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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情况下，阅读都在生产之后｜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选译｜第二章第12节
是什么模糊了生产这个有关于空间的概念呢？我们已经充分地注意到了绝对知识论的支持者们与新教条主义者们，这里没有必要再进一步考察他们有关认识论领域或基础，以及认识论的空间等问题的言论。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他们是如何将社会归结为精神，以及如何将实践归结为思想的，与此同时，又如何把私有财产法扩张到知识论的名义下。我还没有着手处理这样一些问题，即把空间的概念与符号学所衍生的概念混为一谈，特别是认为社会的空间无非是向自然空间打上标记而成的产物，是留在上面的一个痕迹。虽然符号学家们使用了像标志、标记与踪迹这样一些概念，但这并不真的就是由此而起源的。而像其他的人类学家们对这些概念则使用得更早。符号学的使用更强调的是意义：标记据说是表意的，是某个体系的一部分，是允许编码与解码的。空间可以用自然性物质来标志，例如动物对气味的利用或人类群体对视觉或听觉指示器的利用；或者，空间可以用抽象物作标志，即利用话语、符码。空间于是便获得了象征性的价值。从这点上来看，符号一直体现出某种情感的投资，一种有效的责令（惧怕与吸引等等），比方说，它被存放在某个特定的地方，此后便作为每个人的利益的“代表”。事实上，早期的农业与游牧社会并不知道实际与象征物之间分裂这回事儿。只是到了很久以后，这种被察觉到的区别才得到了分析与思考。把这两个领域分开，这就使得“自然的”象征具有不可理解性，同样地实践也被作为一个不具有抽象能力的社会实践来描绘。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要问，只要这种标记与象征化尚是与空间相联系的唯一方式，如果那样的话，人们是否可以恰当地讨论空间的生产问题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得不是：迄今为止尚不可以，即使是流动着与活动着的生命体，就像一只蜘蛛结网那样，可以说已经不仅在延长其知觉，而且在扩展其空间了。如果并且就生产的发生的程度而言，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限定在标志、符码和象征上，并且它们也不会对它们赖以确立的物质现实产生重要的影响。尽管地球会变成大地母亲，生命的摇篮，一块象征着性活动的耕耘田地或者一座坟墓，但它仍然还是大地。
至于说到是否有某种空间性代码，实际上是有几种的。这并没有让符号学家们感到气馁，他们很轻率地提出规定解释的等级层次，因而发现能够让解码过程继续下去的残余因素。很有道理，但这是对普通符号的一种错误的限定。空间中的行动是受该空间限定的；空间“决定”什么行动可以发生，而且甚至这种“决定”也是局限于这种空间的基础之上的。空间立法是因为它体现出某种秩序——因此也具有某种无序性。随其后而出现的解释几乎就是一种事后思索。空间命令身体，要禁止或禁止那些必须被掩盖的姿势、路线以及距离。它这样做时总是有这样的目的在脑中闪现；这是它的存在理由。因此，空间的“解读”仅仅是第二位的、实际上无关紧要的一些结论而已，是对那些因盲目、自发与直接的服从的个人的一种颇为丰厚的奖赏。
我们该把哪一时刻称作是空间及其生产的意识觉醒与出现的契机呢：何时与何地，为何与如何，这样一种被忽视的知识与被误解了的现实才开始得到人们的承认呢？这种发生的方式实际上是可以确定下来的：我们可以从包豪斯的划时代性历史中作用中发现这一点。对于包豪斯运动来说，这不仅仅是在真实的语境中确定一个空间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它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整体的空间概念……他们只是预言到了这种历史，却没有着手去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他们揭示了抽象与视觉的正在增长着的优势，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揭橥了“视觉逻辑”的起源与意义——亦即揭开了包含在这个“逻辑”之中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