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亮、刘冰冰：中国文化为什么总遭西方误解？
中国文化为什么总遭西方误解？
An analysis of the adverse acceptance effect of Chinese culture "going ou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order
李怀亮 刘冰冰
摘要：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将如何影响后疫情时代的世界秩序成为国际社会热议的话题。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国内一些人出于对中国的忌惮宣扬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修昔底德陷阱论等观点。在这一背景下，旨在沟通中国与世界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活动遭遇到逆接受效果，即中国文化活动在海外遭遇的认知曲解、态度敌对和行为排斥；聚焦中美，主要表现为美国政客攻击性言论的频现、国家级敌视态度的发布以及敌对行为的实施；而受众前构性知识的差异、故意对抗性解码、传者传播方式的不当是引发逆接受效果的重要原因。基于此，中国应建立双元化话语体系应对无意曲解、以“合作+抗争”应对故意打压、以受众为核心优化传播方式。
关键词：中美关系；文化“走出去”；逆接受
Abstract: Nowadays, the world is facing unprecedented changes in a hundred years. How China will influence the world order in the post-epidemic era？It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ut of fear of China, some people in western society, especially in the United States, propagate the views of China threat theory, China collapse theory, Thucydides trap theory and so on. In this context, the Chinese cultural "going out" activities aimed at communicating China with the world have encountered the adverse acceptance effect, which contain the cognitive misinterpretation, hostile attitude and behavioral exclusion of Chinese cultural activities overseas; Focusing o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 the reverse acceptance effect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aggressive speech by American politicians, the release of national hostile attitude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hostile acts; However, the difference of the audience's pre-construction knowledge, the deliberate antagonistic decoding and the improper mode of communication at the sender's side are the important reasons for the negative reception effect. Therefore, China should establish a dual discourse system to deal with unintentional misinterpretation, "cooperation add resistance" to deal with intentional suppression, and optimize the mode of communication with the audience as the core.
Key words: Sino-US relations; culture “going out”; adverse acceptance
近几年，中国文化“走出去”在体量、结构以及效果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商务部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文化产品出口额达到998.9亿美元，同比增长7.9%，而贸易顺差达到883.2亿美元，同期扩大6.8%。①同时，以中国网络游戏、网络武侠文学以及抖音短视频为领头的新兴文化产品在国际社会上崭露头角。然而，中国文化在国际上获得广泛知名度的同时，海外逆接受问题也随之浮现。其中，2017年2月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发布的报告《锐实力——日益上升的专制影响》一文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活动进行了全方位的歪曲化解读，马克·卢比奥参议员在看到这份报告后深受触动，于2018年1月向司法部提交了请求把中国CGTN和新华社登记为外国代理人的信函，这一举动是诱发逆接受言论上升为国家政策层面的催化剂。之后，美国政府对新华社、CGTN、中国广播电视台、《中国日报》、《人民日报》5家重量级中国媒体的海外工作展开了一系列围追堵截。这一针对中国主流媒体的公然敌视行为并非偶发性事件，折射出我国文化“走出去”遭遇逆接受的深层次问题。从近几年中美关系的大环境来看，美国对中国文化海外活动的歪曲性言论越演越烈，而近期针对我国媒体企业海外业务的限制行为标志着逆接受已经从浅层的舆论攻击上升到深层的行为对抗。对我国文化走出去的逆接受，不仅会妨碍正常的国际文化交流，而且会进一步加剧美国对华“新冷战”程度，因此很有必要对我国文化“走出去”逆接受效果进行深入研究。
一、从国际学术文献中分析“逆接受”效果产生的背景
面对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和美国处理国际事务能力的下降，未来中国如何与世界相处的话题吸引了国际上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许多国外学者推测，崛起的中国必定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重塑世界秩序。但是他们的依据稍有不同，Jacques Martin从中国历史文化角度入手，认为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华文明的中心地位被周边国家长期承认，故“朝贡制度”是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一贯方案，所以随着中国的崛起，隐藏在中国骨子内部的文化优越感会促使朝贡制度的回归，进而会代替现有的国际秩序。②Aaron L. Friedberg从中美大国关系角度出发，认为随着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中美之间存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分歧愈加明显，但是美国对于中国的崛起并无有效措施应对，所以最终中国会取代美国的地位。③JP Cardenal, H Araújo则从经济实力出发，认为中国的经济触角已经遍布世界范围，所以中国最终会凭借经济实力统治全球。④而Subramanian Arvind则通过对以往英国、美国崛起中探寻到主导经济地位的相应指数，并用此来验证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发现中国也具有会成为单极世界的主导者的能力。⑤从软实力角度来看，Kurlantzick Joshua认为中国正在向东南亚以及世界范围内发出魅力攻势。此外，还有对“中国威胁论”的直接性论断。⑥以上都是单纯从某一方面分析中国具有改变全球秩序的能力，具有一定片面性。2011年皮尤研究中心的“全球态度项目”对22个国家进行调查，有15个国家认为中国已经或者将要代替美国成为头号大国，这种微观调查更加带有主观判断。⑦但是，这些观点汇集在一起，势必会让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社会各界产生一定的危机感，进而对中国的发展采取遏制。
然而，从表面来看，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曝光度虽然在增多，但是David Shambaugh认为中国的全球影响深度仍旧欠缺，外交方面中国仍以防御性政策为主，文化方面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艺术、影视等产品依然很少，甚至在最骄傲的经济领域中，中国仍旧缺少能够影响全球的大型跨国公司和国际知名品牌产品，所以中国只能被称为局部大国。⑧正如Joseph Nye所说：“拥有资源体量并不等于拥有影响力”。⑨虽然从表面上看这种观点可能暂时会缓解西方的紧张心态，但是他们的观点无疑暴露出软实力赤字是制约中国进一步崛起的短板。根据Joseph Nye对软实力的定义，文化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⑩所以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活动的抨击制裁是美国遏制中国的重要砝码。
二、文化“走出去”逆接受的内涵
我国文化“走出去”的目标是通过主动实施文化交流、文化贸易以及文化外交等活动让海外受众熟悉和正确认识中国文化，进而理解和接纳中国文化。但是由于国际环境错综复杂，受众的接受效果并不总是能够达到预期目标。当结果出现与目标背离的情况时，即为逆接受，具体指中国文化活动在海外遭遇的认知曲解、态度敌对和行为排斥。对于国内传输端来说，逆接受的出现无疑是消极的，如果不加以有效应对，会在全社会形成关于中国文化思维模式的“路径依赖”，这种结果很难扭转。
然而，为了对文化逆接受有深刻的认识，本文引入文化误读概念加以比照。文化误读一般被认为是“接受方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和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另一种文化”。⑪本文的文化逆接受与以往的文化误读概念具有一定的差别。从内容上看，误读强调认知层面的扭曲，但是逆接受不但包括认知层面扭曲，更加强调态度和行为层面的对抗；从结果来看，文化误读可能会造成文化的增值、减值、等值和异值四种情况，但是逆接受只包含减值和异值两种情况；从影响来看，误读可能会在思想碰撞中产生创造性，但是逆接受对于传者方来说必定造成破坏性。从产生原因上看，文化误读可能是有意的也可能是无意的，但是相对来说，更多强调的是无意曲解，而文化逆接受也来源于有意和无意两个层面，但是更多强调的是在无意基础上的故意扭曲，所以在跨国文化交流过程中，文化逆接受会易受国际关系的影响。
三、我国文化“走出去”遭遇逆接受的层级
政客、媒体以及政府等舆论领袖主体掌控者国家的话语权，他们对问题的认知、态度和行为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的整体接受导向。随着中西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中国海外文化活动在美国舆论领袖中间遭遇的逆接受不断升级。如果把文化遭受逆接受的强度设为低、中、高、极高四个等级，那么目前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华文化“走出去”的逆接受已经达到了“极高”的位置。其表现不但涵盖语言层面的言论攻击、心理层面的态度敌视，而且已经上升到针对中国文化企业的现实性行为敌对，这将进一步加剧中美“脱钩”，将中美关系引向歧路。
（一）逆接受的初级层——政客攻击性言论的频现
西方精英借助各种媒体表达针对中国的歪曲言论由来已久，而且对中国发表攻击性言论的频率总是与国内的社会状况恶程度呈正向关系，即西方国家内部某一种重大问题凸显时，对中国的攻击性言论总会异常增多。美国国内疫情的持续恶化是最好的证明，在对头号攻击者——美国前国务卿迈克·蓬佩奥的Twitter进行分析发现，在2020年3月份，对中国的攻击性言论只有4条，4月份上升到5条，5月份已经达到将近18条。⑫凭借其个人影响力，这些狂轰滥炸的言论会势必会引导众多民众的认知。
当然，中国文化海外传播也是其抨击的主要对象，蓬佩奥在福克斯商业频道Lou Dobbs Tonight中发表言论：“中国通过孔子学院派遣到美国的学生会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我们需要确保保护美国学者、美国知识产权、美国创新者，保护他们的财产和他们所做的工作。”⑬这一耸人听闻的言论一度引起了美国众多学者们的恐慌。几乎同一时间，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发布其在2019年全国州长冬季会议上的讲话：“孔子学院的学生传播中国政府运营的信息，需要管理者高度警惕。”然而，其言论竟然也得到了服务于民主党派的纽约州州长科莫的认同，他表明：“这个话题很合适，中国问题是一个安全的话题，不是美国内部的政治话题。”根据《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8》显示，48%的国外民众了解中国文化渠道是国内传统媒体，33%的受调查者了解中国文化渠道是通过新媒体，超过与中国人交往、通过中国的新旧媒体等方式。所以，美国政治精英对中国文化海外活动的歪曲被媒体的频繁曝光无形中会在更大范围内深化逆接受。
（二）逆接受的中级层——国家级敌视态度的发布
在意见领袖的言论引导下，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活动的敌视态度在西方政参两界得到蔓延。其中，《锐实力——日益上升的专制影响》这一报告是政府层面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活动敌对性态度的浓缩，它是由对中国具有敌对态度的学者Juan Pablo Cardenal、Jacek Kucharczyk等撰写、美国民主基金会发布以及美国国会支持的针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活动的歪曲论断的系统性文件，体现了美国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态度上的逆接受。从报告传达的总体基调来看，我国开展的国家间民间人文交流、大型文化活动、院校科研机构教育合作、媒体业务合作等多样化文化对外交流活动都被妖魔化为是对其它国家文化制度的“强势入侵”，会对所谓的“民主社会”造成腐蚀与颠覆性的损害。然而，我国的文化交流活动起步相对较晚，是在学习效仿西方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西方国家实施的对外文化交流被定性为“软实力”的体现，而我国的这些活动却被臆断为“锐实力”的拓展，这从根本上扭曲了中国的对外文化活动的性质。针对具体文化“走出去”活动，如中国与国外当地媒体合作开展的中国文化传播项目被歪曲为意图垄断国外民众思想的举措；中国发起的来华留学项目、学术专家之间的论坛交流等活动被丑化为中国通过公关方式在国外培养自身意识形态的代理人；把中外达成的文化商业合作项目妖魔化为中国的政治与经济施压的结果。此外，中国文化“走出去”在拉美、东欧等国家获得的成效这一事实，他们认为这些国家是中国意识形态的“受害者”，要强化对抗措施。
总之，从对华文化“走出去”活动敌对态度的发生机理上看，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沿袭并强化冷战思维，划分阵营，选边站队，把中国和俄罗斯放在敌我对立的位置上，进行指责和批判；目的和动机臆断；制造耸人听闻的概念，例如“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修昔底德陷阱”等；把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说成是中方的金钱收买；捕风捉影，把找不到事实依据的事情说成是中国“幕后操纵”；把经济活动政治化，指认中国与其他国家正常的经济合作背后有政治目的；对中国在国际社会受到的欢迎醋意大发、冷嘲热讽；以宣战的方式，提出敌对的应对策略。
（三）逆接受高级层——国家级敌对行为的实施
目前，随着中国整体实力在国际社会上的提升，我国文化活动在美国遭遇的逆接受由精英阶层的个人助推已经上升到国家级的敌对行为。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马克·卢比奥将《锐实力——日益上升的专制影响》报告中应对中国文化海外活动的对抗性措施作为政策性提案交给国会，这一行为促成了国家级制裁中国媒体企业的行为的产生，两年内中国媒体企业在美国集体遭到系列性业务阻碍，这严重干扰了中国媒体企业海外正常业务的开展，如表1。然而反观其他国家媒体在美国的海外活动、中国媒体在除美国之外国家的海外活动都没有遭遇类似“劫难”，其背后意图显而易见。
其次，鉴于美国清楚地意识到美国的民族文化能够在全世界扎根蔓延与其具有时代文化引领作用的迪士尼、好莱坞、可口可乐等文化巨头的贡献密不可分，所以在互联网时代，美国对中国的制裁行动已经蔓延到新兴互联网文化企业。其中，中国社交媒体平台TikTok因其在西方广受欢迎而最先受害,来自Sensor Tower分析公司的数据显示，2020年前三个月，TikTok被下载次数达到3.15亿次，超过以往任何应用程序的季度下载量。⑭然而，以存在“安全隐患”为由针对TikTok的刁难几乎就没有停止过，参议院舒默和汤姆·科顿要求美国情报界评估TikTok和其他中国所有平台的国家安全风险，之后又多次呼吁关注并敦促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停止使用该应用程序，在其推动下，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国土安全部等部门直接禁止其员工使用TikTok。而针对TikTok的审查更是频繁，如马克·卢比奥呼吁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针对TikTok收购应用软件Musical.ly这一事件进行审查，并最终得以政策落实。甚至如迪士尼流媒体前高管Kevin Mayer 个人选择成为TikTok公司首席执行官这样的正常人事变动都会引发美国政界对其进行安全审查的呼声。所以，联想美国多次发布针对中国的“实体名单”，可以得出美国制裁的不是某个企业，而是对中国崛起的故意对抗。
四、我国文化“走出去”逆接受产生的原因
（一）受众角度——前构性知识差异下的无意曲解
面对中国文化“走出去”逆接受的不但升级，从受众角度来看，前构性知识的差异是其基础。在国家关系的不断博弈过程中，虽然中国文化在海外遭遇的逆接受呈现出恶化趋势，但是不能否认前构性知识的差异在逆接受萌芽期中发挥的作用。前构性知识一词来源文学接受理论，该理论认为文学作品的创造是由作者与读者共同完成的，作者只是负责单纯构建包括词语、句子以及语言等符号在内的文学文本，而读者的作用在于对文本未定性内容进行具体化加工，相比而言，读者对于塑造文学作品的价值更大。因为每个读者因思想观念、审美标准、认知水平、接受水平等前构性知识不同，在对文本留白具体化的过程中，会出现相异的解读，也即是威廉·莎士比亚所说的：“一千个读者一千个哈姆雷特”。
在我国文化主动“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华文化内容及其传播方式就相当于未定性文本，而国外受众就相当于读者，特定社会状态下形成的心理结构、价值取向等无意构成了其它国家内部集体的前构性知识。然而，由于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我国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以西方国家的思维定式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与西方建构的整套体系并不相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内容和方式即是处于西方话语体系之外的声音传递。所以，西方政客精英在对中国问题的理解过程中，总是在自身话语体系的无意识驱使下进行文化过滤，以对中国文化做出认知评判。如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Kiron Skinner曾经表示：“美国与前苏联的对峙，是“西方大家庭”内部的争斗，现在与中国的竞争，不仅仅是经济的竞争、意识形态的竞争，更重要的是两种文明之间的竞争。”由此可见，以对立的前构性知识为思想指导，海外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活动的解读与我国的期待视野不融合的结果是必然。所以，前构性知识是逆接受出现的基础原因。
（二）受众角度——对抗性解码下的故意打压
如果说我国文化“走出去”活动在海外遭受的浅层次逆接受受制于前构性知识的无意识作用，那么面对逆接受的不断升级恶化，故意性对抗成分则愈加明显。
斯图塔特·霍尔在其编码和解码理论中认为，受众在解码的过程中，会出现三种情况，分别是顺应性解码、协商性解码以及对抗性解码。其中顺应性解码是受众完全按照传播者的意图对信息进行被动接受；协商性解码是受众对信息的解读过程中附加有自身的思考，这两种解码方式下符码都会获得正接受。但是对抗性解码则是基于自身的身份认同，在完全理解编码者传达符码的基础上对符码的故意对抗。
中国文化活动在“走出去”过程中，西方国家会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对中国文化实施故意性歪曲打压。其中，国家整体利益是其故意性逆接受的首要因素，随着中国整体实力的增强，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在逐渐减弱，在霸权主义思维下，美国政客一时无法接受多极化发展的态势，认为自身的霸权利益受到潜在威胁，故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同时，因文化软实力决定着一个国家在国际中的存在感，所以中国文化海外活动无疑成为西方故意抨击打压的重点。其次，美国两党对执政权的激烈争夺由来已久，随着美国国内社会状况的恶化，为了转移国内民众的愤怒，中国无疑成为执政党政客为自身无能找寻的最佳 “背锅侠”。此外，二战后，美国建立了“民主自由”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基于文化优越论的存在，美国一直想把更多的国家囊括到这个制度体系中来，以便依此为噱头对国际事务实施掌控。但是从美国角度看来，中国似乎离自己设置的圈套越来越远，所以违反“安全、民主自由”总是美国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活动抨击遏制的理由。然而，正是美国的持续打压，中国文化“走出去”活动才会在挫折中不断实现优化。正如十年前Joseph Nye说过：“如果美国把中国当作敌人，则中国就会成为美国的敌人”。
（三）传者角度——传播方式的水土不服
虽然受众是逆接受的主体，但是仅从受众端探寻问题并不全面，在对外文化传播中，逆接受的产生与传者端的传播方式也有一定的关系。胡晓明认为面对我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的逆境，应先将“叫座”放在首位，只有这样文化“走出去”活动才能逐渐“走进去”，扎下根。⑮然而，目前我国的文化“走出去”活动只是单纯注重“叫好”，而忽视了“叫座”，激起国外的逆反心理。逆反心理理论即是当客观环境与主体需要不相符时，心理产生的抵触情绪。
具体来看，首先，在“叫好”的理念下，我国设置文化“走出去”活动的内容和方式仍旧是站在“我想”的角度以宣传国家的良好形象为主，这种忽视“他者”的传播思路必定与海外受众偏好相悖，从而激起海外受众态度和行为上的逆反。其次，我国文化“走出去”活动多以政府为主导，在美国的认知中，政府主导必定代表着政党的意识形态输出，所以会对这种文化输出形式产生反感甚至不安。在美国，“代表政党利益意图危害国家安全”是美国政客和政府打击中国海外文化活动一成不变的说辞。在此惯性下，中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私营文化企业在海外的正常经营活动也被安上与政府关联的“罪名”，进而成为美国恶意制裁的受害者。
五、应对文化走出逆接受的关键
（一）以双元化话语体系应对无意曲解
目前国际社会的话语体系被西方所谓的“民主自由”霸占，西方认为在“民主自由”话语体系之外的叙事都是所谓的“专制”。受此前构性知识的驱使，我国的文化“走出去”活动都是处于话语体系之外的自说自话。所以，针对前构性知识的问题，中国迫切需要建立一套被国际承认的话语体系——即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系，只有这个话语体系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中国文化“走出去”活动的逆接受才能逐渐好转。然而，这个体系并不是与现有的“民主自由”体系相抗衡，而是与现有的话语体系平行共存。同时，我们应该向国际社会传达出两种话语体系间应摒弃抨击、相互接纳的思想。
具体来看，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是具有合理性的。首先，它已经被写入联合国决议，所以是符合现有国际发展需要。其次，从现有话语体系的建构可以得出，世界秩序与话语体系是一脉相承的，美国凭借其制度的时代优势获得建构世界秩序的能力，进而在世界秩序的指导下，“民主自由”话语体系才得以站稳。而我国的实践证明，我国的道路、制度和模式也可以是成功的。全球化的加深一定程度造成了全球问题的升级，仅以“民主自由”来解决国际事务已经显得力不从心，而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可以对其补充优化。所以，从逻辑上讲，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一旦得以建立，中国的文化“走出去”活动的逆接受会因处于国际话语体系之内而得到好转。所以，未来世界应该是被双元话语体系共同支撑的，这也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脉相承的。
（二）以“合作+抗争”化解故意打压
虽然中国已经表明各个国家都有根据自身文化实际选择道路的权利，中国不会进行模式输出。但是，美国精英和政府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活动疯狂抨击打压的背后是“美国利益优先”的霸权思维在作怪。面对美国对我国文化“走出去”活动的故意扭曲，中国不但要通过推动全球重大议题合作来展示中国智慧，而且也要进行一定程度的对抗。
在合作方面，我国需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导理念，从人类共同利益出发，从国际共同关心的问题入手设置文化交流议题，宣传国际合作的重要性，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在维护世界安定方面与世界具有共同的目标。同时，积极参与和推动疫情防控、反恐、毒品、全球变暖以及网络安全等全球重大问题的合作，在贡献中国方案的过程中展现中国的智慧、文化优势，以实际行动转变国际社会对我国的态度，特别是扭转美国国内部分人员的对华态度，使他们在相互对比中发现中国优势。如在疫情中，中国通过中国方案不但率先控制住了国内疫情，实现最早复产复工，而且对国际上一百多个国家进行了力所能及的物资援助和治疗方案的共享，为全球危机做出了重大贡献，这种成果获得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众多人员的正面评价。在对抗方面，中国应该以更加自信的姿态参与国家舆论场的博弈，对于西方对中国海外文化活动的无理抨击打压要予以强硬的辩驳和回击，从而争取一定的国际舆论导向。因为对外表达的立场越不清晰，越会引起国外受众的好奇，进而会促使国外受众从其他方面得到扭曲化的信息，对中国产生更加不利的影响。
（三）以受众为核心优化传播方式
针对文化“走出去”活动水土不服造成的逆接受，需要从微观层面进行调节。首先，在传播内容上，我们需要对国外受众进行调研的基础上，找到不同地区受众对中国关心、感兴趣的问题，然后根据特定受众需要找到双方文化间的最大公约数，实现精细化传播，从微观层面消减对中国文化的水土不服的对抗。如美国的《功夫熊猫》电影中的人物、语言以及叙事都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这就是对中国市场精准把握的例证。其次，针对我国政府主导文化“走出去”被国际社会所诟病这一问题，需要将舆论口下沉，使社会不同的团体合力参与进来，从多方位，立体化地“传递中国声音，讲述中国故事，”跨国企业、商务交流、学术交流、人际交流都应该成为对外文化传播的窗口。其中，企业经营的是产品与服务，在国际交换中具有双向对等性，而企业产品在国际上获得欢迎的同时，也是对中国文化价值观以及中国魅力的无形展现。总之，只有将“叫座”放在首位，中国文化“走出去”才会逐渐产生长远效应，即使美国对其进行政治制裁，也损坏不了内在吸引力。
本文发表于《中国文化研究》2021年夏之卷，原标题为《新秩序背景下我国文化“走出去”的逆接受效果分析》。
作者简介：李怀亮，中国传媒大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院长，教授；刘冰冰，中国传媒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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