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今日反华的深层历史与心理原因

今天的文章开始之前，先说个前天文章的后续。前天发的《两年前的一篇文章被删了》里提到了一个我们说过很多遍的耕地红线的故事。

在后台和一些朋友聊天时，我发现这个问题还没有谈透。宏观方面保证耕地红线、保证国家战略安全是正确的，但是宏观政策落实到微观执行上，就会产生很多新的问题。

以前我们在《继续读吴毅《小镇喧嚣》里的魔幻故事丨读中国计划（九）》这些读书笔记里，介绍过很多微观问题。关于耕地红线，这两天我在看武汉大学吕德文教授发在“新乡土”公众号上的系列文章（《吕德文：神秘的图斑害死人！挖塘被填，种田被淹…》），耕地红线的大政策，在运用高科技“图斑”技术落实的过程中，结合到最近中央号召的“大兴调研之风”，实际又会产生哪些新问题，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从宏观政策到微观执行，从确定方向到完善细部，不断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才能实现我们社会的真正进步。

给前天文章收个尾，再开始谈今天的题目，今天这个题目说实话有一点大，但我也想不到更好的了，它也是我在跟一些朋友聊天过程中一点一点梳理出来的，算是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想谈这个题目是因为昨天读了王冰汝记者的《美国排华进一步升级！得州后南卡州宣布禁止中国人买地，华人除了抗议还能做什么？》，联系到前几天在知乎上关注过一个问题“如何评价民主党议员提起的S686法案”，再联想到今天这些动作夸张的美国议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带头挥榔头砸日本车和日本货，我感觉这里面其实藏着某种关联。

我们常说美国建国240多年，中间只有16年没有处在战争之中，如果进一步问，为什么美国会将战争变为常态呢？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和美国二十多年前反日以及今日反华，是一以贯之的，因为美国需要敌人。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或者说作为一个历史短暂且拥有沉重历史包袱（灭绝印第安人、黑奴贸易起家）的国家，确立民族认同、凝聚民族意识是十分重要的，如何确立与凝聚呢？在盎格鲁-萨克逊的传统中，敌人是首先被想到的。

我们以前介绍过讨论英国国民性的名著《英国人：国家的形成，1707-1837年》（《东京奥运结束了，黑色幽默没停》），1707-1837年，是苏格兰和英格兰合并，现代英国建立自己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年代，Linda Colley话讲得非常直白，英国就是通过战争和寻找敌人来建立这种认同的。

英国当年瞄准的敌人是天主教法国，从1572年圣巴塞洛缪节大屠杀到1641年爱尔兰大屠杀再到1666年伦敦大火，都被一股脑儿认为是天主教徒的责任。“英国的印刷机潮水般地印制宣扬相关阴谋的廉价出版物……百姓们虔诚地相信着教堂和报纸教给他们的谎言。”这些出版物里最有名的当属几乎跟《圣经》一样普及的《殉教者书：对玛丽女王统治期间受迫害和被处死的新教徒的记述》，里头各种超现实的圣徒故事和法国天主教刽子手故事让当时的英国老百姓们如痴如醉。

具体的像“可怜的寡妇考奇丝”这些著名的神话故事我们当时那篇文章里已经介绍过了，这里不赘述，我想说的是，今日美国的反华宣传、二十多年前的反日宣传、再往前的反苏宣传，跟18世纪英国的反法国天主教宣传，不能说一模一样，只能说如出一辙。

对当日英苏合并的日不落帝国和今日的新罗马帝国而言，战争和敌人有特定的政治使命，意味着身份认同的确立，这种认同感无法从历史中寻找，只能诉诸神话、宗教和对立。宗教上就是“山巅之城”和美国例外论（《为什么美国人不觉得自己“双标”：哈佛教授总结的五个美国神话》），对立上就是寻找敌人。

事实上美国建国时找到的第一个敌人就是英国，《剑桥美国史》里讲述过那个年代美国报纸和书籍是如何像英国描述法国天主教一样描述英国的。我们以前还介绍过书里另一个历史的笑话，直到今天，美国人谈到独立战争，还要将其描述成自由人民和君主专制之间的斗争，像《汉密尔顿》这样的现象级音乐剧里首席丑角都是英王乔治三世，但实际上1832年英国议会改革前，贵族力量对王权占有上风，失去美洲殖民地重伤的是英国议会的权威，乔治三世的声望反而达到了一个小高峰，当时的英国民众一度表现出了喜迎王室回归的倾向。美国背离历史事实的自说自话，反映的其实也是盎格鲁-萨克逊确立民族认同的逻辑。

在《剑桥美国史》里，早期美国对“自由”概念的定义有一些现实的内涵，这个内涵直接指向“美国梦”，更具体的描述是旧大陆的小偷、穷人，到了新大陆，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尊贵的议员、公务员。可以说，美国例外论、塑造敌人和美国梦，成为19世纪美国确立民族认同的三个最重要的手段。

时间到了20世纪，美国在民族认同方面，又增添了新的内容，这是伴随着美国国力上升，要逐步摆脱门罗主义，向全世界扩张的需求产生的（《情势如此明朗》）。外交政策的转变最能说明这一点，基辛格在《大外交》里详细论述过从老罗斯福总统到威尔逊总统是怎样调整美国的外交方针的。

老罗斯福信奉和宣扬的是现实主义的政治利益计算，他是将菲律宾变成美国亚洲殖民地的关键人物，也是带领美国走出美洲的关键人物，但他及他的信徒却没能将美国带入一战。

老罗斯福没能完成的任务，最终由教授出身的威尔逊完成。威尔逊用一种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论调，告诉美国人，山巅之城的上帝选民，有道德义务去解决世界上的纷争，于是美国加入一战。

用基辛格的话说，威尔逊开启了一个时代。威尔逊开始带领美国走上成为世界霸权的道路，而这一努力是通过强调“美国的道德责任”完成的。威尔逊赋予了美国外交“崇高的道德使命感”，这种脱离现实的使命感直到今天也成为了“美国例外论”的一部分，比如我们在《为什么美国人不觉得自己“双标”：哈佛教授总结的五个美国神话》里详细介绍过，为什么美军军纪涣散、丑闻不断，手上尸山血海，美国人却还自我感觉非常良好。

《外交事务》期刊在2019年第一期的第一篇编辑部文章上，曾经追溯美国百年全球化的历史，将威尔逊主义列为美国全球化主义的第一次尝试，这个历程一直到世纪末克林顿时代的第三次尝试，才宣告成功，美国确立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霸主地位。

我们以前在《岂不闻世事难料》里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美国外交系统在经历基辛格时代的现实主义之后，很快被新保守主义攻占，变得更加强调“与外敌战斗”。然后在《激辩：华盛顿对华战略错了吗？》里，我们又介绍了这一转变最终的产物——以伊肯伯里的学说为代表的的“自由主义霸权”，这是一种既强调美国例外论，强调那些增进美国民族认同的概念，又为美国现实中无可辩驳的丑闻做遮掩做妥协的理论，即强调美国虽然是个坏霸权，但却是所有霸权里最不坏的那种。

这个论调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是的，它也是美国论证民主的官方论调，说民主虽然不好，但却是所有制度里最不坏的那种。不管是关于外交还是关于内政，美国人在这两点逻辑上是实现了自洽的，虽然什么叫“最不坏”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最后还是一个因信称义的问题。

用美国百年外交政策的转变举例，是因为它对当下美国民族认同的塑造有很深的影响，威尔逊主义将美国的道德优越感刻入了美国人的骨子里，然而因为现实的丑闻，最终它又变成了伊肯伯里式的“最不坏霸权”理论，为了照顾到两方，自然美国就更加依赖于从英国那里继承来的盎格鲁-萨克逊传统——找敌人，并且不择手段把敌人描绘称撒旦恶魔。这也是我们在今天看到华盛顿的议员们如此高调、极端乃至反智的原因。

本质上讲，今日美国的反华，根植于盎格鲁-萨克逊通过反对敌人来塑造自身的文化渊源。美国对此的依赖，甚至还要强于当年的英国，因为美国是一个建国历史非常短暂、移民又众多、而且还具有非常沉重的历史包袱的国家。中国的历史传统和中国的政治体制，与美国完全不同，按照澳大利亚前总理基廷去年评论里的话：什么叫中国威胁？美国人现在列举的那么多条全是欲盖弥彰，归根结底是美国人认为中国的存在就是对美国的威胁。

基廷的话道出了某种真相。这里要多说一点的是，美国人不是没有除19世纪的“自由”、20世纪的“民主”、“美国例外论”的道德优越感之外的建立国家和民族认同的尝试，二三十年前流行的“大熔炉”理论就是一例，但今天不管是红脖子还是零元购又或者是边境危机和政治正确，无一不在宣告“大熔炉”理论的失败。

对一个历史短暂的霸权主义移民国家来说，大熔炉理论失败，社会民主实践衰微，在国家和民族认同方面，今日的美国，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于盎格鲁-萨克逊“通过敌人确立自身”的传统。换句话说，美国自身的问题越多，它就越需要给自己创造敌人。这种心理，是自然而然的，也是基本无解的。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