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末，伊莱休·卡茨（Elihu Katz）离世。作为传播学研究里程碑式的人物，他所提出的“使用与满足”理论至今仍是传播学科信条般的存在。
而同样是在2021年，文化研究巨擘费斯克、议程设置理论之父唐纳德·肖也相继告别人世。
短短一年，三位大师级学者的离去在令人痛心之余，众多新闻传播学子也感到惊诧，原来自己离这些从书本、课堂和考试里了解到的大师其实一直很近。“后知后觉，原来我们与伟大的学者就处于同一个时空当中。我们常常享受着他们智慧的果实却又常常忽略他们的存在，这么近又那么远”。这是一种微妙的感觉。可以试想，如果牛顿尚在人世的话，物理学科的学生会有怎样的心情。无疑，是传播学科的年轻态造就了这般“与巨擘同在”的景象。任何一门学科的兴起与形成，必然要有其社会基础、社会需要以及学科基础和需要。传播学的兴起与形成也是如此。按照传统的学科史观，传播学孕育于20世纪10年代至20年代，诞生于40年代至50年代的美国。在那个年代，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企业从国内市场走向跨国经营，对信息的要求越来越高。同时，媒介形态的演变带来了新兴的电影、广播及电视，这些新媒介的出现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于是社会开始不得不关注和思考传播带给人们的一切。伴随着对新媒介的恐惧，早期的传播学研究受当时行为主义“刺激—反应”理论的影响，提出了“魔弹论”的观点，认为传播媒介所传递的信息可以像子弹一样击中靶子般的受众，引起直接速效的反应，即左右人们的态度和意见，甚至支配行动。两次世界大战中，传播学的先驱拉斯韦尔、霍夫兰相继在战争中对宣传与态度进行了早期研究，为之后传播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而这一时期的研究也纠正了极端的魔弹论，认为大众传播的效果是十分有限的，只有通过众多的中介因素才能发挥作用，其最明显的倾向是强化受众的既有态度，而非改变。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以施拉姆、罗杰斯、麦库姆斯和肖等学者的为代表的研究又再次修正了有限效果论，强调“适度效果”之说。他们认为大众传播对于受众虽然没有枪弹论所认为那样直接的、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也不像有限效果论说的那么不堪，它仍然是具有一定影响的，这种影响应该从受众这个角度来衡量，并且从长期效果来衡量。1974年，德国传播学者诺依曼提出了理论“沉默的螺旋”。她认为，个人意见的表明是一个社会心理过程，存在优势意见的大声疾呼和劣势意见的沉默现象，意见的表明和“沉默”的扩散是一个螺旋式的社会传播过程。大众传播通过营造“意见环境”来影响和制约舆论，在影响公众意见方面有强大的效果。当前，对于传播媒介效果的争论仍在继续，莫衷一是，但谁都无法否认的是，人们对“真实”的理解确乎被之彻底革新了。就在这一个世纪以来的争鸣与商榷中，传播学科逐渐完成了孕育、建立与发展等一系列环节。1978年7月，复旦大学郑北渭教授在《外国新闻事业资料》上发表了其译述的文章《公众传播工具概论》与《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众传播》，标志着传播学正式走入中国视野。时至今日，传播学在中国才刚迈过不惑之年，整个国际社会对于传播学科根基薄弱的批判之声也依旧无法抹去。但由于根植其学科命脉的“逐变”之特色，加之从学科等级、院系或专业设置数目、招生总数等硬性指标来看，传播学科俨然在持续向前发展，并逐渐成长为了一门显学。尽管传播学科仍有大量问题亟需解决，尚存很多学术空白等待探索，但随着越来越多大师的谢幕，学科演进的接力棒已然交到了新一代学者手中。[1]Annenberg School.Professor Emeritus Elihu Katz — Founding Figure in Communication — Passes Away at 95[EB/OL]. https://www.asc.upenn.edu/news-events/news/professor-emeritus-elihu-katz-founding-figure-communication-passes-away-95.[2]胡正荣, 段鹏, 张磊. 传播学总论（第二版）[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3]王怡红 胡翼青.中国传播学30年[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5.[4]陈文静. “使用与满足”研究在我国大陆传播学界的本土发展与反思[D].华东师范大学,2016.[5]部分插图来源：Google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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