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读吴毅《小镇喧嚣》里的魔幻故事丨读中国计划（九）

上一篇《读中国计划（八）》介绍了吴毅教授《小镇喧嚣》里几个关于乡镇的魔幻故事，今天我们接着读这本书，接着讲故事，本来想结合那个县的事聊聊罗翔老师的加刑建议，但是文章发不出来，所以今天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我的半篇草稿。

同前三章一样，《小镇喧嚣》四到七章让人深思的案例也极多，这里我要讲的是183-194页农民和镇村组织关于征地补偿款斗智斗勇的故事。

同前三章一样，四到七章让人深思的案例也极多，这里我要讲的是183-194页农民和镇村组织为了如何分补偿款博弈的故事。

这个故事其实可以算是上一篇文章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那个故事的后续。上一个故事里，洲头四组的15户农民坚持不认同政府的补偿标准，为了防止村干部挨家挨户做工作，村民们实施起了“人盯人”战术，时刻提防谁做了“间谍”；而村干部们则要见缝插针，把定点突破——用书里的话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推进下去。183-194页的故事情形跟洲头四组的差不多，它展示了这类问题最终如何收场。

吴毅教授的观察角度非常有意思，他采访的是 访办主任。访办主任告诉他，在基层存在着镇村组织和农民两套政治学的博弈。怎么讲呢？一块地被征收，补偿款发放下来，因为要修缮相关的基础设施，也因为要追求发展，各级政府都会分一部分，它们分多分少就成了问题。

一般而言，乡镇想的是，财政紧张，尽可能多留一点；农民想的是，闹一闹，就能多分一些。两种“政治学”的博弈决定了双方的行动逻辑。作为镇村政府，会先抛出一个低价试探，农民接受了就长吁一口气，不接受就做工作，工作做不下来，就把价格提一提。而作为农民，不管你开什么价，反正不接受，而且要把事情闹大，迫使你将价格尽可能的提高。说是“政治学”，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商业化的过程。

 访办主任讲了一个具体案例，陈李湾事件。市里关于高速公路绿化带占用土地的补偿，有一份文件写的是每亩5000元，但是没有写这5000元下面怎么分。区里留了1200，镇上留了1600，村里留了1200，最后到农民手上只有1000了。农民未必清楚这里面的细节，但他们通过横向对比直觉式地认为“这里面有问题”，因为S街某乡的补偿是每亩2800。于是农民们上去反映，他们到了市里又看到了那份每亩5000元的文件，这下更炸开了锅。

村干部下去做工作，给农民们解释为什么镇、村要留一部分，一是为发展筹资金，二是开发破坏了道路、水利等原先的公共设施，需要资金重修。但是农民不听，他们知道政府不愿意他们闹，所以他们就要反其道而行之。初次闹的结果是政府又补偿了两万元，每亩补偿升到了1300。

政府的本意是息事宁人，但在农民看来这是“良好的开端”，等于一种变相鼓励，S街那个乡补偿有2800，凭什么我要满足于1300呢？于是闹得更凶了。更棘手的是，Y村原支书老陈躲在后面给农民出谋划策。

老陈原来是内部的人，知己知彼，知道如果征收土地后农民手上留下的土地少于0.4亩，补偿可以适当增加，所以所有农民都说自己现在手上土地不足0.4亩了。镇上就提出希望重新丈量土地，但是农民们不同意。僵持了一段时间，政府又追加了两万元，补偿来到1600。

这个时候一些农户满足了，可是老陈没有，他带着差不多10户农民，继续闹。镇上没办法了，要求村里想办法，暗示可以采取“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方法。Y村的村主任就私下给闹得最凶的5户人家每家送了1000元。村支书原本不同意这么做，但看到村主任装好人，得罪人的事都掉到自己头上，一狠心，也发了6户。这11000元钱，从村里的账上出。

然而消息走漏了， 访办主任说很可能是“刺头”故意放出去的，于是情势不仅没有缓和，还恶化了，又有十多户闹了起来。这十多户里有之前私下收了钱的，可能觉得收少了，或者还想收，也有没收的，可能觉得怎么没有我。这次他们对村干部避而不见，每次都直奔市里而去。

上头要求村里做工作，这次村里撂挑子不干了，现任支书和老支书老陈已经闹僵了，于是只好让镇上林书记出马。林书记给老陈戴高帽子，谈话后老陈是不出面了，但是据可靠消息，他还是躲在后面出主意。

林书记很恼火，但又没有办法。事情发展到这个阶段，只能两边耗着，看谁耗得过谁。吴毅教授这里说：“你耗得烦了，自然就泄气了。二是你要求不签，村里提出丈量土地面积，农民肯定不干，因为他们也知道自己的地肯定不止0.4亩，农民不配合，村里也就有理由不理农民。”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是，这时候产生了林书记和村干部之间的分歧，林书记要求村里主动介入解决问题，村里则觉得要避免主动才能解决问题，双方所处的不同位置决定了双方不同的诉求。林书记怕事情闹大了，村里想的则是自己没钱，反正硬撑着，最坏的结果是事情闹大了上面逼村里买单，换句话说，最坏不过我买单，村里现在撑一撑，说不定可以不用买单。

在这场博弈中，农民最大的筹码其实还是知道上头希望农村稳定，但到了这个阶段，当镇上和村里已经开始产生无可奈何、随他去吧的心态的时候，按照吴毅教授的观察：“这时候距离成交也就非常接近了。”

大部分“刺头”其实都是村里特别精明的农民，他们知道到了收官阶段了，这个时候也会适当妥协，给村干部们一个台阶下。农村的很多事情，就这样峰回路转地解决了。从《小镇喧嚣》的196页开始，到206页，吴毅教授回到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洲头四组的故事，记录了一段收官阶段村干部和刺头农民如何达成最终协议的过程，大量第一人称的对话完整地展现了双方的拉锯和激烈的心理战。

《小镇喧嚣》里的这段政府与村民互动的故事，初读让我大开眼界。作为城里人，又没有长时间的下乡调研经验，这些事情超出了我的想象力。过去大量关于农村和农民的热点新闻，困囿于媒体追逐流量的机制与记者受专业的限制，也无法给我提供如此细致入微的展示。对这段故事，吴毅教授有几段总结我觉得写得特别好：

第一，中国基层存在一批“特别能战斗而且特别善于战斗”的农民。

第二，农民看似不断进攻，其实他们在博弈中处在先天的不利位置。他们的获利不会超过政府给自己划定的承受上限。

第三，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吴毅教授看到了近些年基层治理难度的加大。这种现象背后，是一些学者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弱政带来善政”理想的破灭，这一点从陈柏峰教授的《乡村江湖》一书中也能读到殊途同归的故事。说到底，理论跟不上现实，不是现实之过，而是理论的局限。

第四，承接第三点，我直接引用吴毅教授的原话：

现实很复杂，问题很严重，大家都有情绪，但比情绪更重要的是准确的信息与务实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