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竺之书
一般认为，人类历史上书写的出现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最早的文字书写起源于公元前 3100年前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印度文明似乎是一个特例，其文字更像是突然降临的。
（图：印度河文明的文字）
印度河文明的上限可溯至公元前三千纪，这里出现印度河符号是否是真正意义的文字书写系统，现在尚难以定论。除此之外，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印度在公元前 300 年之前就有了文字的应用。相较于整个印度文明来说，其文字的出现是偏晚的。其时，早期的吠陀文献已经以口头的形式传承了约一千年，《奥义书》（Upaniṣad）等大量的晚期吠陀文献也已经存在，而且，佛教和耆那教的早期经典也都已经流传于世。
（图：印度河地理）
一、佉卢虱底文
印度最早的书写文字出现于公元前 3 世纪的西北印度，现今的巴基斯坦北部。这里曾是雅利安文化的核心地区，而此时已经被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了两个世纪。阿契美尼德政权雇佣阿拉米文员从事行政书写。此间，印度的吠陀集团必然意识到了书写的存在，但从未想过创造一种文字来保存他们自己的文化。部分原因可能是印度文化之中延续千年的口头传统，认为只有以口传心授的途径讲文献存于记忆之中，才能保持其活力。即使在印度采用文字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想法仍占主导地位。这种意识倒是也保障了婆罗门的社会地位和生计。而另一个更为现实的原因是，阿拉米字母与印度诸语言的发音系统不兼容。
（图：亚历山大马赛克，那不勒斯国立考古博物馆）
（图：希腊化的佛像艺术）
亚历山大大帝击溃阿契美尼德王朝之后，土地被重新分配。很多新地主变成了希腊人或马其顿人，一些当地人士作为合作者参与了行政管理。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阿拉米文员继续从事政务工作，但逐渐退出了这一地区。不久，第一种印度文字应运而生，现在称为佉卢虱底文（Kharoṣṭhī，简称佉卢文），是为了当地的一种俗语——犍陀罗语（得名于犍陀罗地区）而设计的。这种文字可能首先用于记录世俗文献，例如买卖契约和判决文书等等。当这种文字被朗读出来的时候，当地人都能听懂，这就比使用希腊语或阿拉米语来记录文书更为优势。
（图：犍陀罗地区）
（左图：佉卢虱底文；右图：阿拉米文，引自 Falk 2008 配图）
自然地，佉卢文借用了许多阿拉米字母，并采用了其从右到左的书写方向。当时的佉文文书乍看上去就像一件阿拉米文文书，这种观感也许会增加其可信度。然而，如果将这两种文字和两种语言做对比的话（佉卢文／犍陀罗语，阿拉米文／阿拉米语），会发现佉卢文字有一些令人费解的特征。首先，佉卢文的字母表的排列与阿拉米文不同，与希腊文和梵文的字母表也都不相同。其次，佉卢文和阿拉米文有许多相同的字形，却指向完全不同的发音，而这犍陀罗语和阿拉米语这两种语言中有许多相同的发音，却被用不同的字母来表示。这就意味着，如果一位阿拉米文员试着阅读这种文字的话，他很可能会茫然无措。不少学者认为佉卢文是从阿契美尼德政权所使用的阿拉米文逐渐衍生而来，这一理论很难解释上述现象。最近，福克（H. Falk 2018, 53）教授提出了一个假说。
我认为更有可能的是一个偶发的过程，涉及到一个阿拉米文员，他向一个感兴趣的但绝对非阿拉米出身的人展示了这些字母如何作为一个系统运作，并在某个媒介上写下部分或整个字母表，让这个人带走。这位热心的阿拉米文员并非发明佉卢文的人，因为他会把一些新的发音分配给不同的字母,这些字母他已经念了许多年了。[...]这位不知其名的犍陀罗本地发明家应该正确地记住了教给他的一些发音。但却忘记了另一些发音，因此，他将一部分剩下的发音与他例表中尚未用过的字母结合起来，或者，他自由创造了其他的字形用于犍陀罗语中还没有被表示的发音 [...]
（图：新疆尼雅出土的佉卢文文书）
让我们想象一下这个偶发起源说的场景。佉卢文是由印度西北部的一名当地人发明的，他既看不懂阿拉米文，又对吠陀的发音系统（也就是梵语）一窍不通。他可能和一名阿拉米文员一起度过了一个上午，学习了阿拉米字母。然后回到自己家中，享用了一顿美食，之后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干脆创造一套适合自己语言的书写系统，但这时他已经记不全阿拉米字母表了。他是如此急切，以至于都没有再去咨询一下那名文员，就这样完成了这个历史使命，创制了印度次大陆的首个书写系统——佉卢文。
二、婆罗米文（Brāhmī）
佉卢文的发明大概与政权无关，与其相反，古代印度婆罗米文字的创造可能是阿育王统治下的结果。
公元前 322 年，也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从印度西北部返回并在巴比伦逝世后的第二年，印度东部建立了孔雀王朝。几年后，孔雀王朝迅速向西扩张，击败了亚历山大留下的总督，占领了印度西北部。3 世纪中叶，孔雀帝国在阿育王治下达到了顶峰，阿育王坐拥南亚次大陆有史以来最大的领土。
（图：转轮圣王像，可能是阿育王）
身为可能源于低种姓的孔雀族之王，阿育王热衷佛教，而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婆罗门教。受非婆罗门文化的启发，阿育王深刻塑造了其帝国疆域内的文化面貌，包括发明了一种今天我们称为「婆罗米」的文字。
（图：阿育王柱头）
公元前 300 年左右，希腊历史学家麦加斯梯尼作为塞琉古王朝的使节来到孔雀王朝的首都，他惊讶地发现印度人的朝廷上不用任何书面材料。阿育王的朝上还有其他塞琉古大使，孔雀族也曾与塞琉古家族联姻，阿育王和他的幕僚必然知道西方有书写文字的存在：佉卢文、阿拉米文和希腊文。
（图：阿育王石柱上的法敕/婆罗米文字）
婆罗米文字最早的存在证据是阿育王法敕。这种新文字似乎综合了前述几种文字的优点，以适应印度的语音系统。希腊文的几何化、对称的视觉形象，以及从左到右的书写方向，在与佉卢文和阿拉米文的比较中胜出，被婆罗米文所采用。同时，婆罗米文采用了佉卢文的元音标记方法，即在辅音基本字符上附加笔划。长短元音被区别开来，辅音连写为辅音字符的垂直相连。这些新的特征使婆罗米文比佉卢文能更准确地表达梵语的发音系统，虽然它并不是特为梵语而创制，而是为了记写阿育王领土内的各种方言俗语。阿育王在不同地区竖立了许多石柱，其上铭刻有法敕，主要用婆罗米文拼写当地语言。
（图：阿育王法敕拓片）
尽管阿育王试图促进文字的使用，但婆罗门的正统观念似乎并不愿意接受这种外来事物。口传体系更为有效且更符合传统。因而在阿育王之后，使用婆罗米文的官方文书十分罕见。
综上，在公元前 3 世纪，印度最早的两大书写系统在不友好甚至充满敌意的环境之中诞生。佛教团体比其他团体更快地接受了这一新技术，用于记录经文。由于佛教的传播，佉卢文的使用在贵霜帝国时期到达了顶峰。
三、贵霜帝国
（左图：贵霜帝国版图；右图：佉卢虱底文）
公元 1 世纪初，贵霜帝国在印度西北部建立，逐步占据了与现今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北部的广袤领土。贵霜是一个融合性的大帝国，贵霜人可能出身于伊朗的游牧民族而非雅利安人。贵霜帝国没有单一的意识形态，许多国王都是佛教的支持者，因而佛教在这一时期取得了巨大成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尤其是沿着丝绸之路传向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这时，佛经的抄写已经持续积累了数个世纪，在王室的支持下，一些佛教寺院开始拥有自己的图书馆，佛教中甚至出现了经典崇拜的信仰形态。印度的传统文化极度依赖口头传统，认为书写是对圣典的冒犯，因此佛教中的这些现象最初必定被视作异端。在西北印度，这些佛教文本是用佉卢文书写，所用语言则是用当地俗语——犍陀罗语。佉卢文字母表的前五个字母 a ra pa ca na，甚至演变成了佛教中象征智慧的文殊师利菩萨的心咒：
（图：文殊五字咒）
最后一个词 dhīḥ 意为智慧。比附一下，这就好像是说「唵 ABCDEFG，智慧！」。
虽然佉卢文所书写的犍陀罗语并不是贵霜帝国的官方语言，但在公元后第一个千年之初，这种文字在印度西北部蓬勃发展。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贵霜帝国崩溃之后，佉卢文似乎是一夜之间被来自印度东部的婆罗米文字所取代，在印度次大陆其后的文字演变之中，没留下丝毫痕迹。
（图：9 世纪的文殊师利菩萨像）
四、笈多王朝
有学者将佉卢文的消失归因于公元 3 世纪贵霜帝国的衰落（Saloman 2008）。还有人认为梵语作为印度的标准语言而逐步兴起，使得并不适于表示梵语发音系统的佉卢文在竞争中输给了婆罗米文（Strauch 2012）。无论直接原因是什么，这种文字的过渡都发生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之下：在恒河平原上，地方性王朝开始脱离贵霜的外族统治。其后不久，笈多王朝于 3 世纪晚期建立，将印度带入了古典文化的黄金时代。这时的印度教正在回归，开始收复一度为佛教等沙门流派夺走的阵地。梵语是印度教的正统语言，在佛教初传之时曾有意避免使用这种带有「婆罗门」烙印的语言。在西北印度，只要佛教文本是以犍陀罗语写成，佉卢文就还能胜任。在其他地区，则继续采用婆罗米文来书写各种当地俗语。而当梵语伴随婆罗门教的复兴而逐渐强势之时，连佛教徒自己也开始将其经文梵语化。在这种情势之下，婆罗米比佉卢文有明显的优势。
（图：笈多王朝时期的文字）
婆罗米文在西北地区完全取代佉卢文，仅仅用了几十年时间。自此以后，婆罗米文字便是南亚次大陆唯一的书写体系，直到后来的伊斯兰军入侵带来了阿拉伯文字。婆罗米文还走出南亚次大陆，成为东南亚大多数文字的鼻祖。在印度，由婆罗米文演化出的字体不断发展变化，到 9 世纪左右形成了地域文字，进入了相对稳定的阶段。此后的字形仍在演进，但速度放缓了许多。印度不同地区的婆罗米系文字的演变似乎总是单向的。虽然审美趣味随着时代和地域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并没有一种文字曾经回溯和吸取古代的字形特征，书法也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这也就使我们能够根据古文字的字形特征，来为未标明年代的写本或铭文断代，能够做到大约一个世纪的精确度。
（图：今天印度的街头文字，BBY摄）
这些现象也反映了印度文化之中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即口头语言被赋予了文化、宗教甚至政治上的重大意义，但书面文字却没有受到这般厚重礼遇。在古代，一种文字的命运可能与地区政治势力的兴亡以及宗教势力的此消彼长有很大关联，但并没有一种文字或一种书写特征受到某种势力的特别青睐或执重。因此，文字可以在短短几十年内改变或消失。在当今的印度，语言政策是一个争议巨大、异常复杂的问题。根据 2001 年的印度人口普查，印度有 122 种主要语言和 1599 种其他语言。尽管印度政府做出了巨大努力，希望把印地语推举成为国家语言，但收效十分有限。相较之下，目前印度大约有 20 种文字，婆罗米文的一支演化成为今天的天城文，在没有政治或宗教力量有意推广的情况下，这种文字已经成为印度使用最广泛的文字，据说可用于书写 120 多种语言。
参考文献：
Harry Falk (2018). “The Creation and Spread of Scripts in Ancient India.” In Anne Kolb (ed.): Literacy in Ancient Everyday Life. Berlin, Boston: De Gruyter: 43–66. （上文中有数个段落编译自该文，文中未一一说明）
Ingo Strauch (2012). “The Character of the Indian Kharoṣṭhī Script and The “Sanskrit Revolution”: A Writing System between Identity and Assimilation.” In A. de Voogt and J. Friedrich Quack (eds.): The Idea of Writing: Writing Across Borders. Brill: 131−168.
Richard Salomon (2oo8). Whatever Happened to Kharoṣṭhī? The Fate of a Forgotten Indic Script. In J. Baines, J. Bennet and S. hen Houston (eds.): The Disappearance of Writing Systems: Perspectives on Literacy and Communication. London: Equinox Publishing: 139−155.
延伸阅读：
（图：印度及周边文字演化图）
—过往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