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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研究》李成威：不确定性、虚拟理性与风险分配——公共风险视角的财政哲学（全文）
“重构财政学理论体系研究”专题：
不确定性、虚拟理性与风险分配
——公共风险视角的财政哲学
李成威
内容提要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中危与机并存。如果能管控好风险，就能化危为机，如果让风险任意扩散，就可能产生大的危机，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影响。人类社会已经进入风险社会这一新阶段，但是人类应对不确定性的知识体系仍未建立起来。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国家治理的核心是公共风险治理，而公共风险治理的核心问题是要掌控公共风险的生成机制。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无论是单个国家还是全人类，在风险社会生存，必须要有风险思维，有基于风险的虚拟理性；必须打破基于利益的分配思路，从风险分配的视角审视公共风险的生成机制，发挥财政在风险分配中的核心功能，防范化解公共风险。
关键词：不确定性 虚拟理性 风险分配 财政哲学
世界观有很多维度，包括自然观、社会观、人生观、价值观、历史观、物质观、运动观和时空观。世为时间、界为空间，可以说时空观是世界观中最为核心和最基本的部分，其他的部分实际都是从时空观中衍生出来。时空观角度的世界观，通常是指处在什么样的位置、用什么样的时间段的眼光去看待与分析事物。任何事物，都处于一定的时空之中，都有现在、过去和未来。但问题是，现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是什么关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牛顿的经典力学勾勒出一个确定性的自然科学世界观。在这种世界观当中，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是线性关系，未来由过去和现在决定，未来在过去和现在的历史延长线之上。不仅如此，经典力学思维还深深地影响着社会科学领域，线性和连续的社会进程有如宿命一般左右着世界的过去、现在 和未来。实际上，早在2500年前的古希腊初期的泰勒斯就开始寻找宇宙间“合法的”东西。“自泰勒斯开始，我们沿着演绎、符号数学和科学理论的方向走过了漫长的道路。”
然而，世界并非经典力学确定性世界观所想象的那样，知道了过去和现在，我们就能准确预知未来。事实是，我们经常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经证明了牛顿确定论的破产。“我们将表明，我们现在能把概率包括到物理学基本定律的表述之中。只要能做到这一点，牛顿确定论就破产了；未来不再由过去所确定，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对称性被打破了。”在当今最前沿的科学领域，“混沌”这样的思想已经变得非常流行，影响着从物理学、宇宙学到经济学等几乎所有的学科。“混沌”的反义词是“清晰”。“清晰”意味着世界的一切都是确定的、清晰的，而“混沌”则意味着世界是不确定的、模糊的。
海森堡提出的“不确定性原理”和“混沌”的发现，表明精确预测即使在原理上也是不可能的。这也就意味着确定性的终结，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确定性观念的终结，因为世界从来就是不确定性的。根据量子物理，不管我们得到多少信息，也不管我们计算能力有多强，因为物理过程的结果不能无疑地被确定，所以也不能无疑地被预言。在确定性的世界观里，有预知的条件这个“因”，就能产生未来预测结果这个“果”，所以“因果关系”便充斥在经典力学相关理论的大大小小的定律当中。然而，实证主义哲学家赖欣巴哈声称“证明了因果原则绝不能同量子物理相容；因果决定论既不能以一种可证实的陈述形式保留下来，也不能通过在观测数据之间插入观测之外数值的约定形式保留下来。”混沌与量子力学一起，摧毁了19世纪以来的乐观心态—认为牛顿式宇宙就像钟表一样沿着可预测的路径运行。
通过图1“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简单模型，可以洞穿一些看似不起眼的随机事件或者琐事，出现的混沌和涨落，改变了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关系。未来（C）出现在C1、C2还是C3，完全不取决于过去（A）或者现在（B）的状态，而是取决于从现在到未来的过程中会出现什么样的混沌和涨落。能够确定的是未来会出现一种情况，但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是不确定的。未来有可能是C1，也有可能是C2和C3，但这都不是必然的，而是以某种几率出现。可见，B和C之间是几率的关系，而并非因果的关系。
在不确定性世界观中，对过去、现在和未来关系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过去、现在和未来不是线性关系了，未来也不是在过去和现在的延长线上。“在只是一个假设的意义上来讲，任何物理理论总是临时性的：你永远不可能证明它。不管多少回实验的结果和某个理论相一致，你永远不可能断定下一次结果不和它矛盾。”未来是不确定性的，意味着未来有无数种可能。例如，在传统的理论中，价格是由供给和需求所决定的，根本无法理解为何会出现“负油价”“负利率”这样的事情。而在不确定性的世界里，一切皆有可能。2020年，国际油价创下一项新记录，美国5月份轻质原油期货 WTI价格暴跌创下历史新低，历史首次跌至负值。之所以出现“负油价”“负利率”，是因为价格在此是由不确定性引致的风险所决定的。
一群由简单蚂蚁个体组成的复杂系统，从单只蚂蚁看，几乎没有什么视力，也没有多少智能，但这些蚂蚁组成的复杂系统却能形成“集体智能”的“超生物”。在一个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这种结构为蚁群的生存和繁衍构建了巨大的确定性，这群蚂蚁能够吞噬所途经森林里面的一切食物，能够构建保护幼蚁和蚁后的工事。单只蚂蚁非常的渺小，行为也很简单，但渺小的蚂蚁和简单的行为，能组成一个复杂的结构，这是蚁群适应环境的结果。从生物学角度看，适应是生物体调整自己以适合环境的过程。粗略地说，生物体结构的变化是风险引导的结果。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生物体将会更好地利用环境达到自己的目的。这说明，通过某种行为刺激建立起来的结构，可以使群体在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在一定程度上构建确定性。所谓风险引导，是学习的过程。这种结构“通过学习和进化过程进行适应，即改变自身行为以增加生存或成功的机会。”可以说，结构和行为适应性，是群体在不确定的世界中构建确定性、在充满风险的世界中生存和成功的基础。
在不确定性世界观中，主体的行为方式与在确定性世界观中的行为方式是大不同的。在确定性世界观中，未来有规律可循，事情的发展沿着既定的定律，结果是可以预见的，只要遵守既定的规则、规律和定律，就能确保达到既定目标。所以在确定性世界观中，行为方式遵循的是制度主义的路径，只要制定严格的制度，按照制度办事。但是在不确定性的世界观中，制度主义就不管用了。因为未来是不确定的，也没有永恒的规律可循。行为方式必须从构建确定性入手，采取学习、适应和改变结构的方式，遵循行为主义的路径，即干中学、学中改、改中构建确定性。
实际上，物种的进化和人类文明的演进都遵守的是行为主义的路径。例如，通过在南非等地的观察，达尔文深深震惊于物种之间的巨大差异，以及不同物种对于环境的明显适应。达尔文发现燕雀的不同种群之间虽然很相似，但他们的喙的大小和形状差别很大。达尔文认为各岛之间距离遥远，加上环境差距很大，导致共同的祖先进化成了不同的物种。从行为主义路径来看，鸟的喙之所以不同，就是因为不确定性环境在不同的岛屿之间不同，鸟的学习、适应和改变结构导致喙呈现出差异。
理性一词，在社会科学中广泛使用。在哲学史上，理性的含义是多样化的，其中最常见的一个定义是：理性是人特有的一种能力，正因为有这种能力，人们才可以对其了解的事情的关系做出判断，从而决定自己相应的态度和行动。
传统理性以利益为基础，利益是一种摸得着、数得清的实体，因此传统理性是实体理性。实体理性中有两个代表性的阶段。其中之一是绝对理性，绝对理性是基于过去经验和对未来精确计算的理性。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是绝对理性的典型代表。然而，过去的经验无法解决未来的问 题，绝对理性在实践中行不通。在学界，形成了对绝对理性的批判，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肯尼斯•阿罗认为人的选择行为是理性的，但这种理性是有限的理性。理性之所以是有限的，是由于人们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不确定性的世界，而且交易越多，不确定性就越大，信息也越不完全，人们无法对未来做出精确的计算。20世纪40年代，西蒙明确提出有限理性理论，他认为有限理性理论有三层含义：一是人并非无所不知，无法提前知道所有行为决策选择；二是人们处于不确定的外部环境中；三是人们无法精确计算每个行为决策的结果。西蒙进一步提出以有限理性的“管理人”替代绝对理性的“经济人”。“经济人”的目标是最大化，而“管理人”的目标是最优化，后者只要求自己在决策方案中选择出满意的方案即可。有限理性的提出完善了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使得理性的概念进了一步。有限理性对绝对理性从不确定性的角度进行了否定，但有限理性依然是一种实体理性，依然是利益视角的理性。有限理性虽然认为未来是不确定性的，但是这种不确定性能以概率来计算，并非真正的不确定性。实体理性否认“时间之矢”，即承认时间可逆性，过去和未来无差别。虚拟理性认为未来处于动态变化中，无法依据过去精确计算得到。虚拟理性的不确定性是“真正的不确定性”，面对这种不确定性，只有通过提高风险理性，才能使未来风险最小化。
追求确定性是人的天性，基于虚拟理性，一切行为的目标在于构建确定性。未来是不确定的，没有人可以生活在未来，也就没有人能够了解得更多。在这种情况下，并没有固定的路径可遵循，唯有按照行为主义的逻辑行事，才是构建确定性可行的选择。僵化的制度难以应对随时改变的不确定性。想要寻求风险最小化，要在整体上降低风险所带来的危害，这需要前瞻思维，需要个体和群体增强虚拟理性水平，提升应对风险的能力，通过学习、适应和改变结构，不断地构建确定性。
四、风险分配与公共风险的生成
实体理性认为理性的人都是以实现利益最大化或最优化为目标，也就是说，个体的理性能够代表群体的理性。虚拟理性要求从个体理性向群体理性发展，既要考虑个人利益，但更重要的是群体利益（公共风险最小化），这就能解释“经济人”假设不能解释的人的利他动机。实体理性只有一个圆心，即个人。虚拟理性有两个圆心，即个人和群体，两者是有机统一的关系。虚拟理性要求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发展。工具理性忽略了人类的情感、道德等因素，人类被抽象为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人。价值理性在进行决策时能够做出全面的判断，目标是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在虚拟理性中，“风险人”替代“经济人”和“管理人”。“经济人”的目标是利益最大化，“管理人”的目标是利益最优化，而“风险人”的目标是风险最小化。虽然一定程度上，规避风险也是在追求效用，但是两者的根本差别在于，“风险最小化”只在保持既有利益，是保守性的，而“效用最大化”是追求利益的，是进取性的。人们对威胁的反应通常比对机会的反应更为激烈，因为人们宁愿花更多精力保持已经得到的东西，而不是去追求可能得到的东西。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遵循的是物本逻辑，发展方式是以物为中心，人成为物的附庸，财富和利益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力。在这种背景下，经济学只能关注利益分配，看不到利益分配背后的风险分配。这种只注重物质利益、忽视人的发展的模式，最终把人类带入后果严重的风险社会。在现代 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风险社会是一个灾难社会，过去认为极端的情况，在风险社会可能屡见不鲜。在风险社会，利益分配的逻辑依然存在，但风险分配的逻辑占主导。
实体理性仅关注到利益分配，虚拟理性则能洞穿利益分配背后的风险分配。与利益的可感知性相比，风险具有非现实性。风险是未来的一种可能，是未来的不确定性影响现在的风险程度。风险分配是虚拟分配，实体理性无法体会风险分配的逻辑，只有虚拟理性可以洞穿风险分配的逻辑。风险分配虽然是虚拟分配，但又体现在实体分配上，利益分配的背后是风险分配，风险分配左右着利益分配。
利益具有独占性，而风险具有共享性和传染性。单个的风险点互相关联，形成风险链和风险网。分散的风险点在风险链和风险网中交叉传递，逐渐扩散放大，如果控制不当或者引爆其中一个风险点，就可能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形成风险事件，进而可能导致危机。风险分配的逻辑是通过风险平衡，避免风险集聚形成公共风险。例如，经济中的风险链镶嵌于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资金链、债务链等各种经济链之中，在经济结构性重组过程中，各种经济链条断裂、衔接的不确定性扩大，在一些脆弱环节形成风险点，并沿着各种经济链传递扩散放大。孤立的风险点是不会形成公共风险的，但现代社会已经形成一个立体的分工交易网状结构，不同领域、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风险已经相互关联。任意风险点可通过交织的风险链不断扩散累加放大，汇聚成更大的风险。当风险放大到一定程度，公共风险就“长”出来了。防范公共风险，不仅要识别和防控风险点，更重要的是要平衡风险链和风险网上的风险分布，这样才能有效预防公共风险的生成。
从不确定性和虚拟理性的角度看，公共风险是虚拟理性水平的负面反映。虚拟理性水平表现为集体的认知能力、行动能力、创新能力和风险意识。当虚拟理性强的时候，确定性得到有效构建，公共风险就会得到防范或化解。当虚拟理性缺失或者水平低的时候，构建确定性的能力低，公共风险就会产生或放大，并有可能造成公共危机。
五、财政：分配和平衡风险，治理公共风险
风险分配和利益分配虽然遵循两种不同的逻辑，但风险分配和利益分配又是一种相生相克的关系，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性，通过利益分配可以调整和影响风险分配。从另一个角度看，利益分配和风险分配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是从不同的视角看待同一件事情。就如商品一样，从消费者的视角看到的是使用价值，从生产者的视角看到的是价值。利益分配是从确定性的视角看分配关系，风险分配是从不确定性的视角看分配关系。利益分配调整的背后反映的是风险分配的变化。从确定性的角度调整利益分配格局，反映在不确定性的角度，风险分配格局也会变化。
财政就是通过利益分配来调节风险分配的。财政调节的关系包括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政府部门和政府层级之间的关系，财政可以通过调节这些关系之间的利益分配来实现风险分配。财政是全社会利益分配的中枢，因而也是风险分配的中枢。例如，减少个人所得税，个人得到利益，相应地，个人承担的社会风险责任就减少了，国家承担的风险就增加了。再如，财政资金的分配，对国有企业的投入增加了，国有企业获得利益更多，则说明国有企业承担的风险变小了。社会保险缴费费率和比例关系变化，表面上是个人、企业和国家利益关系的调整，实际上是社会、企业和国家承担风险责任的变化。
从风险社会的角度看，要提高国家治理效能，及时和正确处置各类风险、实现风险综合平衡是关键。财政通过调节各种利益关系，实现风险的平衡的配置，避免风险聚集，从而实现化解公共风险的目标。例如，财政通过预算、税收和财政政策，可以调节政府与市场以及政府与社会的利益关系，平衡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风险，避免风险聚集在政府、市场或社会中的某一个主体当中，造成危机事件；通过财政体制，可以调节政府部门和政府层级之间的利益关系，平衡政府部门和政府层级之间的风险，避免风险聚集于某些领域或某一级政府。
财政的风险平衡功能也体现在公共风险的平衡上。从大的方面来说，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都是公共风险，这些公共风险是相互转化的，如何平衡这些风险，需要财政发挥作用。财政风险分配和平衡除了分配和平衡不同类型的公共风险，还涉及时间维度的公共风险平衡，即短期风险和长 期风险的平衡问题。从战略上看，财政是平衡短期和长期风险的关键。例如，减税的问题和社保缴费的问题，涉及到短期和长期的平衡关系。短期来看，减税会加大财政风险，但有利于化解经济风险。在保持适度财政风险范围内的减税，从长期来看有利于经济发展，反过来又会缓解财政风险。但超出了财政风险的度则等于“饮鸩止渴”，不但不利于缓解公共风险，反而会加大公共风险。国家治理中，必须善于发挥财政的平衡器功能，及时应对、化解或分散公共风险。
全社会的总体目标是公共风险最小化，财政风险是服务于公共风险治理的，即财政风险要为化解公共风险承担最后的兜底责任。由于风险点之间存在关联性，分散的风险点会产生系统性风险，使公共风险对经济社会的破坏力倍增。在此情况下，财政通过牺牲自身的风险，即通过放大财政风险实现风险的转移与分散，为应对相关社会风险的制度改进争取时间。财政风险虽然也有自身的限度，但是如果公共风险足够大，需要通过牺牲财政风险的时候，财政风险也必须做出让步。当然，化解公共风险，仅靠政府或某一方面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发挥多元主体的积极性，在全社会分散和平衡风险，这也是我们讨论“治理”常有的题中之意。财政是分散和平衡风险的中枢，因而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础。
从不确定性和虚拟理性的视角看，国家治理的核心是不断构建确定性的过程，在构建确定性的各种措施中，区别于其他措施，财政具有定海神针的作用，因此财政能够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财政构建确定性的过程，短期是通过财政政策来实现的，而长期则是通过财政改革的风险分配功能实现的。历史反复证明，国家兴衰背后隐藏着财政密码。当国家或政权遭遇风险挑战，若及时和有效推动财政改革，就能化危为机，实现兴盛；反之，则会走向衰退和灭亡。这说明财政背后反映的是治理结构与风险挑战的匹配情况。治理结构与风险挑战不匹配，就需要通过财政改革来调整治理结构，使之匹配。历史上的财政变革，所要直接解决的问题是当时的政府财政危机，但财政危机背后是经济、政治制度无法与当时的社会风险相匹配，而非单纯的财政问题。财政改革应是社会制度变迁的起点，逐渐向其他引发财政问题的根源领域延伸，与社会其他方面的改革配合，实现整体改善。
作者简介：
李成威，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全球风险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全文刊发《财政研究》202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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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陈 龙
采编：于婧华 刘柯彤 韩 钰（实习）
（封面图片来源：https://www.foto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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