力阻挠西藏的和平解放,并乘机完全侵占了传统习惯线以北和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大片中国领土。
对中印边界问题,中国政府一贯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为避免边境冲突,中国政府建议双方在边境实际控制线全线各自后撤20公里,并停止边境巡逻。遭到印度拒绝后,中国单方面停止了边境巡逻。中国总理周恩来于1960年4月亲赴新德里同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谋求和平解决边界问题,其后两国官员又多次会晤,但终因印方坚持无理的领土要求而没有结果。
3、约翰逊线
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涉及边界东段的“麦克马洪线”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而涉及边界西段的“约翰逊线”却未获得应有的重视。60年代后期英国积极地在新疆谋求利益,为此还力图拓展途经险峻的喀喇昆仑山口的古老商路,因此发现了喀喇昆仑山口以东的若干通道。这些通道都从印度河支流什约克河上游的羌臣摩河谷开始,在穿越喀喇昆仑山和昆仑山之间的阿克赛钦后与原来的商路会合。这些通道虽然比翻越喀喇昆仑山口的道路平坦好走,但是路途更长,因此英国人不久便对这些通道失去了兴趣。但在当时,阿克赛钦却引起了部分英国人的极大重视,竭力主张为控制这些通道而占有这一地区。同时,阿古柏与俄国关系密切,也使英国人开始关注来自中国新疆方面的俄国威胁,一些英国人担心喀喇昆仑山将成为英俄“两国历史上第一条共同边界”[[20]],从而危及英属印度的安全。这种前景促使英国前进派人士应运一条扩张性边界,这就是印度测量局官员W.H.约翰逊画出的“约翰逊线”。W.H.约翰逊于1864～1865年间对喀喇昆仑山口以北地区进行了勘察,然后经由阿克赛钦返回印度。此后,约翰逊在其旅行图上画出了一段他所主张的中印边界,即所谓的“约翰逊线”。这条线使喀喇昆仑山和昆仑山之间的阿克赛钦等属于中国的广大地区都被划归克什米尔。约翰逊的旅行报告及其旅行图刊载在1867年第37期《皇家地理学会杂志》上,从而使这一边界主张得以流传。在1868年出版的英国地图集中,“约翰逊线”成了克什米尔的边界,随后这一画法又出现在其他地图上。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涉及边界东段的“麦克马洪线”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而涉及边界西段的“约翰逊线”却未获得应有的重视。可以看出,“约翰逊线”完全是英国殖民主义者推行侵略性“前进政策”的产物,根本就是非法的、无效的。历届中国政府从未承认这条线。由其造成的阿克赛钦归属问题是20世纪50、60年代中印边界争端的起因之一,也是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和维持边境地区稳定的关键之一。印度总理尼赫鲁在1959年9月13日一份秘密指示中承认:“我们在那里没有哨所,而且实际上几乎就没进去过。”[[21]]阿克赛钦自古就是连接中国新疆和西藏西部的通道[[22]],1954年5月开始实地勘察、1956年4月正式开工、1957年10月5日建成通车的新藏公路也通过这一地区[[23]]。但是在从中国1958年5月号《人民画报》上得知中国修筑的新藏公路通过阿克赛钦之后,印度政府在1958年8月向阿克赛钦派出了两支巡逻队(其中一支于9月9日被中国边防军捕获,经过审查于10月22日在喀喇昆仑山口被递解出境),并分别于8月21日和10月18日两次向中国提出抗议照会,要求中国政府按照印度地图标示的、包括最后一次修订的“约翰逊线”在内的中印边界修改中国地图,从而正式向中国提出了多达12.5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要求。这直接导致了中印边界争端的发生。由此可见,西段的“约翰逊线”问题在中印边界争端中处于关键地位。从中印边界争端到中印边界战争的演变过程也表明,由“约翰逊线”造成的阿克赛钦归属问题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4、中印边界争议区
根据上文的两条非法殖民地线，及传统习惯线，双方实际控制线来看，围绕“三线”中印间在领土边界问题上形成了“三块争议区”。
一是东段争议区，主要就是1914年英国殖民者在传统习惯线以北所划的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所造成的争议领土，该线长约1100公里，所涉及的领土面积为9万平方公里，对这条非法的“麦线”中国历届政府都未予以承认，1947年印度独立后，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开始越过传统习惯线非法向“麦线”
大举推进。到1953年，印度基本上侵占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与传统习惯线之间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为使其非法占领合法化，先后于1950年将该地区划归阿萨姆邦管辖，1954年在该地区成立了“东北边境特区”，1971年又改称“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到1986年12月，印度议会通过法案，将其升格为所谓的第22个邦“阿鲁纳恰尔邦”。
二是中段争议区:中印传统习惯线以东和以北一些地区历来属于中国(西藏)管辖，英国对印度实行殖民统治时期，强占了中段的我国桑、葱莎地区领土，印度独立后，继承英国侵略衣钵，于1952年派兵进驻上述地区·1954年后，又相继侵占我国香札、拉不底、巨哇、曲惹、什布奇山口、波林三多等地，中段于是形成了面积达2000平方公里的争议区。
三是西段争议区:19世纪60年代，英国殖民主义者曾觊觎阿克赛钦，阴谋割裂新疆，但最终未敢轻举妄动。印度独立后，于1954年将其官方地图单方面把西段边界扩展到昆仑山脉，并画成已定界，企图将上述地区全部划归印度。在这3.35万平方公里的争议区中，除碟穆绰克的巴里加斯约450平方公里争议区为印度侵占外，其余全部在我方有效控制下。这样，中印边界全线约2000公里，涉及12.5万平方公里的争议领土，其中印度非法侵占了9.2万余平方公里，占全部争议面积的74%，其中东段9万平方公里、中段2000平方公里、西段450平方公里[[24]]。
5、中印领土争端的发展
在印度独立早期，尼赫鲁及其政府对待中印边界问题以及与其紧密相关的西藏问题的态度充满着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阴影，也充斥着投机主义的色彩。中国一再向印度表明待时机成熟时，勘察界限之后再与印度谈判协商解决边界问题，但尼赫鲁等印度领导人将中国的谈判诚意误认为中国为了维护与印度的友好关系，会默认印度对“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的实际控制，并最终接受该线作为两国东段边界线。尼赫鲁曾在1950年12月6日的议会发言中强调，“麦克马洪线”是印度与中国西藏地区之间业已确定了的边界线，(在此基础上)，对印度的任何形式的入侵都将被反抗。在尼赫鲁等印度领导人对中国产生如此严重的错误认知下，印度政府继续奉行在边界问题上的扩张政策，这为此后中印围绕边界问题最终走向全面关系恶化和长期冲突埋下了深深的隐患[[25]]。
涉及中印边界西段的“约翰逊线”由其造成的阿克赛钦归属问题,是20世纪50、60年代中印边界争端的起因之一,也是边界争端发展为边界战争的关键。2020年中印边境摩擦事件是继1962年后最严重的事态，即发生在这一区域内。
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第一场反侵略战争。从1961年开始，尤其是从1962年4月起，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境内先后设立了43个军事据点。当时印度宣扬：在东段已将中国军队"赶回两英里"，在西段全线向前推进，欢呼并祝贺尼赫鲁取得了"拿破仑式的大胆的规划所取得的独一无二的胜利。"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致函印度总理尼赫鲁,建议两国武装部队立即从实际控制线各后撤20公里,脱离武装接触,同时建议两国总理尽快举行会谈。但是,印度总理尼赫鲁拒不接受,反而认为中国软弱可欺,加剧了在中印边境进行的武装挑衅。为了两国的共同利益和亚洲及世界的和平,毛泽东决定:中国部队单方面从中印边境后撤20公里。在此情况下，尼赫鲁得意忘形，一再悍然拒绝中国政府多次提出的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建议，决心铤而走险，诉诸武力。1962年10月2日，尼赫鲁在新德里声称：印度政府要"以军事力量对付中国"。12日，他公开下令：要把中国军队从印军侵占的中国领土上"清除掉"。14日，印度国防部长宣称：要同中国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支枪。接着，他又乘飞机赶到靠近中印边界东段的印度边境提斯普尔城，进行军事部署。随即印军在东段大量增加兵力。17、18两日，入侵印军在东段和西段边境上，向中国边防部队进行猛烈炮击，挑起了大规模的边界武装冲突。中印边界战争主要在西段和东段同时开打，其中又以东段为主战场。为了保卫祖国边疆的安全，创造中印边界问题谈判解决的条件，中国政府决定对入侵印军进行反击。我国在军事上取得了绝对优势和胜利，在西段清除了印军全部入侵据点,在东段进到了非法的“麦线”以南靠近传统习惯线附近地区。其击溃印军、向前推进速度之快,有时连中国军队的指挥系统都无法控制。我军全面取胜并选择战略回撤，最终，中国占领了中印西线争议的阿克赛钦地区（这个区域核心战略区域），印度在中国退兵后重新占领绝大部分中印东线争议的藏南地区（印度称阿鲁纳恰尔邦）和达旺地区，驱逐了入侵的印军,维护了中国的领土和主权[[26]]。
1987年中印边境冲突是自1962年边界战争以来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军事对峙。中印边界局势再次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桑多洛河谷(旺东)位于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北、娘姆江曲以东、康格多山以西,属于西藏错那县勒布乡太宗山。这个地区不仅远在中印传统习惯边界以北,而且也在中印边界东段双方实际控制线中方一侧,一直是中国的领土。随着印军在印中边境的军力增强,印度自认为已居于“强有力的优势”地位,加上拉吉夫·甘地政府受国内政治因素影响,有意加剧边境危机以转移国内矛盾,巩固政权。20世纪80年代初,印度政府重施尼赫鲁时期的“前进政策”[[27]],派军队渗透到桑多洛河谷,1987年,印军进一步越过哈东山脊,进入克节朗河谷(印方称为南姆卡曲河谷),并展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对中国进行挑衅。为遏制印军对中国领土的蚕食和渗透,中国军队展开针锋相对的军事斗争,举行了“874”演习。中国军队越过拉则拉山脊(印方称塔格拉山脊),在克节朗河谷北岸设点驻防,与印军形成军事对峙。中印边界局势再次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28]]。由于中印两国政治领袖的理性和克制,以及两国军事力量有效威慑和国际政治的制约,中印两国政府都没有选择以战争手段来解决边界纠纷。在中印双方的外交努力下,中印边界危机在1987年8月后逐步平息。
2017年6月下旬,印方以“中方越过边境非法修路”为借口,印度边防部队270余人携带武器，连同两台推土机，从中印边界锡金段非法越界进入中国洞朗地区，阻挠中方道路施工，引发双方对峙，由此引发中印边境洞朗对峙事件。对此印方宣称,中国、印度及不丹三方曾在2012年签订有关三国交界处问题处理谅解文件,明确约定三国在交界区开展活动须得到另外两方许可。洞朗地处三国交界区,中方在洞朗开展筑路活动并未获得印度认可,印度有权通过越境方式要求中方停止该项活动。中方着眼舆论法理斗争形势，始终占领法理斗争制高点，充分运用法理攻击、法理威慑、法理反制等手段，坚决与印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8月28日下午2时30分许，印方将越界入员和设备部撤回到边界印方一侧，洞朗对峙事件得到解决[[29]]。
最临近的即是2020年中印边境加勒万河谷群殴事件[[30]]。2020年4月以来，印度边防部队单方面在加勒万河谷地区持续抵边修建道路、桥梁等设施。中方多次就此提出交涉和抗议，但印方反而变本加厉越线滋事。5月6日凌晨，印度边防部队乘夜色在加勒万河谷地区越线进入中国领土、构工设障，阻拦中方边防部队正常巡逻，蓄意挑起事端，试图单方面改变边境管控现状。中方边防部队不得不采取必要措施，加强现场应对和边境地区管控。6月6日，两国边防部队举行军长级会晤，就缓和边境地区局势达成共识。印方承诺不越过加勒万河口巡逻和修建设施，双方通过现地指挥官会晤商定分批撤军事宜。6月15日晚，印方一线边防部队公然打破双方军长级会晤达成的共识，具体冲突地点位于加勒万河谷与什约克河交汇处,中方正准备根据此前所达共识撤离,但是,约百名印方军人违背共识越过缓冲区进入中方控制区域,粗暴拆毁中方设施,殴打留守人员并导致中方组织力量反击。进而引发激烈肢体冲突，印方包括一名校官在内的3人当场死亡,另有17人受伤后因高寒环境救治不及丧生，另有50多名被俘人员随后获释。由于此次打斗是在夜晚发生，持续打了5-6小时，而且还是高海拔缺氧地区，完全采取原始方式的持械打斗。由此激发两国群情激愤[[31]]。此后，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周五飞抵北部边境地区，并表示军方随时准备保卫自己的国家。莫迪在他的政府召集的讨论冲突的全党会议结束时在电视讲话中说：“没有人进入我们的边界或占领我们的职位。”[[32]]莫迪修改交战规则后22日，中印两国代表团在两国边境地区拉达克的莫尔多再次举行会谈，印度方面向中方提出7点要求：1.中方从班公湖北岸撤军。2.中方从加勒万河谷撤军，并在重要战略地区恢复原状。3.中方减少有争议边界一侧的“纵深地区”部署。4.恢复基阿姆温泉地区原状。5.中方停止在争议地区的的军事集结。6.中方恢复4月初之前的部署。7.印军已做好全面战争准备，不再遵守两国军队在对峙时不使用热兵器、锋利冷兵器的有关协定，并已经授权印军前线指挥官在中印边界上与中方打交道的“完全自由”。有消息称，印方还要求中方提供具体的撤军时间表[[33]]。2020年7月15日，中印军长级别会议，双方同意在实际控制线沿线的所有热点地区脱离接触。16日，中印在最重要的东拉达克所有的对峙点（4个）脱离接触，在结束长达数月的军事对抗方面正在取得进展[[34]]。
6、中印领土争端产生的深层原因
在地理因素上，我国西藏地区战略位置和战略价值非常突出。西藏不但连接东亚与印度次大陆，而且它北临新疆，东北靠青海，东面与富饶的巴蜀之地接壤，东南与资源丰富的云南地区相挨，南边和西部与尼泊尔、印度、不丹、缅甸等南国和东南亚国家接壤，是我国西南边防的—道得天独厚的天然屏障，而其本身则由于海拔优势、山川阻隔形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控制了西藏，南下就是一望无际的印度大平原，适合机械化大兵团推进，印度几乎无险可守；从资源储备上看，青藏高原还可以称得上是“亚洲水塔”，滋养了包括我国的母亲河黄河、长江以及东南亚运输大动脉湄公河等亚洲的重要河流，印度最重要的两条河流恒河和印度河也发源于此，因此占据西藏地区就等于招住了东亚地区“水龙头”。英属印度政府正是看到了这些价值才对西藏地区起了凯舰之心。
饱受殖民压迫的印度人民获得了独立并建立了民选的印度政府，其本应对殖民主义深恶痛绝，与深受殖民压迫的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然而其却极端崇尚英帝国主义的“印度中心论”[[35]]即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殖民地体系，几乎将所有原英属印度政府负责处理西藏间题的官员全部留任，继而全盘继承了英属印度当局殖民时期的对藏政策，力图实现大英帝国的政治遗愿。将南亚所有的国家都纳入自己所设想的“大印度联邦”之内的想法是印度外交政策的总目标。尼赫鲁在他的《印度的发现》一书中阐述了其执政设想：“在将来，太平洋将要代替大西洋而成为全世界的神经中枢。印度虽然并非一个直接的太平洋国家，却不可避免地将在那里发挥重要的影响……”他对印度的复兴愿望就是“印度从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中间地位是可能的。”“我个人对未来远景的看法是这样的，我认为将会建立一个邦，其中包括中国、印度、缅甸、锡金、阿富汗与其他国家..[[36]]”尼赫鲁对印度发展前景所勾画的宏图即是“大印度联邦”计划，该计划可以概括为“印度中心论”和“小国灭亡论”，这一政策在当时的国大党内部及印度知识分子阶层产生了强烈共鸣，至今仍有重大影响。印度战略分析家苏库拉马尼亚姆认为，新生的印度不仅要确立其南亚大国地位，还要成为印度洋上“有声有色”之大国。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印度的对外政策具有了明确的指向性。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尼赫鲁政府寻求独自决定印度与中国的边界应当坐落在哪里，然后将它选定的边界线强加给北京，拒绝就此进行谈判。正如英国学者内维尔·马克斯韦尔所言，除非北京屈服于印度对阿克塞钦和麦克马洪线以北地区的领土要求，否则冲突是不可避免的[[37]]。加上西方国家的煽动鼓吹，如特朗普政府推行的“印太“政策，力图借助印度对中国在西南地区战略乱衡，因此印度单方面撕毁与我国签订的关于在中印边境争议地区构建军事互信的条约，向中印边境东段的藏南地区大幡度增兵、扩充战略武器、推动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引入第三方大国介入中印争端，使得中印边界问题扑朔迷离。再加上中国在印度谋求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加入核供应国集团等问题上没有支待印度的主张，印度迫切希望扭转中印关系发展中不利于印方的态势。同时印度的执政党为了维护统治，而边界的争议往往构成对这种合法性的挑战，要应对这种挑战就只能在争议边界的问题上采取强硬的态度面对来自反对党的压力，而对于中国来说为了更好的维护自身的主权也必须采取一种强硬的态度来面对印方的挑战。
7、解决中印边界争端的必然性
中印在领土间题争论不休，影响的不仅是两国关系全面正常化，最遭殃却是世代居住在边境两端的两国百姓。特别是一些分布在两国境内的跨界民族，不仅一些正常的商贸活动、探亲访友、婚丧嫁娶、进香朝圣等活动无法开展，还要时刻提防两国边防部队间的摩擦事件，以免因为双方误解，军队间擦枪走火，甚至引发大规模冲突乃至全面战争，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和财产无法保障。可以说边界问题不解决，边界两地居民整天都要在拒惊受怕中度日，因此解决中印边境争端对改善边境居民的居住环境和心理状态至关重要。
当今国际交往中，国际形象对一个国家的经贸交往、人文往来、外交环境等各方面都至关重要。如果陷入边境争端的泥潭之中，互不理解、互相指责，就会陷入僵局状态。更有甚者一些国家明知己方理亏，仍然凭借军事和经济上的优势强行压迫对方，公然挑战国际秩序，甚至不惜制造边境冲突，造成大噩战斗人员和平民伤亡，将会在国际上营造不好的形象，乃至遭到国际舆论的谴责和国际机构的制裁，影响整个国家信誉。
当前中印经贸关系发展迅速，印度是中国在南亚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中国在2005至2011年间也一直是印度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每年年度贸易额可达数百亿美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已经从一个单纯基数大、底子薄的发展中国国家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印度经济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近年来经济增长率更是超越中国，并成长为南亚地区最为举足轻重的国家。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如果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中印领土争端，对于两个总计占世界总人口三分之一的国家来说，不仅有利于塑造双方负责任的对外国际形象，维护国际秩序和地区和平，而且双方的国际地位和国家信誉都可以借此得以提升。在赢得国际舆论的认同和好感同时，也为双方争取到良好的国际和国内发展环境，促进共同发展，为双方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38]]。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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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外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员和印度政府官员关于边界问题的报告》，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8页。↑
[]参见周鲠生：《国际法》(下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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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中印两国总理谈判之后,印度政府为改变边境现状,侵占中国领土,又进一步酝酿向中国“占领”地区派遣巡逻队和插入在中国哨所之间的空隙地带建立据点。这一侵略计划,后来被印度政府称之为“前进政策”。“前进政策”的目标是:印军要尽可能多地在中国控制的地区建立哨所,以此来逐步改变边界的军事力量对比,并且在中国哨所之间建立印度哨所和巡逻队,遏制中国的补给线,最终使印度有足够优势赶走中国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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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官网:https://www.reuters.com/ article/us-india-china/india-says-needs- to-verify- troop- disengagement-with-china-idUSKCN24H1OR，2020年7月30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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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印]尼赫鲁:《印度的发现》.1版.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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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杨洋：《论国际法院对隆端寺案的判决》，《宁夏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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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曲波：《禁反言在国际法中的适用——以领土争端案为例》，《法学杂志》2014年第8期。) ↑
[]参见吕昭义：《英帝国与中国西南边疆：1911-1947»,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6页。↑
[]参见陈体强《中印边界的问题法律方面》，《国际问题研究》1982年第1期，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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