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英剑 | 新文科与外语专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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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今天是“新文科”的时代。新文科对于外语专业的意义何在？对外语人与外语专业的学生意味着什么？对外语专业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何种发展机遇？外语专业又该如何充分利用新文科去强化自身建设？本文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尝试去寻找答案。

关键词:新文科；外语专业；大外语；复合型人才；多语种

2017年，“新文科”（New Liberal Arts）这一概念诞生于美国希拉姆学院，其内涵为对传统文科进行学科重组，强调文理交叉，把新技术融入哲学、文学、语言等传统的人文课程，从而为学生提供综合性的跨学科学习与研究机会。“新文科”在中国的发端是2018年10月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文件中提出了有关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的总体部署。“四新” 由此成为高教界关注的热点。

2019年3月22~24日，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等联合主办的“第四届全国高等学校外语教育改革与发展高端论坛”在北京隆重举行。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吴岩司长在会上做了题为“新使命、大格局、新文科、大外语”的主旨报告，他在报告中不仅重申了“新文科”的概念，还提出了“大外语”的概念。此后，“新文科”“大外语”不仅成为热点词，也成为外语学人持续探讨的热点话题。

2020年11月3日，教育部在山东大学召开了全面推进新文科建设启动大会，会上发布了中国高校《新文科建设宣言》，由此将新文科建设推向高潮。2021年3月2日，教育部又发布了《关于推荐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的通知》（教高厅函〔2021〕10号）。通知中指出，为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要求，全面推进新文科建设，构建世界水平、中国特色的文科人才培养体系，教育部决定开展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立项工作。为了实现新文科建设的目标任务，教育部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指南》，设置了“新文科建设发展理念”“专业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重点领域分类推进”“师资队伍建设”“特色质量文化建设研究与实践” 六个选题领域及22个选题方向。至此，“新文科”正式进入教育部序列的项目建设阶段。

值得关注的是，在新文科建设兴起的两年多时间里，外语专业一直走在改革的最前列。在其后的各种外语教育、外语教学等各类学术活动中，“新文科”也是所见最多的热点词语。作为亲历者，笔者和所有外语工作者一样，亲眼看见了这两年新文科时代外语教育的发展历程。令人遗憾的是，大家虽然对此进行了两年的研讨，但对外语界来说，依然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如“‘新文科’之于外语专业的意义何在？”“它对外语人与外语专业的学生意味着什么？”“为外语专业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何种发展机遇？”“外语专业又该如何充分利用新文科去强化自身建设？”

1.新文科之于外语专业的意义

今天，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文科”时代。在这个概念提出半年后的2019年9月，我曾在百度上搜索“新文科”一词，当时就显示为二百余万个词条；到了2021年5月末，显示的词条总数已达九百余万。这种成倍的增长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新文科”的飞速发展。

在中国，文科实际上包括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而倡导新文科对于一向处于边缘地带的人文学科来说，实际上具有更大的意义，也意味着更大的发展机遇。学界通常认为新文科之“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超越传统文科的观念与边界；二是打破传统文科的学科体系与人才培养模式；三是构建传统文科所不具备的方法论，包括使用现代科技手段研究人文学科。从这三个方面来看，新文科对于外语专业的建设具有如下的多重意义：

首先，应重新思考外语专业的观念、边界与使命。我们深知，外语专业若仅限于传统的语言技能训练、语言学研究、文学研究与翻译研究，必然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那么，怎样才能丰富外语学科的内涵呢？就课程而言，怎样在语言技能训练中加入更多具有专业性的知识内容？就学术研究而言，如何拓展语言学研究、文学研究、翻译研究等各自的研究领域？作为高等教育的学科之一，外语专业又该如何服务国家的战略需求？怎样创新外语人才的培养理念？如何促进语言与文、理、工不同学科间的沟通与融合？

其次，应重新思考外语专业的学科体系与人才培养模式。在外语专业作为一级学科已经划分为外国文学研究、外国语言研究、翻译研究、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国别与区域研究这五大方向的情形下，该如何生产出具有自身专业特色与学术水平的学术成果？如何打破外语专业不同语种之间的界限开展相同领域的学术研究？怎样才能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在新文科时代，外语专业发展需要遵循怎样的“转型+升级”的路线？该如何进行学科融通和交叉式的跨学科发展乃至错位发展？我们能否打造出新时代外语学科人才培养的中国模式？

最后，应重新思考外语专业的教学实践与研究方法。新文科首先是一种新的教育理念，也就应该首先体现在教学观念的更新与变革方面，体现在教学实践与课堂教学当中。例如，我们怎样才能培养学生的人文情怀、拓展知识视野、强化国家意识、塑造健全的人格并最终使其养成终身学习的能力？

当然，我们也必须充分认识到，中国的新文科建设还要关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高水平、国际化的人才培养将是国家赋予外语教育的崇高使命。由此可见，“新文科”之“新”对于外语学科与外语专业而言，也就具有了重大的变革意义。

2.外语专业建设应纳入新文科的知识体系构建

令人稍感遗憾的是，在当前新文科的建设中，外语专业处于一个较为尴尬的地位。在谈论新文科的时候，外语专业处于边缘地带，谈到“大外语”时，强调的是公共外语教学，外语专业同样处于从属地位，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解读并突破这种困境呢？

众所周知，2019年召开的“第四届全国高等学校外语教育改革与发展高端论坛”聚焦于高等外语教育的新使命、新格局、新举措，致力于探究新理念、新模式、新发展，放眼新学科、新教师、新教学。在此次活动中，吴岩围绕高等外语教育改革问题，指出高等外语教育关系到高等教育人才的培养质量，关系到中国同世界各国的交流互鉴，更关系到我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建设。在新时代，外语教学，包括外语专业和公共外语教学改革，不仅要主动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更要积极应对新科技革命挑战。仔细分析下来，我们会发现吴岩的落脚点是在公共外语教学。

首先，吴岩的报告题目是“新使命、大格局、新文科、大外语”，从内容上看，这是递进关系，当然，也可以解读为并列关系，但我们知道，将“大外语”拿出来，自然是对外语教育的重视。若照此分析，似乎外语专业应该从“大外语”中去寻找发展思路。

其次，从报告内容看，吴岩（2019:3）先分析了我国高等外语教育现状，然后指出“高等外语教育关系到高等教育人才的培养质量，更关系到中国同世界各国交流互鉴、更关系到我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建设”；紧接着，又重点谈了“超前识变：把握高等教育发展大势”“积极应变：加快推进新文科建设”“主动求变：培养高素质外语人才”这三个方面的内容。

在谈到新文科建设时，吴岩曾多次提及外语教育与外语专业。他首先谈到“外语教学不是没有危机。不管是专业外语还是大学外语，都面临着很大的危机，如果不识变、不应变、不求变，我们很有可能被落在后面”（吴岩 2019:5）。他实际上是从国家层面上提出外语教学（其实更应是外语教育），包括专业外语与大学外语在内，都面临着危机。知晓危机，自然要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吴岩（2019：6）又讲到了出路，“要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国际话语权，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和方案。要让中华文化走出去，外语教育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里无疑是在谈如何发挥外语的工具性功能。

吴岩谈及的大外语自然是我们更应关注的焦点。他首先对其进行了定位，提出高等外语教育要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发展；然后又对人才培养目标进行了阐释，提出“要大力培养具有全球视野、通晓国际规则、熟练运用外语、精通中外谈判和沟通的国际化人才，要有针对性地培养‘一带一路’等对外战略建设急需的懂外语的各类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等。外语教学，包括外语专业和公共外语教学改革，要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发展，用具体举措来推动落实”（吴岩 2019：6）。在这里，他虽然明确提到了“外语专业”，但关注点主要还是落在要发挥外语学人和外语专业的工具性功能。此外，他又指出了国家需要什么样的外语人才，特别强调：“高校要建设新文科，做强大外语，培养‘一精多会’‘一专多能’的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即“要培养精通一门外语、会多门外语沟通交流，掌握一种专业、具有多种外语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吴岩 2019：6）。这句话特别重要，此后经常被人引用。但是，这里所说的“大外语”主要还是公共外语教学，也就是说要通过公共外语教学培养出精通一门外语、会多门外语、掌握一种专业、具有多种外语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我认为这恰恰就是外语专业的尴尬之处。在新文科建设中，我们难以找到较为明确的位置，而到了“大外语”之中，涉及更多的还是公共外语教学的功能。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阐析：

第一，吴岩从国家层面提出的希望外语专业更多地发挥其公共外语教学的功能，这一要求既符合实际，也合情合理，因为从体制上看，我国大学外国语学院的行政设置，大都既包括外语专业，又包括公共外语教学。

第二，新文科建设中有外语专业的位置。吴岩（2019：6）指出，“2019年是新文科建设启动年。要应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要求，建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先进文化，培养新时代社会科学家，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交叉融合，形成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学派’。” 表面上看，这似乎与外语专业教育无关，但实则不然，这里所说的“哲学社会科学”，其实是我国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是包括人文学科的。我国的外语专业教育同样能够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国际话语权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能够提出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和方案；更加可以在中华文化走出去方面贡献更大力量（郭英剑 2020：10）。

第三，新文科时代外语人要更加自觉地加入新文科的知识体系构建中。近两年，有很多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站出来探讨新文科的建设问题，而我们的外语学人大多是在谈“新文科时代”或者“新文科语境下的”外语教育或者外语专业发展，其间还是存在着不小的差别。外语专业应该被纳入整个新文科的知识体系中来加以探讨，而不是仅仅在新文科的框架下讨论外语专业的发展。我们不能无视这样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外语专家不要把自己单单看成是语言专家，我们也是文科专家，是可以与文史哲平行的专业领域的专家。在此时间节点上，我们不仅不应该失去自己的声音，更要在新文科构建其知识体系时发挥我们应有的作用。

3.大外语时代外语专业可以大有作为

在一个强调“大外语”，即公共外语教学的时代，外语专业怎样做才能大有作为呢？

首先，外语专业可以培养一流的多语种人才。前述“大外语”的观念，主要是指通过公共外语为国家培养有用之才。我认为，外语专业为国家培养一流人才，最简捷的办法就是从培养多语种人才开始。方法很简单，就是让“外语专业”的本科生在原本就要求其学习的第二外语的基础上，增加第三外语的学习。第二外语和第三外语可以按照公共外语的课程设置来开设。只要课程设置合理，要求学生学习并掌握第三外语，并不是一个多么复杂的问题（郭英剑 2019：18）。这种多语种人才的培养方式其实就是在作为一级学科的外语学科内部直接进行交叉融合的办法之一。

其次，外语专业可以培养懂外语的一流人才。“高校要建设新文科，做强大外语，要培养‘一精多会’‘一专多能’的国际化复合型人才”，“要培养一流外语人才，确切地说，应该是培养懂外语的一流人才”（吴岩2019：9）。这里所谓的“‘一精多会’‘一专多能’的国际化复合型人才”，主要是指那些非外语专业的人才，他们被统称为懂外语的人才，那么，在“大外语”时代，“外语专业”能否培养出“‘一精多会’‘一专多能’的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呢？当然可以。为此，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第一，开放外语教育资源，抓好公共外语教学，提高全校整体的外语水平与跨文化能力；第二，开设专门用途类外语课程，服务其他学科与国际交流的需求；第三，开设跨院系、跨学科乃至交叉学科的新专业，从而开启“英语+新闻”“英语+历史”“英语+法律”等新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新模式（宁琦 2021：17）。

最后，非通用语种将获得大力发展的机遇。除了英语之外，无论是相对大一些的德语、日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等语种，还是体量稍小但同样热门的葡萄牙语、意大利语、韩语、阿拉伯语、越南语等专业，都将获得更好的发展前景，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专业将会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前文所倡导的“要培养‘一精多会’‘一专多能’的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就是要培养“精通一门外语，会用多门外语沟通交流，掌握一种专业，具有多种外语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并且明确提出要“推动开设第二、第三公共外语课程”（吴岩2019：9），实际上就意味着要在英语之外，开设法语、德语、日语、西班牙语等课程。所谓“多会”，就是多会几种语言，这必然会给外语学科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特别是在当前我国高校的多语种师资力量还主要依靠校内资源的情况下（郭英剑 2020：10-11）。

杨枫（2019:3）指出，跨学科精神重构了外语学科的内涵结构，消解了学科内部之偏枯，使外语教育长袖善舞，从边缘走向中心；使外语教育被时代命运高高举起；使外语教育以参与世界知识构建为鹄望。总之，新文科理念赋予了外语教育的跨学科气质，外语专业的发展必须要有大格局，不能局限于自己的专业乃至研究方向的小圈子，而是要站在国家人才战略需求的高度上，不仅培养专业之内的人才，还要让外语专业与其他学科相互交叉、相互融合，从而拓展外语专业的边界，进而培养出卓越的外语人才。

《当代外语研究》

主编丨杨  枫

副主编丨甄凤超 杨明明

编辑部主任丨杨  丽

编辑 | 邓梦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