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研究要服务好强国建设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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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深入思考语言文字服务国家战略的责任使命，以语言发展助力强国建设事业，近日，国家语委科研基地暨国家语言文字智库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2024年会暨“语言与未来”论坛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举办。在会上，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刘培俊指出，学界应聚焦“强国建设，语言何为”这一历史课题、时代课题和未来课题，做强战略支柱，形成战略支撑，贡献语言力量。赵蓉晖、李宇明、黄行三位语言学学者围绕主题做了交流发言。
原文：《用创新的方式培养创新人才》
图片 | 网络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赵蓉晖：
提升中国语言学的国际学术话语权
一国的学术话语权就是该国在学术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反映其学术发展的整体高度，是衡量其综合国力和文化软实力强弱的重要标尺，也折射着其维护自身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安全能力的高下。不论从学术发展本身还是从国家发展之需看，努力提升中国学术的国际话语权都是重要而紧迫的话题，在语言研究领域同样如此。
学科的学术话语权指一种知识体系在学术共同体中的影响力，其四大要素包括信任感、吸引力、依赖感、服务性。从这四个维度考察中国语言学国际学术话语权现状，可以发现：（1）中国传统语言学的国际认可度高于现代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的国际显示度高于语言基础研究；（2）在认识和研究世界语言的宽度、研究质量，服务社会和学术共同体的能力方面，中国语言学的表现还不够理想。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包括语言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发展机遇。从知识社会学和传播学视角考察学术话语权，有助于把握问题的本质，进而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为此，我们建议强化中国语言学的主体意识、创新意识和国际意识，从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两个维度着手，制定中国语言学国际话语权建设方略。
一方面，知识生产应注重宽度、厚度和特色。首先，任何知识体系都是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结合，也都必须是能够和其他知识体系对话沟通的。这就意味着，中国语言学需要面向学科关注的终极问题开展研究，需要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实证性与理论提升，不断强化对现实语言现象的解释力，才能更有效地参与国际学术对话。其次，需要认真地研究学术史，将中国语言学置于全球知识史的背景下、置于语言学发展史的背景下，唯此才能真正地认识世界、认识自己，这对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平大有裨益，也是参与国际学术对话的前提之一。再次，需要认真地研究自己，找到有效的方法解释中国丰富的语言现象。再次，需要研究世界语言，拓宽我们的视野，并以此提升研究的质量和影响力。
另一方面，知识传播应注意结构、语言和路径。首先，需要拓展中国语言学的多语言沟通渠道。这不仅包括用目前通行度最高的英语进行阅读和文章发表，也包括用其他重要的国际学术语言开展交流。在追求多元化发展的国际社会上，要摆脱“英语独大”可能带来的信息茧房、信息过滤，丰富我们对世界学术思想和世界语言的认知，中国语言学需要通过多语渠道实现信息获取全球化、学术表达多元化，建设更多的知识流动渠道，尤其需要强调双向流动。其次，需要重视立体化的知识传播平台建设。要获得国际话语权，就需要对这个已经高度产业化的系统有清晰认识和利用，目前国内更加偏重英文期刊和WOS这类方便查询和计量的论文数据库，忽略了知识传播系统的全貌和学科特点。要获得国际同行的认可，中短期内利用现有平台“借船出海”更有效，而且也更容易借此熟悉国际学术界的规则、参与对话。最后，需要重视语言学知识向社会服务的转化。在当代世界，语言的社会功能领域已经大大拓展，成为国家软硬实力的基本要素，就更需要语言学家有清醒的社会意识和责任担当，在解决社会问题和技术问题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李宇明：
社会需要什么样的语言人才？
我们处在一个迭代的年代：过去未去，现在正在，未来已来。信息化让社会信心满满，数智化使人们忧心忡忡，过去的一些常识问题、公理问题，好像都要被质问，比如：人类还需要语言学习（外语学习）吗？社会还需要语言人才吗？对于这一“语言之问”，我们要从多个方面来看待。
第一，从交际、思维、文化、经济这四个方面来看，首先，语言的主要价值在于交际，也就是信息和知识的共享；其次，语言作为人类思维最重要的工具，必然影响思维方式、思维品质甚至思想内容；再次，语言是文化最重要的负载者、建构者、阐释者与传播者；最后，语言是经济活动的密切伴侣，语言能力是劳动力的重要构成要素，语言产品（包括语言服务）也是商品，语言数据也是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
第二，从人类群体的发展全程和个人一生来看，人类正由传统的二元空间逐步进入由“物理空间”“社会空间”“信息空间”所构成的三元空间，语言不仅是人类之间，还是人类与数字人、机器人之间的重要交际工具，即“人-机-物”三者的互动。如果说信息空间是被数字化、智能化了的空间，那么今后人类的进化将主要被“语言化”，以适应现代的语言技术和语言空间。
第三，从语言数据这一角度来看，人类的不同知识活动都是语言数据生产链上的环节，每个环节分别构成语言数据生产的工种或职业，也因此被整合为语言数据产业和语言行业。每个语言数据生产者都需要一定的语言能力，从事专门语言职业的人就是语言人才，是语言行业和语言数据产业的骨干力量。
第四，从语言人才的社会需求来看，有两个重要的理论任务，即重新阐释语言能力和重新认识语言人才。因此，首先要调查社会语言人才需求，其次是规划语言人才发展，最后是制定满足社会语言人才需求的各种举措。语言教育行业是国家语言人才的主要培养基地，语言学是语言人才发展的主要智慧库，随着大语言模型的开发与应用、人类“第三空间”的建设，以及数据成为数字时代的重要生产要素，语言人才一定是社会各类人才中最重要的人才之一，未来的语言人才画像将是“语言+数智技术+X（专业、实务）”。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黄行：
在不同层级中传播中华思想文化术语
文化术语传播与指称术语的语言所处的文化系统有密切的关系，是在文化系统（文化圈）的不同层级中逐层扩散和推进的。在以汉语作为母语使用的中华文化“内圈”，大量汉语文化词的古义已经被来自西语借词的今义所替代（如古今汉语中皆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而官方“传播工程”用外国语言外译和发布的中华思想文化术语既包括词语传统的古义（如“经济”：经世济民；“国家”：诸侯和大夫的领地），又包括词语外来的今义（如“经济”：economy；“国家”：state / country）。因此，中华文化术语实际上是在古今中外多维度的认知和交流中传播的。
在以汉语为第二语言的民族地区的“外圈”，中国文化术语主要是通过词语借贷的方式传播的。汉语传统文化词在少数民族语言中有不同的词源形式，显然，借用古代汉语词语音义的语言文化认知融合度高，以本族语词形式存在或没有该词项的语言文化认知融合度低。通常历史上汉化和汉语化程度较高的南方侗台语族、苗瑶语族和部分藏缅语族的语言较多借用古代汉语的文化词，北方阿尔泰语系突厥、蒙古和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及藏语多用本族语的文化词，或不使用与汉语文化词相对应的词项。
在海外华语社区、传统“汉字文化圈”及中国周边国家，以及中文国际推广对象国等“扩展圈”，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有效传播与汉语的国际通用度和影响力有密切关系，而第一语言（L1）与第二语言（L2）使用人口的数值与权重是衡量语言国际通用度和影响力的关键因素和重要指标。因此，中华思想文化术语有效的国际传播，根本上有赖于承载和陈述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中国语言的国际通用度与影响力的提升。
在港澳地区，英语和粤方言仍是事实上的通用语言和方言，中文在港澳地区正式语文的地位，特别是在“弘扬传承中华优秀语言文化”领域的使用分布情况并不理想。因此，港澳地区兼属中华文化的内圈和扩展圈，传播中华思想文化术语是港澳地区弘扬传承中华优秀语言文化、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以及保障和提升中文正式语文地位的必要途径和有效措施。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10期第4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王立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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