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并非结论，问题多多。｜《计划与乌托邦》第八章｜讲读散记
编者按｜
正值意大利建筑历史理论家塔夫里诞辰，此次围绕着他1973年初版的重要著作《计划与乌托邦》三连推送，包括前言、第八章结语的讲读散记，以及导读此书的导言，从紧密到扩张，分别以各自的方式与原书构成了译、读、写的关联。国际学界一般都认为《计划与乌托邦》的英译本不是很好，所以一直以来这本书在国内总是处于没有译本的尴尬位置，或许知道对英译本的调侃“就像一辆意大利的法拉利汽车被改装了成福特汽车”的人比知道塔夫里在讲什么的人还要多。但是另一方面，杰姆逊转向建筑城市讨论的重要文章之一，“建筑与意识形态批判”正是以塔夫里早期的两本专著作为分析对象的。也有国内的建筑评论人认为如果不读意大利文就会读不懂塔夫里，甚至不应该去读英译本。可以不从英译本去翻译，但不能因为目前的译本不行，成为我们不读塔夫里的理由。尤其是国内正在经历着塔夫里描绘过的社会矛盾向更高层级转化的时期，可以说阅读塔夫里并不只是理论上的需要，而且更有现实的紧迫感。由于导读论坛上的时间和篇幅有限，所以导读者特地选取了本书的第八章，紧贴着文本本身的顺序，以边读、边译、边讲的方式，提供了这份介于精读与导读之间的讲读散记。
结语：并非结论，问题多多｜讲读散记｜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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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一章只能算是结语？它是《计划与乌托邦》的最后一章，第八章。按常理，应该是作者对全书作总结，得结论的位置。但是看一下本章的标题直译是，问题代结论，以结论的形式提出诸问题。或者说，这章节只是本书的结语，并非结论，恰恰相反，问题、难题多多。字数倒不多，我们可以当作两部分来读，简言之，用两“清”小结：上半部分，“清楚”，要认清楚当前的局势，建筑学所处的社会政治地形；下半部分，“清除”，在这种局势下，建筑师应当怎么办？必须清除已有的“设计”神话。
一上来塔夫里就指出，想要把本书前面章节，从启蒙以来到当下的历史回顾中提到的那些批评点，看作是马上能用的，并整合成某种新款设计，指引人们从当前局势最为紧迫的遭遇战中逃脱出去，肯定是不容易的。如果真的能这么用，那么这本书也就成了塔夫里自己一向反对的操作性批评了。或者说，如果读这本书的人真的很容易就能从中为设计找到灵感，那他要么只是拿了些知识点，要么就是心态过于功利地把这本书读拧了。
塔夫里接着给出的判定，或者说依照他所分析的“共同”的现况基准，确凿无疑地能给人们、给建筑界带来的是一个坏消息，一个“好消息”。坏消息是，因为建设生产被当作了综合性规划的一项要素，所以建筑意识形态的有用性也在持续的削弱；好消息是，此消彼长，随着一直以来城市集聚中的不断提速，经济与社会的矛盾愈演愈烈，这些矛盾让资本主义的重组能力看上去已经停滞不前了。
事实上这真的是所谓的好消息吗？换成有些建筑理论家可能是，但在塔夫里这里，显然不会。不是资本主义玩不动了，是资本主义不再那样跟你们玩了。面对城市秩序的理性化，当前诸多的政治-经济的力量对那些由现代运动中的建筑意识形态指明的任务，以及相关的路径与方法，不感兴趣了。换言之，那些意识形态在现实面前已经起不到什么作用了，成了过气的偶像，就像《玫瑰之名》中教士们竭力维护的那一声“僵死的笑声”。可以当作老古董廉价清仓处理给收藏家去了。
另一方面，资本接手对土地的管控之后，那些还在进行的所谓“激进”对抗，甚至包括那些为工人阶级利益的抗争，在塔夫里看来，事实上成了一种降格。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这些抗争正在将次要矛盾错误地当作了主要矛盾，放弃了在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更高层级的战场上的斗争，还纠缠在资本主义初级阶段遗留下来的一些意识形态，那是资本主义玩剩下的，自己都觉得有问题不再玩了。
可能会有人反过来指责塔夫里，你批得轻巧，那是因为你不知道现实中的抗争有多难。当然，为城市法规、为重组建造活动、为城市更新等等做的这些抗争，在现实中的确很有难度。但是，也恰恰是因为这种困难的存在，塔夫里才认为很有必要给深陷其中的抗争者指出某种幻觉：以为与某种糟糕的规划／计划案做抗争，就已经是阶级斗争的目标了。问题的关键根本不在于拿一个更好的规划代替一个差规划／计划，即使进一万步讲，使用一些政治操作的伎俩得到了一个好规划／计划，甚至也部分满足了工人阶级持续的斗争目标，但那又怎样？这不是富爸爸穷爸爸的选择，而是你大舅你二舅都是你舅。在塔夫里看来，这只不过意味着对规划／计划本身的屈从。由理性主导的理性化过程去开创“新世界”的梦想破灭之后，变成了不能对现有的规划／计划体制说不。
所以真正必备的第一步是要认清楚，哪些与规划／计划成龙配套得来的陈旧工具已经起不到作用了？在这个清算过程中，必须先把知识分子做一点总比不做要好的使命感扔到一边去，并且时刻对从资本主义自我理性化过程中带来的那些意识形态论述保持警惕。之所以要这样，是因为无论是城市的、地方的、还是工人阶级的抗争运动，在现有的局势下都必须放到一个更为庞杂的运作程序中去考量。资本主义发展已经升级扩容了。在具体的建设活动领域，这一总体的经济循环中的矛盾还是会化作各种各样的表面现象被看到，但即使是这样，还是要超越已有的党派式的意识形态批判，看清楚基于现实中的潜在趋势，那些看上去相互矛盾的策略中的真正用意，以及看上去各自独立的经济领域之间的关联等等。
这是塔夫里自我确认的任务：所谓的建筑文化应当推进到这样一种操作场域，让工人阶级、党与工会组织直接去挑战动态发展的资本主义的更高层级，只有在那里还会出现等着人们去开创的“事业”，将其中特定的时刻汇聚到更为一般性的设计中去。想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得搞清楚新的现象以及参与进来的新势力，真正隐藏的大BOSS、暗关卡。不能只是泛泛而谈，老调重提，要深入到规划／计划的技术阵地。但是在展开技术批判之前，必须先经由意识形态批判，否则人们能看到的只是些技术操作和运用上的差别而已。
塔夫里此前把学科与更大的运作程式关联起来的过程中隐含的危机，称之为力求“均衡”的意识形态。以历史为例，想要去实现这种关联的是苏联的五年计划，而被压抑的回返，治愈系，是后凯恩斯经济理论，试图重新处置这种危机。事实上，当前这方面的努力，比如去制造某种均衡，将危机与发展联系起来，以及技术的革命，对资本的有机构成的激进变化等等，这一切看起来都没那么简单就可以实现“均衡”。想靠规划／计划让城市及其所处的社会政治地形平稳过渡，最终达到均衡的目标，那只不过是一种时代错乱的想法。
在塔夫里看来，三十年代以来的那种由一个中心建立一种分析以及预测机制，去控制地方生产的模式，应当得到重审。不仅仅是因为模型自身还不够完备，或者是意识形态原则及现实中的政治阵营等等，真正的问题出在这种计划对经济发展目标的那种假设上。二十年代苏联的理论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这种计划理论的先驱，他假设了大众生产是一场持续的革命，根本不用去考虑会不会停下来的持续增长，所以基于明确的发展目标，要对不均衡的现况进行有组织的调控，以此消除不均衡，必须采用统计模型去实现。在各个独立的社会生产部门中，包括那些从技术投入到产生特定成果之间可以构成封闭循环的部门，大多是这么做的。但是如何从原本这种统计模型转变成动态模型，是当前的任务，因为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需求，必然会更新升级它的运行程序的技术，以一种新的政治体制的形式，取代之前的那种有组织的规划／计划方式。社会生产部门之间简单的交换方式，将会被激进的超越。塔夫里进一步指出，这不只是理念过不过时的问题，而是这种纯粹地依赖于计划中心去调控部门之间的交换，即使在实践层面也已经被验证过是失败的方式。
塔夫里引用了另一位设计理论家Horst Rittel的论述，后者指出了应当如何以受到自主运行的控制论体系影响的“决策理论”，去解决通常所说的供需关系的矛盾。需求取决于制造的可能性，而一旦需求出现了就必须制造，因此只满足于现实的使用与功能等等不再是唯一的衡量指标，价格实现是在一个更为广泛的界限内受到摆弄的，所以在决策范围内就存在着很多隐含的关联，那么还想靠计划去建立一种可以长时段应用的决策模型，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发展显然是荒诞可笑的。
所以新的决策理论必须担保做决策的这一系统本身的灵活性，问题的重点并不是提供某种确定地价格标准，而是如何去应对更高层级的运作，可以持续性地担保改写标准的可能性，并最终幸存下来。对于Rittle而言，这种“计划”的特定构造应当是可以生成自身的评估体系的，那么原先的那种计划调控和价格波动之间的对立就可能消除。某种意义上，塔夫里是将城市空间的规划引申到它背后社会政治经济领域的计划，从新的变动中又返回规划与设计，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将学科中的价值祛魅式的对应了价格，形成了一种更宽广的看待规划与价值关系的视域。
在塔夫里看来，这一现象的后果目前只是刚刚触及到了规划的结构以及设计中的组织程序，所以还是一个完全开放的命题。不管怎样，是当前必须去面对的难题。因此塔夫里就像点开了一场建筑与历史游戏中的新版图，不同层级的大地形，那么透过这个“游戏”计划的视角来看，建筑的历史性角色还能怎么去演？在这个由纯粹的经济要素提供的场景中，建筑的内在动力能够将自己推进到哪一步？以及在其自身特定的领域给出某种决策，又能多到程度上算作是对这一更为庞杂的体系做出的反馈？这就是章节标题中塔夫里提出的一系列难题了。在当前的局势下，他自己都很难马上得出一层层推进的的答案。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到处都是错误答案。这就是塔夫里的方式，只能为建筑师们提供一些否定性的回应。
首先是，建筑师们曾经活跃的意识形态已经衰落了；其次，更复杂更大当量的技术的可能性已经取代了建造，对城市与地域进行理性化处置了，当然相伴而生的是技术带来的日常耗费，令人侧目。此外，所谓一些特殊的设计方法，在它们有可能在现实中被验证之前就已经过时了。所有这些在建筑师那里造成了一种令人焦虑的气氛。更为糟糕的是，建筑师职业状况的恶化，在这一场更为庞杂的运行程序之中，建筑所能扮演的意识形态角色，已经从原先一度的主角沦为配角，甚至是跑龙套的。这一职业的新局势其实已经存在于发达资本主义的现实之中。事实上建筑师畏惧、躲闪，用某种神经过敏的形式和意识形态的扭曲去回避，在塔夫里看来，只不过是这一知识分子群体在政治上落伍的迹象。
在哪些层面上是落伍的呢？首先是认识层面，建筑师通过此前意识形态化的参与，进入到受规划／计划律法保护的核心层之后，现在已经无力再历史地回望自己是如何走到这番田地来的。所以在行动层面，建筑师的抗争其实只是由他们自己帮着忙建立起来的体系造成的极端后果而已。更糟糕的是心理层面上，好像这一切就是他们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全部，企图按部就班地重复现代建筑以来分派给他们的政治任务，用悲凉的伦理之心让自己得到短暂的慰籍。
而另一种所谓历史前行的“真相”也必须认清楚。那就是现代建筑的循环以及视觉传播的循环正在融合，正在成形，后者是由布尔乔亚“艺术性”的文化带来的。这好像正在发展成为一个更为巨大的，需要建筑师们去解决的危机。但是在塔夫里看来，这些只不过是一直以来的意识形态敲上了新时代的钢印，是世界市场与生产发展的资本主义重组的后果，充其量仍是一种对真正行动的阻碍，对根本问题的拖延。我们可以感同身受地将这看作是对明星建筑师制度提前到来的批判。
所以按这种方式去理解，此书之前章节论证历史中所谓的秩序与失序，在塔夫里看来，这两者不再成其为对立面了。无论是构成主义，还是政治行动以及社会运动中所谓抗议的艺术，是建设生产的理性化，还是抽象表现主义的主观性，甚或波普艺术的反讽，是资本主义的规划／计划，还是城市的混乱，是规划的意识形态，还是对象的诗意，等等诸如此类的，从他们回溯性的历史意义来看并不矛盾。
按照这个标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变化并不只是建筑设计的外部条件，恰恰相反，设计的意识形态的本质正在于，从人类生存所有的结构到上层结构／上层建筑中完成现代资本主义的集成。不夸张地说，从大脑、心脏一直渗透到每一个毛细血管。所以想用不同类型设计的工具，哪怕用更激进的“反设计”去反对设计，不是幻觉还能是什么？
当然建筑还是要去面对很多不同的特定任务，但是塔夫里他们要做的是集中火力，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重点考查的是那些自认是受到马克思主义激发的文化，是不是某种负疚式的否认，或者掩盖了一个简单的真理：不可能找得到一种阶级专属的审美、艺术、建筑，就像不存在某种阶级专属的政治经济学，所以只有美学、艺术、建筑乃至城市的阶级批判。这就是塔夫里的一部超现代周期的建筑必须展开自我批判的历史，与另一部将现代建筑看作是批判的历史之间的分界。
要把对建筑与城市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进行到底，只能是对之前被看作是接续的历史“去神秘化”。所谓客观性和普适性是不存在的，那只不过是被艺术、建筑与城市的一些专属术语勾连起来的现实。除了揭露过往，同样还要认清当下，在新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高层级上有可能遭遇到的阶级运动。
塔夫里很有针对性的提出，首先要从智识的幻觉中清除掉，单靠图像的方式就能参与到建筑的可能性条件中去，“为了一个解放的社会”。喊喊口号的那些人应该好好自问一下，除了那么直白的乌托邦主义，这里面到底有没有真正意义上革命？超出主体意志的建筑语言，方法和结构上的革命？或者搞了半天只是简单的句法升级、语言创新？
现代建筑是在一套自治的政治战略中做出自己，并制定出自己的使命。根子上，这种自治秉持着理性化的理念，而工人阶级的影响是被放在次要层级的。这一现象的历史必然性是很清楚的。但是一旦挑明了这一点，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盒，也就不能再假装看不到这一终极现实。它会给那些将自己与学科意识形态绑定在一起的建筑师带去百无一用的痛楚。如果是真的被装到了一个没有出路的套子里去，那么再怎么抗争也是逃不出去的。在塔夫里看来，与其说现代建筑的危机是因为人们已经倦怠了，或者消耗殆尽了，不如说是由建筑学的意识形态过于功能化带来的。现代艺术的衰落就是布尔乔亚模棱两可的明证。两面互相拉扯，一面主观上有积极的目标，一面又要把作品拿到市场上去接受冷酷的自我验证。要么在纷乱的图像迷宫中不安徘徊直到无言，要么顽固依赖几何法则沉溺于自身的完美之中，再怎么做，也不可能得到救赎。这里我们看到了伴随塔夫里终身的母题，直到他最后一本文集。
正因为如此，在这种结构限定中想要寻求另一条道路，找到建筑设计的特质，明摆着就是自相矛盾。即使貌似指出了所谓的纯粹建筑，也是没用的。除了对建筑自身已然实现的意识形态展开批判并超越于此，没有别的方式可以再让建筑达到一种特定的政治维度。去除了任何学科的意识形态之后，建筑师可以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地形中，承担起技术人员新角色的主体，建造活动的组织者，规划者等等。之后才有可能认识到，在技术智识的工作与阶级斗争的物质条件之间可能发生的遭遇战，或者不可避免的矛盾。
这里我们可以分析出塔夫里廓清了历史与理论的地平之后，为“建筑的政治”制定的行动路径，分三步走，先展开意识形态批判，再扩容对当下局势的认识层级，最终才有可能找到积极投身于斗争的新战场。所以归结下来，对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史而来的意识形态的系统批判，只是引发建筑的政治行动的回合之一，所以当前意识形态批判的首要任务，就是去清除掉那些虚弱无力的不起作用的神话，常常被时代错乱地拿来当作一种允诺，所谓“无论如何，设计中还是存有希望的”。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如果每一个特定的学科也可以挑出一个幽灵的话，那么我选塔夫里。
文｜王家浩
责编｜星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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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紧贴着世界体系周期的追踪，并时时保持着一位理论工作者应当有的理论与现实、历史与当下的紧张关系。
让我们进行一次简单的自我论辩：不管你如何质疑，甚或否定现有的这一“作为机制的建筑／学”，但是你总不至于因此否定历史中的以及当前仍有一些建筑／物还是做得相当不错的吧？但是以一种塔夫里式的回应，我们可以说，不正是因为这一“机制”的存在才让你看到那些“建筑”的吗？不正是因为这一“机制”的存在才让你觉得“建筑”更应当是由那些相当不错的作品构成的吗？
这样一个主体，位于建筑与建造之间的“裂缝”，它真正指向的是：超越建筑与城市的“建筑师的政治”。
一次面向未知的“冒险的”决断，去论证“包豪斯丛书”的确是一系列的实践之书、关于实践的构想之书、关于构想的理论之书。通过相互推进的翻译、写作、研讨与讲演，对这一专项研究感兴趣的个体如今正在逐渐形成一个师生协同的研习团体“BAU学社”，或许这正是包豪斯开创者格罗皮乌斯当年用“乐队协作”来比喻的社群愿景。
本篇是作者对福柯演讲录《生命政治的诞生》所作的读书笔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生命政治批判是交织在一起的，福柯对马克思表面上是批判，实际上是深层递进的。在福柯那里，《生命政治的起源》之后，主体不再是哲学的话语言说，而是一套治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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