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以来，国内的艺术史研究逐渐在学院结构中获得学科之名，对知识完整性的诉求则随着法派理论的引入，受到诸多责难。近年来，当瓦尔堡的思想以显学之势再度进入人们的视野时，也被轻巧地引向了另一极：跳过批判性思考，沉湎于文学化的修辞——当代艺术圈对瓦尔堡“记忆女神”计划的追捧可谓一例典型。沿着这两条脉络，可以看到二战后传统艺术史学科的转向和法派理论对人文学科的影响，但瓦尔堡所处的思辨传统，特别是关于历史救赎的问题却鲜少被提及。这也回到了本期专题主持人一直在反思的问题：抛却时髦的风尚，为什么我们仍要去关注瓦尔堡？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历史危机与世纪之交的德国、瓦尔堡深度焦虑的文化根源又有怎样的关系？换言之，瓦尔堡并非我们的研究目的，他更像是通往问题的一种途径。1902年，瓦尔堡从意大利回到汉堡，同年开始筹建自己的个人图书馆。在1906年，图书馆初步建成之际，瓦尔堡于莱比锡出版了一份短短几页的关于丢勒的研究手稿，即《丢勒与意大利古代》，这份手稿后来成为了潘诺夫斯基研究丢勒的最初指引。在“批评·家”组织的线下活动（170924：丢勒与古代世界）中，主讲人将在重译稿的基础上，论述瓦尔堡如何看待丢勒与意大利古代的遭遇，以及瓦尔堡首次使用 “激情程式”（pathosformel）这一重要术语时的问题语境。在这场博弈式的对话中，并不存在对历史一劳永逸的绝对占有。文｜郑小千 责编｜批评·家犹太人的血液，汉堡人的心，佛罗伦萨人的精神｜2017 本文4500字以内 “Jewish by blood , a Hamburger at heart, and a Florentine in spirit”——Aby Warburg 《丢勒与意大利古代》是瓦尔堡于1906年出版的一篇短文，最早关注到它，是因为瓦尔堡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使用了pathosformel（激情程式）这一重要术语。但在重译的过程中，我又想到了另外的一些问题。 我的主讲标题引用了瓦尔堡的自我评述，这三组短语或许能帮我们串起瓦尔堡的简要生平：“犹太人的血液”自然是指他的犹太人身份。其实瓦尔堡的家族在17世纪以前曾活跃于威尼斯，后遭到驱逐来到了德国的瓦尔堡小镇，此后，“瓦尔堡”（Warburg）便成为了这个家族世代相承的姓氏。家族史中的这段意大利渊源，似乎让瓦尔堡更愿意将佛罗伦萨奉为精神故乡，他和妻子在新婚之际移居阿诺河畔，在这座文艺复兴名城生活了数年，直至1904年回到汉堡——他的出生地。但“佛罗伦萨人的精神”显然还有更深层的指向。在瓦尔堡的学生时代，学习艺术史也就意味着进入文艺复兴研究的领域，他的博士论文便是从波蒂切利的创作语境思考文艺复兴早期的“古代”观念。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瓦尔堡的前期研究主要围绕着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展开，甚至在刚回汉堡时曾动念将这方面的研究内容著书出版，以谋得一份教职（依据当时德语学界的传统，如果想受聘于大学，得先出版一本专著）。到了1906年，他突然打消了去大学任教的念头，关于美第奇家族的出版计划也随之搁置，反而在莱比锡出版了《丢勒与意大利古代》这篇短文。也是在同一年，瓦尔堡的“文化科学”图书馆 （Kulturwissenschaftliche Bibliothek）初步成形。1908年后，瓦尔堡的研究兴趣开始转向占星术，他在罗马的国际艺术史大会上宣读的《费拉拉斯基法诺亚宫中的意大利艺术和国际星相学》（1912）往往被追加为“图像学”研究的定名开端。瓦尔堡去世后，其生前发表过的论文被集结成册，之后转译的法语和英语译本都沿用了1966年出版的意大利译本书名：《异教古代的再生》（The Renewal of Pagan Antiquity）。纵观瓦尔堡的学术生涯，似乎很容易将他归入安于书斋的古典学者的行列，尤其是对照那座迷宫般的私人图片馆（K.B.W.）。可是，该如何理解标题里居中的“汉堡人的心”呢？ 德国的命运 /“好的欧洲人” 在刚才的简短介绍中，我提到了瓦尔堡1904年回到汉堡后的一个转折：暂时将文艺复兴早期的佛罗伦萨圈子放在一边，出版了《丢勒与意大利古代》。其实在1905年，瓦尔堡还在汉堡艺术馆（Volksheim)策划了一个关于丢勒的版画展览，展览遴选了丢勒的100张版画，取名“丢勒100：时代的镜像”。翻阅瓦尔堡的出版目录，我发现他只写了两篇和丢勒有关的文章，一篇是1906年的短文，另一篇则是他在一战期间开始撰写的《文字与图像：路德时期异教古物的预言》(由瓦尔堡的妻子在1921年出版)。我们都知道，德国在一战中的战败曾令瓦尔堡一度陷入精神危机，可以想见他对丢勒的研究其实也和他对德国命运乃至人类命运的思考紧密相连。
在版画《嫉妒》中，没有一个形象属于丢勒自己的原创，但不可否认，这件作品仍保留了他自己的特点。丢勒无暇顾及现代唯美主义者关于艺术个体的焦虑，任何艺术的虚荣心都无法阻止他获得往昔的遗产并将其化为己用。即便如此，作为一名纽伦堡市民，他以一种地方性的冷静（native coolness），本能地反抗着南方艺术中的异教活力，这种秉性使他那富有动态的古代形象与一种宛如弦外之音的稳健沉着连在了一起。……丢勒经由意大利艺术所接触到的古代（antiquity），不仅是狄奥尼索斯式的刺激物，还是阿波罗式明晰的源头。当他在寻找男性身躯的理想比例（the ideal measure）时，观景楼的阿波罗（the Apollo Belvedere）来到了他的脑海中，他还将自然的真理与维特鲁威（Vitruvius）的比例联系在了一起。这类周旋于测量和比例问题（questions of measure and proportion）的浮士德天性从未离他远去，甚至与日俱增。但很快，他就对任何巴洛克或手法主义意义上的古代（antique）失去了兴趣，这个古代被视为激动不安的运动源头。 ——《丢勒与意大利古代》 在瓦尔堡看来，后期的丢勒并没有像意大利艺术家那样任由夸张的修辞将自己带入一种巴洛克式的意乱情迷，他将此前吸收到的能量再度转化，为己所用。但瓦尔堡并不在意丢勒是否是一位“纯正”的德意志艺术家，他更看重的是丢勒在连续的历史进程中所具备的爆破潜能。也是在这一点上，瓦尔堡跳出了同时代学者的“地中海中心-德意志复兴”论述框架。 Pathos(激情)-formel（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