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新论】郇庆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须正确处理五个重大关系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须正确处理五个重大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的重要讲话，不仅对过去五年的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及其实施作了系统全面的总结，而且对迈上新台阶、进入新阶段的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的目标要求、作出了重大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继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正确处理几个重大关系”，即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重点攻坚和协同治理、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外部约束和内生动力、“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这五个重大关系。这一深刻阐述，既具有强烈的世界观方法论意蕴，也充分展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唯物辩证法意涵及其丰富发展。
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
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强调的是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辩证关系。
一方面，在现实中，这二者之间明显呈现一种对立统一关系。现代化的经济社会发展活动，必然会带来对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方面的消耗需求及实际影响。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同时，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过度耗费及不可逆破坏，也会严重影响到现代化目标的最终实现。正因为如此，党的十八大报告系统阐述的生态文明建设核心理念和行动要求，就是把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的思维和准则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从而全面协调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持续实施，这一关系处置的聚焦点将日渐集中到发展的“高质量”和保护的“高水平”二者的协调共进上。这突出表现在，“高质量”理应也包括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消耗上的质量提高，因而绿色高质量发展可以内在地解决或避免许多传统意义上的工业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高水平”同时涵盖广大人民群众对优美社会生活环境与自然生态环境的美好生活需要，因而严格有效保护的最直接受益者必定是人类自身。
因而，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方法论原则，就是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尤其是通过推动绿色发展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重点攻坚和协同治理的关系
重点攻坚和协同治理的关系，强调的是正确认识和处理优先重点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与协同推进自然生态系统一体化保护治理的辩证关系。
一方面，作为一种阶段性战略选择，在有限的财政和社会资源下，党和政府以及相关部门优先重点关注与解决那些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突出环境问题和管理制度与政策体系上的薄弱环节是必要的。可以说，直至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并推进的“污染防治攻坚战”，都是一种重点攻坚意义上的战略选择，旨在解决长期以来困扰人民群众生活条件并影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的突出环境问题。为此，党中央2015年还专门设立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这样的高规格监管机制。
但另一方面，自然生态环境本身的系统整体性和人民群众对于优美生活环境需要和优良生态环境需要及其满足水平的日益提高，都要求全社会尽快做到从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高度，来实施一体化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并逐渐建立起与经济社会现代化水平相匹配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绿色发展体系和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因而，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方法论原则，就是在“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的同时，做到“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的关系
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的关系，强调的是正确认识和处理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弘扬发挥人类活动主体能动性与遵循尊重自然生态规律的辩证关系。
一方面，无论是从生态文明建设话语理论还是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理论来说，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或人与自然关系思想都是引领我们实践行动的根本指南。其核心理念是，社会关系变革尤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确立将会提供一个比现行主导性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优越得多的一般性条件，换言之，先进的社会关系将会对整个社会的自然关系的构型形塑起一种决定性的作用。当然，这并不是说，社会关系可以完全决定或替代社会的自然关系，而社会关系的积极作用的充分彰显也需要一些主客观条件，并且将会是一个长期性历史过程。依此而论，我国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首先是一种现代化，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后现代化”或“去现代化”。我们既不回避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诸多生态环境问题的客观存在，但也认为这些问题将会、也只能随着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渐趋平衡或理性化而得以逐步解决。
另一方面，无论就一般哲学认知而言还是就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的手段路径来说，自然恢复或基于自然力（生态系统韧性）的修复都是一个值得大力倡导的选项。这既是由于人类相对于大自然复杂性的依然有限的认知水平或能力，也是由于自然生态系统可以更容易凭借其内部固有或强大的深刻联系而恢复那些所遭到的暂时性干扰或断裂。在大自然或自然生态系统尺度上，人类活动及其存在更多是一种依存者而不是主宰者的角色。
因而，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方法论原则，就是在大力“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同时，“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不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外部约束和内生动力的关系
外部约束和内生动力的关系，强调的是正确认识和处理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或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法律制度环境约束作用和社会主体认知行动自觉的辩证关系。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法律制度环境既包括狭义上的宪法、部门法和国际法关于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或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条款规定，也包括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地方党委政府所作出的重要制度规定和重大战略安排，而这里的社会主体同时涵盖了各级领导干部、社会各界精英和最广大人民群众。
一方面，无论是作为一种公共政策的贯彻落实还是作为一种个体（社群）行动的有效规约，系统完整而执行严格的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体系都是十分重要的。事实一再证明，党中央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与战略只有进一步转化成为明确的国家法律制度，转化成为党内规章准则，并通过常设性法治化的体制渠道加以严格执行落实，才可以更好地发挥其统一规约全社会政治意志与实践行动的积极作用。否则，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或执法不严都会影响到生态文明建设国家战略或公共政策的目标实现。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让保护生态环境成为不能逾越的红线，党政同责、终生追责。
另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意涵不断丰富、动态推进的历史性过程。其中，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参与或自主推动不可或缺。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最终是人民的事业、人民的选择。因而，各级领导干部的统筹谋划与示范带头作用固然重要，但归根结底，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变革才会成就生态文明建设的长远和根本目标。
因而，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另一条方法论原则，就是在坚持依法治污、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同时，在全社会牢固树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价值伦理意识。
“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的关系
“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的关系，强调的是正确认识和处理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坚定不移信守履行“双碳”承诺和坚持采取自主行动的辩证关系。
一方面，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政府在2020年9月联合国大会上首次提出并被明确纳入党的二十大报告的“双碳”目标，即在2030年之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既是中国政府对2015年签署《巴黎协定》所作出的国家自主贡献承诺，也是党和政府基于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进程科学研判所作出的从减少碳排放增量到逐步去碳的重大战略选择。这是我国向国际社会作出的承诺，体现了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全球责任与使命担当，即以中国特色的减碳方案推进国际气候变化治理合作，并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推进并最终实现“双碳”目标，同时是中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所达成的战略选择，理应得到坚定不移的信守与履行。
另一方面，分别以2030年和2060年为时间节点的“双碳”目标，并不是一个可以轻松实现的目标任务，其有赖于我国在未来四十年左右的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的扎实推进，为此，坚持我国的战略与行动自主地位至关重要。可以说，其中既包括对“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所需要的战略回旋余地的考量，也有对近年来急剧变化着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严重不确定性的考虑。
因而，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方法论原则，就是“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综上所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五个重大关系的系统性阐述，从辩证法和方法论视角展示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体系意涵和实践规约引领意义，强调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意蕴。五个重大关系的概括和党的二十大报告所强调的“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是内在一致、彼此相通的。这次讲话尤其是关于五个重大关系的论述，集中展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唯物辩证法维度及其丰富发展。我们要准确领会、牢牢把握其深刻内涵和实践要求，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作者简介
文章来源 | 《大众日报》 2023-08-15
排版 | 瞿杨
审核 | 陈培永 曲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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