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研究》本刊特稿|陈共：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学（全文）

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学

陈共

党的十九大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明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的指导思想，该思想已被写入党纲。新时代呼唤新理论，新理论引领新实践。各行各界都必须全面认真学习并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其作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强大思想和行动指南。我国的“社会主义财政学”按理该创新换代了。如何创新换代？必由之道就是认真学习和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认真贯彻执行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精辟阐述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

一、深学笃用，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地加以坚持。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近代以来我国发展历程赋予的规定性和必然性。在我国，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最终也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所谓“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在对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问题上，绝大部分同志认识是清醒的、态度是坚定的。同时，也有一些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不深、理解不透，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上和在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上功力不足、水平不高。社会上也还存在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有的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说教，没有学术上的学理性和系统性。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这种状况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在当前的新时代，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这是党的十九大的突出亮点和重大历史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时代课题，围绕这个重大时代课题，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角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了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九大报告宣称，“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是从党的十八大开启的，党的十九大确立了新时代的指导思想，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描绘了新时代的宏伟蓝图，作出了新时代的战略部署，明确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新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重大论断充分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反映了发展的阶段性要求，也反映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点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实践和时代提出的重要课题。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题，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探索的主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体现了我们党理论上的成熟和自信，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开辟了治国理政新境界，开辟了管党治党新境界，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新境界，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

全党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在各项工作中全面准确地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总指导思想，因此，财政学建设当前的任务和目标，就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思想来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学。

二、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理念、新战略及重大方针和举措

习近平同志早在2012年就提出了“中国梦”的概念，并定义中国梦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中国梦的现实基础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即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党和国家面向未来的政治宣言，是政治动员令，是集结号，也是冲锋号。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五年来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紧紧围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举旗定向，谋篇布局，勇于实践，善于创新，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在政治经济改革与发展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了一系列重大工程，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与此同时，也形成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仅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而且不断进行理论提升，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作出了新的贡献。这些新的理论贡献是全方位的，内涵十分丰富，不胜枚举，仅能举其要者。诸如：“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主动适应、把握、引导经济发展新常态；以新发展理念引导发展——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和边界，形成资源配置的基本范式，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以对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发挥重大作用；必须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面对复杂的、发生深刻变化的国内外形势，提出“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保持战略定力，避免系统性风险，保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等等。习近平同志指明的指导思想和创新性理论观点，都是从我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总结和提炼出的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概念和理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新境界，将进一步推动和完善当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和当代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建设，包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学的建设。

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讲话，深入系统地阐述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当前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建设目标以及应当把握的要点。习近平同志在主持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还明确提出创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指导思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而且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进而指导实践。要加强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

财政学在我国的学科设置中属于应用经济学，我们认为这种学科设置是正确的，符合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经济与政治历来是不可分的，财政的基本特征是政治与经济的结合，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称为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社会经济利益关系的学问，财政学则是研究财政领域利益关系的学问，就学科的性质而言，财政学是一门名副其实的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而作为应用经济学的财政学的特殊性在于它包含理论指导和财政治理的操作两个方面，它的主题是在政治经济理论的指导下改革和完善财政的专业治理。因此，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学，必须认真理解并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理念、新战略及重大方针和重大举措，改革和完善财政政策和财政制度，并灵活运用各种财政措施，充分发挥财政的职能作用。例如，在贯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仍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就是一个明显的范例。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命题，这是根据当时的经济形势提出的具有深远意义的一项重大改革，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要求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着力从供给领域入手减少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使供给体系更好地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从理论层次上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本不同于西方的供给学派，供给学派宣称与需求管理“彻底决裂”。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是将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四个环节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如今经济学中所称的供给与需求是经济运行整体的两个侧面，是互补而非对立的关系，二者在实践中应当协同实施。财政作为需求和供给管理的主要手段，在着力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具有广阔的操作空间，发挥积极作用来配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因此，我国在进行侧重供给侧改革的同时仍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措施是：保持适度的财政赤字水平和债务率，优化支出结构；大力保证“三大攻坚”支出和教育卫生等民生性支出；整顿和规范地方政府债务，降低政府杠杆率；进行结构性减税和降低政府收费，以至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减轻企业负担，降低企业成本，降低企业杠杆率；加快出台房地产税，加强“土地财政”管理；加大科研费用投入，大力推动技术革新和核心技术的攻关；等等。总之，国家财政对习近平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减乘除”四则运算的每一方面都发挥重要作用。

三、明确财政的地位和作用，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被列为专项的“五、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明确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这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从更高层次和更广阔视野上,对财政地位和作用作出的新的论断，将财政提升为“基础、支柱、保障”，因而该决定对财政的新的论断对落实全面深化改革、推进财政改革以及财政学的建设具有深邃的理论和实践含义。

首先，从理论角度来看，该论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财政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经济基础的原理。恩格斯在论述国家产生时曾指出：“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马克思也曾明确指出：“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显然，没有可靠的财政收支作为经济基础，国家治理体系就不可能建立，也难以顺畅运行，所以财政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居于基础性地位。

其次，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来看，所有的国家治理体系都是由财政支出来建立和维持的，国家治理体系的“四梁八柱”都是由财政支出支撑的，因而财政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居于支柱地位，即使有某些其他资金来源，也不可能替代财政的支柱地位和作用。从财政治理体制和其他诸多治理体制的关系的角度来看，可以借用“支柱产业”一词来形容，财政治理体制属于支柱治理体系，如果说其他治理体系是既有联系又有个性的，财政治理体系则具有全局性和综合性，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征，对其他治理体系发挥牵制和引导作用。

最后，由于财政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和支柱，它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和国防等领域，承载着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以及政府内部中央与地方之间等各方面的权力制衡关系，因而科学的财政体制对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有制度性的保障作用。正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苏辙所说：“财者，为国之命而万世之本。国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败，常必由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者，就是要统筹推进各个分项改革，既要有改革的总目标，也要有各领域改革的分项目标并明确其最终要取得什么样的整体效果，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增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协调性。只有既解决好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的问题，又解决好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的问题，才能产生综合效应。即所谓“立治有体，施治有序”。

2019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并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决定全面回答了我国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稳则国家稳。在我国，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的制度优势，也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根本的政治保证。该决定首次系统地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谱，它由13个部分组成，其中党的领导制度是国家的根本领导制度，它统领和贯穿其它12个方面的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而财政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并对其他四梁八柱的制度具有基础、支柱和保障作用。

应当明确，财政体制机制是国家治理体系有机组成的一个分项，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治理体系，所以对财政改革而言，既要明确其在国家治理体系改革整体中的地位和作用，又要有财政本身的分项改革目标，并通过分项改革来发挥和实现其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财政在全面深化改革整体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是基础、支柱和保障，而分项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是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础、支柱和保障作用的实体和制度保障。在我国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财政体制的建设和改革，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在不断探索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财政改革已成为体制改革的先行军和突破口。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开始的,而当年的一项重大决策是在国家预算上安排“三大政策”，即对企业简政放权、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和提高职工工资，这在当年虽然引致了巨额赤字，却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搞活了经济，开辟了经济高速增长的路径。1994年的工商税制和分税制改革是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的一项重大举措，经过不断调整和完善，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税制的基本框架，逐步调整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可被视为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化，分税制改革明显地显示出阶段性改革的特征，其相对于财政体制现代化的要求仍存在明显的不足，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攻坚，以有所突破。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规定，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就是健全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科学的可持续的财政制度，简要地说，包括“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因而新一轮的财税体制改革不是解一时之弊，而是着眼长远机制的系统性重构，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远变革，是转变政府职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迫切要求，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保障以及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制度保障。

四、体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学的特征

习近平同志提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但是，我国当前在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十分不相称。我国需要大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同时，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把握三个特点,即：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体现原创性、时代性；体现系统性、专业性。这也是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学必须把握的原则和准绳。这里的论断对财政理论研究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学的建设和发展具有时代性的指导意义，是催化剂，是我们要为之而努力奋斗的方向和动力。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伟大民族，应引以为自豪，切不可妄自菲薄。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中也不乏至今仍有借鉴意义的杰出的哲理和理财思想。我国古代的理财家从他们的实践中早已体会到财政同经济的关系，即“理财之道，以生财之道为本”，这条财政学的基本原理到清代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魏源那里已经系统化为：“善赋民者，譬植柳乎，薪其枝叶而培其本根；不善赋民者，譬则剪韭乎，日剪一畦，不罄不止。”①早在周代，那位礼贤下士的周公就率先提出了“量入为出”原则，唐代杨炎则提出了相对立的“量出为入”原则，甚至按当时的经济情况以财政手段去调节经济和平抑经济波动的朴素思想也早已存在。其他如减轻税负、刺激生产、公平课征、简化税制等现代财政原则，在古代和近代理财家们的头脑中也都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简要回顾历史，旨在说明我国古代和近代财政思想史是一部丰富的财政理论宝库，也旨在说明当今中外奉行的某些财政理论思想并不完全是来自西方的，也并不完全是“新颖”的，在我国都是有历史渊源的。这些是中华民族的深厚文化传统，是我们独特的优势。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创造性地转化和发展，使之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并古为今用。

鉴别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也是历史前进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理论创新，正确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课题，不断根据新的实践推出新的理论，为我们制定各项方针政策、推进各项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导。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施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坚持正确义利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等，都是我们提出的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概念和理论。这些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概念和理论观点推动了我国整个哲学社会科学飞跃式的发展，包括推动了财政学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的财政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紧随着财政实践的步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曾根据“一五”时期建设的实际经验，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总结出财政、信贷、物资和外汇平衡的所谓“四平”理论，其基本原理对现在研究财政平衡和财政政策仍有现实指导意义。我国学术界经过长期关于财政概念的探讨和争鸣，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不同学说，主要有“国家分配说”、“社会再生产说”、“剩余产品说”、“社会共同需要说”、“价值分配说”等。各种学说从不同角度探索财政的内涵和外延，各自有鲜明的中心论点，这些论点既不是照搬苏联的“货币关系”学说，也不是来自西方财政学，而是结合中国实践的具有原创性的观点。理论又必须与时俱进，随着时代和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否则，就失去了理论的继承性、时代性和民族性，理论就会苍白无力。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原有财政学的理论体系和论点已经不能完全反映当前的现实，不足以解释和解决新体制下出现的新的财政现象和财政问题，财政理论必须发展和创新，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财政理论和财政学。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财政学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鉴别地引进西方财政学对我国有借鉴意义的理论论点和制度操作，致力于探索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财政理论，也取得了可贵的成果。诸如：重新界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财政职能理论并强调发展职能，引进西方的“公共物品”理论并提出“社会公共需要”理论，提出“公共财政”并加快支出结构的转型，实行中国特色的积极财政政策、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关系、税收制度和赤字政策，等等。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作出的决定掀起了财政理论研究的新高潮，将财政理论提到一个新高度，并提出了诸多体现原创性、时代性特征的财政理论观点。诸如：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观点，明确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就明确了财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论断，将财政认定和提升为国家治理体系的范畴，将财政改革列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提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及其基本框架，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的基本职能；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略，一方面规定了当前和今后一定时期内财政的主要任务，另一方面也确定了当前和今后一定时期内财政宏观调控的方向；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简称《预算法》），明确新《预算法》的立法宗旨是为了规范政府收支行为，强化预算约束，加强对预算的管理和监督，强调把权力装在“笼子”里首先是把政府财权装在“笼子”里，而《预算法》就是承载预算管理权的“笼子”；等等。继承是与发展和创新相辅相成的，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否定过去取得的成就，是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研究方法。

五、有鉴别地吸收西方对我国有用的某些理论观点和制度设计

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我们既要立足本国实际，又要开门搞研究。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但不能把西方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不能企图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否则就会滑入机械论的泥坑。我们的基本原则是，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批判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可贵的精神品质。

习近平同志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加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分析研究，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着重点。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态。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这项工作要从学科建设做起，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这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方向，也是财政学理论研究应当追求并付诸实践的方向。

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弘扬优良学风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方针。要提倡理论创新和知识创新，鼓励大胆探索，开展平等、健康、活泼和充分说理的学术争鸣，活跃学术空气。要坚持和发扬学术民主，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不同风格学派相互切磋、平等讨论。要正确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要把一般的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学术争鸣的作用就在于，相互探讨，彼此吸收，共同推动学术繁荣。切忌动不动就打棍子、扣帽子，这违背百家争鸣应有的优良气氛，也违背相互切磋、平等讨论的学术规范。

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解决好学风问题。要大力弘扬优良学风，推动形成崇尚精品、严谨治学、注重诚信、讲求责任的优良学风，营造风清气正、互学互鉴、积极向上的学术生态。要树立良好的学术道德，自觉遵守学术规范，讲究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崇尚“士以弘道”的价值追求，真正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统一起来。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执着坚守。要淡泊名利，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守得住底线，要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以深厚的学识修养赢得尊重，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引领风气，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

七、重视财政学教材建设

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十分重视教材建设问题，把教材建设摆在了重要位置，习近平同志指出：“学科体系同教材体系密不可分。学科体系建设上不去，教材体系就上不去；反过来，教材体系上不去，学科体系就没有后劲。”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有重要的育人功能，要面向全体学生，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养成科学思维习惯，促进身心和人格健康发展。培养出好的哲学社会科学有用之才，就要有好的教材。多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教材建设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但总体来看这方面还是一个短板。          

编写过教材的教员才可能真正知道，编写教材是一项艰辛的系统工程，或者用一句普通的话来形容，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教材要求全面性、系统性、科学性和专业性，不是一本论文集或一本专著可以代替的。既要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又要立足国际学术前沿，面向采用教材的众多教员，面向苛求真知的广大学员，心怀一个教员的责任感写出能让社会认可的教材，岂不难哉！应当指出，要编写一本好教材，不是一位主编及其团队所能做到的，在教材编写、推广、使用上要注重体制机制创新。要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各方面力量协同推进。要实施学科创新工程，搭建学科创新平台，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加强学科图书文献、网络、数据库等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建设，调动学者、学校、出版机构等方面的积极性，各方齐心合力，集腋成裘，才能做好这项工作。我们相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财政学界将不畏艰辛、不辱使命，一定能够为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学作出贡献。我作为财政学界的一员老者，殷切期望财政学界的诸多青年精英深刻体会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新年贺词中的金句：“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本文所言，没有什么个人的新观点，主要是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心得体会，以此作为《财政学》第十版的序言。（2020年1月）

陈　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原财政系主任，我国财政学科主要奠基人之一，2017 年荣获财政部和中国财政学会颁发的“中国财政理论研究终身成就奖”。陈共教授主编的《财政学》发行数百万册，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学人。在 2012 年陈共教授八十五寿辰之际，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程天权教授和校长陈雨露教授联袂赠联：“陈说七版百万册 , 共学一门万千人”。2020 年，陈共教授亲自修订和出版了第十版《财政学》，并撰写万字序言，其识也卓，其情也切，特将其刊出，以飨读者。

全文刊发《财政研究》202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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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陈   龙      

采编：于婧华     刘柯彤（实习）

（封面图片来源：https://www.foto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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