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伟 | 再识自身传统：释批评（上）
中国文学批评课 · 序说
二、课程释名
2、批评
文学批评意义上的“批评”一词，是由英语的criticism翻译而来。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价值和意义，百年前的中国学人几乎同声发出了“自贬”之音。我在这里稍作列举：
1924年，杨鸿烈在其《中国诗学大纲》中指出：“中国千多年前就有诗学原理，不过成系统有价值的非常之少，只有一些很零碎散漫可供我们做诗学原理研究的材料。”所以他“绝对的要把欧美诗学书里所有的一般‘诗学原理’拿来做说明或整理我们中国所有丰富的论诗的材料的根据”。在这里，中国文学批评的地位仅仅是“材料”而已。
1927年，梁绳祎在《文学批评家刘彦和传》一文中比较中西文学批评的优劣，发出了一通自惭形秽的议论：“谈到文学的批评，便使我们不能开口了。严格讲，除去恶意的嘲骂和广告性的标榜以外，几乎全没有这回事……许多年里，竟没有一个批评家能解释一篇作品的真意，我国过去的批评真算可怜了。”
1937年，吴益曾《〈文心雕龙〉中之文学观》也是这样对比中西：“在西洋，文学批评很早便已有了……但在吾国，则似乎发生得很晚，即有也甚幼稚……大部分都是一套浅薄的推理，一种对于无关紧要的东西的夸赞，一套为传统的庄严的辩解，一种贫于洞察和分析的近视病。”
针对这一现状，程千帆先生编为《文学发凡》二卷（1943）。他在《自序》中说：“通论文学之作，坊间所行，厥类郅夥。然或稗贩西说，罔知本柢；或出辞鄙倍，难为讽诵。”结合殷孟伦先生《序》中批评的“彼浮夫近士，骋辩腾说，稗贩谲狂之云，何适非然”，则此书针对的是天下滔滔，无非“稗贩西说”“稗贩谲狂”之流，显示了以中国文论资料建立文学理论系统的用心，展现了一个年轻学者的勇气和抱负，只是“彼众我寡，未能动俗”。
程千帆先生《文学发凡》
在当时学者的眼中，中国文学批评因为不系统所以不科学，呈现为杂乱破碎，也因此就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只能用西方文学批评的原理来统摄自家的材料，这样的认识，不仅在当时如此，而且影响到后来。
五六十年代出版的“文学概论”或“文学原理”著作，基本框架来自前苏联的季莫菲耶夫、毕达科夫等人的学说，尽管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信奉的是马克思主义，但落实到具体的学术实践，中国传统的批评文献同样只是作为可资印证的材料散见于各个部分。可以援作对比的是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1975），他将中国文学理论的材料割裂开来，塞进艾布拉姆斯《镜与灯》一书的框架中。体系不同，做法无二。
1976年，古添洪、陈慧桦在《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一书的序中指出：“我国文学，丰富含蓄；但对于文学研究的方法，却缺乏系统性，缺乏既能深探本源又能平实可辨的理论；故晚近受西方文学训练的中国学者，回头研究中国古典或近代文学时，即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我们不妨大胆宣言说，这援用西方文学理论与方法并加以考验、调整以用之于中国文学的研究，是比较文学中的中国学派。”一个“学派”能够成立的前提，就是需要有自身独特的理论和方法，而不是仅有特定的研究对象或范围，用西方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文学，并奢望以此形成“中国学派”，不啻痴人说梦。
如果我们把视野扩大一些，这种情形并非中国独有，在东亚是一种普遍现象，堪称“通病”。比如在韩国，据林荧泽先生说，他在读大学的时候（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经常听到的一个观点是：“我们国家虽然有文学作品，却没有评价它们的合适标准。所以借用国外的评价标准也是不错的。”（《国文学：做什么，怎么做》，见其《韩国学：理论与方法》）这里所谓的“国外”，指的就是欧美。日本在1975年前后，为祝贺美国学者唐纳德·靳（Donald Keene）提出的《日本文学史》写作计划而举行的座谈会上，“其中好几次出现了这样的颂词：只有美国学者才能写出真正的日本文学史”（小西甚一《日本文学史跋》）。不仅承认自身理论和方法的缺乏，也承认运用西方文学批评的标准来衡量本国文学（无论是韩国还是日本）是理所当然的。
回顾百年来在文学批评上的“自贬”，在与欧美、俄国批评传统的比较中衡量中国文学批评，我们会发现，这些“自贬”在意义上是消极的，在情绪上是不健康的，最重要的一点，在学术上是极为荒诞的。
关于欧美文学批评史上“批评”概念的演变有很多论著，但最早且最权威而简洁的论述当属韦勒克《文学批评：名词与概念》，收在其《批评的概念》（1963）一书。他考察了“批评”一词的语源以及这一概念在欧洲（从古希腊、罗马到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的历史演变和异同比较，视野广阔，材料丰赡，评论中肯，兹略述其大意。
韦勒克《批评的概念》
“批评”一词源于希腊文，krités的意思是“裁判”，krineín的意思是“判断”，含有“文学的判断者”之意的kritikós一词是在公元前四世纪末出现的。起初，批评家与文法学家可以一身兼二任。在古拉丁文中，criticus一词很少见，但其地位高于grammaticus（文法学家），后者主要从事文本和词义的阐释工作。到了十五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文法学家、批评家、语文学家是可以相互替代的概念，在稍后的人文主义者那儿，“批评”和“批评家”这两个词被特别限定在对古代文本进行编纂和校勘的意义上，有人甚至将批评家的“唯一目的和任务”描述成“努力完善希腊、拉丁作家的作品”。还有人将“批评”（critica）的任务分为两方面：一是鉴定（judicium），确认作者及作品的真伪；二是校勘（emendatio），对文本订正纠错。
只有到了十七世纪，这一术语的含义才扩大起来，既包括整个文学理论体系，也包括今天称为实际批评的活动及日常书评。虽然意大利著作中可以找到这样的用例，但具有决定意义的发展出现在法国，“批评”至少部分地从文法和修辞的从属地位中解放出来。以前一个专指对古典作家进行文字考证的术语，逐渐与对作家作品的解释、判断这一总体问题、甚至于知识和认知的理论等同起来。在英国，培根的《学术的演进》将知识传统分为两类，一类是“批评的”，另一类是“学究式的”。而“批评的”知识传统包含了五个方面：（1）有关作家作品的正确校勘与编纂；（2）关于作家的解释和说明；（3）有关作家作品的系年；（4）关于作家的某些简短批评与判断；（5）有关文章的句法与布局。
在德国，“kritik”和“kritisch”自十八世纪早期从法国传入，但这个概念在德国难以生根。文学批评被称为“一门低于新闻学的学问”，其含义是“每天报纸上对文学新作的时兴评论和对文学与音乐表演的评判”。在十九世纪德国知识界，美学与文学研究的分离是其主要特征。前者是哲学的分支，诗学隶属其下；后者主要指文学史。批评家只不过是中间人，是昙花一现的新鲜事物的报道者。随着十九世纪后期批评的、实证的和科学的观念汇合，德国出现了“文艺科学”（Literaturwissenschaft）的新术语，从而取代了西方其它国家使用的“批评”一语。而在诸如“science de la littérature”或“science of literature”之类的词组在西方其它国家受挫的同时，“文艺科学”在德国获得了成功。虽然在法国、英国也有要求文学研究具有科学性的传统，但在英文和法文中，“科学”（science）变得与自然科学等同起来，而德语中的“科学”（Wissenschaft）却保留了原有的较为宽泛的意思，所以，这个术语只在德国扎下了根。
在英语国家，二十世纪出版的瑞恰慈《文学批评原理》（1924）、兰色姆《新批评》（1941）以及诺斯罗普·弗莱《批评的剖析》（1957），巩固了“批评”一词的地位。在法国，“大学批评”（la critique universitaire）的影响与日俱增，兴盛起来的是一种中性的只讲事实的“文学史”，批评只在大学之外大行其道。其文学史研究强调实证主义，甚至敌视批评。
以上极为精简地概括了韦勒克文章的大意，难免挂一漏万。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直接阅读原文。以下试作评论，我们可以看到，“批评”的概念在西方世界，直到十七世纪以前，主要属于文献学的学问，是以对古典文本的校勘、辨伪、编纂为目的，更接近“语文学”（philology）。培根描述的五点要素，有三点与过去相同，最后两点涉及评论判断和作文法则，这已经是十七世纪的事了。由于这种根深蒂固的影响，那些对当代新出现作品的“批评”被视为低等的，而高等的批评是“大学批评”，是强调考据、崇尚学问，把注意力放在作家的时代以及作品的校订上，并认为只有这样才是“科学的”方法。这种“学院派”的批评，拥有“反理论”的偏见，抱持一种“不考虑价值（value-free）的研究观”（米勒《理论在美国文学研究和发展中的作用》，见《萌在他乡：米勒中国演讲集》），这与“批评”一词在西方根深蒂固的传统是分不开的，这才导致了二十世纪初英美“新批评”（New Criticism）的兴起，韦勒克本人就沐浴在“新批评”的风气中。
蒂博代《六说文学批评》
我们还可以参考一位百年前法国文学批评家阿尔贝·蒂博代（Albert Thibaudet）在1922年作的六篇演讲，后来合为一书，中译本题为《六说文学批评》。他认为：“我们所理解和进行的批评是19世纪的产物。”他又说：“18世纪完全可以作为一个批评的世纪……可事实并非如此。这个伟大的时代，应该等到19世纪。”之所以将“真正的和完整的批评”看成19世纪的产物，他举出了三项理由：一是在这个世纪诞生了两个新行业，即教授行业和记者行业。其次，批评就某种程度上而言是一种总结，而19世纪实际就是一个总结的世纪。第三，自由主义精神在19世纪广泛传播，使批评与多元化协调一致。他概括道：“批评从下面的三条根中汲取营养：行业的（教授和新闻记者）、历史的（总结的兴趣）、自由主义的（敌对政党的共存，诉讼对方的共存，同样受到鼓励）。”他因此将欧洲的批评分为三类：1、自发的批评，这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体现为极其昌盛的报刊批评，其批评对象是刚出版的新书和重新出版的旧著。2、职业的批评，也就是学院中教授的批评，其工作主要是阅读、研究和整理。导致的问题是，阅读成了重复权威批评家的话，其论著成为老生常谈的汇合；研究往往缺乏鉴赏力，成为学究或者如龚古尔兄弟所说的“为死人高唱赞歌的人”；第三项是整理，这是一种阅读为了了解和了解为了整理的批评，其成绩便是使文学作品条理化。3、大师的批评，也就是艺术家的批评。他最后总结道：“自发的批评流于沙龙谈话，职业的批评很快成为文学史的组成部分，艺术家的批评迅速变为普通美学。”如果就其本质来比较，那么，“自发的批评”类似于“以资闲谈”的诗话，“职业的批评”犹如教人如何作诗的诗格、诗法，而“大师的批评”则是在中国古代最为普遍存在着的诗人的批评，为这种批评鼓吹呐喊，最早且最有代表的人物就是曹植，其后如杜甫、韩愈、苏轼、元好问、钱谦益、王士禛、袁枚，不胜枚举。但百年前的中国学人，动辄以为西方文学批评著作是“系统地科学地研究文学”，如果我们真正对欧洲文学批评的发展历史作系统考察，就会发现那完全属于“盲人摸象”式的判断。所谓“系统地科学地研究文学”，在欧洲只是到十九世纪后期二十世纪初期才出现的情况。真正做出颠覆性、革命性工作的，是英美“新批评”和俄国“形式主义”的批评。
接下来就让我们看一看俄国的情况，我还是先以别林斯基的著作为依据。别林斯基是一个伟大的批评家，他非常重视文学批评在社会思想中的巨大作用，他的批评观以及对俄国文学批评的历史回顾，都集中体现在1842年围绕尼基简科《关于批评的讲话》而写的三篇论文。就其批评观而言，他虽然也作了词源学上的追溯，但这不是学究式的卖弄，而是要表达其主张。他说：“批评渊源于一个希腊字，意思是‘作出判断’；因而，在广义上来说，批评就是‘判断’。”这里的“判断”不是面对文学的技巧，而是面对生活。所以，他破天荒地将文学和批评视为一体，没有先后，没有高低。“说不上是艺术促成批评，或者批评促成艺术；而是二者都发自同一个普遍的时代精神。二者都是对于时代的认识；不过，批评是哲学的认识，而艺术则是直感的认识。二者的内容是同一个东西；差别仅仅在于形式而已。”（《别林斯基选集》第三卷）别林斯基讲到的“艺术”，指的就是文学。创作和批评拥有同样的指向，那就是关乎人类、社会、文化中最高峻、最幽深之处，要能观察精神的真实运动，要从生活内部通过对话和交流衡量作品是否具备救赎的功能。别林斯基是第一个把“批评”提高到如此层次的人。在欧美，这要等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弗莱《批评的剖析》出现之后，把批评定义为“是整个与文学相关的学问和艺术趣味”，并严厉批驳了“把批评家视为（文学的）寄生虫或不成功的艺术家的观念”，甚至认为“对于确定一首诗的价值，批评家是比诗的创造者更好的法官”，批评的独立地位才得到确认。在中国，也是要等到章太炎将“文学”定义为包括了“文”（文学作品）和“文学”（文学批评），两者才拥有平等地位。就批评的实际展开而言，别林斯基也有精彩之见：“不涉及美学的历史的批评，以及反之，不涉及历史的美学的批评，都将是片面的，因而也是错误的。”同时，“确定一部作品的美学优点的程度，应该是批评的第一要务。当一部作品经受不住美学的评论时，它就已经不值得加以历史的批评了。”从批评史角度看这些见解，堪称石破天惊。
《别林斯基选集》
但我们要清楚地了解，别林斯基是俄国十九世纪文坛上的天才，决不足以代表批评的一般状况。如果我们要了解批评在当时的普遍情形，可以看别林斯基对他人“批评”的“批评”。其第二篇论文是《关于俄国批评的历史的评述》，在他看来，俄国的批评史如同俄国的文学史一样，“表现了从统治在欧洲的意见的回声转变为独创的对艺术的看法这一渐进的追求”。排在“第一位俄国批评家”位置上的是苏玛罗科夫，一个生活在十八世纪的剧作家、诗人和批评家，其梦想是当“俄国的伏尔泰先生”。所以，他成为别林斯基用了几乎全文的篇幅加以“批评”的“批评家”，认为“不研究他，就不可能理解他的时代”。那么，十八世纪俄国文学批评所达到的是怎样的高度呢？别林斯基在引用了一大段苏玛罗科夫的“批评”原文之后“批评”道：
代表十八世纪俄国文学批评普遍水平的就是这样的批评文本，而且在别林斯基的笔下，欧洲的许多著名批评家也与之大体类似。这与中国宋元以下的某些评点相比，真可以“与其比肩”“相视一笑”，但评点家言在中国文学批评传统中只占有限的地位。如果继续用一种挑剔的眼光来衡量的话，即便是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也有相当可议者，俄国文学史家德·斯·米尔斯基出版于1927年的《俄国文学史》上卷就说他的批评文风是“可怖的松散和凌乱”，“显而易见，没有任何一位与别林斯基拥有同等影响的作家会写下如此糟糕的语言。”这部书曾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被纳博科夫称赞为“包括俄语在内的所有语言写就的最好一部俄国文学史”。他的评论不是无足轻重的。在俄国文学批评史上，更加精致的文学批评，是要等到“俄国形式主义”（Russian Formalism）的诞生，这已经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的事了。
（未完待续）
>原载《中国诗学》第三十四辑（202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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