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篇是作者对福柯演讲录《生命政治的诞生》所作的读书笔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生命政治批判是交织在一起的，福柯对马克思表面上是批判，实际上是深层递进的。在福柯那里，《生命政治的起源》之后，主体不再是哲学的话语言说，而是一套治理方式。

福柯与马克思｜2016

本文5500字以内

国内的生命政治研究一般从朗西埃、阿甘本、内格里追溯到福柯就完了。但是福柯的《生命政治的起源》恰恰不是谈生命政治的。福柯早年研究医院、精神病院、监狱，1970年当法兰西院士后有他两个研究计划，一个就是《性史》，一个就是《规训与惩罚》。他的思路是这儿来的。为了给法兰西学院上课，福柯从《不正常的人》开始谈起。福柯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现代性有个很重要的东西，对生命的治理。

福柯开始谈生命政治，是在《必须保卫社会》的最后，生命政治浮现出来。在此之前，生命政治问题并没有主题化，只是一个个具体的研究。一个一个，像一个群岛。到这儿，福柯发现，嘿，这是个岛链，这个群岛叫生命政治群岛。然后他准备探讨生命政治的起源，结果没有探讨，反而谈了一大堆政治经济学的东西。从《必须保卫社会》《安全、人口和领土》到《生命政治的起源》。居然和我们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点的基本立场是一样的！福柯谈生命政治起源，谈到斯密，自由放任，经济人等等。总之，现代性起源于政治经济学。最后福柯说市场成为真理体制，决定真理的场所是在市场，不是政治、法律。自由主义的根儿在市场，不在政治，不在什么正义、人权。现代性统治的合理性基础在于市场、生命政治这套话语。它的治理就有了合法性。德国自由主义，美国自由主义啊，他有很多具体描述。《生命政治的起源》这本书很精彩。

读了《生命政治的起源》之后呢，我们简直喜出望外。当然这跟福柯和南大马哲学科点的思想不谋而合没太大关系，我们是没想到福柯能认识到这个问题，没想到福柯他能自我颠覆了。《生命政治的起源》这本书等于是福柯否定了自己的以前，不要说《知识考古学》的福柯，就是《规训和惩罚》的福柯也否定了。他发现他从前的思路是有问题的。有人觉得福柯最重要的概念是“权力”，其实不是，他最重要的概念是“主体”。不是那些哲学的言说，什么“人是晚近的发明”、“人是沙滩上的脸”之类。因为福柯现在发现，《词与物》里的这些话都有问题了。主体不是哲学的话语言说，而是一套治理方式。生命政治的关键词是治理方式。如果要拿福柯跟马克思对比，那就是治理方式vs生产方式。治理，它让你自由地生产，它逼你生产。你得把自个儿给生产出来。比方说，我们现在给孩子上学都叫投资，教育培训、出国留学都叫投资。劳动力先改叫人力资源，再改叫人力资本，这是进一步物化的过程，也是新自由主义的过程。每个人都是一个公司。

我们把福柯的理论定位为企业社会批判。福柯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和马克思、西马的许多批判都不一样，他是企业社会批判。福柯批判了马克思，还批判了一大堆。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商品社会批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批判、德波的景观社会批判、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统统都在福柯的炮火之下。福柯认为他们都没批到点子上。只有他的才说到点子上。什么是福柯的企业社会批判？用阿多诺的话说，就是企业家死了之后再假装企业家精神。每个人都是企业家。英文里面，企业家精神和事业心、企划心是一个词（entrepreneurial）。每个人都是企业，都要有企划心。我要企划我的人生，企划我的职业生涯（career），做职业规划。自由主义的生命政治最后落脚到这里。你是经济人，你要规划自己，你要投资。你要把自己当做企业，考虑投入、产出。我要读什么大学，找到什么工作。所以现在的80后、90后学生为什么没有反思能力来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他已经完全陷在里面了。他读博不是来读书的，他是来投资的。整个社会的合法性在这儿。

福柯在书里面还提到自然性。合法性到最后就是自然性。生命政治到最后就是自然性，中国话叫天经地义。你总得活着，总得生孩子，总得吃饭，这玩意儿自然正当。谁能说这个不对？你要活着，所以你要听话。所以统治加深了，福柯的生命政治批判是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推进，当然也是对马克思的推进。福柯最后在批“经济人假设”，提到弗格森的《市民社会史》。看到这里觉得好意外，没想到福柯也会讲政治经济学。

具体联系到马克思，福柯对马克思是批判的。他用的法语的定冠词和不定冠词来区分，用英语说就是the capitalism和a capitalism的区别。马克思讨论的资本主义是the capitalism，资本的一般逻辑，福柯认为马克思讲的资本主义其实只是a capitalism，一种资本主义。马克思说的“资本的逻辑”就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平均利润率下降、危机、革命、资本主义灭亡……其实这是对的，马克思说的这种资本主义已经灭亡了。马克思已经对了。问题在于，取代它的不是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是帝国主义，另一种资本主义，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这个东西马克思没想到。马克思想不到资产阶级会干预市场，托拉斯去垄断，没想到罗斯福去搞新政。他总觉得资本家干不了这事儿。因为他觉得资产阶级没有普遍性，无产阶级才有普遍性。马克思觉得这事儿得无产阶级来干。当然列宁说得共产党来干。无产阶级也干不了，农民也干不了，得靠一个由革命知识分子组成的先锋队政党。

但是，福柯跟马克思的关系，表面是批判的，实际上是深层递进的。而我们讲生命政治当然完全可以不按照福柯的话来说。现代性是生命政治的展开，而这是有个过程的。也就是说，按照资本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生命政治这个问题的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在资本主义早期，生命政治问题虽然存在，但并不是最首要的问题。因为生产力还属于相对不发达，相对于后来的资本主义而言还属于不发达。劳动生产率低下，所以必须延长工时，还没有达到人权的高度，所以出现了劳动力大军。但这些问题都可以用后来的生命政治去审视。福柯在《生命政治的起源》里面就讨论了为什么要有劳动力大军？这是劳动力商品市场的自发调节。这时候人已经被当做物了，已经有生命政治问题了。什么是生命政治？就是把人的生命当做一种商品，把人当做物，对人的管理和物的管理是一样的。人的管理被对物的管理代替，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见主题。只是没有用“生命政治”来凸显。

我们讲生命政治问题，当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延伸。现在对生命政治的研究，回溯到福柯就完了。这是很不够的。生命政治学研究至少要回到马克思，如果不回到马基雅维利的话。马克思才是生命政治批判第一人。当然这可以商榷，你也可以说黑格尔才是第一人。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谈论生命政治的时候不能不谈马克思。因为马克思是站在斯密、李嘉图的高点上去批判资本主义的生命政治。福柯谈现代治理术的起源，谈生命政治的诞生，他没说出来的、隐含的结论就是生命政治的诞生开始于政治经济学的诞生，从重商主义被自由放任经济学取代，从国家理由的治理术转变为自由主义的治理术。所以马克思为什么是生命政治批判第一人？因为政治经济学不诞生，哪来的生命政治批判？得先诞生生命政治，才能诞生生命政治批判。但福柯只是从话语层面去讲的，只关注政治经济学话语的诞生，而没有关注生命政治的治理术的展开。我们知道，话语和实践是有落差的。斯密的自由主义宏图，并不等于英国的经济、英国的治理就发展到那个地步。未必。福柯只是关注话语层面，而马克思站在政治经济学的高点上，对资本主义进行了生命政治批判。

资本主义不发展到那个程度，生命政治批判也达不到那个高度。真正批判劳动异化，批判生命政治，当然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手稿》是马克思的生命政治批判的第一个高峰。张一兵先生在《回到马克思》里提出的三个高峰论，还是对的。但我们不是从人本主义现象学的角度看的，而是从生命政治的角度，把《1844年手稿》当做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的一个高峰。不是说后面的高峰就不高了，或者说后面就比它低了。我们要重新审视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要从现在大家谈的生命政治的角度去看它。当然你也可以说它是人本主义的批判。但问题是马克思的批判并不是从“一般的人”的角度出发，他跟人本主义不一样。人本主义（像费尔巴哈）是从人性的、道德的“人的本质”出发的，人应该有的本质丧失了。马克思只是借用了这套人学的话语，但他的内容已经不是这套人学的内容了。在马克思那里，人的本质成了劳动了，自由自觉的劳动。所以马克思的角度不是财产异化或人性道德的异化了。话语虽然还是人本主义的异化话语，但内容已经是人的劳动、活动的异化了，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异化。

我们来看劳动异化的四个规定。按照人本主义的解释，第三个规定最重要，人的本质的异化。然后从中推出第一个规定（劳动产品的异化）、第二个规定（劳动活动的异化），决定了第四个规定（人与人的异化）。这种解释还是受到人本主义问题式的影响。然而马克思这里不是人本主义的。1844年的马克思已经突破了人本主义，虽然他用的是人本主义的词句。当然这不是说马克思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是，我们不要用老一套话语讨论问题了，不要纠结于这里马克思是人本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了。这些东西争论一百年了，再讨论下去没意思了。我们要从生命政治的角度理解马克思。我们看到，马克思恰恰不是从第三个规定开始的，不是从人的本质异化开始的。他是从第一个规定、第二个规定开始的。所以不是人本主义的问题式。

很显然，第一个规定、劳动产品这个异化规定是黑格尔的东西。对象化是人的本质的外化。所以他和经济学不一样，不是从劳动所有制、财产权、资产阶级法权的角度看劳动产品的。他不是从“我的劳动产品为什么不是我的？”这个角度看问题的。他说的是，这个劳动产品是我的对象化的产物，是我的本质，从这个角度讲，我的本质被异化了，掠夺了。

第二个规定就更明显了。劳动活动的异化。我从事劳动，觉得不是我的生命活动，我搞别的（如，性活动）才觉得是我的生命活动。现在就更明显了，消费社会，我搞摄影，我旅游，才觉得我是我。相反，上班干活时，我不觉得那个我是我。

青年马克思发现的这个层面（生命政治的层面）跟现在的资本主义是通的，而剥削那个层面（政治经济学的层面）是不通的。《资本论》批判的那一套，剩余价值学说那一套，资本主义后来的发展否定了它。这不代表马克思当时就是错的。当时工人贫穷，所以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理论是有道理的。到了福特制之后，工人都渐渐过上好日子了，用剩余价值论很难批倒资本主义了。剥削问题基本不是问题了，不会引起资本主义崩溃了。当然你可以像法国人皮克蒂写的《21世纪资本论》那样批判资本主义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但是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们会说，这是自然合理的。福利社会也不养闲人啊。你穷是因为你懒，你笨。

右派说要减少福利，延迟退休年龄，这些都是生命政治的表现。《纸牌屋》里白宫高官说，医疗费用我们负担得起，但是医保费用我们负担不起。所以让大家提前退休。这就是生命政治的典型例子。很多人没有把延迟退休年龄啊、生二胎啊这些问题和生命政治联系起来看。现在中国为什么要开放生二胎？人口红利没了，人口老龄化了，需要劳动力。国家的政策是治理生命。如果说，改革开放前面三十年基本上是重商主义的政策，要GDP，要增加外汇储备，那么今天的深化改革就是治理方式的根本转变。从早期工业化的治理方式转变为高度工业化时期的治理方式。

生命政治问题和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有关。马克思当时是对的，后来马克思错了。为什么马克思又对了呢？马克思那里不只有一招。马克思那里不是主体向度和客体向度的问题，是生命政治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问题。我们现在对马克思的研究，都只讲政治经济学批判。但是我认为，马克思的生命政治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你不要像阿尔都塞那样思考，马克思什么时候离开人本主义进入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你思考这么一个伪问题，那永远解答不了这个问题。因为马克思永远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生命政治批判交织在一起的。哪怕到最后到剩余价值理论，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到《资本论》，生命政治批判的维度还是存在。反观《1857－58年经济学手稿》，讲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就是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马克思这么看问题的。资本不是物，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吞噬着活劳动（生命）。我觉得，生命政治批判这个温度就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给丰富了。

所以我们要深化和丰富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解。我们讲生命政治批判，就是要深化对马克思的研究。我们不是跟风，说生命政治时髦了，我们也讲生命政治了。我们是要把马克思这张牌堂堂正正地打出去。我们认为马克思永远不会过时。马克思事实上也永远不会过时。我们不是跟风搞生命政治，马克思本来就有生命政治学批判，我们并没有强加。

讲生命政治学批判，就可以打通所谓的两个马克思、三个马克思。马克思不能被人为切割成人本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又可再分成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等三个阶段，而是始终包含着生命政治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两个维度或者说两个方面。马克思哲学的起点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或者说是物质生命的生产（die Produktion des materiellen Lebens）。这也就是实际生命的生产、肉体生命的生产（Lebensproduktion）。否则《德意志意识形态》讲“人的生产”干嘛？人的生产更是生命政治了。学界理解的错误是，把“物质生活的生产”简化成了“物质生产”。“物质的”是形容词，“物质生活的生产”要简化也是“生活生产”，怎么能简化成“物质生产”？哪怕简化成“物质资料的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它也永远不是物质生产。难道跟它对立的是精神生产？一翻译成“物质生产”，就把最核心的东西（生命－生活）绕过去了。Das Leben这个词无法翻译，翻译成“生命”不对，翻译成“生活”也不对。西方语言里这本来就是一个词，英语（the life）、法语（la vie）、意大利语（la vita）、西班牙语（la vida）都是一个词。你用中式的思维方式纠结它该翻译成“生活”还是“生命”，这毫无意义。我们中国人只讲“生”，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谓之易。所以不如干脆讲“生之生产”——这是马克思。不是海德格尔，“无之无化”。

文｜夏凡

责编｜姜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