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国文 | 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与生态语言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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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国文，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华南农业大学生态语言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外国语大学“外研”讲席教授。2011-2014年任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学会（ISFLA)执行委员会主席；现任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英汉语篇分析专业委员会会长，广东外国语言学会会长，CSSCI来源期刊《中国外语》主编、国际期刊Functional Linguistics联合主编、国际期刊Journal of World Languages联合主编；担任国内外20多家期刊的编委或顾问。先后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应用语言学，1992）和威尔士大学（功能语言学，1996）获得两个博士学位，2004-5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做“富布莱特学者”；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200多篇，编撰出版了专著、教材多部，主编国家级规划教材（“十一五”、“十二五”）三部；先后主持多项国家社科、省部级科研项目。研究兴趣包括：功能语言学、生态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语篇分析、翻译研究。

M.A.K. 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

与生态语言学研究

黄国文

（华南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0）

一、引言

       众所周知，任何一个理论的产生都有孕育它的特定的历史、政治、社会、经济等因素和条件。M.A.K. Halliday创建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与他出生和生活的时代、所接触的人和自己的经历关系紧密。他很小的时候就迷恋两件事：一件是来中国（他四岁时就写了一个小男孩来中国的故事），另一件是跟语言打交道（在他父母的影响下）（Webster 2005：3）。他1947年至1950年在中国读书和工作，先在北京大学读书（获得学士学位），然后在西北地区的“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组织）工作，后来又辞掉工作返回北京大学继续读书，最后在罗常培先生的建议下，离开北京到广州，跟随在岭南大学任教的王力先生从事珠江三角洲方言的调查和研究。在中国的这几年经历，对Halliday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参见胡壮麟 2018；何远秀 2016）。

       1950年他离开中国回英国后，想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跟随J.R. Firth做研究，但因为他拒绝保证不参加英国共产党，所以他申请在伦敦大学的教职就被拒绝了 （Halliday 2015a：9）。纵观Halliday的一生，他不但经历了上世纪50年代政治上的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也亲历了上世纪60年代的语言学麦卡锡主义（王振华、张庆彬 2013：2）。一方面，于上世纪60年代，他在伦敦大学工作期间，那时“体制”上的政治又一次影响了他的人生。他是一位语法学家，热衷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但因为当时的学术环境，一度使他对教授系统功能语言学失去信心。另一方面，于上世纪50年代，他参加了英国共产党语言学小组活动，这使他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产生了兴趣，而最终致力于发展马克思主义语言学，把语言和语言学研究置于其社会环境之中，把语言学当作一种干预方式 （a mode of intervention）。

       Halliday在谈到他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时说，“作为一名语言学家，我希望自己能为改善人类的状况尽一份绵薄之力。这就是我为什么把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叫作 ‘适用’语言学的原因”（Halliday 2015b；2016：209）。从Halliday的话语可以看出，他不仅仅研究语言，而且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有社会责任、有担当的语言学家，希望通过语言研究来“为改善人类的状况尽一份绵薄之力”。虽然Halliday一直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观和方法来研究语言的，但他前些年并没有对外宣称这一点，原因是他担心这会带来一些误解。“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含义有着很多种不同的理解，而且目前有不少人认为不值得研究和讨论，人们似乎对这一研究思想和方法不太感兴趣‧‧‧‧‧‧但我觉得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值得研究和学习，这也是欧洲语言研究传统之一。”（韩礼德、何远秀、杨炳钧 2015：1）

       我于1988年至1996年在英国读书和工作，并先后获得了两个博士学位。第二个博士学位的导师Robin P. Fawcett于1970年在伦敦大学跟随Halliday攻读博士学位，因此，从师承关系来说，Halliday是我的师爷。2018年4月15日，Halliday驾鹤西归，我悲痛万分，写下了悼念短文《韩礼德先生没有离开我们》（先后被 “系统功能语言学”“华南农大外语”“中大外院”“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外语学术科研网”“微言语用”“译·世界”等微信平台发布和转发）和回忆长文《学术之“神”生活中“人”——怀念韩礼德先生》（载《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第2—9页）。

二、系统功能语言学

       现在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既是普通语言学，也是适用语言学。说它是普通语言学，是因为它是用来考察、研究、揭示、解释语言的共性问题，找出语言的潜在规则，对语言现象作出描述和解释的；说它是适用语言学，是因为它是为解决与语言有关的问题而设计的，Halliday（2009：61）明确指出，这是一个“以问题为导向的理论”（a problem-oriented theory），它的建构是为了帮助语言学“消费者”解决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关于适用语言学的思想，这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中是早就存在的，但明确使用这一术语和解释它的含义是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

       就理论构建而言，可以从理论入手，再应用到实践，遵循的是“理论—实践（研究）—理论—实践（研究）‧‧‧‧‧‧”这样的路径，也可先从实践开始，再总结、提炼成理论，沿用“实践（研究）—理论—实践（研究）—理论‧‧‧‧‧‧”途径。Halliday采用的是从理论到实践的路径，如他（2015a：9）曾明确指出，虽然理论从实践中获得帮助，但没有理论就没有应用；早在1993年Halliday（1993/2007：223）就写道，“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theory-free engagement with language，whether one is actively intervening in the linguistic practices of a community or systematically describing the grammar of a particular language.”。当然，理论与实践是不能分开的，用他的话说，就是 “there could be no real separation between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Halliday2015a：9）。

三、Halliday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

       最近十几二十年，一直有关于Halliday语言学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倾向的说法。例如，Martin（2000）就明确说系统功能语言学是新马克思主义语言学（Neo-Marxist linguistics）。在过去这些年里，Halliday在接受不同的人的访谈中，也多次直接说到了这个问题。

Halliday在1993年的一篇文章（1993/2007：223）中说到，20世纪50年代，他参加了英国共产党语言学小组活动，当时大家需要一个普通语言学理论，大家想寻找并发展的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学”（Marxist linguistics）。他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个理论必须是个 “有社会担当的语言学”（a socially accountable linguistics），这里有两个意思：一方面强调将语言置于其社会环境之中，另一方面强调将语言学研究应用于其社会环境之中。把语言置于其社会环境之中，是要研究语言的特征和本质，或者说注重语言的社会理据；把语言学研究应用于其社会环境之中，是把语言学当作一种干预方式，对社会实践进行审视和批评，这是要求语言学家要理论联系实际，突出语言学家的社会责任（黄国文、文秋芳 2018：12）。

       2013年，Halliday在接受Kress，Hasan ＆ Martin的访谈中说，“我一直将马克思主义语言学视为自己追求的长远目标，即致力于在政治语境中研究语言”（Martin 2013：118）；在接受何远秀和杨炳钧的访谈中他也说到，“我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观和方法来研究语言的”（韩礼德、何远秀、杨炳钧 2015：1）。Halliday（2015b/2016）撰写了《马克思主义对我语言研究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Marxism”）一文，何远秀对该文进行了翻译，在该文中他明确指出，“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念对我的语言学研究，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方面，都提供了指导。宏观上，我总是认为理论应该服务于实践，运用于解决研究中的实际问题和某个实践领域。我最终理解并发展命名为‘适用语言学’来概括这个理念”（韩礼德 2016：208）。

        在 《马克思主义对我语言研究的影响》一文中，Halliday还讲到J.R. Firth的语言观，他在谈到Sidney Allen与Jeff Ellis关于语言证据的本质和使用的争论时说，这些争论使他“明确了为什么弗斯的语言学理论在我看来具有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学导向。我曾把这种理论运用到我的博士论文的撰写上”（韩礼德 2016：208）；Halliday还说到，“在我看来，弗斯的语言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原理并行不悖。记得有一次弗斯也亲口对我说到这个观点”（韩礼德 2016：207）。

       Halliday多次谈到，他的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是王力先生和罗常培先生教他的。他在1998年说：“我最早是在中国由两位杰出的学者教我语言学的，特别是其中的一位帮我打下了现代语言学和音系学的基础，那便是王力。”（胡壮麟 2018：30；另见Halliday1985/2007：188）他也认为，王力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观，他是这样说的，“我认为王力的语言研究思想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观。因为他注重语言实践，同时他也关注语言与社会的关系”（韩礼德、何远秀、杨炳钧 2015：2）。那么，这种语言观具体说来是什么呢？Halliday明确地说：“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在我看来就是一种实践语言观，理论联系实际正是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核心内容。”（韩礼德、何远秀、杨炳钧 2015：3）Halliday还认为，“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值得研究和学习”（韩礼德、何远秀、杨炳钧 2015：1）。

        Halliday通过语言研究来体现他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他认为，他的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倾向在“功能”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功能”这一词的潜在意义表现在三个不同方面：功能变体、功能语法和元功能（韩礼德 2016：209；Halliday 2015a：11-12）。有关Halliday的新马克思主义语言研究取向，可参考何远秀、杨炳钧（2014），胡壮麟（2018），何远秀（2016），韩礼德、何远秀、杨炳钧（2015）和何远秀（2017）。何远秀（2016）的《韩礼德的新马克思主义语言研究取向》是基于她的博士论文修改的专著，是一本从语言哲学研究的几个核心命题入手来探究Halliday语言研究取向的力作，目的是探寻Halliday的语言观形成之路，揭示Halliday的新马克思主义语言研究取向。我在给该书作序时写道，“该书从语言的发生论解读Halliday的历史唯物主义语言观，从语言与社会的关系以及语言的本质属性审视Halliday的语言社会构建观和社会本质属性观，从Halliday的语言研究方法探讨了他的实践辩证法思想”（何远秀 2016：序言）。

       根据Martin（见王振华、张庆彬 2013：1；另见王振华 2015：80-81）的说法，在Halliday的初始构想里，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构建是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语言学，这种构建是一种忠实于意识形态的社会行为。因此从Halliday的角度看，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语言学，把语言及语言学研究放置在社会语境中，以此来解决现实社会中各种各样与语言有关的问题，这也是Halliday后来明确提出系统功能语言学是适用语言学的主要原因之一（黄国文、文秋芳2018：12-13）。

四、语篇分析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位置

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中，语篇分析（话语分析）占据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我们（如黄国文2010）曾就语篇分析与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建构的关系进行探讨，并从作为“成品”（artefact）的语篇和作为“样本”（specimen）的语篇两个角度来回答“为什么语篇分析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一个研究重点？”这个问题；我们通过对系统、例示化、语篇等概念的阐述来说明语篇分析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

Halliday明确指出，在决定《功能语法导论》（Halliday 1985：xv，1994：xv）要包括多少内容时，他心中的指导原则是：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语篇分析建构一个语法，这样的语法可以使我们能够针对现代英语的语篇给出合情合理的、有用的解释。第3版《功能语法导论》（Halliday ＆ Matthiessen 2004：4）仍然持有相同的观点：这本书的目的是尽可能描述和解释现代英语的意义建构资源；当我们在决定应该把语法的哪些部分包括进来并考虑把理论阐述做到什么程度时，我们心中想的是那些要用所了解的语法知识来分析和解释语篇的人。第3版的措辞虽然有些变化，但为语篇分析建构一个语法的思想并没有改变。很明显，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一个目的就是为语篇分析建构一个语法（黄国文 2010：1）。要了解Halliday为什么要为语篇分析建构一个语法体系，还得从作为“成品”的语篇和作为“样本”的语篇两个角度找到理据。Halliday《功能语法导论》的第4版（Halliday ＆ Matthiessen 2014：4）也保留相同的观点。

从作为“成品”的语篇角度来看，语言使用反映的是社会实践，我们可以确定特定语篇的社会功能和交际价值；从作为“样本”的语篇角度来看，我们可以通过示例化来考察语言系统与语言使用（实例）的关系。

Halliday（2008b：192）认为，语篇分析是语言学理论的一个部分（a proper part oflinguistics）；语篇分析是对语言的实例描述，而实例描述本身就是语言学研究和理论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因为，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如Halliday 2008b：192）中，语言系统事实上等同于“语篇潜势”（text potential）。语篇分析首先是把语篇与语篇背后的潜势（语言系统）联系在一起。在对语篇进行分析时，总是要考虑到有关的语境（文化语境、情景语境、上下文语境）因素。他还说，语篇分析就是语言学研究的重要部分（Halliday 2015a：17-18），分析语篇是发展语言学理论的重要工作（Halliday 2015a：19）。

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建构中，语篇分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按照Matthiessen（2006）的描述，在语言理论的建构过程中，我们首先从语篇分析入手，用现有的理论对语言使用进行分析，这样就可以对单个的语言进行描述，基于语篇分析的语言系统描述反映了语言的社会属性，我们通过语篇分析描述各种单个的语言，接着就能根据类型学的理论把多个语言进行归类，最终建构一个普通语言学理论（黄国文 2010：3）。这就是说，在特定的理论框架中对语篇进行分析（如使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进行语篇分析），接着根据一定数量的语篇分析在特定的理论框架中对语言进行描述，然后根据已经存在的描述从类型学角度对语言进行类型划分，最终是建构语言理论模式。这样的普通语言学理论从个别语言学研究获得证据，这样反过来就能找出人类语言的特征，从而描述和解释人类的语言。

五、语篇分析与批评话语分析

在进行语篇分析的过程中，所涉及的语言和语境是一定要认真和深入考虑的。Halliday对于Firth语言思想的论述表明：事实上，在Halliday看来，Firth的语言研究方法，即将语言置于社会语境的研究方法，完全与他眼中的政治的研究方法一致；从Firth那里，Halliday懂得了语言与政治的不可分。因而Firth的语言观与Halliday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完全匹配，其已向Halliday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跨出了相当重要的一步（见Martin 2013：118）。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篇分析在揭示语篇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与批评话语分析紧密相连（Wodak 2011：41-42；Alba-Juez 2009：236），为后来的批评话语分析研究语篇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权势关系指明了方向（Flowerdew 2008：198）。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来自Roger Fowler的批评语言学；Fowler也明确说到系统功能语言学对他的帮助，“鉴于价值这么彻底地隐含于人们的语言用法之中，我们有理由建立并实践一种趋向于理解这种价值的语言学‧‧‧‧‧‧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特别适合于把结构与交际功能联系起来，所以他为我的描述提供了工具‧‧‧‧‧‧”（Fowler 1991：156；转引自何远秀 2016：52）。

由于语篇分析要根据文化语境、情景语境和上下文语境进行，故所作出的分析和解释就会对语篇所反映或隐藏在背后的意识形态进行考察。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这种语篇分析方法给批评语言学（Fowler 1991，1996）带来启示，因此有很多研究批评话语分析的学者都承认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对他们的影响（Flowerdew 2008：198）。

批评话语分析从语言的使用和所表达的意义来揭露语言背后的权势关系和某些不公平现象。大家都希望通过分析语言在社会实践中的表现形式来揭示意识形态对话语的影响、制约和操控，将话语看作社会实践的一种重要方式，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对话语的影响，也重视话语对社会文化的构建和促进作用。

作为新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重视语言的社会属性和社会理据，也重视语言学家的社会责任。它重视语言的社会实践问题，强调要将语言置于其社会环境和社会实践之中进行考察，也强调要将语言学应用于其社会环境之中。系统功能语言学把语言学当作一种干预方式。从某种程度上说，系统功能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系统功能语言学是个普通语言学理论（属于理论语言学），而批评话语分析的目的不是建构一个语言学理论，它属于广义的应用语言学，或“语言学的应用”（linguistics applied，Widdowson 2000）。系统功能语言学是基于“意义关系论”（a relational theory of meaning，王振华 2015：76）进行构建的，它的最终目标是“把意义从个别语言的语言体现中‘解放’出来，建立功能语义学，从而实现对意义的普通描写”（辛志英、黄国文 2010：54），这是作为普通语言学的目标；作为适用语言学，它的目标是“发展马克思主义语言学，把语言及语言学研究放置在社会语境中，以此来解决现实社会中的各种与语言有关的问题”。因此，既然我们要解决与语言有关的问题，就“必须思考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非要说明动机的话，意识形态必定是其中之一”（见王振华、张庆彬 2013：11；王振华 2015：80-81）。此外，系统功能语言学既研究作为系统的语言，也研究作为言语（话语）的语言，而批评话语分析只研究作为言语（话语）的语言。

在进行批评话语研究中，有一些学者慢慢认识到，揭露社会问题、批评不公平现象固然重要，但长期的对抗也不一定就能够达到最佳的效果。因此，有人（如Wodak 2011：40；另见Kendall 2007）就解释说，“critical”不是指“否定”（negative），它是指“不想当然”（not taking things for granted），要挑战“还原主义”（reductionism）、“教条主义”和“二分法”，要自我反思；“critical”也包括提出不同的选择方式。其他学者（Kress 1996，2000；Luke 2002）也提醒大家，批评话语分析不仅是要揭示社会中的不平等，更应该是通过批评阅读、分析把解构转化为一种建构，应该是通过揭示不平等去创造一个公平的社会，不要让人们感觉自己生活在一个十分不好的环境里。在这样的背景下，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者Martin（2004/2012）便提出“积极话语分析”这样的说法。在他看来，批评话语分析本质上是解构的，而积极话语分析是建构的；我们要选择互补而不是对抗，要采取“阴/阳”视角，用它来弥补批评话语分析在考察权力关系时对社会造成的不好的影响，通过话语分析实现和平语言学，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积极话语分析强调建构，注重“社区”和谐（结盟与协商）问题，它与批评话语分析是互补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关于批评话语分析与积极话语分析的关系，以及它们的性质等问题，学界已经有很多讨论（如 Macgilchrist 2007；Alba-Juez 2009；Bartlett 2012，2018；Stibbe 2015，2018a，2018b）。

六、生态批评话语分析

生态批评话语分析是在批评话语分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研究范围扩大了，由原来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生态批评话语分析的本质也是揭露问题，尤其是工业化和人类其他活动带来的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物种多样性消失等问题。它的目的也是通过话语分析，来引起大家对生态问题的重视。

Halliday（1990/2007：172）明确指出，等级主义（classism）、增长主义（growthism）、物种灭绝、污染及其他类似的问题并不只是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所要关心的问题，它们也是应用语言学家要关注的问题。在这里，他一方面强调语言在各种生态问题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突出语言学家的社会责任，提醒语言学家要记住自己能够在环境保护方面上作出贡献。Halliday（1990/2007）就被认为是生态批评话语分析的急先锋（参见Stibbe 2018a：165-166）。

Halliday（1990/2007）所说的增长主义，就是指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大家总是这样认为：增长是好的，多要比少好，更多要比更少好，大要比小好，增加要比减少好，向上要比向下好。这种观念慢慢就变成我们生活的指南，是我们信奉和践行的“故事”（story，Stibbe 2015）。而Halliday（1990/2007）所说的等级主义，指的是把世界上的各种现象分为不同的类别，如人类现象与非人类现象，有意识实体与无意识实体。在我们的语法系统中，就有“他”和“她”的区分，也有“他/她”和“它”的区分；对于像“哭”“说”“高兴”“悲伤”这样的词语，所要求的主语（施事）就是有生命的、有意识的。这种根据等级主义来区分事物的做法所反映的是以人类为中心的思想。对此Halliday（1990/2007：170）进行了批评，“增长主义和等级主义是我们意识形态上的两大危险，而意识形态是在语言中构建的”。

根据Halliday（1990/2007：167）的观点，作为语言学家，我们可以“展示语法是怎样推进增长或增长主义意识形态的”（to show how the grammar promotes the ideology of growth，or growthism）。例如，英语动词“increase”既可以有一个参与者角色（如World energy demand is increasing at a rate of about 3% per year.），也可以有两个参与者角色（如People in the world are increasing energy demand at a rate of about 3% per year.），但所表示的意义是不同的。从作格分析看，只有一个参与者角色（world energydemand）的小句回避提及动作的施动者，把对世界能源需求的增加当作是自己发生的事情，而带有两个参与者角色（peoplein the world，energy demand）的小句则明确指出动作的施动者是人，把对世界能源需求的责任归咎于人的行为。

Halliday的这篇论文是在生态转向（the ecological turn）的大环境下产生的，他关注生态语言问题与他是个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家的事实是分不开的。研究语言要把它与其社会环境联系起来，语言学家也要根据特定的社会环境进行研究，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这就是重视社会实践，这就是有社会担当。Halliday的这种研究态度和方法在学界上被称为“韩礼德模式”（Fill 2001）。

受 Halliday的影响，Alexander＆ Stibbe（2014）认为，应该区分“对生态话语的分析”（the analysis of ecological discourse，比如对生态环境、气候变化有关的话语的分析）和 “对话语的生态分析”（the ecological analysis of discourse）。他们（Alexander＆ Stibbe 2014：109）认为，生态语言学的研究范围不能只限于那些关于生态问题的话语（如与环境问题、生物多样性流失有关的话语），而应该包括可能导致人们对生态系统造成影响的所有行为和话语，因为所有话语都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影响，人们的行为又会对生命赖以依存的生态系统造成影响。Stibbe（2018a，2018b）从人们信奉和践行的“故事”入手，研究语言是怎样影响生态的，这种研究路径与Halliday（2007）所说的系统生态语言学（systemic ecolinguistics）是一致的。

七、系统生态语言学

生态语言学是过去四十多年来慢慢形成的广义的应用语言学分支，主要是研究语言与生态关系的问题（黄国文2016a）。早期的研究主要是“语言生态”（the ecology of language）问题，比较出名的是Einar Haugen（1972）的隐喻论述：语言和言语社团的关系可以比喻为生物和自然环境的关系，因此研究语言生态问题就要研究特定的语言与其环境的相互作用。Haugen所说的“环境”不是自然环境，而是“使用某一语言作为语码的社会”。与隐喻说法相对的是非隐喻说法：人类本身就是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社会在自然中就是社会的各种团体组织。人类的各种活动影响着自然界中的其他物种（如动物、植物）和其他环境成分（包括山川河流）。

Halliday所认同的是非隐喻说法，他（2007）区分了“机构生态语言学”（institutional ecolinguistics）和“系统生态语言学”：前者指的是语言和这种语言的使用者（以及不再使用这种语言的人）之间的关系；后者指 “我们的意指方式如何左右我们对环境的影响”（How do our ways of meaning affect the impact we have on the environment?），即语言对人类的行为（包括人类对生态影响的行为）的影响。系统生态语言学是基于语言学是一种干预社会实践的方式这个假定提出来的。这也反映了Halliday语言学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取向。

从机构生态语言学看，最明显的生态问题就是濒危语言问题。对于某一个自己的母语不是社会“通用语”的人来说，由于工业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就可能会面临该语言越来越少被人使用，最终没有人使用而消亡的情况。一方面，工业化和过分追求经济发展就会使得某种（些）语言变成所有人的“通用语”（如英语）；另一方面，国家为了统一而使用根据某一方言发展起来的“普通话”。从一定程度讲，所有人都会面临自己的母语消失的问题，当然，操不同语言的人受到的影响程度肯定是不一样的。例如，尽管英语现在已成为国际语言，但由于它的广泛使用，就出现了很多变体，所以，对于英语是母语的人来说，也是受到影响的。对于英语不是母语的人来说，影响就更大。就国际各种行业的语言实践和话语体系而言，很多就是按照英语（背后是强大的美国政治、经济、教育等体系）的标准。比如说，国际知名的、有很大影响的学术期刊所使用的语言绝大多数都是英语，大量的研究成果都是用英语撰写的。一些非英语母语国家的学者，他们很多原创的研究成果都是用英语写成后在国外发表，因此受益的首先是懂英语的人，而不是本国人。

从系统生态语言学看，最明显的生态问题就是我们的语言使用（意指方式）如何左右我们对环境的影响，即语言影响环境。我们曾通过对话语进行生态分析，说明语言影响我们的行为，采用包括银行排队票号说明（黄国文 2016b）、男子饮酒后刺死鹦鹉（黄国文、陈旸 2016）、篮球明星姚明的公益广告“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黄国文、肖家燕 2017）等大量生动实例，来探索和谐话语分析路径（黄国文 2016b；赵蕊华、黄国文 2017）。

语言反映的是人的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又影响了人们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社会实践和潜在的意识形态构成了一定的理念，即Stibbe（2015）所说的“故事”，我们一旦认同和信奉这些故事，它们就成为我们的行为准则，我们就用它们来指导自己的语言实践和行为。

Halliday所提倡的系统生态语言学，反映的是他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和方法论，注重语言在实践中的作用，也突出了语言研究者的社会责任和担当。就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框架的构建而言，系统生态语言学反映的是意义发生学（semogenesis）的进化思想。正如Halliday（1990/2007）所说的，语言不是被动反映现实，而是主动构建现实。语言的重要特征是创造意义，而意义存在于不同的语境中；对意义的选择受到语境因素的制约，意义的发生过程就是选择性地创造意义的过程（尽管选择并不总是有意识的）。Halliday ＆ Matthiessen（1999：17-18）在讨论意义发生时特别说到，至少有三个时间维度涉及意义发生过程，即种系发生学（phylogenesis）、个体发生学（ontogenesis）和语篇发生学（logogenesis），它们分别涉及人类语言的进化、个体语言的发展和语篇内部话语形式的展开。这三个时间维度可以用来解释系统生态语言学的原理。

八、结语

生态危机、环境问题、气候变化问题是当今世界各行各业都关注的问题。生态语言学研究者采用不同的理论指导，研究语言与生态有关的问题。作为广义的应用语言学学科，生态语言学正在稳步发展。

当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越来越成为大家所关心的问题时，Halliday（1990/2007）在其语言学理论框架中探讨生态语言学问题，并强调系统生态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性（2007）。这也充分表明，Halliday是一位有社会责任的语言学家，把语言学研究置于一定的政治环境中考察。

在过去的两年中，我们一直在考虑中国语境下的批评生态话语分析和生态语言学研究问题，提出了“和谐话语分析”；我们研究的问题与国外同行的是一样的，但我们的社会环境不同，视角就应该不同，立场也就不一样。孔子、老子他们所处那个时代的生态环境跟工业化的今天是不一样的，他们的生态观也不完全适合当今的中国。国外（如Benton 1996）和国内（如刘仁生 2007）都有很多关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研究。怎样在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指引下、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框架中构建“和谐话语分析”，将它置于社会并用于社会，是我们今后要努力探索的问题。

Matthiessen（2009：37）注意到，越来越多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者正在关注生态语言学问题，但是，在目前国外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界，从事生态语言学研究的人还不是太多，除了Andrew Goatly（1996，2014）、James R. Martin（1986）、Tom Bartlett（2012，2018）这几个人外，其他学者尚没有做出实际的事情。相比之下，中国倒有一批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者对这个交叉学科感兴趣（如黄国文 2016a，2016b，2017；黄国文、陈旸 2016，2017；黄国文、赵蕊华 2017；黄国文、肖家燕 2017；何伟、张瑞杰 2017；何伟、魏榕 2017a，2017b；赵蕊华 2016；赵蕊华、黄国文 2017）。中国学者参与生态语言学研究，已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在著名的生态语言学家Alwin Fill等主编的《劳特里奇生态语言学手册》（Fill ＆ Penz 2018）中，有两处（第6页和第437页）提到中国学者的生态语言学学术活动，这表明，国际生态语言学研究界对中国的相关研究给予高度重视。

生态语言学研究任重道远！让我们一起加入生态语言学研究的行列，think and act ecolinguistically（思，以生态语言学为本；行，以生态语言学为道）（黄国文 2016a）。

Hallidayan Linguistics and Ecolinguistic Studies

HUANG Guowe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40，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