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张伯伟教授的《中国诗词曲史略》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由旧著《中华文化通志·诗词曲志》修订而成，程门问学将推出签名本，敬请期待。经张老师同意，先与大家分享本书新版前记。
公元二三世纪之交的拉丁诗人泰伦提雅努斯·马乌（Terentianus Maurus）曾经说：“书籍自有命运。”（habent sua fata libelli）诗人的话常常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对我来说，这句话很适用于本书。本书原是“中华文化通志”中的一种，1992年的《光明日报》上曾广撒“英雄帖”，向全国征集各志作者。《艺文典》主编是刘梦溪先生，他似乎对《散文小说志》和《诗词曲志》的应征者不甚满意，所以亲自约稿，前者由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撰写，后者则由我承乏。写作工作始于1993年，主要完成于1994年，1995年初交稿，199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百部巨帙，堪称豪华。但令人遗憾的是，赠送作者30册样书以外，全书以成套出售的方式发行,所以除了经济实力较强的图书馆入藏，个人几乎无力拥有。她虽然曾经作为国家领导人出访美国时的礼物蒙受殊荣，却很难成为普通读者案头邺架之物。这与我写作本书的初衷是不相合的。也许是看到了这个问题，十多年前上海人民出版社曾希望单独印行本书，或照旧或增写，而我当时忙于域外汉籍研究事业的开拓，兴趣被“瑰奇异境”所吸引，无心“却顾所来径”。四五年前，江苏人民出版社意欲出版本书，那时，“拨弄旧琴弦”的工作已不至于使我厌烦，如果编辑稍加督促，也就不会功亏一篑了。前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张文礼先生再提此节，并且列入议事日程，我终于决定摆脱琐事，利用今年寒假完成了本书修订，她也终于有机会以平凡的形象与读者见面了。的确，“书籍自有命运”！说是修订，其实更动极为有限，只是调整了若干字词语句的表述，改正了个别讹误而已，书名则易为《中国诗词曲史略》。中国拥有悠久的文学历史，如何保存、呈现这些伟大作品，描述、阐释卓越文学家的伟大创造，历代人都为之付出了巨大努力。现代学术诞生以来，又有很多外国学者加入了努力的行列，他们以各有异同的立意、视野、取材、剪裁向世人呈现了丰富多姿的中国文学的面貌。而本书的呈现，也是有其特定视角的。郑樵说“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其著作追求的是“会通之旨”，意欲“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通志总序》）。本书无此奢望，但也追求能将中国诗词曲当作一个整体而“条其纲目”，使普通非专业读者对于中国诗学的特征、演变、价值和意义有一基本认识。所以，本书既不刻意追求独创性，也不列举炫耀稀见文献，只是对被历代公认为“杰作”的作品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作了个人解读。而“杰作”的选择标准，也往往以被我记住的作品为基础（这不完全是出于对自我的依赖，更主要的原因是篇幅限制），我确定这不是一份冗长的清单，但可能因此而与很多读者记忆中的作品相吻合。当然，作为“文化通志”之一，本书会着重考察随着这些作品带入的文化印痕，并力图透过审美活动加以开发研讨。2010年由孙康宜、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出版，此书集合了众多美国名校的名教授执笔，其写作方法，据主编序言所说，是“采用更为综合的文化史或文学文化史视角”，从而成为该文学史重要的和主要的特征与贡献。而在上世纪末出版的本书，采取的恰好也正是上述视角，但篇幅不足其书的三分之一，这表明我的叙事远远少于我的省略。但愿能够借用贡布里希（E. H. Gombrich）在其《艺术的故事》第十六版前言中的话：“某一方面的任何所得都可能导致其他方面的所失……但是我真诚地希望所得远胜于所失。”如果今天重写本书，我想应该有两个方面可以得到改善：一是知识上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扩大，在知识的全面性方面，今天总是比过去更为均衡，这足以使某些章节的论述可以避免匆忙和肤浅；二是观念上的，经过三十年来对域外汉籍的耕耘，我会更加注重文化间的相互碰撞和影响，在讨论中国少数民族和域外汉诗的时候，不过于强调汉文化的同化力和辐射性，而是尽力展现文化交流中的双向互动。同样，在讨论二十世纪新诗的形成、发展和演变时，除了纵向梳理传统诗词曲中白话成分的逐步增强，对于翻译文体和外国文学的影响作用，也会增加评价的强度和力度。最明显的一例，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上第一首白话新诗，是胡适在1916年7月22日写的《答梅觐庄——白话诗》，但他却将自己在1919年4月1日发表的《关不住了》视为“我的‘新诗’成立的纪元”（《尝试集·再版自序》，1922年），而这首白话诗实际上是对美国女诗人萨拉·梯斯苔尔（Sara Teasdale）“Over the Roofs”一诗的翻译。翻译文体对于中国现代新诗在语体上的示范，至今还是缺乏深入研究的。如果今天重写本书，我会努力探索这些诱人的问题。毫无疑问，我当然也会容纳新的参考文献。然而就整体上来说，我对本书论述的基本框架和结论仍然持肯定的意见，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愿意维持其原貌让她重新面世的原因。最初交出书稿时的我——36岁，如今再次出版时的我——63岁，时隔27年重新打量这部著作，让我想起一位意大利学者兼作家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他在26岁撰写了《中世纪之美》一书，54岁为该书的英译本写《再版前言》，其中有这么几句话：“在这本小书中，我以年轻学者的笨拙方式讲述了一个故事，但时至今日，我依然相信这个故事。”我对此深有同感。今天在南京降下了2022年的第一场大雪，窗外是一片银装素裹的世界，不知什么时候，脑海里飘来两句陶渊明的诗——“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本文曾载《中华读书报》2022年10月12日第9版，刊发时略有删节。这里是完整版。张伯伟：“行道救世，保存国粹”——程千帆先生的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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